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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遭遇暴雨灾害的时候，很多人却发现，二环内的老城区却很少发生被水淹的现象。这不免让现代人感到“汗颜”，难道今人的技术还赶不上老祖宗的手段吗？
两个水系分流洪水
从历史上看，北京的洪水灾害主要来自永定河。永定河有着“小黄河”之称，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有史料记载，从金代建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800多年间，永定河共决口81次，漫溢59次。每一次泛滥都殃及京城。
不过，对于京城来说，永定河并不是洪涝的唯一水源。局部暴雨时常让北京饱受“降水”之苦。
根据清史学家戴逸先生的研究和考证，早在1742年，乾隆就意识到，在京城内，只要雨水稍大一些，街道就会积水、排水迟缓，这与京城内外的水道有很大的关系。于是，下谕旨，让官员勘查、估修。在乾隆期间，北京城的市政建设鼎盛一时。
当时，对海淀复杂混乱的水道进行了勘查。根据水源与流向不同，将其分为两个水系——玉泉山水系、万泉河水系。其中，玉泉山水系被集中引入昆明湖，在湖东筑坝拦水，将昆明湖的深度、广度都扩大两倍，使它成为一个浩大的蓄水池。之后，从昆明湖，疏浚两条泄水河——北河与万泉河汇合，最后归入肖家河、清河。南河流向东南，又称“长河”，它有很多的支流，最终注入通惠河。两条泄水河让京城在夏天的丰水季节，没有了洪水泛滥的忧虑。这是清代对北京河道沟洫的一次大规模整修，范围包括京城内外的主要河流和主要街道的沟洫，大大改善了北京的供水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增为4条
当时的道路十分注重雨水口。石道都以花岗石铺筑，两边还有土道，土道高于石道的地方，要取平；路旁开设沟眼，用来排泄积水。而下水道工程，一样复杂、琐细。
京城的阴沟，在每年春季要开沟，由官员进行查看；如果有淤塞，必须设法疏通。由于沟洫长期失修，物料老化，乾隆31年拨了17万两银子重修。谕旨说：“此项工程，关系紧要，原不惜多发帑金，为永远利民之举”。之后，还出台了一个规定，每年的2月初解冻时，开始掏沟，到3月底完成；掏沟时，淤泥堆积、胡同狭窄的地方，车辆、轿子都必须绕行；挖出的秽物，不得长时间堆积在市区之内，要保证街道的整洁。
尽管如此，京城的排水系统也仅仅限于原城墙范围内和一小部分城郊；遇到大雨的时候，经常积水内涝。1949年之后，中国先后对温榆河、北运河作了治理，改善了市区排水条件，对市区河湖、排水渠道进行了疏浚、改造和调整，在市区形成了通惠河、坝河、凉水河、清河4条排水系统。
城市建设问题需要平衡
不过，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积水”最终演变成了“城市内涝灾害”。
北京工业大学给排水系统研究室负责人周玉文教授介绍说，“城市积水”与“城市内涝灾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解决城市排水，先要保证在下雨时不积水。但是，当降水量达到一定的程度，超过了城市管网的能力，“排水系统”就会失效；降水过多造成了损失，从而形成了“城市内涝灾害”。这时，相应的应对体系就必不可少了。
应对“城市内涝灾害”的措施，包括工程的措施和非工程的措施。修筑防洪堤、防洪墙、水库、排洪渠道、排导沟等属于前者。而后者则包括：洪泛区的规划与管理、洪水预报和警报、防洪的优化调度、清障与整治河道、水土保持等等。
其实，在农村，大多时候并不需要工程措施来“防涝”。因为雨水可以顺着天然的河道等流走或通过土壤渗入地下。但在城市，建筑、公路、基础设施等，使得一些河道变窄了，水泥的大路也使得地面不再透水。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下大雨时，北京一样积水却不至于酿成损失惨重的灾害的原因。
为什么城市发展了，“灾害”反而出现了？“因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对城市发展的期望也都提高了。”周玉文说，“可以说，随着一个地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从前没有发生过的新灾害也会发生。‘城市内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正因为如此，北京才不可避免地在发展中遇到“城市内涝”的问题。“城市内涝灾害”是一种城市病，它是一种成长中的烦恼。
“只有做出补偿，才能平衡城市建设中带来的问题。这就像伐了木，必须种树一样；改变或毁坏了河，就要建造大河。现在要做的，就是补偿。”周玉文说。
在历史上，人口激增的时候，由于土地有限，“与水争地”之事就常常发生。人们会在河湖水面、浅滩围田，渐渐发展成为村落，使得河湖面积日益缩小，削弱了它们调节洪水的功能。于是，一旦在夏秋季节遭遇大汛，河湖中的水就会漫溢奔流，酿成灾难。
