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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2日，苏联“日出号”宇宙飞船搭载3名成员射入空间轨道。正在黑海之滨度假的赫鲁晓夫通过无线电与宇航员弗·米·科马罗夫通话。赫鲁晓夫祝贺他们飞行成功，告诉他们，莫斯科正在为他们的返航准备一个极其盛大的欢迎会。赫鲁晓夫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在地球上等着你们，再见！”科马罗夫上校以亲密的口吻回答说：“再见，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维奇……我们懂得你的意思，我们一定会和你见面的！”
10月19日，宇航员倒是回来了。但在欢迎的人群中，唯一看不见的是赫鲁晓夫，3名宇航员健步走到检阅台上，前来迎接他们的是勃列日涅夫。
原来，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
宫廷密谋
推翻赫鲁晓夫的那场政变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
密谋策划据说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由于赫鲁晓夫经常不在莫斯科，他的政治对手们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来进行商议和联络活动。赫鲁晓夫生性好动，离开莫斯科外出是极平常的事。斯大林很少出国，也不去视察任何工厂和集体农庄，如果离开莫斯科，也只有到黑海度假。而赫鲁晓夫却与斯大林相反，他总是在全国跑来跑去，而且每年都要出国好几次。据一位美国记者当时的计算，在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离开莫斯科88次，时间总共长达2年零9个月，在这88次中，有55次是出国旅行，共1年零9个月。这说明赫鲁晓夫不是一个怀疑心很重的人，他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了自信。
1964年9月，一批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作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的客人，来到南方靠近马累奇湖的地方度假，他们表面上进行打猎、钓鱼活动，而实际上他们在那里已详细地讨论了赫鲁晓夫的问题。
根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的回忆，就在这个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伊格纳托夫的贴身警卫戈柳科夫，冒着危险向谢尔盖报告说，伊格纳托夫正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人勾结起来策划搞掉赫鲁晓夫，这些人已经悄悄地在一大批州委书记中间进行摸底和串联，结成了一个反对赫鲁晓夫之网。
正当阴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赫鲁晓夫仍然按预定日程前往黑海之滨休假。赫鲁晓夫知道伊格纳托夫巡视各州的时候公然声明：应当撤赫鲁晓夫的职。他飞往黑海之滨的时候，向给他送行的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说：“把伊格纳托夫叫来，他在那儿胡说什么？这是什么阴谋？我回来后应当把这一切查清楚。”他自视宝座安稳，也深知伊格纳托夫这样做是有深远背景的。但说完这些，赫鲁晓夫就把伊格纳托夫的事丢在脑后，扬长而去。
虽说度假，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停止国事活动，有关他未来行程的计划，也不断向世界通报。
10月3日，赫鲁晓夫在索契会见了在苏联进行访问的以日本著名政治家藤山爱一郎为首的一批日本议员。在会谈将要结束时，刚到这里休息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也到赫鲁晓夫这里参加了会谈。10月4日，赫鲁晓夫会见了以议长乔杜里为首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10月5日，赫鲁晓夫致电不结盟国家议会主席，预祝会议成功。10月6日，西德总理艾哈德对报界说，初步确定在1965年1月赫鲁晓夫访问西德。10月7日，联合国官方人士透露，赫鲁晓夫可能来纽约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会议。10月8日，英国《每日快报》报道，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赫鲁晓夫在私人通信中一致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将于1965年2月举行一次最高级会晤。10月10日，苏联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表示，赫鲁晓夫希望约翰逊如果重新当选能去莫斯科。
10月12日，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赫鲁晓夫与正在太空邀游的宇航员通话。当时米高扬坐在赫鲁晓夫身边。赫鲁晓夫正对船长科马罗夫讲话的时候突然说：“我要把麦克风交给米高扬了，他简直是从我手里把它抢走的。我没法再拒绝了。”
这时，赫鲁晓夫家里的所有电话都不通了，一切外界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但赫鲁晓夫为苏联太空成就而感到异常高兴，竟没有发现这一重大症候。
斯大林时代，苏联在美国之后造出了原子弹。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首先发射了宇宙火箭，并一直走在美国前头。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创了人类的宇航事业。1959年9月13日，苏联发射的第二个宇宙火箭如期到达月球，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从地球到另一个天体的飞行。1961年4月12日，苏联的“东方－1号”宇宙飞船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当宇航员加加林胜利到达地球上的时候，莫斯科沸腾了。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位巡天英雄的敬礼并热烈地拥抱了他。苏联捷足先登，美国则拼命追赶。当苏联获悉美国即将发射有两名乘员的“双子星座”号密封舱的时候，赫鲁晓夫命令苏联的空间专家抢先发射了有3名乘员的密封舱。这次宇宙飞船已绕地球飞行了3圈。“亲爱的尼基塔，你会在地球上等待我们，我们一定会和你见面的。”科马罗夫的声音久久响在赫鲁晓夫的耳畔。
这是赫鲁晓夫有生之年最后、最快乐的时刻，他的厄运也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
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在别墅里会见法国的国务部长巴列夫斯基。当时的法国正在准备总统竞选。戴高乐是否参加竞选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赫鲁晓夫会见巴列夫斯基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巴列夫斯基回答得比较含糊，于是赫鲁晓夫打断了他的话，表示深信戴高乐将军一定会参加总统的竞选。赫鲁晓夫说：“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都要为保存自己的权力而斗争到底。”赫鲁晓夫准备在别墅设午宴招待客人时，电话铃响了，有人请他去接来自莫斯科的电话。这个电话是勃列日涅夫打来的，他告诉赫鲁晓夫，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他提出的关于改革农业的建议书而引起的问题。赫鲁晓夫不悦，他说：“这个问题不急于讨论，等过些日子再说。我在度假，我需要休息。”
隔了一会儿，勃列日涅夫再度以电话通知赫鲁晓夫，说“领导层出现了不一致意见”，催促赫鲁晓夫火速回莫斯科，并咄咄逼人地说，如果赫鲁晓夫执意不同意回莫斯科，那么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解决这一问题。赫鲁晓夫气愤地说：“那么好吧，派飞机来接我。”
米高扬陪同赫鲁晓夫飞回到莫斯科，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的只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这与惯例大相径庭。赫鲁晓夫要求送他回家，但警卫拒绝服从，并通知他，事先已接到命令，让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此时，赫鲁晓夫大梦初醒，但已措手不及了。
