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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赚钱
王义华进城21年了。她对沈阳的评价是：“这地方不错，只要肯吃苦就有饭吃，对穷人来说是个好地方呦！”
她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一家农户。那里风景虽好，但靠种地仅能勉强糊口。王义华刚成年，父母先后因病过世，给她留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才9岁”。为了养家，她把姥姥接来照顾弟妹，只身来到沈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中央放松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农民进城打工呈现波澜壮阔之势。王义华也被裹挟其中。她说：“我进城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那是1992年，王义华22岁。
操着一口四川话，语言沟通成了她的第一道坎。“说很多遍，人家才能听明白我要买啥。”更难的是如何谋生。彼时进城的农民工没有相应的部门管理，也没人出面为其介绍工作或进行职业培训，一切都是自生自灭的状态。“可犯愁了！”
门槛最低的是去餐馆端盘子，每月收入只有100元，王义华嫌少。“养活自己还行，但家里弟弟妹妹咋个办？”她注意到市场卖调料的生意不错，成本也比较低，于是决定干这个。
不过，这利润也小，“不容易见到钱”。半年之后，王义华买了个倒骑驴，转行开始卖菜。看着挺简单的生意，内中却有很多门道，王义华就没少吃亏。“四川人特别喜欢吃扁豆角，有次我进了一车，结果沈阳人不爱吃，赔得稀里哗啦。”
就在生活的磕磕绊绊中，王义华结识了同在市场卖菜的山东打工者王合生，俩人结了婚。婚后，两人渐渐摸到了卖菜的门道。“到农户家里包地，就卖小葱，利润可高了。”王义华说，那时夏季卖葱一天就能挣上百八十元，生活一下见亮了。
这钱当然并不好挣。王义华回忆，有天下大雨，市场上卖菜的很少，小葱成了抢手货。“开始2毛钱一堆，后来3毛、5毛都不够卖的。”王义华和老公顶着大雨跑回地里去拔葱，被浇得透心凉。“那也高兴呦，一天就挣了两百多呐！”
王义华说，那时就盼着老天下雨，“一下雨就是商机”。
凑出手术费
打工路上的苦难，绝非淋雨这么简单。
初到沈阳，王义华在和平区砂山地区租了一间民房。婚后，她住进了老公一家的租房中。10多平米的小平房里，住着王合生的父亲、大哥、二哥、弟弟、表哥，后来表姐家四口人也挤了进来。
方寸之地，要容纳十几口人，颇有难度。一家人在炕上打上隔板，分出几个区域，又买来上下铺的铁床摆在地上，所有人终于有了睡觉的地方。“吃完饭就得躺下，要不根本挤不开。”数年之后大女儿出生，因为在屋里总是侧着走，差点落下毛病。“人家开玩笑，说我怀她时螃蟹吃多了！”
1995年，王义华三口人搬了出来，依旧租了个小平房，租金3个月400元。这一住就是五六年。每天早晨三四点，夫妻就起床上货，骑着倒骑驴去市场卖菜。下午市场散了，两人再到附近建筑工地去卖，经常忙到夜里11点。“那时就觉得能睡个懒觉是最幸福的。”如此勤俭吃苦，买卖日渐稳定，两口也终于攒上钱了。
2002年，小女儿出生。一年后，意外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建议手术。有亲友劝说，这病要花不少钱，还是听天由命吧。王义华倔劲上来了，“花多少钱也得治！”
听说幼儿做手术有风险，王义华特地花50元挂个专家号咨询。“怕风险就别做，做了就别怕有风险。”专家两句话就把她打发了。没有熟人，没有关系，她只得跑到书店买来医学书自学。
让她更作难的是手术费没有着落。“我们攒了两万多，还差3万块。”有个亲戚本来答应借钱，临时变了卦，王合生愁得在医院楼下呜呜直哭。不得已，两人只得向同在市场卖菜的众人开口求助。
你三千，我两千，大伙硬是凑出了3万多元。“都是出来打工的，谁手里都不宽裕。我们老感动了……”至今说起来，王义华和爱人还是感慨不已。
小女儿手术很成功。为了尽快还钱，两人搬到了社区锅炉房里住。“不用交房租，冬天替他烧锅炉还给发钱。”因为要照顾小女儿，菜也不能卖了，夫妻俩走上街头改崩爆米花、烤玉米、炒毛嗑。“只要来钱快，不偷不抢地啥都愿意干。”王义华说，不管自己遭多大罪，得赶紧把亏空还上。
这个亏空，夫妻俩还了两年多。
还得自己努力
在王义华帮扶下，弟弟妹妹终于成家自立，她完成了一个母亲的角色。然而，她最遗憾的却是当年没能好好照看大女儿。“都不知道她是咋起床的。”
无处玩耍，女儿每天在菜市场呆着。夏天还好，入冬后天寒地冻，只能披着破棉被坐在倒骑驴上。有邻居可怜孩子，就接到家里暖一暖，帮着照看一下。