乾隆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还田于湖，不准与水争地。用他的话说，“小民贪得膏腴，罔知大计，侵占愈多、淀泊愈狭，将使水无所容，盛涨必漫溢，需水之时，又不足以资灌溉。”
两个水系分流洪水
从历史上看，北京的洪水灾害主要来自永定河。永定河有着“小黄河”之称，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有史料记载，从金代建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800多年间，永定河共决口81次，漫溢59次。每一次泛滥都殃及京城。
不过，对于京城来说，永定河并不是洪涝的唯一水源。局部暴雨时常让北京饱受“降水”之苦。
根据清史学家戴逸先生的研究和考证，早在1742年，乾隆就意识到，在京城内，只要雨水稍大一些，街道就会积水、排水迟缓，这与京城内外的水道有很大的关系。于是，下谕旨，让官员勘查、估修。在乾隆期间，北京城的市政建设鼎盛一时。
当时，对海淀复杂混乱的水道进行了勘查。根据水源与流向不同，将其分为两个水系——玉泉山水系、万泉河水系。其中，玉泉山水系被集中引入昆明湖，在湖东筑坝拦水，将昆明湖的深度、广度都扩大两倍，使它成为一个浩大的蓄水池。之后，从昆明湖，疏浚两条泄水河——北河与万泉河汇合，最后归入肖家河、清河。南河流向东南，又称“长河”，它有很多的支流，最终注入通惠河。两条泄水河让京城在夏天的丰水季节，没有了洪水泛滥的忧虑。这是清代对北京河道沟洫的一次大规模整修，范围包括京城内外的主要河流和主要街道的沟洫，大大改善了北京的供水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增为4条
当时的道路十分注重雨水口。石道都以花岗石铺筑，两边还有土道，土道高于石道的地方，要取平；路旁开设沟眼，用来排泄积水。而下水道工程，一样复杂、琐细。
京城的阴沟，在每年春季要开沟，由官员进行查看；如果有淤塞，必须设法疏通。由于沟洫长期失修，物料老化，乾隆31年拨了17万两银子重修。谕旨说：“此项工程，关系紧要，原不惜多发帑金，为永远利民之举”。之后，还出台了一个规定，每年的2月初解冻时，开始掏沟，到3月底完成；掏沟时，淤泥堆积、胡同狭窄的地方，车辆、轿子都必须绕行；挖出的秽物，不得长时间堆积在市区之内，要保证街道的整洁。
尽管如此，京城的排水系统也仅仅限于原城墙范围内和一小部分城郊；遇到大雨的时候，经常积水内涝。1949年之后，中国先后对温榆河、北运河作了治理，改善了市区排水条件，对市区河湖、排水渠道进行了疏浚、改造和调整，在市区形成了通惠河、坝河、凉水河、清河4条排水系统。
城市建设问题需要平衡
不过，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积水”最终演变成了“城市内涝灾害”。
北京工业大学给排水系统研究室负责人周玉文教授介绍说，“城市积水”与“城市内涝灾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解决城市排水，先要保证在下雨时不积水。但是，当降水量达到一定的程度，超过了城市管网的能力，“排水系统”就会失效；降水过多造成了损失，从而形成了“城市内涝灾害”。这时，相应的应对体系就必不可少了。
应对“城市内涝灾害”的措施，包括工程的措施和非工程的措施。修筑防洪堤、防洪墙、水库、排洪渠道、排导沟等属于前者。而后者则包括：洪泛区的规划与管理、洪水预报和警报、防洪的优化调度、清障与整治河道、水土保持等等。
其实，在农村，大多时候并不需要工程措施来“防涝”。因为雨水可以顺着天然的河道等流走或通过土壤渗入地下。但在城市，建筑、公路、基础设施等，使得一些河道变窄了，水泥的大路也使得地面不再透水。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下大雨时，北京一样积水却不至于酿成损失惨重的灾害的原因。
为什么城市发展了，“灾害”反而出现了？“因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对城市发展的期望也都提高了。”周玉文说，“可以说，随着一个地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从前没有发生过的新灾害也会发生。‘城市内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正因为如此，北京才不可避免地在发展中遇到“城市内涝”的问题。“城市内涝灾害”是一种城市病，它是一种成长中的烦恼。
“只有做出补偿，才能平衡城市建设中带来的问题。这就像伐了木，必须种树一样；改变或毁坏了河，就要建造大河。现在要做的，就是补偿。”周玉文说。
在历史上，人口激增的时候，由于土地有限，“与水争地”之事就常常发生。人们会在河湖水面、浅滩围田，渐渐发展成为村落，使得河湖面积日益缩小，削弱了它们调节洪水的功能。于是，一旦在夏秋季节遭遇大汛，河湖中的水就会漫溢奔流，酿成灾难。
乾隆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还田于湖，不准与水争地。用他的话说，“小民贪得膏腴，罔知大计，侵占愈多、淀泊愈狭，将使水无所容，盛涨必漫溢，需水之时，又不足以资灌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