“请求”辞职
密谋搞掉赫鲁晓夫的主要策划者是书记处书记，被外国称为“老参议”的苏斯洛夫，在苏联政治舞台上他始终是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得到了书记处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的支持。他们密谋的重点是说服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任党委第二书记时因响应赫鲁晓夫“垦荒”的号召成绩卓著而崭露头角，以后一直在赫鲁晓夫的护佑下步步高升。在科兹洛夫于1963年中风不起之后，他被选中协助第一书记工作。实际上，他成为苏共中央的第二把手。此人深得赫鲁晓夫的信任，因此，苏斯洛夫也格外在他身上下工夫。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斯洛夫也极尽拉拢之能事。争取到党的第二把手以及军队和克格勃的支持，反对派阵营的力量取得了优势。
赫鲁晓夫到黑海度假，他一离开，撤销他职务的准备工作便加紧进行了。这时赫鲁晓夫的“贤内助”尼娜·彼得罗夫娜正在捷克的著名疗养地卡罗维发利的卡尔斯巴德浴场疗养。支持赫鲁晓夫的《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和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哈尔拉莫夫被派出差国外。《消息报》总编辑、他的女婿阿朱别依以及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伊利切夫也被派到外地出差。所有多多少少不大可靠的中央委员和元帅都被派赴各地参加五花八门的国事活动。这就是说，有可能成为赫鲁晓夫帮手和耳目的人，基本上都不在莫斯科了。而密谋者所努力争取的中央委员却被陆续召集来，由苏斯洛夫分别通气，统一步调。在谈话的中央委员中仍有3人不同意预定的决议。
10月12日，主席团召开了预备会议。缺席的是在黑海度假的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以及卧病在床的科兹洛夫。尽管军队和克格勃的领导人都尽知内情，但还是采取了特殊的保安措施，从最初的预备会议开始，克里姆林宫与外界的接触就完全断绝。赫鲁晓夫的所有通讯线路，都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主席团会议赞成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并且决定，将在中央全会上由苏斯洛夫作主要发言人，内定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
在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首先召开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2人，除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几位州委书记。开始，照例由赫鲁晓夫主持。勃列日涅夫首先发言。他对赫鲁晓夫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决定时，我们没有集体进行深入的分析，最近一个时期，您在同主席团成员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交往中，表现粗暴，喜怒无常，不愿意倾听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接着说：“现在赫鲁晓夫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发展经济的工作中，主观，违反经济规律。”随后，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说：“由于赫鲁晓夫未经深思熟虑就采取一些行动，使苏共中央主席团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不让我搞农业，而他本人却把农业搞得一塌糊涂。”
谢列平认为“赫鲁晓夫不能再留在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位置上了。”
马祖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各种建议未经全面讨论就得到了赞同，这导致犯错误。”
叶夫列莫夫指责“赫鲁晓夫不断改组农业，分散干部精力，一个人处理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
苏斯洛夫在会上指责“赫鲁晓夫竟毫无根据地拒绝采纳主席团成员提出的许多建议。”
波利扬斯基列举农业中的一些数字和事实，说明“赫鲁晓夫犯了夸大狂的毛病，且成了不治之症。”他奉劝赫鲁晓夫提出辞呈。
米高扬简要地谈了涉及赫鲁晓夫的一些国际政策问题，如苏伊士运河事件、柏林事件、加勒比海危机。但在谈到有关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建议时，米高扬却说：“我认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留在党的领导岗位上。”
谢列平对米高扬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和其他人也支持谢列平，并批评了米高扬。
柯西金发言时也表示不同意米高扬的观点。他强调指出：“赫鲁晓夫的错误是一个人把持了全部国防问题。必须解除他担任的全部职务，否则个人崇拜的作风将导致可悲的结局。”柯西金建议：“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通报全部情况。”他还补充说：“必须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分开，设置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职务，因为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不应出现真空。”
随后，波德戈尔内走上讲坛。他说：“赫鲁晓夫现在完全变了。工农业都出现了严重的情况。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不断进行频繁的改组，于是人浮于事，不负责任的风气滋长。”
最后会议请赫鲁晓夫发言。他神情非常紧张地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演说。主要内容是：“对我的优点作出的评价，我表示感谢。我非常重视大家直率的话语。”他对勃列日涅夫、主席团其他委员说：“许多原则性问题，我是同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共同作出决定的。例如，关于向古巴运送导弹、关于党的州委会分工的总决议。勃列日涅夫同志、波德戈尔内同志和其他同志当时并没有反对这样做，而是千方百计地支持了这种做法。我认为我们做得对，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嘛。为什么你们现在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我一个人呢？我以为这不公平……如果你们认为我应该走开，那就请便。我服从你们的要求。”
赫鲁晓夫流着泪说：“你们认为怎样起草决议就怎样起草吧，我会在决议上签字的。”但苏斯洛夫一伙无论怎样规劝赫鲁晓夫“自愿”辞职也终未奏效。双方相持不下，会议开到深夜，只好暂时休会。
赫鲁晓夫回到家中，思虑再三，确认再做任何抗争也是徒劳的。他打电话征求米高扬的意见，米高扬也说服赫鲁晓夫要他自愿递交退休声明。
“如果他们不要我，那就这样吧。我不再妨碍他们了。”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放下了电话。
随即，赫鲁晓夫写了一份辞职书。
第二天，10月14日上午，会议开得非常简短，只是决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并提议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由于赫鲁晓夫最终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所以决定在中央全会上不对赫鲁晓夫展开广泛的讨论和尖锐的谴责。