大女儿自小就懂事，会做饭，上学也从不用接送。2007年女儿念了高中，王义华夫妇借钱买了个38平米的小房。“就想把户口落进来。”他们户口一直在农村老家，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参加高考，他们拼了。
这个梦瞬间就被碾碎了。老师说女儿在学校跟男生搞暧昧，“回家去得了”。王义华气坏了，也“担心给学校抹黑”，给女儿办退学送进了技校。可在技校里，老师却经常夸赞女儿。“这咋跟高中老师说的像俩人哟？”
后来王义华才知道，女儿只是性格活泼些，高中老师是瞧不起农民工子女。“退学那天，女儿躲在屋里哭了一夜……我对不起她。”因为农二代的烙印，大女儿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农民进城打工期望改变自我命运。可没有城市户口，即便身在城里，绑定在户籍背后的就业、居住、医疗救助、子女教育等资源，对打工者而言当然是遥不可及。
王义华算是幸运的。后来经街道推荐，她被评为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和劳模称号。在沈阳市总工会支持下，现在她又多了几个新头衔：和平区浑河湾农民工党支部书记、沈阳新市民家庭服务中心主任、鲁园农民工工会副主席。2011年，她被评为沈阳市优秀农民工。
在很多农民工看来，王义华已经成功地从农民进化到了市民。但她觉得离城里人还有几步之遥，“我现在交的新农合（医保），要真是生病了，那点钱根本不够用。”进城二十载，夫妻俩的户口都还在农村。王合生单位给交养老和医疗保险，每月还有130元的公积金，“都是最低档的”。这一切，王义华从未享受过。
因为她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王义华说自己头衔虽多，但都是荣誉性的，“不给发饷”。两个女儿的学费、生活费、各种家庭开支，加起来每月近四千元，生存压力依然沉重。她现在做起了钟点工，每天穿梭在三四家之间。老公则白天在一家商场做维修，晚上去打更。
王义华谋划过，等大女儿毕业工作了，她准备交一份城里的社保，这样以后能有保障，但这笔费用不菲。记者问她，是否想过有一天国家把农民工都免费纳入城镇社保，她笑了。“真能普及那就谢天谢地了，哪个不想跟市民一样有各种保险！”但她想得明白，“这是个很大的事，得等国家出政策。”
王义华总结说，生活就这样，“（国家）给了你就借光，要不还得靠自己努力，不能等天上掉馅饼”。
王义华进城21年了。她对沈阳的评价是：“这地方不错，只要肯吃苦就有饭吃，对穷人来说是个好地方呦！”
她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一家农户。那里风景虽好，但靠种地仅能勉强糊口。王义华刚成年，父母先后因病过世，给她留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才9岁”。为了养家，她把姥姥接来照顾弟妹，只身来到沈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中央放松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农民进城打工呈现波澜壮阔之势。王义华也被裹挟其中。她说：“我进城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那是1992年，王义华22岁。
操着一口四川话，语言沟通成了她的第一道坎。“说很多遍，人家才能听明白我要买啥。”更难的是如何谋生。彼时进城的农民工没有相应的部门管理，也没人出面为其介绍工作或进行职业培训，一切都是自生自灭的状态。“可犯愁了！”
门槛最低的是去餐馆端盘子，每月收入只有100元，王义华嫌少。“养活自己还行，但家里弟弟妹妹咋个办？”她注意到市场卖调料的生意不错，成本也比较低，于是决定干这个。
不过，这利润也小，“不容易见到钱”。半年之后，王义华买了个倒骑驴，转行开始卖菜。看着挺简单的生意，内中却有很多门道，王义华就没少吃亏。“四川人特别喜欢吃扁豆角，有次我进了一车，结果沈阳人不爱吃，赔得稀里哗啦。”
就在生活的磕磕绊绊中，王义华结识了同在市场卖菜的山东打工者王合生，俩人结了婚。婚后，两人渐渐摸到了卖菜的门道。“到农户家里包地，就卖小葱，利润可高了。”王义华说，那时夏季卖葱一天就能挣上百八十元，生活一下见亮了。
这钱当然并不好挣。王义华回忆，有天下大雨，市场上卖菜的很少，小葱成了抢手货。“开始2毛钱一堆，后来3毛、5毛都不够卖的。”王义华和老公顶着大雨跑回地里去拔葱，被浇得透心凉。“那也高兴呦，一天就挣了两百多呐！”
王义华说，那时就盼着老天下雨，“一下雨就是商机”。
凑出手术费
打工路上的苦难，绝非淋雨这么简单。
