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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东升，1953年12月生于湖北黄梅，政治学博士、经济学研究员。现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3年以来，他在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的同时，潜心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社会制度和体制等问题，先后独立出版了4部学术著作、发表了92篇论文，共200多万字。其中，专著《中国山区经济对策》（34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了“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奖”、云南省一等奖的殊荣；另有《关于土地规模经营的几个问题》、《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关于粮食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历史科学地评鉴当代社会经济制度》、《论我国的经济周期》、《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10篇论文获国家或省部级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任务，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而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对于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谈几点初步的认识。
一、关于中央决策的背景分析和重大意义
中央之所以要在现阶段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决策，主要是基于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全面把握，具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眼光。
（一）关于中央决策的经济社会背景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但“三农”工作中面临着以下突出矛盾和问题：
首先，近些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历史原因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一直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8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1.71∶1，2003年扩大为3.23∶1，2005年进一步扩大为3.26∶1。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之比在1∶6左右。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高达22∶1，人均社会保障费之比为24∶1，在农村约有1/5的五保户得不到供养。
第二，“三农”工作的基础很不稳固。表现有三：一是从硬件来讲，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有1/2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的行政村还没有通电；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电话；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农村和非洲差不多，欧洲 非洲就是今天的中国。二是从软环境来看，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重心向大城市转移，农村客观地濒临相对边缘化的景况，农业很难改变弱势产业的现状。此种状况，关系着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基本结束，农业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很难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进行公平竞争，而且此种局面在较长时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三是从基本国情来看，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将会长期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解决“三农”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第三，农村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部分产品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目前，全国钢铁、水泥和铝的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电力、煤炭的生产能力也将出现过剩，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和多种日用品严重积压。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收入水平低，购买力较弱，农村市场规模较小。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65.7%下降到1992年的42.0%、1996年的39.6%、2001年的37.4%、2004年的34.1%、2005年的32.9%。农村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工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影响了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
第四，农村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还相当突出。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仍然较低，还有不少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全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9.2%，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5%。卫生医疗方面的情况，可能更加触目惊心：全国60%的农户用的是传统厕所，1.5亿农户用的是柴火做饭，7000多万农户住在低温潮湿的危房中；40%—60%的农民看不起病，一旦有病只好在家硬挺着。
以上矛盾凸显的后果，一是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风险；二是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三是危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农村问题，但实质上是全社会的问题。
（二）关于中央决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一个重要论断、一个重要判断，这表明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有三大特征：一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二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三是农业不再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而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在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直到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已经很高，但依然非常重视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而且是现代化水平越高，支持力度越大。美国和欧盟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农民在就业中的比重，都已经很小，但国家通过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增加投入，采取各种高补贴和免税政策，一直保护农业的发展，不断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欧盟每年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50%左右。日本政府每年对农业和农村的支出相当于农业净产值的50%。
现在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条件已经具备。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汇率计算，2005年已突破17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2：88；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3%（城镇人口比重）。2005年，全国税收已突破3万亿元，各类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突破14万亿元。上述四项指标，是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乃至作出总体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重大判断的依据，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重视、关爱“三农”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并被列为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这些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第一，政治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巩固执政之基的紧迫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强调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列宁指出：“工农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毛泽东同志在做党的“七大”政治报告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江泽民同志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我国的政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占总人口70%的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走上富裕文明的道路，这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社会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落实“五个统筹”最紧要的是实现城乡统筹。国际经验表明，能否保持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前提。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平衡利益关系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若不采取有力的调整措施，加快农民收入增长，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会对社会稳定和谐带来极大隐患。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其要义至少有三：一是找到了“从何处抓”的问题；二是解决了“关键抓什么”的问题；三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是“三农”中国）。只要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实施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这两大战略就一定能落到实处。
第三，经济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众所周知，国民经济发展是靠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拉动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面临着国内市场乏力、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这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民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2004年GDP增长9.5%，3.6个百分点是由净出口带动增加的，3.6个百分点是由投资拉动的，消费只拉动1.7个百分点。从长远来看，此种状况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内需求不足、消费不旺，关键是农村市场没有培育起来。占全国总人口近2/3的农村人口，仅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3，所占有的居民储蓄总额不到1/5。农村是我国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新农村建设一头牵着9亿农民的手，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另一头牵着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持续扩大的内需。9亿农民的需求将给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带来不竭的动力。可以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激活农村的巨大需求，不仅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突出矛盾的应对之策，更是保持国民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的长久之计。
第四，理论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的重大发展。在我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其重大理论贡献是：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主张改造小农、实现农业社会化。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在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其重大理论贡献是：倡导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河；强调农村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粮食问题是农业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发展农业要有“两个飞跃”。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其重大理论贡献是：提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主张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强调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等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新的思想理论，其重大理论贡献是：完整地、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出了工农、城乡关系存在“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性决策。至此，我们党已形成了以农民利益为价值取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载体、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农”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二、关于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内涵特征分析
