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承载着壮族文化记忆的民歌在政府重塑的价值定位中得以复兴，政府、学者文人、社会力量和民众在内的不同诉求主体共同参与到壮族民歌的重建发展中来，探索这些主体参与下的民歌境遇，对于壮族民歌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将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壮族民歌；政府；学者文人；民众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6-0066-02
壮族在历史长河的浸润下形成了多样的民族传统文化，民歌无疑是其中的核心文化。透过积习的歌唱传统，可以看到它承载了壮族厚重的社会历史、民族记忆和审美表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提倡和主导下，壮族民歌的价值得以重塑，以新的文化定位彰显在世人面前，关涉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独立问题。学者文人也在越来越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开展了对壮族民歌方方面面的研究和实践。但与政府、学者文人的“热情”相反的是壮族民众对民歌整体性的“背离”。因而，有必要从政府、学者文人和民众的视角出发，更全面地了解壮族民歌的当下境遇。
一、政府对壮族民歌价值多重性的挖掘
政府对壮族民歌的新定位反映了它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文化趋同现象以及寻求文化认同和自信的反思和作为。在新的定位的基础上，政府对壮族民歌的价值进行了多重性的挖掘，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施政行为”。首先是对壮族民歌的挖掘和保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西各级政府对区内民族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文献整理，建立了区、市、县的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至今仍然在完善和补充当中。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从2006年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若干项目的入选开始，不断有新的项目入选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此外，政府还通过一些文化保护条例和文化政策为民族文化传统资源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上的依据。其次是对壮族民歌形式的征用。具体来讲，就是让民众用熟悉的民歌形式来表达符合政府意识形态的内容，将传统和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内容在形式和内容进行了连接，入情入理，更利于民众接受。在当今政府主导下的歌圩和歌台，歌者多有演唱党的新理论、国家的政策法规等内容。“党的十九大以来，4000多名山歌手活跃在广西360多个歌圩，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宣讲新时代党的理论。遍布全自治区的新时代讲习所讲理论宣讲日渐常态化，使党的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见效。’”[1]最后是对壮族民歌进行文化创新。这方面典型的体现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三月三”活动的大力打造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从1999年开始，在近20年的時间里，为保存壮族民歌文字和影像资料、挖掘民歌传承人、新民歌的创作、传播壮族民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它的价值和承载的功能不仅如此，更是在旅游宣传、商业贸易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广西发展的新定位背景下，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作为文化交流和融通的作用将会更加凸显出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也成为文化创新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政府着力打造“三月三”文化品牌的意图非常明显，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成功的文化创新的案例。
政府为民族文化传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种强悍的行政力量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对壮族民歌传承、保护、创新方面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在看到政府行政主导的积极力量的时候，也要对在此过程中对于壮族民歌的重构、想象、征用引起的弊端进行深刻的反思。
二、学者文人对壮族民歌的学术之思
学者文人对壮族民歌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将学术研究同社会发展相结合也成为许多学者施展才学的新天地，本土知识分子对区域文化的失落更有切肤之痛，因而萌生文化重建的意志。”[2]他们更想以其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思和责任，冀望于能学以致用，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重建、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践的知识。文人学者对壮族民歌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后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加入到此队伍中来。研究内容涉及民歌的起源、流变、审美、传承、传播、保护、开发等，更多的研究方法也使用其中，特别是学者文人走出屋子，走向田野，提供了一大批鲜活的田野调查资料，当然，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包括论文、著作、调查报告，既有文献的资料研究，也有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些成果以其文本记载对于民歌这一口述传统提供了文字记载的可能，使本民族之人能够通过文字阅读了解民歌，也能使更多的人可以共享到这一文化传统，同时也能对政府施政提供决策上的帮助。
在政府主导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学术实践中，学者文人也多有参与，他们的良知和历史使命感促使其能够有所作为，他们对壮族民歌的研究和实践为政府施政提供了重要的可行性思路。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政府与学者文人有时候可以保持默契，但毋庸置疑，也存在不少的分歧，在强大的行政力量和资本面前，文人学者的力量又显得那么渺小和软弱。