初到沈阳，王义华在和平区砂山地区租了一间民房。婚后，她住进了老公一家的租房中。10多平米的小平房里，住着王合生的父亲、大哥、二哥、弟弟、表哥，后来表姐家四口人也挤了进来。
方寸之地，要容纳十几口人，颇有难度。一家人在炕上打上隔板，分出几个区域，又买来上下铺的铁床摆在地上，所有人终于有了睡觉的地方。“吃完饭就得躺下，要不根本挤不开。”数年之后大女儿出生，因为在屋里总是侧着走，差点落下毛病。“人家开玩笑，说我怀她时螃蟹吃多了！”
1995年，王义华三口人搬了出来，依旧租了个小平房，租金3个月400元。这一住就是五六年。每天早晨三四点，夫妻就起床上货，骑着倒骑驴去市场卖菜。下午市场散了，两人再到附近建筑工地去卖，经常忙到夜里11点。“那时就觉得能睡个懒觉是最幸福的。”如此勤俭吃苦，买卖日渐稳定，两口也终于攒上钱了。
2002年，小女儿出生。一年后，意外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建议手术。有亲友劝说，这病要花不少钱，还是听天由命吧。王义华倔劲上来了，“花多少钱也得治！”
听说幼儿做手术有风险，王义华特地花50元挂个专家号咨询。“怕风险就别做，做了就别怕有风险。”专家两句话就把她打发了。没有熟人，没有关系，她只得跑到书店买来医学书自学。
让她更作难的是手术费没有着落。“我们攒了两万多，还差3万块。”有个亲戚本来答应借钱，临时变了卦，王合生愁得在医院楼下呜呜直哭。不得已，两人只得向同在市场卖菜的众人开口求助。
你三千，我两千，大伙硬是凑出了3万多元。“都是出来打工的，谁手里都不宽裕。我们老感动了……”至今说起来，王义华和爱人还是感慨不已。
小女儿手术很成功。为了尽快还钱，两人搬到了社区锅炉房里住。“不用交房租，冬天替他烧锅炉还给发钱。”因为要照顾小女儿，菜也不能卖了，夫妻俩走上街头改崩爆米花、烤玉米、炒毛嗑。“只要来钱快，不偷不抢地啥都愿意干。”王义华说，不管自己遭多大罪，得赶紧把亏空还上。
这个亏空，夫妻俩还了两年多。
还得自己努力
在王义华帮扶下，弟弟妹妹终于成家自立，她完成了一个母亲的角色。然而，她最遗憾的却是当年没能好好照看大女儿。“都不知道她是咋起床的。”
无处玩耍，女儿每天在菜市场呆着。夏天还好，入冬后天寒地冻，只能披着破棉被坐在倒骑驴上。有邻居可怜孩子，就接到家里暖一暖，帮着照看一下。
大女儿自小就懂事，会做饭，上学也从不用接送。2007年女儿念了高中，王义华夫妇借钱买了个38平米的小房。“就想把户口落进来。”他们户口一直在农村老家，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参加高考，他们拼了。
这个梦瞬间就被碾碎了。老师说女儿在学校跟男生搞暧昧，“回家去得了”。王义华气坏了，也“担心给学校抹黑”，给女儿办退学送进了技校。可在技校里，老师却经常夸赞女儿。“这咋跟高中老师说的像俩人哟？”
后来王义华才知道，女儿只是性格活泼些，高中老师是瞧不起农民工子女。“退学那天，女儿躲在屋里哭了一夜……我对不起她。”因为农二代的烙印，大女儿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农民进城打工期望改变自我命运。可没有城市户口，即便身在城里，绑定在户籍背后的就业、居住、医疗救助、子女教育等资源，对打工者而言当然是遥不可及。
王义华算是幸运的。后来经街道推荐，她被评为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和劳模称号。在沈阳市总工会支持下，现在她又多了几个新头衔：和平区浑河湾农民工党支部书记、沈阳新市民家庭服务中心主任、鲁园农民工工会副主席。2011年，她被评为沈阳市优秀农民工。
在很多农民工看来，王义华已经成功地从农民进化到了市民。但她觉得离城里人还有几步之遥，“我现在交的新农合（医保），要真是生病了，那点钱根本不够用。”进城二十载，夫妻俩的户口都还在农村。王合生单位给交养老和医疗保险，每月还有130元的公积金，“都是最低档的”。这一切，王义华从未享受过。
因为她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王义华说自己头衔虽多，但都是荣誉性的，“不给发饷”。两个女儿的学费、生活费、各种家庭开支，加起来每月近四千元，生存压力依然沉重。她现在做起了钟点工，每天穿梭在三四家之间。老公则白天在一家商场做维修，晚上去打更。
王义华谋划过，等大女儿毕业工作了，她准备交一份城里的社保，这样以后能有保障，但这笔费用不菲。记者问她，是否想过有一天国家把农民工都免费纳入城镇社保，她笑了。“真能普及那就谢天谢地了，哪个不想跟市民一样有各种保险！”但她想得明白，“这是个很大的事，得等国家出政策。”
王义华总结说，生活就这样，“（国家）给了你就借光，要不还得靠自己努力，不能等天上掉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