党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蕴含着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内涵，具有以下五大显著的特征：
（一）异质性：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道路。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质的规定，也是确定这一战略方针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我国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道路，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异质性或独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这四个字“画龙点睛”，决定了新农村的性质，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必须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二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新农村。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从我国工业化进程来看，依据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1975年提出的经济划分阶段的模型（附：表1）来分析，我们虽然已基本走完了前一个趋向的路程，但正处在转向第二个趋向的拐点上（因为钱纳里提出的进入工业化中期的重要标志是按1980年价计算的人均GDP为1200美元，而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剔除价格因素所超无几）；同时，我国农业尚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三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国最大的、最基本的国情就是农村人口众多（9亿），超过了非洲人口总和（8.6亿），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以上这三种特性，决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下几条原则和要求：第一，在建设的目的和依靠力量上，必须一切为了农民群众，一切依靠农民群众，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第二，在标准和指标设定上，不能盲目行事、任意拔高。否则就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脱离了我们现在拥有的物力和财力，脱离实际的事从来都是“劳民伤财”、不可能实现。假如硬要脱离现实，强力推进，那只能是把“新建设”搞成“新破坏”，过去这样的教训太深刻。第三，在建设步骤上，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建设新农村也是一个较长的奋斗过程，需要几十年或更多的时间，要作长期的努力。我们制定政策，出台措施，乃至做具体工作，都必须作较长的打算，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
（二）时代性：老命题赋予新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曾多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我们党关于农村改革发展方针政策的继承，同时又赋予老命题以崭新的时代内容。
此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究竟“新”在哪里？首先，“新”在有更明确的指导方针。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其二，“新”在有更高的起点。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生产力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新形势下提出的。其三，“新”在有更全的工作布局。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体现了有机的统一。其四，“新”在更加关注城乡之间良性互动。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了以往一味加快城市化的倾向，坚持“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强调“加快城市化”。其五，“新”在有更大的扶持力度。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明确要加大国家投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其六，“新”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强调广大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要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使农民真正成为这个伟大事业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
（三）系统性：“五大建设”的有机统一。
“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5句话、20个字描绘出了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也是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线路图。这个总要求，同农村全面小康的目标是一致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在农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凸现了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强烈愿望，涵盖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主要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个总要求，也体现了“五新”：一是产业发展要形成“新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二是农民生活水平要有“新提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三是乡风民俗要倡导“新风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四是乡村面貌要呈现“新变化”。搞好乡村建设规划，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五是乡村治理要健全“新机制”。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创建平安乡村、和谐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五句话的目标要求，决不是等量齐观的，发展农村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和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三农”诸多矛盾中，农村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是影响全局的突出矛盾。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提高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农民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
（四）长期性：与现代化建设同步的历史过程。
从根本上来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期性，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反哺力度”、“工作难度”以及生产力状况不平衡所决定的。首先，从反哺力度来看。如前所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工业化进程正处在转向第二个趋向的拐点上建设新农村的。这就决定了国家“反哺”和“支持”的力度、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力度还很有限（我们现有的“蛋糕”还不是很大，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仅略高于4%），期望值不能太高。从农村内部来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继起性的特征，不可能“一口吃个大胖子”。因此，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几十年、有些地方甚至需要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其二，从工作难度来看。一方面，难在众多的农业人口：一是阻碍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抵消了农村创造的财富总量和国家的反哺力度。我们创造的财富和扶持财力总量不少，往往人均起来就大打折扣、反哺“杯水车薪”。三是分散、狭小的规模经营难有参与国际化的竞争力。可以这样说，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位的制约因素，而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另一方面，难在农村人力资本素质低下。劳动力要素具有非同质性，低下的劳动力素质则直接影响和阻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其三，从不平衡性、复杂性来看。我国地域辽阔，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不一样，同一个地区的山区、丘陵、平湖地区不一样，城郊与边远地区乡村不一样，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状况差别很大。这也增加了建设的难度。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实现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理论问题，更是重大实践问题，关键是要求真务实、克难攻坚，在破解难题上下功夫。
（一）采取系统措施，破解“培育新农民”的难题。
农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和重要保证。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好的。但面对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三大考验”，农民的素质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调查的情况看，有些农民的思想素质确实不能估计过高，只讲权力、不尽义务等问题经常有之。“没事不见你，有事就找你；解决不好就怨你，解决不了就骂你；有了困难就找你，关键时候不选你”；“三个臭皮匠，气死一个诸葛亮”。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文盲率仍高达10.7%，受教育年限人均不足7.7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至今日，这个论断仍是颇有现实意义的。韩国“新村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农村启蒙”，改造农民精神面貌。
第一，加强“三大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一是加强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宣传讲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二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倡导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作为重点。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在农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文明新风教育，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和抵制封建迷信及邪教活动。三是加强民主法制教育。以提高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通过组织农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剖析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他们知法懂法、遵纪守法、依法办事。
第二，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一是要把农村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作为重点来抓。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尽快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活费，让每个农民子女都能上得起学。要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大力加强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确保每户有一个科技致富明白人、带头人。二是要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作为重大战略来抓。传统教育“寒窗苦读十几年，一朝回家傻了眼”、“种田不如老子，做饭不如嫂子，养鸡不如妹子，打柴不如小子”。此种状况，必须改变。农科教结合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统筹，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务求突破体制障碍，取得实质性进展。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培育新农民的着力点和希望在于此。三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要扎实推进乡镇文化站的改革，切实抓好乡村文化中心示范户的建设，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开展多种形式、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固占领农村阵地。
第三，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农民身体素质。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切实搞好地方病的防治工作。组织城乡医疗机构和人员对口支持农村，建立城市医生取得职业资格和晋升职称必须先到农村服务一定期限的制度。农村劳动者素质偏低，同生育率较高有直接关系。要大力推广农村计划生育奖励制度，把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与倡导优生、优育、优教及少生结合为一个综合目标来抓，通过降低生育率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二）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破解“钱从哪里来”的难题。
有人说韩国“新村运动”是水泥铺起来的，此话不无道理。据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调查，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按照一定标准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国大约需要投入40000亿元的资金。从农村现实情况来看，相当多的乡村债务沉重，有一部分是“空壳村”，而农民收入除维持正常生活、子女读书和婚丧嫁娶之外，所剩无几。如何破解“钱从哪里来”？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