10月14日下午，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央全会开幕了。勃列日涅夫宣布了会议议程，米高扬主持会议。米高扬本来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他看到这位领导人已不能东山再起，也就站到多数派一边了。米高扬有着丰富的“转舵”经验，早有“全天候”部长之称。在这个会议上，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列举了赫鲁晓夫多方面的错误。赫鲁晓夫也出席了会议，但他一反常态，一言未发。
中央全会对苏斯洛夫的报告反应强烈，绝大多数人支持苏斯洛夫的讲话。全会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对赫鲁晓夫的决定。
10月16日，《真理报》在头版登载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照片，公布了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今年10月14日举行了全体会议。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在同一版上，《真理报》还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公报：
“今年10月15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主持下，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任命阿·尼·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解除他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当一场严酷激烈的权力之战走向结束的时候，竟是如此的温和平静。把如此重大的政治事变掩盖起来了。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自我“请求”是痛苦的、难于接受的，是自我戕害。全会公报上冠冕堂皇的“满足”、“批准”，连当事者也不会指望别人相信。赫鲁晓夫是苏联又一次党内斗争的失败者。这次的事件是1957年6月事件的重演。不同的是，那一次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喜剧，这一次则是悲剧；那一次是中央委员会拯救了赫鲁晓夫，这一次是中央委员会埋葬了赫鲁晓夫。
强弩之末
在赫鲁晓夫下台半年之前，即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前往祝寿，门庭暴满，达官如云。赫鲁晓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当他接受勋章之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有时，政治家在真正死亡之前，会有一种死亡先降临到他们身上。”不久，他的话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
赫鲁晓夫从高耸入云的圣殿一脚跌落到平地，他是在哪里失足的呢？
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逝世后才成为政治家的。在他日理万机、穿梭如云的十年执政中，改革是他所有政治生活的主题。他以惊人的胆略和勇气把斯大林推向审判台，开掘了多年铸成的僵硬表层，使改革之泉喷涌而出，并逐渐汇成改革的洪流。
“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向斯大林的旧体制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在工业方面，全面改组管理体制，撤销专业部，建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按部门实行的垂直型条条管理改为按地域原则实行的块块管理；在农业方面，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全部取消义务交售制；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健全司法制度，修改和制订一系列法律法令；在党内生活和领导体制方面，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调整和精简政府机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的专业化、知识化。
赫鲁晓夫领导了苏联第一次改革，可以说是苏联改革的先驱。但他又是一个鲁莽的改革家，急躁冒进，脱离实际，凭直觉行事，瞎指挥。随着改革的进程，这些问题日益造成了严重后果，为党内保守势力在政治上发难提供了机会。
赫鲁晓夫自认为是农业行家，农业也是赫鲁晓夫改革的“热点”。1958年3月，苏共中央在赫鲁晓夫催促下发出指示，要各地拖拉机站把所有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必须在一年内把机械买下来。80％的农庄倾其所储才买下了这些机械，而另外20％的农庄，本来已负债累累，只好再去贷款，买下硬性分配给他们的机械，更是债上加债。结果全国8000多个拖拉机站绝大多数在3个月内被取消，50％的技术人员离开了农业岗位。而集体农庄虽然勉强买下了这些机器，但缺乏驾驶员，也没有技术力量进行维修。这一后果又迅速冲击了机械制造业，原计划生产的农业机械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仓库里。而对于集体农庄来说，新机械买不起，老机械在报废。据统计，在1958～1961年间，运转的机械只能完成实际工作量的26～28％，使生产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赫鲁晓夫决定改组农业部、各级农业机构、农学院和农业实验站。这些改革或许能见成效。但由于他的急躁和鲁莽，也搞得一团糟。
赫鲁晓夫认为，农业部怎么能蹲在城里——让它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去，在那里建立一个大型样板田，以通过实例与实验指导全国农业。他一声令下，农业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城市搬到农村，在离莫斯科100多公里的米哈伊洛斯克办起了“样板农场”。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也一阵风似的搬到农村。苏联农业部和各共和国农业部都在农村，相距千里，连打一个电话也很难。结果，各农业部搞的样板田收成最坏，更有甚者，赫鲁晓夫竟让一个模范农场的场长当上了农业部长。
从1959年起，赫鲁晓夫开始推行冒进的“七年计划”。他宣布“七年计划”就是要把苏联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放在一个天平上称一称，看谁在世界上工作日最短，看谁在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要“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不几年，梁赞州的惨败就给大而空的七年计划敲响了丧钟。
1957～1958年，苏联畜牧业增长甚微，这使赫鲁晓夫很恼火。他给各州下达了严厉的指标，要使1959年的肉类生产大改观。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做出了发狂般的允诺，要使肉类增长3倍。赫鲁晓夫十分赞赏，他驱使各州修改计划。在梁赞州指标的压力下，许多州提出了肉类生产翻番的计划。赫鲁晓夫称赞梁赞州的高指标是“辉煌的起点”，他亲赴梁赞州，特授于梁赞州以列宁勋章，还不时地称颂“好样的梁赞，不愧为英雄的梁赞！”
为了完成浮夸的指标，梁赞州把牲畜，其中包括奶牛和种畜全部宰杀，还派人到其他州抢购牲畜，然后以1/3或1/4的低价卖给国家。州委规定，所有税收都必须用肉类支付，有的人只好去养兔，有的人到商店高价买肉，然后再以低价卖给国家顶税。就这样，梁赞州在年底发出了致赫鲁晓夫的公开信，宣布已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州委书记因此被命名为“劳动英雄”，并荣获了列宁勋章。
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后果可想而知。梁赞州的农业迅速走向崩溃。1960年该州的粮食指标只完成50％，而肉类指标只达到1/6。当苏共中央派出一个专门代表团到梁赞州检查工作时，那位州委书记在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由于全国仿效梁赞州的样板，1960年肉类产量下降了20万吨，直到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苏联肉类产量人均为40公斤，而美国则为100公斤，所谓“赶美超美”的梦幻破产了。