三、壮族民众对壮族民歌的背离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媒介的介入，壮族原有的社会状态和民族文化遭到巨大的冲击，壮族自身也发生了变革，这使得壮族对自身的文化定位产生了错位，也使壮族民众对“歌唱即生活”的这种心灵诉求方式产生了质疑。当下的壮族民歌普遍处于式微和消隐的状态，歌唱的主体壮族民众和壮族民歌呈现了整体式的背离，这种背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全民性的参与转至少数人的坚持。关于“乡落唱和成风”的情景，史料的记载屡见不鲜。因当下壮族民歌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破坏，原生的民歌传统面临着集体性的隐退。目前壮族民歌的传承人整体年龄偏大，而年龄较轻的人因社会的冲击、生存的压力、审美方式的改变、居住空间的迁移等因素普遍对壮族民歌兴趣不浓。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人的减少和缺失，必然使壮族民歌面临传承上的危机。第二个方面就是从“无事不歌”到“节日再歌”，这可以看做是壮族民歌歌唱内容和场域的退却。壮族民众举凡在山坳田间劳作，在诞寿婚丧的人生重要仪式关口，或是在三月三、春节等节日，又或者是日常生活，都有歌唱的传统，可以说几乎在任何的物理空间，壮族民众遇事则歌，“无歌不欢”。而对比当下，无论是歌唱的空间，还是歌唱的内容，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不复当日的盛景，大多数是在“三月三”、春节等节日才能看到壮族民歌的演唱盛景。
壮族民众和壮族民歌只有合，才能双赢。在新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壮族民歌也在不断调试自我，出现了“适应性的传承”。城镇歌圩就体现了在此背景下的新发展。在横县的“夜歌圩”、武鸣的“城镇歌圩”、南宁市区公园的“城市歌圩”，甚至近来兴起的“网络歌圩”[3]，都充分彰显了壮族民众在新的文化环境的探索。他们将民歌带进了城市，实现了传统的民歌和现代的城市文化的连接。城镇歌圩和乡村歌圩形成了歌圩多重的生存空间。新的传播媒介也使壮族民歌的传承出现了新的变化。壮族民歌完全可以依靠新媒介的可无限复制性、全方位的立体效果等特点获得新生。壮族民众流行的山歌光碟，乃至出现的“网络歌圩”，都充分体现了壮族民众借用新的文化载体传承、传播自身文化的主动性。
壮族民歌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命题”，需要政府、学者文人、壮族民众，甚至商家等多种力量的介入，任何一个单一的力量都无法对这个“命题”进行解答。其中政府起到主导作用，应当注意的是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要避免简单粗暴的行政力量干预；学者文人的学术之思可以提供知识力量，当然他们要避免“书生意气”和理想化的构想；壮族民众作为传承主体，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核心力量。此三种力量只有不断调试自己，加强彼此“对话”，才能使壮族民歌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得到重建和新生，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山歌唱响新时代[J].中国民族报，2018，10（12）.
[2]覃德淸.多重力量制衡中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开发[J].民间文化论坛，2005，（1）.
[3]刘三姐：一个时代的记忆[N].光明日报，2018-11-7.
关键词：壮族民歌；政府；学者文人；民众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6-0066-02
壮族在历史长河的浸润下形成了多样的民族传统文化，民歌无疑是其中的核心文化。透过积习的歌唱传统，可以看到它承载了壮族厚重的社会历史、民族记忆和审美表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提倡和主导下，壮族民歌的价值得以重塑，以新的文化定位彰显在世人面前，关涉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独立问题。学者文人也在越来越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开展了对壮族民歌方方面面的研究和实践。但与政府、学者文人的“热情”相反的是壮族民众对民歌整体性的“背离”。因而，有必要从政府、学者文人和民众的视角出发，更全面地了解壮族民歌的当下境遇。
一、政府对壮族民歌价值多重性的挖掘
政府对壮族民歌的新定位反映了它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文化趋同现象以及寻求文化认同和自信的反思和作为。在新的定位的基础上，政府对壮族民歌的价值进行了多重性的挖掘，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施政行为”。首先是对壮族民歌的挖掘和保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西各级政府对区内民族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文献整理，建立了区、市、县的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至今仍然在完善和补充当中。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从2006年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若干项目的入选开始，不断有新的项目入选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此外，政府还通过一些文化保护条例和文化政策为民族文化传统资源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上的依据。其次是对壮族民歌形式的征用。具体来讲，就是让民众用熟悉的民歌形式来表达符合政府意识形态的内容，将传统和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内容在形式和内容进行了连接，入情入理，更利于民众接受。在当今政府主导下的歌圩和歌台，歌者多有演唱党的新理论、国家的政策法规等内容。“党的十九大以来，4000多名山歌手活跃在广西360多个歌圩，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宣讲新时代党的理论。遍布全自治区的新时代讲习所讲理论宣讲日渐常态化，使党的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见效。’”[1]最后是对壮族民歌进行文化创新。这方面典型的体现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三月三”活动的大力打造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从1999年开始，在近20年的時间里，为保存壮族民歌文字和影像资料、挖掘民歌传承人、新民歌的创作、传播壮族民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它的价值和承载的功能不仅如此，更是在旅游宣传、商业贸易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广西发展的新定位背景下，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作为文化交流和融通的作用将会更加凸显出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也成为文化创新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政府着力打造“三月三”文化品牌的意图非常明显，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成功的文化创新的案例。