第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将新农村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应按照存量适当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农村。今后，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为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需要开辟新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发行新农村建设特别国债，专门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设立新农村建设财政转移支付专项，重点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第二，政府投入引导，激活社会资金。要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在全社会筹集建设资金。在这方面，江西赣州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当地政府除在各级财政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外，还建立了财政投一点、涉农资金捆绑使用倾斜一点、包扶单位助一点、受益群众出一点、社会各界捐一点、政府优惠减一点的筹资机制。在这里，政府的资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效地激活了社会各方面的投入。通过这个办法，2005年赣州累计整合资金4.9亿元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的项目由于农民捐了一点钱，参与决策、监督的积极性高，结果没有一例是豆腐渣工程。实践证明，这样做可以“一石数鸟”：一是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二是有利于民主管理和监督；三是有利于确保工程质量。
第三，加强资金管理，提高投资效益。一是落实配套资金。鉴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小、投资分散，中央和省难于直接操作，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去落实。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的办法，中央政府下拨资金专款专用，而且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追加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这可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有助于抓落实。二是确定合理投向。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农民的需求和要解决的问题，从实际出发确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优先顺序，以确保重点需要。三是整合资金使用。总的来说，应采取“项目打包”的办法。对部门内的资金，可以围绕新农村建设任务，整合项目，集中投放，捆绑使用；对部门间的资金，可以按照“集中使用、渠道不变、用途不改、各司其职、各记其功”的原则，集中解决一批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对不同层级的资金，采取“事权不混、性质不变、上下配套”的办法，形成相互联动机制。四是改革拨付方式。要改变过去政府拨付资金的办法，实行“实物补贴”，引导和激励农民投资、投劳建设家园。这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了资金挪作他用，有利于说服农民现在就动手；二是政府统一招标采购，有利于降低成本、确保质量。
（三）拓展增收渠道，破解“收入怎么增”的难题。
第一，充分认识农民增收的严峻性和艰巨性。一方面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6000元，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增收形势十分严峻。根据1954年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假说”（即经济发展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扩大差距的倾向，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差距会缩小）和日本经济学家建佑次郎绘制的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注：其临界点为人均GNP2700美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面临扩大的可能性（附：图1）。
我国农民增收难，除体制原因外，还受制于以下三个深层次的因素制约：其一，农产品需求制约越来越明显，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影响农产品需求的恩格尔系数和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这两个指标，都呈急剧下降趋势。1998—2004年，城市居民每增加1元收入，只增加0.04元用于购买食品，即食品收入弹性仅为0.04。其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拉大。农业与非农业人均创造的GDP，由1990年的1∶3.9，扩大到2004年的1∶7.6。在步入新型工业化道路之后，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其三，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难度日益增大。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呈明显提高趋势，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技术排挤农民”的过程，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就业增长的拉动由20世纪80年代的0.32个百分点下降到目前的0.1个百分点以下。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由1982—1997年的年均转移501万人，降至1997—2004年的年均转移363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已呈减缓趋势。
第二，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调查表明，农业生产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仍然很大。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关键是要做好调整结构和科技兴农两篇大文章。按照“四化”的现代农业理念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特色、拓展、延伸”上下功夫。一是品种特色化。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鲜明、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实行以特取胜、以优取胜。二是生产专业化。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提高专业生产和管理水平。三是种植规模化。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合理规划布局，推进板块式种植，改变“家家‘小而全’、户户‘粮油棉’”的状况，提高土地适度规模和服务型规模的集约经济效益。四是经营一体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分析，畜牧业发展潜力很大，增收前景广阔。要把畜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做强做大，为农民持续增收培育新的增长点。要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科学种养和施肥节水等模式，以科技破解增收大难题。
第三，广辟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途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通常有“离乡不离土”、“离乡又离土”、“离土不离乡”这三种模式。 实践证明，前两种模式负面效应甚多[据调查，现在一些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一窝蜂地涌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留守在家的大多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年），导致新技术推广难度增大，土地粗放经营有所抬头，村组公益性体力活无人干，老人赡养、子女教育、婚姻家庭和社会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现]；我们基本国情、省情决定了“离土不离乡”这种就近就地转移，才是最可靠的、最具生命力的增收之路，应当作为转移的主导模式来抓。 一是要坚持“一主三化”的方针，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实践证明，凡是农民比较宽裕、农村比较繁荣的地方，都是民营企业、县域经济活跃的地方。要坚持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实力。着力发展、建设县城和重点镇，从财政、金融、税收和公共品投入等方面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二是加强产业引导，转变企业机制和增长方式。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扩大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容量。要彻底改变“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状况，积极引导企业和要素向园区集聚，以方便农民就业。三是坚持把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重大战略来抓。龙头企业在农民就业、增收、创新经营体制、培养新型农民、与市场对接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带动作用，是就地、就近转移的主要吸纳体。以枣阳市吴店镇为例，这几年全镇60%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镇办龙头企业吸纳，农民增收的60%来源于龙头企业。
第四，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宏观调控。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拿不到社会平均利润。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此种格局将会长期存在、难以改变。鉴此，国家应采取“多予（扶持）、调控、服务”相结合的方针，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很多地方还是“毛主席的库（水库）”、“大跃进的沟（灌渠）”（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病险水库增多，渠道失修严重。以枣阳为例：60%的水库存在安全隐患；泵站能正常使用的只占61%，出水力不足60%；灌区渠道淤塞严重，目前能正常使用的只占65%，渠系水利用系数不到0.4。这个问题如果单纯依赖地方政府和农民解决，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国家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尽快解决湖库水利失修、排涝、提灌等问题，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加强农业的宏观调控。要认真负责地做好信息指导工作，引导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对接”，改变农产品种植“少了、少了、多啦多！”的状况，平抑市场风险。完善和强化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大对种植农民的补贴力度，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有效保护农民的收益。
（四）勇涉改革的“深水区”，破解体制机制难题。
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客观上催生和形成了一种“倒逼”态势，把农村各项改革的时间表大大提前，推进和深化农村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一，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温家宝总理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从此解决了。如果改革不彻底也可能前功尽弃”。一是以减人减支出为目标，改革乡镇机构。难点和关键是乡镇事业单位改革问题。要坚持“以钱养事”的改革思路，逐步将部分可由社会承担的服务项目，以项目招标、合同管理、服务考核的方式，建立公益服务向社会购买的“以钱养事”新机制，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乡镇政府属政府治理结构的最基层，应着重强化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为农民提供更多服务、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三个方面的职能，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三是加快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依据新《义务教育法》落实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使农村实行真正意义的义务教育；同时深化农村学校人事和财务等制度改革。四是搞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
第二，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土地不仅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国农民视土地如“命根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要通过推进显隐结合的“两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实现农业的“第二次飞跃”。一是土地集约化。按照“强化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思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承包经营权自愿、依法、有偿流转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拔苗助长，不能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二是农民组织化。世界各地的经验证明，合作经济是分散弱小的农户面对广阔的市场经济海洋、争取最大利益的普适性组织形式，是巨大的“内生力”。要大力发展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扩大隐形经营规模。从我国国情、湖北省情来看，这是一条最现实的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有效途径。
第三，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资金“失血”严重。从宏观层面上讲，我国城乡金融存在八大不平衡（改革进度、资金投入、网点覆盖、业务发展、风险程度、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经营环境），农村金融落后城市金融10年甚至更长，农村人均贷款余额不足城市的1/10（2005年末，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000元，城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0000元）。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信贷资金投入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难，贷款满足率不高；小额信用贷款不能完全满足农户需要。鉴此，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扩大邮政储蓄资金的自主运用范围，引导邮政储蓄资金返还农村。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信贷。稳步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各地可通过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等办法，解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