在军队改革方面，赫鲁晓夫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空军和海军已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国防力量不再取决于“有多少人穿军大衣”。为了同美国进行核竞赛，要集中全力发展核武器和火箭部队，于是他开始裁减常规部队。1958年裁军250万，1959年再度裁军。赫鲁晓夫把复员军人撒向全国，却没有适当地安置他们，军内军外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赫鲁晓夫惹恼了军队，全军元帅联合签名上书苏共中央主席团，反对继续裁军。
对于教育改革，1954～1955年所进行的取消男女分校的改革受到好评。但时至1958年底，赫鲁晓夫建议并经政府批准，把十年制改为十一年制，要求男女学生从14岁起就开始学习一门手艺，任何一个学校都得与附近工厂或农村挂钩，每周安排一整天的劳动课，毕业后要先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升大学，从而“使学校教育接近生活”。这一措施结果遭到城乡居民的强烈反对。工人抱怨增加了负担，工厂领导认为影响了生产，学生认为学而无用，家长更担心耽误了孩子的前途。但赫鲁晓夫不顾这些，通过法律强制推行。
改革管理体制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也由于不讲科学，变革太快，举措失当而陷于混乱。早在1957年，赫鲁晓夫硬要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强行把40个中央部中的27个部撤消，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区，想以地区管理代替部门管理。这种“经济区体制”不利于专业化和企业之间的协作，且助长了地方主义。因而1961年又成立了17个大经济区协调各经济区的协调组织，各类工业部门的委员会又在莫斯科出现。其结果各种机构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原来扩大了3倍。1961年11月，赫鲁晓夫建议，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把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分成工业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也相应地建立了工业局和农业局。这是一次最不得人心的改革，但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反对，而顺利通过。
这样两个党委，两套人马，机构重迭，冗员增加，互相掣肘。为此又成立了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授权监督工业。但是对地方交通、建筑、公共服务等的控制又出现了漏洞，因此又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1962年底，又相继成立了电力、轻工业、食品和贸易等委员会。结果越改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构就越复杂、越庞大。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简直是赫鲁晓夫的大会：他宣布开会，致开幕词，他做《政治报告》，又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再做总结报告，最后致闭幕词。他简直垄断了大会的一切。
大会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纲领》。根据这个新纲领，苏联将在以后10年内（即到1970年），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在20年内（即到1980年）苏联将“大体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1961年7月3O日，苏联各主要报纸都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提出党的目标是“苏联将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一年之前，苏联官方估计实现共产主义可能需要40至5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然而一年后，赫鲁晓夫就决定了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刻表，并且终于在“二十二大”上得以通过。与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顶峰相映照，他雄心勃勃的狂热也烧到极点。他热望用他的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来唤起建设苏联的强大动力，但是这个纲领并没有激起与会代表以及苏联人民的热情。
赫鲁晓夫在大会第一天的总结报告中，除惯例的内容以外，突出地谈到了斯大林的问题。他精心安排了攻击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发言，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反党集团”捆在一起，在党内来个彻底的大扫除。在苏共“二十二大”的闭幕式上，赫鲁晓夫作总结报告时，用更大的注意力讲斯大林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他详细地讲到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问题，基洛夫被暗杀的可疑之点，红军将领被枪决及中央委员的命运。在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愤怒达到沸点，代表们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在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碑，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同志们”。赫鲁晓夫的另一名主攻手斯波里多诺夫，秉承赫鲁晓夫的旨意，提出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陵墓中搬走。这项决议顺利通过，斯大林被重新安葬于克里姆林宫的墙脚下。这就是国际舆论喧嚣一时的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之事。
大会闭幕后，苏联全国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农庄纷纷易名，斯大林的塑像被推倒，各种有关斯大林“暴行”的文章、著作、回忆录大量出版。与此同时，对赫鲁晓夫的颂扬也日益升级，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红军的缔造者”，“工人的良师”，“庄员们的知心朋友”，“火箭之父”等桂冠都加在了他的头上。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上大反斯大林及“反党集团”，是因为他的改革漏洞百出，已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在中央，他也感到冷风迎面而来，向他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于是赫鲁晓夫决计打出杀手锏，一则可以消除身边的隐患，二则可以转移人们对改革的不满。这种“倒手把戏”如果干得利索，他可以争取2～3年的时间，争得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大丰收，并进而继续进行机构改革。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使他如意，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抛物线的顶点，随即则无可奈何地降落下来。
1963年，苏联的国民经济走向了危险的前沿地带。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比计划增长率低1％。据经济学家统计，1963年投给工业生产的每个卢布所得的利润比1958年低15个戈比，结果苏联在工业投资上损失了150亿卢布。除发电和金属制品外，几乎每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力都大大下降了，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