政府为民族文化传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种强悍的行政力量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对壮族民歌传承、保护、创新方面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在看到政府行政主导的积极力量的时候，也要对在此过程中对于壮族民歌的重构、想象、征用引起的弊端进行深刻的反思。
二、学者文人对壮族民歌的学术之思
学者文人对壮族民歌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将学术研究同社会发展相结合也成为许多学者施展才学的新天地，本土知识分子对区域文化的失落更有切肤之痛，因而萌生文化重建的意志。”[2]他们更想以其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思和责任，冀望于能学以致用，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重建、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践的知识。文人学者对壮族民歌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后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加入到此队伍中来。研究内容涉及民歌的起源、流变、审美、传承、传播、保护、开发等，更多的研究方法也使用其中，特别是学者文人走出屋子，走向田野，提供了一大批鲜活的田野调查资料，当然，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包括论文、著作、调查报告，既有文献的资料研究，也有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些成果以其文本记载对于民歌这一口述传统提供了文字记载的可能，使本民族之人能够通过文字阅读了解民歌，也能使更多的人可以共享到这一文化传统，同时也能对政府施政提供决策上的帮助。
在政府主导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学术实践中，学者文人也多有参与，他们的良知和历史使命感促使其能够有所作为，他们对壮族民歌的研究和实践为政府施政提供了重要的可行性思路。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政府与学者文人有时候可以保持默契，但毋庸置疑，也存在不少的分歧，在强大的行政力量和资本面前，文人学者的力量又显得那么渺小和软弱。
三、壮族民众对壮族民歌的背离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媒介的介入，壮族原有的社会状态和民族文化遭到巨大的冲击，壮族自身也发生了变革，这使得壮族对自身的文化定位产生了错位，也使壮族民众对“歌唱即生活”的这种心灵诉求方式产生了质疑。当下的壮族民歌普遍处于式微和消隐的状态，歌唱的主体壮族民众和壮族民歌呈现了整体式的背离，这种背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全民性的参与转至少数人的坚持。关于“乡落唱和成风”的情景，史料的记载屡见不鲜。因当下壮族民歌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破坏，原生的民歌传统面临着集体性的隐退。目前壮族民歌的传承人整体年龄偏大，而年龄较轻的人因社会的冲击、生存的压力、审美方式的改变、居住空间的迁移等因素普遍对壮族民歌兴趣不浓。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人的减少和缺失，必然使壮族民歌面临传承上的危机。第二个方面就是从“无事不歌”到“节日再歌”，这可以看做是壮族民歌歌唱内容和场域的退却。壮族民众举凡在山坳田间劳作，在诞寿婚丧的人生重要仪式关口，或是在三月三、春节等节日，又或者是日常生活，都有歌唱的传统，可以说几乎在任何的物理空间，壮族民众遇事则歌，“无歌不欢”。而对比当下，无论是歌唱的空间，还是歌唱的内容，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不复当日的盛景，大多数是在“三月三”、春节等节日才能看到壮族民歌的演唱盛景。
壮族民众和壮族民歌只有合，才能双赢。在新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壮族民歌也在不断调试自我，出现了“适应性的传承”。城镇歌圩就体现了在此背景下的新发展。在横县的“夜歌圩”、武鸣的“城镇歌圩”、南宁市区公园的“城市歌圩”，甚至近来兴起的“网络歌圩”[3]，都充分彰显了壮族民众在新的文化环境的探索。他们将民歌带进了城市，实现了传统的民歌和现代的城市文化的连接。城镇歌圩和乡村歌圩形成了歌圩多重的生存空间。新的传播媒介也使壮族民歌的传承出现了新的变化。壮族民歌完全可以依靠新媒介的可无限复制性、全方位的立体效果等特点获得新生。壮族民众流行的山歌光碟，乃至出现的“网络歌圩”，都充分体现了壮族民众借用新的文化载体传承、传播自身文化的主动性。
壮族民歌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命题”，需要政府、学者文人、壮族民众，甚至商家等多种力量的介入，任何一个单一的力量都无法对这个“命题”进行解答。其中政府起到主导作用，应当注意的是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要避免简单粗暴的行政力量干预；学者文人的学术之思可以提供知识力量，当然他们要避免“书生意气”和理想化的构想；壮族民众作为传承主体，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核心力量。此三种力量只有不断调试自己，加强彼此“对话”，才能使壮族民歌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得到重建和新生，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山歌唱响新时代[J].中国民族报，2018，10（12）.
[2]覃德淸.多重力量制衡中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开发[J].民间文化论坛，2005，（1）.
[3]刘三姐：一个时代的记忆[N].光明日报，201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