第四，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一是要落实各项民主制度。要健全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尤其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广大农民群众真正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二是要搞好村民自治。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保证农村基层民主健康发展。三是要健全财务公开制度。不断丰富和拓展村务公开的内容。四是创新治理机制。江西赣州新农村建设的最大亮点是成立了理事会，村里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的建设，都通过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来组织实施和监管。这个作法，既真正体现了“农民主体”，同时也避免了国家的资金投入被截留和挪用，还确保了工程建设质量，值得借鉴。
四、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从指导思想和理论层面上看，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至关重要。
（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
目前在两者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对立论”、“排斥论”、“分割论”几种倾向。比较典型的是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农村落后都是因为农业的资金、资源都被城市拿走了，城市利用农村的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产品发展起来了，因此现在需要放慢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人，把我国“三农”问题归罪于城镇化。二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城镇化，农村凋敝和衰落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应主要发展城镇化，而不应把精力放在发展农村上。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大趋势，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只有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才能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条件，才能为反哺农业、带动农村提供经济基础，才能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据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800多年间全球人均收入只增长50%。而工业革命后，1820年到1998年，人均收入增长了8.6倍，是前800年的24倍多。这个数据也说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力量。这既体现在劳动力、生活必需品的支持上，更体现在消费需求上，农村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没有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就失去了支撑。同时，要看到我国有13多亿人口，而且每年还要增长上千万人，要把他们都转到城镇完全不可能。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城市化率达到60%，仍然有5－6亿人口留在农村。如此之多的人口在农村，岂能不管不问、任凭农村凋敝呢？！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战略的改变，而是战略重点的转变，目的是要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局面，通过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
当前处理好两者关系，关键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大力推进“五个一体化”：一是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要按照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新体制的要求，打破分割的格局，高标准、高起点地编制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二是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紧密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发展产业集群，构筑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物质基础。三是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一方面，要将城镇的基础设施向广大农村延伸；另一方面，财政投入要向农村倾斜，引导各类社会资源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开发，对口支援农村。四是推进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实行城市教师到农村交流支教制度。深入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建立以中心卫生院为核心的乡村卫生服务网络。五是推进城乡政策一体化。建立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消除身份歧视和就业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与城乡社会保障接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二）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
一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取得建设成果的根本保证。主导作用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管“三农”工作的传统和优势，牢牢把握其政治方向，使其卓有成效地进行，决不能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其二，要组织认真制定战略规划，使其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百年大计，规划为首”，这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其三，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大体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这是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体现“社会性”和“公共性”。其四，要认真研究和制定政策，加强制度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探索更活的机制、创造更好的环境。
另一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切入重点是三个方面：首先，配置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各种资源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进行流动和配置。虽然这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够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与实际需要仍有很大差距。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社会上各种资源和资金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据报载，截止2005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已突破14万亿元。如果能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诱导机制，哪怕引导10%用于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其二，市场运作。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政府主导是侧重于宏观的、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市场运作侧重于微观的、生产力组织管理的范畴。要将市场经济理念引入新农村建设，凡是能用市场机制运作的就不能用行政办法来运作。要坚持以民营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实行民有、民营、民治、民享，给建设主体以活力；要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招投标制，给建设项目、服务以利益捆绑和责任；要大力推行理事会等形式的管理，确保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其三，尊重主体。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又是建设的“主体”。农民需要什么、期盼什么，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要吸取1958年“大跃进”及90年代“普九”达标的深刻教训，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搞强迫命令；不能超越实际，以各种名义加重农民的负担；不能搞花架子，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要承认、尊重、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把建设的自主权还给农民。
总之，要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分工合作，协调配合，合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三）经济发展与其他要件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要件之间的关系，谋划和摆布好工作力量，非常重要。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新农村建设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在相当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行路、用电、饮水、居住等困难问题，说到底还是资金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就难以根本改善，农村健康文明和谐的新风尚就难以持久，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
但是，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发展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受诸要素的制约。从建设内容来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建等各个方面，每一项建设内部还有很多子系统；从生产方式来看，既有生产力的范畴，也有生产关系的范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统一；从要素来讲，既有发展、建设的范畴，又有改革的范畴；既有“硬件”，也有“软件”。这些要素都是互为影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单就农民增收而言，至少要受制于农民素质、政策环境、科技进步、二三产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静止的、孤立的思维定势，搞单兵出击、单项冒进，必然事倍功半、难以奏效。
因此，对领导者而言，尤应树立系统论的理念，把新农村建设真正作为系统工程来抓。要运用“弹钢琴”的工作方法，穷尽系统内诸要素，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倾力攻克难关，实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四）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摒弃“悲观论”的倾向，任何“无所作为”或借口长期性而放弃眼前每一步的努力，贻误时机，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也要摒弃“速胜论”和“跑步论”的倾向，任何无视实际情况，搞“投机取巧”、“花架子”也是错误的。当前，有必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教育和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树立艰苦创业、长期奋斗的思想，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现在，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是“上热下冷”，一些地方“等靠要”思想严重，农民指望“天上掉下林妹妹”，“一事一议”很难开展起来。如前所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进程转向第二个趋向的拐点和农村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鉴此，务必要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扶持和社会各界支持的外因“内化”为建设的结晶。如果坐等要靠、坐享其成，即使政府有再多的扶持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新农村建设应当立足于让农民得到实惠。唯其如此，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和支持。但是，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一个眼前实惠与长远实惠的问题。我们不能只顾眼前而忽视长远，既要让农民得到现实利益，更要得到长远利益。要注意解决长远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增强农村的后续发展能力。
第二，坚持把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特别要突出抓好两个方面：一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加强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村道路、饮水、沼气等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重视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逐步改善村容村貌。二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从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并切实加以解决。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三，建立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干部人事工作新机制。鉴于新农村建设周期较长、生产力发展又具有一定的继起性，尤其要从保障机制上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建立永续发展的干部工作机制。县（市）、乡（镇）党政一把手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党政干部交流不能过于频繁，同时要采取措施解决“候鸟型”、“走读生”问题；对县、乡两级党政一把手任职年龄、文化程度不宜“一刀切”。另一方面，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既要看经济建设，又要看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可持续发展；既要看经济总量，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主观努力，也要看客观条件。唯其如此，建设新农村的举措才能落到实处。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河，使中国成了醒来的雄狮。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一定能够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吕东升，1953年12月生于湖北黄梅，政治学博士、经济学研究员。现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3年以来，他在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的同时，潜心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社会制度和体制等问题，先后独立出版了4部学术著作、发表了92篇论文，共200多万字。其中，专著《中国山区经济对策》（34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了“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奖”、云南省一等奖的殊荣；另有《关于土地规模经营的几个问题》、《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关于粮食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历史科学地评鉴当代社会经济制度》、《论我国的经济周期》、《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10篇论文获国家或省部级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任务，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而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对于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谈几点初步的认识。
