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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上期刊登的《超级水锂电池遭受质疑》一文中提到的研究成果，据说发表在《自然》子刊《科学报道》上，姑且不论“子刊”的权威性，单从实验室科研成果到实用性产品之间，公众就缺乏客观的认识。因为从技术种子到完整的产品，还需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而这个过程需要跨越一个很深的“沟壑”，美国人把它称为“死亡之谷”。
今天的中国，几乎平均每隔1小时就有1项科研成果问世，但是，大部分科研成果却无法实现商品化、产业化。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平均只有15%，而最终实现产业化的也只有5%。大量的科研成果湮没于“死亡之谷”，成为“休眠状态”的社会财富。
当然并不是所有“休眠”的成果都没有价值。不能简单地把知识产权的概念狭隘化，在得出转化率的巨大“分母”中，大量的专利技术是为了给国家“知识产权布局”，用来防范国际技术壁垒。譬如，三星和苹果之战，两个跨国公司在技术上互相制约、相互设障，如果你踩到我的技术雷区，我就会制约你。
也就是说，最好的发明不一定是通过转移转化才有价值，更多的知识产权是在构筑国际范围内的专利技术防护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知识产权的总量远远“不够”。相反，中国公共知识论文的产出对世界的贡献却“足够了”。因为，按国际规则，一个国家的GDP总量与论文发表总量是1：1， 201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10%，而在世界范围内发表论文数量占国际论文总量的12%。科研人员早已不必再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写文章给全世界看了。
恰恰应该转过身来，投入智力和精力，让这些成果变为“商品”。当然，这就不得不“跨越”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之间的一条“峡谷”！
通常，科技界把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简单分为三个阶段：实验室成果阶段、中间试验阶段、产品定型生产阶段。这个“中试阶段”就是所谓的“死亡之谷”。
打个比方，一项成果在实验室取得核心技术的突破，要把它转化成“产品”，还需要相关诸多领域的配套技术参与。一系列不确定的、不同方向的、通向实用成品的技术难题仍待解决。要想攻克这个技术难关，不仅存在人才问题，还有资金和研发仪器设备的问题。科研院所这个上家，在取得成果后就不想再管了。而企业作为成果需求的下家，更不愿承担其中的成本风险，他们要的是直接拿来就可以生产的“成品”。
这个中间阶段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科研成果“孵化”的过程，成果“孵化”需要中间技术市场、技术服务环节，需要产、学、研大力合作以及政府的支持，企业的配合。为难的是，组建高效的产学研机制需要时间，说服政府管理部门需要耐心，寻找愿意冒险参与中试的企业需要机缘。这些问题不能一 一解决，结果就是，产品原有的市场需求、技术优势逐渐丧失，新产品“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命运在劫难逃。
更难以想象的是，拥有最多的科技人力资源和政府每年百亿元资金投入的北京，却是科研成果最难落地的“地界”，其中主要原因是北京的投资成本太高，制造业的成本越高，成果转化率就越低，企业竞争力就越弱。为什么北京没有中兴、华为？为什么没有海尔？有人戏言说，因为青岛、深圳没有中科院、清华、北大，企业家完全依靠自己对市场的感知和判断，不受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的所谓“高端技术”理论的影响和干预，反而能把企业做大做强。不难看出，在科研成果“孵化”的过程中，即便人才技术的峡谷过去了，还有一个“达尔文海”要过，那就是市场的考验，竞争对手的威胁，蹚过这个海，才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
科技创新犹如一场接力赛，只有跑完每一棒的赛程才有机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今天的中国，几乎平均每隔1小时就有1项科研成果问世，但是，大部分科研成果却无法实现商品化、产业化。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平均只有15%，而最终实现产业化的也只有5%。大量的科研成果湮没于“死亡之谷”，成为“休眠状态”的社会财富。
当然并不是所有“休眠”的成果都没有价值。不能简单地把知识产权的概念狭隘化，在得出转化率的巨大“分母”中，大量的专利技术是为了给国家“知识产权布局”，用来防范国际技术壁垒。譬如，三星和苹果之战，两个跨国公司在技术上互相制约、相互设障，如果你踩到我的技术雷区，我就会制约你。
也就是说，最好的发明不一定是通过转移转化才有价值，更多的知识产权是在构筑国际范围内的专利技术防护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知识产权的总量远远“不够”。相反，中国公共知识论文的产出对世界的贡献却“足够了”。因为，按国际规则，一个国家的GDP总量与论文发表总量是1：1， 201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10%，而在世界范围内发表论文数量占国际论文总量的12%。科研人员早已不必再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写文章给全世界看了。
恰恰应该转过身来，投入智力和精力，让这些成果变为“商品”。当然，这就不得不“跨越”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之间的一条“峡谷”！
通常，科技界把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简单分为三个阶段：实验室成果阶段、中间试验阶段、产品定型生产阶段。这个“中试阶段”就是所谓的“死亡之谷”。
打个比方，一项成果在实验室取得核心技术的突破，要把它转化成“产品”，还需要相关诸多领域的配套技术参与。一系列不确定的、不同方向的、通向实用成品的技术难题仍待解决。要想攻克这个技术难关，不仅存在人才问题，还有资金和研发仪器设备的问题。科研院所这个上家，在取得成果后就不想再管了。而企业作为成果需求的下家，更不愿承担其中的成本风险，他们要的是直接拿来就可以生产的“成品”。
这个中间阶段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科研成果“孵化”的过程，成果“孵化”需要中间技术市场、技术服务环节，需要产、学、研大力合作以及政府的支持，企业的配合。为难的是，组建高效的产学研机制需要时间，说服政府管理部门需要耐心，寻找愿意冒险参与中试的企业需要机缘。这些问题不能一 一解决，结果就是，产品原有的市场需求、技术优势逐渐丧失，新产品“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命运在劫难逃。
更难以想象的是，拥有最多的科技人力资源和政府每年百亿元资金投入的北京，却是科研成果最难落地的“地界”，其中主要原因是北京的投资成本太高，制造业的成本越高，成果转化率就越低，企业竞争力就越弱。为什么北京没有中兴、华为？为什么没有海尔？有人戏言说，因为青岛、深圳没有中科院、清华、北大，企业家完全依靠自己对市场的感知和判断，不受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的所谓“高端技术”理论的影响和干预，反而能把企业做大做强。不难看出，在科研成果“孵化”的过程中，即便人才技术的峡谷过去了，还有一个“达尔文海”要过，那就是市场的考验，竞争对手的威胁，蹚过这个海，才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
科技创新犹如一场接力赛，只有跑完每一棒的赛程才有机会赢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