更为险恶的是农业。农业是赫鲁晓夫手中的王牌，然而农业领域的灾难决定了赫鲁晓夫的命运。首当其冲的是赫鲁晓夫喧嚣一时的垦荒带来了报应性的后果，滥垦草场，乱砍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引起土地严重的沙漠化、盐碱化。这年，飓风卷走了几百万吨沃土，刮走了600万公顷良田，甚至有些村庄在一夜之间被沙淹没。农业政策的失误与风暴等自然灾害两面夹击，粮荒紧逼莫斯科。赫鲁晓夫在穷途末路中，只好采取动用外汇和抛售黄金的办法，四面八方到处购粮。粮菜短缺，物价上涨，引起城乡居民的强烈不满。
他提出的干部定期更新的制度是对以往终身制的巨大冲击，是一个创举。但他低估了旧习惯势力的顽强堕性和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触犯和得罪了许多干部。军队和内务部的军官也对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减少他们的工资收入而恼怒。
赫鲁晓夫失去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领导作风问题。在他稳握苏联党政军大权之后，头脑发热，他感情多于理智，仓促作出决定，不尊重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意见。他行为粗鲁，信口开河，造成了不良影响。比如，他说毛泽东是“一个老古董”；他嘲弄保加利亚总理日夫科夫，说保加利亚人是寄生虫；他接见日本参议员时吹嘘苏联拥有“毁灭全世界的武器”；他在瑞典访问时和瑞典官员吵得面红耳赤；特别是他在1960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那简直是一场恶作剧。
在联合国大会上，他违反讨论规则，随意站起来打断别人的发言。当菲律宾代表发言时，他站起来骂人家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西班牙代表发言时，他竟然脱下皮鞋敲打桌子，打断人家的发言。会议主持人为了使他安静下来，竟然把木锤敲断了。他的这种行为在联合国受到了谴责，苏联代表团因破坏会议程序而被罚款1万美元。
赫鲁晓夫不是一位成熟和稳健的政治家，他怀着移山倒海的豪情壮志，想在敌人中杀出一条血路，但到后来，他终于陷入了重围。
赫鲁晓夫已意识到他的危险处境，只是他没有料到打击来得如此之快。一般苏联领导人休假都是为了思考一些大的问题，赫鲁晓夫到黑海休假也是这样。据说他思考的正是下月即要举行的中央全会。表面上，全会是要处理“农业问题”，而实际上，赫鲁晓夫正准备重新改组领导班子。不是你走，就是他走。他的反对派也许正是估计到这一点而先发制人。
盖棺论定？
在退休的最初日子里，赫鲁晓夫一直处于震惊的状态，他一连几个小时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眼眶里蓄满了酸楚的泪水。勃列日涅夫曾打来电话，似乎要讲什么事情，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摔了电话。
作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拥有4处寓所：莫斯科的一套公寓；一个由国家提供各方面服务的豪华的市内住宅；莫斯科郊区的一所乡间别墅以及黑海之滨的一所壮观别墅。按照规定，莫斯科的公寓和乡间别墅属于个人财产，其他两套寓所离任时要归还给政府。1965年初，赫鲁晓夫搬出国家别墅，住进一个地处乡村的别墅，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小分队24小时昼夜警卫。惊魂初定之后，他开始看书、听广播、看报纸，有时同妻子一起到市里去听音乐会或看戏。然而他更热心的是管理他别墅旁的花园和果园，并经常到附近农村转一转，和集体农庄庄员谈话。后来，他迷上了摄影，尤其喜欢拍摄自然景物。
1967年，赫鲁晓夫与中央委员会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发生了第一次争执。当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有关赫鲁晓夫退休后生活片断的短片。这使当权者十分不满，下令撤换了他的卫兵，并指示赫鲁晓夫向基里连科汇报。后者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后来进入了中央主席团。在谈话中基里连科厉声地说：
“你活得倒挺自在！”
“是啊，你可以从我这里收回别墅和养老金。我可以到全国各地去伸手乞讨，人们肯定会施舍给我一些东西的。可是，假如你穷途潦倒的话，谁也不会给你任何东西。”赫鲁晓夫自豪地反唇相讥。
60年代后期，当他听说有人企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时，很生气。他对过去也有所反省，后悔不该在思想战线发起一场运动，使一些画家和雕刻家受到了迫害。他更后悔没有把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人的平反工作进行到底。
撰写回忆录是苏联名人的一种时尚。于是他也想留下一部历史性文献传给后代。赫鲁晓夫历来不喜欢写作，而喜欢口述。他请求派一名速记打字员，但中央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仍从1967年开始采用录音的方式回忆他一生的经历，并且有人把他在4年时间里所作的录音几乎全部用速记抄录下来。1970年，有关录音带样品和820页不留空行的俄文打字复印稿通过某种渠道流向了西方，并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这个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也引起了苏联当局的关注。为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佩尔谢召见了赫鲁晓夫。结果在1970年11月6日，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声明：
“从美国和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报道中看到，所谓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正在筹备出版。这纯属虚构，我为此感到愤慨。我从来没有把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时代或其他公司。我也没有把类似这样的材料交给苏联的出版社。因此，我声明，这是虚构的。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报纸曾多次制造这类谎言而被揭穿。”
赫鲁晓夫坚决否认曾把回忆录交给任何一个出版社，然而他并不否认回忆录的存在，而且拒绝接受佩尔谢的要求宣布他的回忆录是捏造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他的名字自下台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苏联的公开报纸上。
据说，赫鲁晓夫与佩尔谢吵得很厉害，他坚持认为他有继续写回忆录的权利。他的回忆录是如何流出国外的，连赫鲁晓夫自己也不清楚。他对于回忆录的出版其实是很高兴的，但佩尔谢使他怒不可遏，他是紧紧捂住自己的胸口走出佩尔谢办公室的。沉重的打击加重了他的冠心病，他从此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达半年之久。出院后，他坚持写完了他的回忆录。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在首都莫斯科与世长辞，享年78岁。
9月13日，为赫鲁晓夫举行葬礼。没有发讣告，也没有告知安葬死者的时间和地点，赫鲁晓夫已是一个“普通公民”，他进不了列宁的陵园——红场，也不能葬于克里姆林宫的墙角下，新圣母公墓成为他最后的安葬地，与那些卓有贡献的诗人、艺术家、院士一起安息。
（来源：《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
10月19日，宇航员倒是回来了。但在欢迎的人群中，唯一看不见的是赫鲁晓夫，3名宇航员健步走到检阅台上，前来迎接他们的是勃列日涅夫。
原来，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
宫廷密谋
推翻赫鲁晓夫的那场政变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
密谋策划据说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由于赫鲁晓夫经常不在莫斯科，他的政治对手们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来进行商议和联络活动。赫鲁晓夫生性好动，离开莫斯科外出是极平常的事。斯大林很少出国，也不去视察任何工厂和集体农庄，如果离开莫斯科，也只有到黑海度假。而赫鲁晓夫却与斯大林相反，他总是在全国跑来跑去，而且每年都要出国好几次。据一位美国记者当时的计算，在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离开莫斯科88次，时间总共长达2年零9个月，在这88次中，有55次是出国旅行，共1年零9个月。这说明赫鲁晓夫不是一个怀疑心很重的人，他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了自信。