一、关于中央决策的背景分析和重大意义
中央之所以要在现阶段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决策，主要是基于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全面把握，具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眼光。
（一）关于中央决策的经济社会背景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但“三农”工作中面临着以下突出矛盾和问题：
首先，近些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历史原因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一直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8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1.71∶1，2003年扩大为3.23∶1，2005年进一步扩大为3.26∶1。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之比在1∶6左右。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高达22∶1，人均社会保障费之比为24∶1，在农村约有1/5的五保户得不到供养。
第二，“三农”工作的基础很不稳固。表现有三：一是从硬件来讲，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有1/2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的行政村还没有通电；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电话；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农村和非洲差不多，欧洲 非洲就是今天的中国。二是从软环境来看，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重心向大城市转移，农村客观地濒临相对边缘化的景况，农业很难改变弱势产业的现状。此种状况，关系着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基本结束，农业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很难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进行公平竞争，而且此种局面在较长时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三是从基本国情来看，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将会长期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解决“三农”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第三，农村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部分产品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目前，全国钢铁、水泥和铝的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电力、煤炭的生产能力也将出现过剩，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和多种日用品严重积压。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收入水平低，购买力较弱，农村市场规模较小。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65.7%下降到1992年的42.0%、1996年的39.6%、2001年的37.4%、2004年的34.1%、2005年的32.9%。农村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工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影响了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
第四，农村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还相当突出。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仍然较低，还有不少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全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9.2%，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5%。卫生医疗方面的情况，可能更加触目惊心：全国60%的农户用的是传统厕所，1.5亿农户用的是柴火做饭，7000多万农户住在低温潮湿的危房中；40%—60%的农民看不起病，一旦有病只好在家硬挺着。
以上矛盾凸显的后果，一是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风险；二是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三是危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农村问题，但实质上是全社会的问题。
（二）关于中央决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一个重要论断、一个重要判断，这表明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有三大特征：一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二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三是农业不再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而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在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直到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已经很高，但依然非常重视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而且是现代化水平越高，支持力度越大。美国和欧盟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农民在就业中的比重，都已经很小，但国家通过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增加投入，采取各种高补贴和免税政策，一直保护农业的发展，不断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欧盟每年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50%左右。日本政府每年对农业和农村的支出相当于农业净产值的50%。
现在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条件已经具备。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汇率计算，2005年已突破17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2：88；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3%（城镇人口比重）。2005年，全国税收已突破3万亿元，各类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突破14万亿元。上述四项指标，是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乃至作出总体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重大判断的依据，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重视、关爱“三农”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并被列为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这些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第一，政治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巩固执政之基的紧迫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强调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列宁指出：“工农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毛泽东同志在做党的“七大”政治报告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江泽民同志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我国的政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占总人口70%的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走上富裕文明的道路，这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社会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落实“五个统筹”最紧要的是实现城乡统筹。国际经验表明，能否保持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前提。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平衡利益关系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若不采取有力的调整措施，加快农民收入增长，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会对社会稳定和谐带来极大隐患。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其要义至少有三：一是找到了“从何处抓”的问题；二是解决了“关键抓什么”的问题；三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是“三农”中国）。只要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实施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这两大战略就一定能落到实处。
第三，经济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众所周知，国民经济发展是靠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拉动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面临着国内市场乏力、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这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民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2004年GDP增长9.5%，3.6个百分点是由净出口带动增加的，3.6个百分点是由投资拉动的，消费只拉动1.7个百分点。从长远来看，此种状况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内需求不足、消费不旺，关键是农村市场没有培育起来。占全国总人口近2/3的农村人口，仅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3，所占有的居民储蓄总额不到1/5。农村是我国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新农村建设一头牵着9亿农民的手，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另一头牵着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持续扩大的内需。9亿农民的需求将给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带来不竭的动力。可以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激活农村的巨大需求，不仅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突出矛盾的应对之策，更是保持国民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的长久之计。
第四，理论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的重大发展。在我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其重大理论贡献是：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主张改造小农、实现农业社会化。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在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其重大理论贡献是：倡导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河；强调农村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粮食问题是农业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发展农业要有“两个飞跃”。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其重大理论贡献是：提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主张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强调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等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新的思想理论，其重大理论贡献是：完整地、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出了工农、城乡关系存在“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性决策。至此，我们党已形成了以农民利益为价值取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载体、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农”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二、关于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内涵特征分析
党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蕴含着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内涵，具有以下五大显著的特征：
（一）异质性：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道路。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质的规定，也是确定这一战略方针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我国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道路，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异质性或独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这四个字“画龙点睛”，决定了新农村的性质，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必须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二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新农村。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从我国工业化进程来看，依据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1975年提出的经济划分阶段的模型（附：表1）来分析，我们虽然已基本走完了前一个趋向的路程，但正处在转向第二个趋向的拐点上（因为钱纳里提出的进入工业化中期的重要标志是按1980年价计算的人均GDP为1200美元，而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剔除价格因素所超无几）；同时，我国农业尚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三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国最大的、最基本的国情就是农村人口众多（9亿），超过了非洲人口总和（8.6亿），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以上这三种特性，决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下几条原则和要求：第一，在建设的目的和依靠力量上，必须一切为了农民群众，一切依靠农民群众，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第二，在标准和指标设定上，不能盲目行事、任意拔高。否则就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脱离了我们现在拥有的物力和财力，脱离实际的事从来都是“劳民伤财”、不可能实现。假如硬要脱离现实，强力推进，那只能是把“新建设”搞成“新破坏”，过去这样的教训太深刻。第三，在建设步骤上，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建设新农村也是一个较长的奋斗过程，需要几十年或更多的时间，要作长期的努力。我们制定政策，出台措施，乃至做具体工作，都必须作较长的打算，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
（二）时代性：老命题赋予新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曾多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我们党关于农村改革发展方针政策的继承，同时又赋予老命题以崭新的时代内容。
此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究竟“新”在哪里？首先，“新”在有更明确的指导方针。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其二，“新”在有更高的起点。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生产力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新形势下提出的。其三，“新”在有更全的工作布局。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体现了有机的统一。其四，“新”在更加关注城乡之间良性互动。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了以往一味加快城市化的倾向，坚持“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强调“加快城市化”。其五，“新”在有更大的扶持力度。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明确要加大国家投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其六，“新”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强调广大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要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使农民真正成为这个伟大事业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
（三）系统性：“五大建设”的有机统一。
“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5句话、20个字描绘出了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也是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线路图。这个总要求，同农村全面小康的目标是一致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在农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凸现了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强烈愿望，涵盖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主要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个总要求，也体现了“五新”：一是产业发展要形成“新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二是农民生活水平要有“新提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三是乡风民俗要倡导“新风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四是乡村面貌要呈现“新变化”。搞好乡村建设规划，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五是乡村治理要健全“新机制”。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创建平安乡村、和谐乡村，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五句话的目标要求，决不是等量齐观的，发展农村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和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三农”诸多矛盾中，农村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是影响全局的突出矛盾。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提高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农民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
（四）长期性：与现代化建设同步的历史过程。
从根本上来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期性，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反哺力度”、“工作难度”以及生产力状况不平衡所决定的。首先，从反哺力度来看。如前所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工业化进程正处在转向第二个趋向的拐点上建设新农村的。这就决定了国家“反哺”和“支持”的力度、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力度还很有限（我们现有的“蛋糕”还不是很大，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仅略高于4%），期望值不能太高。从农村内部来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继起性的特征，不可能“一口吃个大胖子”。因此，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几十年、有些地方甚至需要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其二，从工作难度来看。一方面，难在众多的农业人口：一是阻碍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抵消了农村创造的财富总量和国家的反哺力度。我们创造的财富和扶持财力总量不少，往往人均起来就大打折扣、反哺“杯水车薪”。三是分散、狭小的规模经营难有参与国际化的竞争力。可以这样说，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位的制约因素，而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另一方面，难在农村人力资本素质低下。劳动力要素具有非同质性，低下的劳动力素质则直接影响和阻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其三，从不平衡性、复杂性来看。我国地域辽阔，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不一样，同一个地区的山区、丘陵、平湖地区不一样，城郊与边远地区乡村不一样，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状况差别很大。这也增加了建设的难度。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实现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理论问题，更是重大实践问题，关键是要求真务实、克难攻坚，在破解难题上下功夫。
（一）采取系统措施，破解“培育新农民”的难题。
农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和重要保证。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好的。但面对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三大考验”，农民的素质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调查的情况看，有些农民的思想素质确实不能估计过高，只讲权力、不尽义务等问题经常有之。“没事不见你，有事就找你；解决不好就怨你，解决不了就骂你；有了困难就找你，关键时候不选你”；“三个臭皮匠，气死一个诸葛亮”。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文盲率仍高达10.7%，受教育年限人均不足7.7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至今日，这个论断仍是颇有现实意义的。韩国“新村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农村启蒙”，改造农民精神面貌。
第一，加强“三大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一是加强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宣传讲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二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倡导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作为重点。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在农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文明新风教育，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和抵制封建迷信及邪教活动。三是加强民主法制教育。以提高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通过组织农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剖析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他们知法懂法、遵纪守法、依法办事。
第二，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一是要把农村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作为重点来抓。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尽快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活费，让每个农民子女都能上得起学。要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大力加强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确保每户有一个科技致富明白人、带头人。二是要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作为重大战略来抓。传统教育“寒窗苦读十几年，一朝回家傻了眼”、“种田不如老子，做饭不如嫂子，养鸡不如妹子，打柴不如小子”。此种状况，必须改变。农科教结合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统筹，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务求突破体制障碍，取得实质性进展。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培育新农民的着力点和希望在于此。三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要扎实推进乡镇文化站的改革，切实抓好乡村文化中心示范户的建设，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开展多种形式、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固占领农村阵地。
第三，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农民身体素质。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切实搞好地方病的防治工作。组织城乡医疗机构和人员对口支持农村，建立城市医生取得职业资格和晋升职称必须先到农村服务一定期限的制度。农村劳动者素质偏低，同生育率较高有直接关系。要大力推广农村计划生育奖励制度，把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与倡导优生、优育、优教及少生结合为一个综合目标来抓，通过降低生育率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二）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破解“钱从哪里来”的难题。
有人说韩国“新村运动”是水泥铺起来的，此话不无道理。据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调查，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按照一定标准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国大约需要投入40000亿元的资金。从农村现实情况来看，相当多的乡村债务沉重，有一部分是“空壳村”，而农民收入除维持正常生活、子女读书和婚丧嫁娶之外，所剩无几。如何破解“钱从哪里来”？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