1964年9月，一批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作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的客人，来到南方靠近马累奇湖的地方度假，他们表面上进行打猎、钓鱼活动，而实际上他们在那里已详细地讨论了赫鲁晓夫的问题。
根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的回忆，就在这个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伊格纳托夫的贴身警卫戈柳科夫，冒着危险向谢尔盖报告说，伊格纳托夫正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人勾结起来策划搞掉赫鲁晓夫，这些人已经悄悄地在一大批州委书记中间进行摸底和串联，结成了一个反对赫鲁晓夫之网。
正当阴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赫鲁晓夫仍然按预定日程前往黑海之滨休假。赫鲁晓夫知道伊格纳托夫巡视各州的时候公然声明：应当撤赫鲁晓夫的职。他飞往黑海之滨的时候，向给他送行的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说：“把伊格纳托夫叫来，他在那儿胡说什么？这是什么阴谋？我回来后应当把这一切查清楚。”他自视宝座安稳，也深知伊格纳托夫这样做是有深远背景的。但说完这些，赫鲁晓夫就把伊格纳托夫的事丢在脑后，扬长而去。
虽说度假，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停止国事活动，有关他未来行程的计划，也不断向世界通报。
10月3日，赫鲁晓夫在索契会见了在苏联进行访问的以日本著名政治家藤山爱一郎为首的一批日本议员。在会谈将要结束时，刚到这里休息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也到赫鲁晓夫这里参加了会谈。10月4日，赫鲁晓夫会见了以议长乔杜里为首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10月5日，赫鲁晓夫致电不结盟国家议会主席，预祝会议成功。10月6日，西德总理艾哈德对报界说，初步确定在1965年1月赫鲁晓夫访问西德。10月7日，联合国官方人士透露，赫鲁晓夫可能来纽约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会议。10月8日，英国《每日快报》报道，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赫鲁晓夫在私人通信中一致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将于1965年2月举行一次最高级会晤。10月10日，苏联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表示，赫鲁晓夫希望约翰逊如果重新当选能去莫斯科。
10月12日，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赫鲁晓夫与正在太空邀游的宇航员通话。当时米高扬坐在赫鲁晓夫身边。赫鲁晓夫正对船长科马罗夫讲话的时候突然说：“我要把麦克风交给米高扬了，他简直是从我手里把它抢走的。我没法再拒绝了。”
这时，赫鲁晓夫家里的所有电话都不通了，一切外界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但赫鲁晓夫为苏联太空成就而感到异常高兴，竟没有发现这一重大症候。
斯大林时代，苏联在美国之后造出了原子弹。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首先发射了宇宙火箭，并一直走在美国前头。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创了人类的宇航事业。1959年9月13日，苏联发射的第二个宇宙火箭如期到达月球，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从地球到另一个天体的飞行。1961年4月12日，苏联的“东方－1号”宇宙飞船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当宇航员加加林胜利到达地球上的时候，莫斯科沸腾了。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位巡天英雄的敬礼并热烈地拥抱了他。苏联捷足先登，美国则拼命追赶。当苏联获悉美国即将发射有两名乘员的“双子星座”号密封舱的时候，赫鲁晓夫命令苏联的空间专家抢先发射了有3名乘员的密封舱。这次宇宙飞船已绕地球飞行了3圈。“亲爱的尼基塔，你会在地球上等待我们，我们一定会和你见面的。”科马罗夫的声音久久响在赫鲁晓夫的耳畔。
这是赫鲁晓夫有生之年最后、最快乐的时刻，他的厄运也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
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在别墅里会见法国的国务部长巴列夫斯基。当时的法国正在准备总统竞选。戴高乐是否参加竞选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赫鲁晓夫会见巴列夫斯基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巴列夫斯基回答得比较含糊，于是赫鲁晓夫打断了他的话，表示深信戴高乐将军一定会参加总统的竞选。赫鲁晓夫说：“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都要为保存自己的权力而斗争到底。”赫鲁晓夫准备在别墅设午宴招待客人时，电话铃响了，有人请他去接来自莫斯科的电话。这个电话是勃列日涅夫打来的，他告诉赫鲁晓夫，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他提出的关于改革农业的建议书而引起的问题。赫鲁晓夫不悦，他说：“这个问题不急于讨论，等过些日子再说。我在度假，我需要休息。”
隔了一会儿，勃列日涅夫再度以电话通知赫鲁晓夫，说“领导层出现了不一致意见”，催促赫鲁晓夫火速回莫斯科，并咄咄逼人地说，如果赫鲁晓夫执意不同意回莫斯科，那么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解决这一问题。赫鲁晓夫气愤地说：“那么好吧，派飞机来接我。”
米高扬陪同赫鲁晓夫飞回到莫斯科，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的只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这与惯例大相径庭。赫鲁晓夫要求送他回家，但警卫拒绝服从，并通知他，事先已接到命令，让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此时，赫鲁晓夫大梦初醒，但已措手不及了。
“请求”辞职
密谋搞掉赫鲁晓夫的主要策划者是书记处书记，被外国称为“老参议”的苏斯洛夫，在苏联政治舞台上他始终是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得到了书记处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的支持。他们密谋的重点是说服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任党委第二书记时因响应赫鲁晓夫“垦荒”的号召成绩卓著而崭露头角，以后一直在赫鲁晓夫的护佑下步步高升。在科兹洛夫于1963年中风不起之后，他被选中协助第一书记工作。实际上，他成为苏共中央的第二把手。此人深得赫鲁晓夫的信任，因此，苏斯洛夫也格外在他身上下工夫。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斯洛夫也极尽拉拢之能事。争取到党的第二把手以及军队和克格勃的支持，反对派阵营的力量取得了优势。
赫鲁晓夫到黑海度假，他一离开，撤销他职务的准备工作便加紧进行了。这时赫鲁晓夫的“贤内助”尼娜·彼得罗夫娜正在捷克的著名疗养地卡罗维发利的卡尔斯巴德浴场疗养。支持赫鲁晓夫的《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和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哈尔拉莫夫被派出差国外。《消息报》总编辑、他的女婿阿朱别依以及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伊利切夫也被派到外地出差。所有多多少少不大可靠的中央委员和元帅都被派赴各地参加五花八门的国事活动。这就是说，有可能成为赫鲁晓夫帮手和耳目的人，基本上都不在莫斯科了。而密谋者所努力争取的中央委员却被陆续召集来，由苏斯洛夫分别通气，统一步调。在谈话的中央委员中仍有3人不同意预定的决议。
10月12日，主席团召开了预备会议。缺席的是在黑海度假的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以及卧病在床的科兹洛夫。尽管军队和克格勃的领导人都尽知内情，但还是采取了特殊的保安措施，从最初的预备会议开始，克里姆林宫与外界的接触就完全断绝。赫鲁晓夫的所有通讯线路，都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主席团会议赞成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并且决定，将在中央全会上由苏斯洛夫作主要发言人，内定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
在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首先召开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2人，除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几位州委书记。开始，照例由赫鲁晓夫主持。勃列日涅夫首先发言。他对赫鲁晓夫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决定时，我们没有集体进行深入的分析，最近一个时期，您在同主席团成员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交往中，表现粗暴，喜怒无常，不愿意倾听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接着说：“现在赫鲁晓夫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发展经济的工作中，主观，违反经济规律。”随后，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说：“由于赫鲁晓夫未经深思熟虑就采取一些行动，使苏共中央主席团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不让我搞农业，而他本人却把农业搞得一塌糊涂。”
谢列平认为“赫鲁晓夫不能再留在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位置上了。”
马祖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各种建议未经全面讨论就得到了赞同，这导致犯错误。”
叶夫列莫夫指责“赫鲁晓夫不断改组农业，分散干部精力，一个人处理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
苏斯洛夫在会上指责“赫鲁晓夫竟毫无根据地拒绝采纳主席团成员提出的许多建议。”
波利扬斯基列举农业中的一些数字和事实，说明“赫鲁晓夫犯了夸大狂的毛病，且成了不治之症。”他奉劝赫鲁晓夫提出辞呈。
米高扬简要地谈了涉及赫鲁晓夫的一些国际政策问题，如苏伊士运河事件、柏林事件、加勒比海危机。但在谈到有关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建议时，米高扬却说：“我认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留在党的领导岗位上。”
谢列平对米高扬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和其他人也支持谢列平，并批评了米高扬。
柯西金发言时也表示不同意米高扬的观点。他强调指出：“赫鲁晓夫的错误是一个人把持了全部国防问题。必须解除他担任的全部职务，否则个人崇拜的作风将导致可悲的结局。”柯西金建议：“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通报全部情况。”他还补充说：“必须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分开，设置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职务，因为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不应出现真空。”
随后，波德戈尔内走上讲坛。他说：“赫鲁晓夫现在完全变了。工农业都出现了严重的情况。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不断进行频繁的改组，于是人浮于事，不负责任的风气滋长。”
最后会议请赫鲁晓夫发言。他神情非常紧张地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演说。主要内容是：“对我的优点作出的评价，我表示感谢。我非常重视大家直率的话语。”他对勃列日涅夫、主席团其他委员说：“许多原则性问题，我是同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共同作出决定的。例如，关于向古巴运送导弹、关于党的州委会分工的总决议。勃列日涅夫同志、波德戈尔内同志和其他同志当时并没有反对这样做，而是千方百计地支持了这种做法。我认为我们做得对，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嘛。为什么你们现在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我一个人呢？我以为这不公平……如果你们认为我应该走开，那就请便。我服从你们的要求。”
赫鲁晓夫流着泪说：“你们认为怎样起草决议就怎样起草吧，我会在决议上签字的。”但苏斯洛夫一伙无论怎样规劝赫鲁晓夫“自愿”辞职也终未奏效。双方相持不下，会议开到深夜，只好暂时休会。
赫鲁晓夫回到家中，思虑再三，确认再做任何抗争也是徒劳的。他打电话征求米高扬的意见，米高扬也说服赫鲁晓夫要他自愿递交退休声明。
“如果他们不要我，那就这样吧。我不再妨碍他们了。”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放下了电话。
随即，赫鲁晓夫写了一份辞职书。
第二天，10月14日上午，会议开得非常简短，只是决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并提议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由于赫鲁晓夫最终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所以决定在中央全会上不对赫鲁晓夫展开广泛的讨论和尖锐的谴责。
10月14日下午，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央全会开幕了。勃列日涅夫宣布了会议议程，米高扬主持会议。米高扬本来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他看到这位领导人已不能东山再起，也就站到多数派一边了。米高扬有着丰富的“转舵”经验，早有“全天候”部长之称。在这个会议上，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列举了赫鲁晓夫多方面的错误。赫鲁晓夫也出席了会议，但他一反常态，一言未发。
中央全会对苏斯洛夫的报告反应强烈，绝大多数人支持苏斯洛夫的讲话。全会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对赫鲁晓夫的决定。
10月16日，《真理报》在头版登载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照片，公布了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今年10月14日举行了全体会议。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在同一版上，《真理报》还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公报：
“今年10月15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主持下，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任命阿·尼·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解除他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当一场严酷激烈的权力之战走向结束的时候，竟是如此的温和平静。把如此重大的政治事变掩盖起来了。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自我“请求”是痛苦的、难于接受的，是自我戕害。全会公报上冠冕堂皇的“满足”、“批准”，连当事者也不会指望别人相信。赫鲁晓夫是苏联又一次党内斗争的失败者。这次的事件是1957年6月事件的重演。不同的是，那一次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喜剧，这一次则是悲剧；那一次是中央委员会拯救了赫鲁晓夫，这一次是中央委员会埋葬了赫鲁晓夫。