第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将新农村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应按照存量适当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农村。今后，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为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需要开辟新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发行新农村建设特别国债，专门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设立新农村建设财政转移支付专项，重点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第二，政府投入引导，激活社会资金。要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在全社会筹集建设资金。在这方面，江西赣州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当地政府除在各级财政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外，还建立了财政投一点、涉农资金捆绑使用倾斜一点、包扶单位助一点、受益群众出一点、社会各界捐一点、政府优惠减一点的筹资机制。在这里，政府的资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效地激活了社会各方面的投入。通过这个办法，2005年赣州累计整合资金4.9亿元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的项目由于农民捐了一点钱，参与决策、监督的积极性高，结果没有一例是豆腐渣工程。实践证明，这样做可以“一石数鸟”：一是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二是有利于民主管理和监督；三是有利于确保工程质量。
第三，加强资金管理，提高投资效益。一是落实配套资金。鉴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小、投资分散，中央和省难于直接操作，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去落实。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的办法，中央政府下拨资金专款专用，而且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追加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这可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有助于抓落实。二是确定合理投向。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农民的需求和要解决的问题，从实际出发确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优先顺序，以确保重点需要。三是整合资金使用。总的来说，应采取“项目打包”的办法。对部门内的资金，可以围绕新农村建设任务，整合项目，集中投放，捆绑使用；对部门间的资金，可以按照“集中使用、渠道不变、用途不改、各司其职、各记其功”的原则，集中解决一批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对不同层级的资金，采取“事权不混、性质不变、上下配套”的办法，形成相互联动机制。四是改革拨付方式。要改变过去政府拨付资金的办法，实行“实物补贴”，引导和激励农民投资、投劳建设家园。这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了资金挪作他用，有利于说服农民现在就动手；二是政府统一招标采购，有利于降低成本、确保质量。
（三）拓展增收渠道，破解“收入怎么增”的难题。
第一，充分认识农民增收的严峻性和艰巨性。一方面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6000元，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增收形势十分严峻。根据1954年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假说”（即经济发展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扩大差距的倾向，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差距会缩小）和日本经济学家建佑次郎绘制的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注：其临界点为人均GNP2700美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面临扩大的可能性（附：图1）。
我国农民增收难，除体制原因外，还受制于以下三个深层次的因素制约：其一，农产品需求制约越来越明显，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影响农产品需求的恩格尔系数和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这两个指标，都呈急剧下降趋势。1998—2004年，城市居民每增加1元收入，只增加0.04元用于购买食品，即食品收入弹性仅为0.04。其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拉大。农业与非农业人均创造的GDP，由1990年的1∶3.9，扩大到2004年的1∶7.6。在步入新型工业化道路之后，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其三，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难度日益增大。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呈明显提高趋势，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技术排挤农民”的过程，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就业增长的拉动由20世纪80年代的0.32个百分点下降到目前的0.1个百分点以下。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由1982—1997年的年均转移501万人，降至1997—2004年的年均转移363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已呈减缓趋势。
第二，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调查表明，农业生产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仍然很大。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关键是要做好调整结构和科技兴农两篇大文章。按照“四化”的现代农业理念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特色、拓展、延伸”上下功夫。一是品种特色化。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鲜明、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实行以特取胜、以优取胜。二是生产专业化。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提高专业生产和管理水平。三是种植规模化。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合理规划布局，推进板块式种植，改变“家家‘小而全’、户户‘粮油棉’”的状况，提高土地适度规模和服务型规模的集约经济效益。四是经营一体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分析，畜牧业发展潜力很大，增收前景广阔。要把畜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做强做大，为农民持续增收培育新的增长点。要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科学种养和施肥节水等模式，以科技破解增收大难题。
第三，广辟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途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通常有“离乡不离土”、“离乡又离土”、“离土不离乡”这三种模式。 实践证明，前两种模式负面效应甚多[据调查，现在一些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一窝蜂地涌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留守在家的大多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年），导致新技术推广难度增大，土地粗放经营有所抬头，村组公益性体力活无人干，老人赡养、子女教育、婚姻家庭和社会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现]；我们基本国情、省情决定了“离土不离乡”这种就近就地转移，才是最可靠的、最具生命力的增收之路，应当作为转移的主导模式来抓。 一是要坚持“一主三化”的方针，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实践证明，凡是农民比较宽裕、农村比较繁荣的地方，都是民营企业、县域经济活跃的地方。要坚持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实力。着力发展、建设县城和重点镇，从财政、金融、税收和公共品投入等方面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二是加强产业引导，转变企业机制和增长方式。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扩大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容量。要彻底改变“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状况，积极引导企业和要素向园区集聚，以方便农民就业。三是坚持把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重大战略来抓。龙头企业在农民就业、增收、创新经营体制、培养新型农民、与市场对接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带动作用，是就地、就近转移的主要吸纳体。以枣阳市吴店镇为例，这几年全镇60%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镇办龙头企业吸纳，农民增收的60%来源于龙头企业。
第四，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宏观调控。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拿不到社会平均利润。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此种格局将会长期存在、难以改变。鉴此，国家应采取“多予（扶持）、调控、服务”相结合的方针，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很多地方还是“毛主席的库（水库）”、“大跃进的沟（灌渠）”（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病险水库增多，渠道失修严重。以枣阳为例：60%的水库存在安全隐患；泵站能正常使用的只占61%，出水力不足60%；灌区渠道淤塞严重，目前能正常使用的只占65%，渠系水利用系数不到0.4。这个问题如果单纯依赖地方政府和农民解决，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国家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尽快解决湖库水利失修、排涝、提灌等问题，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加强农业的宏观调控。要认真负责地做好信息指导工作，引导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对接”，改变农产品种植“少了、少了、多啦多！”的状况，平抑市场风险。完善和强化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大对种植农民的补贴力度，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有效保护农民的收益。
（四）勇涉改革的“深水区”，破解体制机制难题。
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客观上催生和形成了一种“倒逼”态势，把农村各项改革的时间表大大提前，推进和深化农村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一，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温家宝总理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从此解决了。如果改革不彻底也可能前功尽弃”。一是以减人减支出为目标，改革乡镇机构。难点和关键是乡镇事业单位改革问题。要坚持“以钱养事”的改革思路，逐步将部分可由社会承担的服务项目，以项目招标、合同管理、服务考核的方式，建立公益服务向社会购买的“以钱养事”新机制，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乡镇政府属政府治理结构的最基层，应着重强化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为农民提供更多服务、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三个方面的职能，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三是加快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依据新《义务教育法》落实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使农村实行真正意义的义务教育；同时深化农村学校人事和财务等制度改革。四是搞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
第二，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土地不仅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国农民视土地如“命根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要通过推进显隐结合的“两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实现农业的“第二次飞跃”。一是土地集约化。按照“强化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思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承包经营权自愿、依法、有偿流转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拔苗助长，不能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二是农民组织化。世界各地的经验证明，合作经济是分散弱小的农户面对广阔的市场经济海洋、争取最大利益的普适性组织形式，是巨大的“内生力”。要大力发展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扩大隐形经营规模。从我国国情、湖北省情来看，这是一条最现实的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有效途径。
第三，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资金“失血”严重。从宏观层面上讲，我国城乡金融存在八大不平衡（改革进度、资金投入、网点覆盖、业务发展、风险程度、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经营环境），农村金融落后城市金融10年甚至更长，农村人均贷款余额不足城市的1/10（2005年末，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000元，城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0000元）。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信贷资金投入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难，贷款满足率不高；小额信用贷款不能完全满足农户需要。鉴此，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扩大邮政储蓄资金的自主运用范围，引导邮政储蓄资金返还农村。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信贷。稳步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各地可通过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等办法，解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
第四，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一是要落实各项民主制度。要健全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尤其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广大农民群众真正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二是要搞好村民自治。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保证农村基层民主健康发展。三是要健全财务公开制度。不断丰富和拓展村务公开的内容。四是创新治理机制。江西赣州新农村建设的最大亮点是成立了理事会，村里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的建设，都通过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来组织实施和监管。这个作法，既真正体现了“农民主体”，同时也避免了国家的资金投入被截留和挪用，还确保了工程建设质量，值得借鉴。
四、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从指导思想和理论层面上看，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至关重要。
（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
目前在两者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对立论”、“排斥论”、“分割论”几种倾向。比较典型的是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农村落后都是因为农业的资金、资源都被城市拿走了，城市利用农村的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产品发展起来了，因此现在需要放慢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人，把我国“三农”问题归罪于城镇化。二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城镇化，农村凋敝和衰落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应主要发展城镇化，而不应把精力放在发展农村上。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大趋势，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只有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才能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条件，才能为反哺农业、带动农村提供经济基础，才能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据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800多年间全球人均收入只增长50%。而工业革命后，1820年到1998年，人均收入增长了8.6倍，是前800年的24倍多。这个数据也说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力量。这既体现在劳动力、生活必需品的支持上，更体现在消费需求上，农村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没有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就失去了支撑。同时，要看到我国有13多亿人口，而且每年还要增长上千万人，要把他们都转到城镇完全不可能。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城市化率达到60%，仍然有5－6亿人口留在农村。如此之多的人口在农村，岂能不管不问、任凭农村凋敝呢？！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战略的改变，而是战略重点的转变，目的是要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局面，通过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
当前处理好两者关系，关键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大力推进“五个一体化”：一是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要按照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新体制的要求，打破分割的格局，高标准、高起点地编制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二是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紧密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发展产业集群，构筑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物质基础。三是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一方面，要将城镇的基础设施向广大农村延伸；另一方面，财政投入要向农村倾斜，引导各类社会资源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开发，对口支援农村。四是推进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实行城市教师到农村交流支教制度。深入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建立以中心卫生院为核心的乡村卫生服务网络。五是推进城乡政策一体化。建立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消除身份歧视和就业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与城乡社会保障接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二）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
一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取得建设成果的根本保证。主导作用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管“三农”工作的传统和优势，牢牢把握其政治方向，使其卓有成效地进行，决不能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其二，要组织认真制定战略规划，使其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百年大计，规划为首”，这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其三，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大体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这是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体现“社会性”和“公共性”。其四，要认真研究和制定政策，加强制度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探索更活的机制、创造更好的环境。
另一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切入重点是三个方面：首先，配置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各种资源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进行流动和配置。虽然这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够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与实际需要仍有很大差距。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社会上各种资源和资金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据报载，截止2005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已突破14万亿元。如果能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诱导机制，哪怕引导10%用于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其二，市场运作。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政府主导是侧重于宏观的、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市场运作侧重于微观的、生产力组织管理的范畴。要将市场经济理念引入新农村建设，凡是能用市场机制运作的就不能用行政办法来运作。要坚持以民营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实行民有、民营、民治、民享，给建设主体以活力；要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招投标制，给建设项目、服务以利益捆绑和责任；要大力推行理事会等形式的管理，确保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其三，尊重主体。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又是建设的“主体”。农民需要什么、期盼什么，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要吸取1958年“大跃进”及90年代“普九”达标的深刻教训，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搞强迫命令；不能超越实际，以各种名义加重农民的负担；不能搞花架子，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要承认、尊重、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把建设的自主权还给农民。
总之，要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分工合作，协调配合，合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三）经济发展与其他要件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要件之间的关系，谋划和摆布好工作力量，非常重要。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新农村建设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在相当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行路、用电、饮水、居住等困难问题，说到底还是资金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就难以根本改善，农村健康文明和谐的新风尚就难以持久，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
但是，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发展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受诸要素的制约。从建设内容来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建等各个方面，每一项建设内部还有很多子系统；从生产方式来看，既有生产力的范畴，也有生产关系的范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统一；从要素来讲，既有发展、建设的范畴，又有改革的范畴；既有“硬件”，也有“软件”。这些要素都是互为影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单就农民增收而言，至少要受制于农民素质、政策环境、科技进步、二三产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静止的、孤立的思维定势，搞单兵出击、单项冒进，必然事倍功半、难以奏效。
因此，对领导者而言，尤应树立系统论的理念，把新农村建设真正作为系统工程来抓。要运用“弹钢琴”的工作方法，穷尽系统内诸要素，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倾力攻克难关，实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四）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摒弃“悲观论”的倾向，任何“无所作为”或借口长期性而放弃眼前每一步的努力，贻误时机，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也要摒弃“速胜论”和“跑步论”的倾向，任何无视实际情况，搞“投机取巧”、“花架子”也是错误的。当前，有必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教育和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树立艰苦创业、长期奋斗的思想，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现在，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是“上热下冷”，一些地方“等靠要”思想严重，农民指望“天上掉下林妹妹”，“一事一议”很难开展起来。如前所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进程转向第二个趋向的拐点和农村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鉴此，务必要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扶持和社会各界支持的外因“内化”为建设的结晶。如果坐等要靠、坐享其成，即使政府有再多的扶持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新农村建设应当立足于让农民得到实惠。唯其如此，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和支持。但是，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一个眼前实惠与长远实惠的问题。我们不能只顾眼前而忽视长远，既要让农民得到现实利益，更要得到长远利益。要注意解决长远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增强农村的后续发展能力。
第二，坚持把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特别要突出抓好两个方面：一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加强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村道路、饮水、沼气等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重视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逐步改善村容村貌。二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从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并切实加以解决。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三，建立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干部人事工作新机制。鉴于新农村建设周期较长、生产力发展又具有一定的继起性，尤其要从保障机制上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建立永续发展的干部工作机制。县（市）、乡（镇）党政一把手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党政干部交流不能过于频繁，同时要采取措施解决“候鸟型”、“走读生”问题；对县、乡两级党政一把手任职年龄、文化程度不宜“一刀切”。另一方面，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既要看经济建设，又要看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可持续发展；既要看经济总量，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主观努力，也要看客观条件。唯其如此，建设新农村的举措才能落到实处。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河，使中国成了醒来的雄狮。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一定能够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