强弩之末
在赫鲁晓夫下台半年之前，即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前往祝寿，门庭暴满，达官如云。赫鲁晓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当他接受勋章之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有时，政治家在真正死亡之前，会有一种死亡先降临到他们身上。”不久，他的话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
赫鲁晓夫从高耸入云的圣殿一脚跌落到平地，他是在哪里失足的呢？
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逝世后才成为政治家的。在他日理万机、穿梭如云的十年执政中，改革是他所有政治生活的主题。他以惊人的胆略和勇气把斯大林推向审判台，开掘了多年铸成的僵硬表层，使改革之泉喷涌而出，并逐渐汇成改革的洪流。
“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向斯大林的旧体制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在工业方面，全面改组管理体制，撤销专业部，建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按部门实行的垂直型条条管理改为按地域原则实行的块块管理；在农业方面，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全部取消义务交售制；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健全司法制度，修改和制订一系列法律法令；在党内生活和领导体制方面，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调整和精简政府机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的专业化、知识化。
赫鲁晓夫领导了苏联第一次改革，可以说是苏联改革的先驱。但他又是一个鲁莽的改革家，急躁冒进，脱离实际，凭直觉行事，瞎指挥。随着改革的进程，这些问题日益造成了严重后果，为党内保守势力在政治上发难提供了机会。
赫鲁晓夫自认为是农业行家，农业也是赫鲁晓夫改革的“热点”。1958年3月，苏共中央在赫鲁晓夫催促下发出指示，要各地拖拉机站把所有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必须在一年内把机械买下来。80％的农庄倾其所储才买下了这些机械，而另外20％的农庄，本来已负债累累，只好再去贷款，买下硬性分配给他们的机械，更是债上加债。结果全国8000多个拖拉机站绝大多数在3个月内被取消，50％的技术人员离开了农业岗位。而集体农庄虽然勉强买下了这些机器，但缺乏驾驶员，也没有技术力量进行维修。这一后果又迅速冲击了机械制造业，原计划生产的农业机械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仓库里。而对于集体农庄来说，新机械买不起，老机械在报废。据统计，在1958～1961年间，运转的机械只能完成实际工作量的26～28％，使生产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赫鲁晓夫决定改组农业部、各级农业机构、农学院和农业实验站。这些改革或许能见成效。但由于他的急躁和鲁莽，也搞得一团糟。
赫鲁晓夫认为，农业部怎么能蹲在城里——让它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去，在那里建立一个大型样板田，以通过实例与实验指导全国农业。他一声令下，农业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城市搬到农村，在离莫斯科100多公里的米哈伊洛斯克办起了“样板农场”。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也一阵风似的搬到农村。苏联农业部和各共和国农业部都在农村，相距千里，连打一个电话也很难。结果，各农业部搞的样板田收成最坏，更有甚者，赫鲁晓夫竟让一个模范农场的场长当上了农业部长。
从1959年起，赫鲁晓夫开始推行冒进的“七年计划”。他宣布“七年计划”就是要把苏联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放在一个天平上称一称，看谁在世界上工作日最短，看谁在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要“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不几年，梁赞州的惨败就给大而空的七年计划敲响了丧钟。
1957～1958年，苏联畜牧业增长甚微，这使赫鲁晓夫很恼火。他给各州下达了严厉的指标，要使1959年的肉类生产大改观。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做出了发狂般的允诺，要使肉类增长3倍。赫鲁晓夫十分赞赏，他驱使各州修改计划。在梁赞州指标的压力下，许多州提出了肉类生产翻番的计划。赫鲁晓夫称赞梁赞州的高指标是“辉煌的起点”，他亲赴梁赞州，特授于梁赞州以列宁勋章，还不时地称颂“好样的梁赞，不愧为英雄的梁赞！”
为了完成浮夸的指标，梁赞州把牲畜，其中包括奶牛和种畜全部宰杀，还派人到其他州抢购牲畜，然后以1/3或1/4的低价卖给国家。州委规定，所有税收都必须用肉类支付，有的人只好去养兔，有的人到商店高价买肉，然后再以低价卖给国家顶税。就这样，梁赞州在年底发出了致赫鲁晓夫的公开信，宣布已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州委书记因此被命名为“劳动英雄”，并荣获了列宁勋章。
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后果可想而知。梁赞州的农业迅速走向崩溃。1960年该州的粮食指标只完成50％，而肉类指标只达到1/6。当苏共中央派出一个专门代表团到梁赞州检查工作时，那位州委书记在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由于全国仿效梁赞州的样板，1960年肉类产量下降了20万吨，直到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苏联肉类产量人均为40公斤，而美国则为100公斤，所谓“赶美超美”的梦幻破产了。
在军队改革方面，赫鲁晓夫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空军和海军已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国防力量不再取决于“有多少人穿军大衣”。为了同美国进行核竞赛，要集中全力发展核武器和火箭部队，于是他开始裁减常规部队。1958年裁军250万，1959年再度裁军。赫鲁晓夫把复员军人撒向全国，却没有适当地安置他们，军内军外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赫鲁晓夫惹恼了军队，全军元帅联合签名上书苏共中央主席团，反对继续裁军。
对于教育改革，1954～1955年所进行的取消男女分校的改革受到好评。但时至1958年底，赫鲁晓夫建议并经政府批准，把十年制改为十一年制，要求男女学生从14岁起就开始学习一门手艺，任何一个学校都得与附近工厂或农村挂钩，每周安排一整天的劳动课，毕业后要先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升大学，从而“使学校教育接近生活”。这一措施结果遭到城乡居民的强烈反对。工人抱怨增加了负担，工厂领导认为影响了生产，学生认为学而无用，家长更担心耽误了孩子的前途。但赫鲁晓夫不顾这些，通过法律强制推行。
改革管理体制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也由于不讲科学，变革太快，举措失当而陷于混乱。早在1957年，赫鲁晓夫硬要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强行把40个中央部中的27个部撤消，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区，想以地区管理代替部门管理。这种“经济区体制”不利于专业化和企业之间的协作，且助长了地方主义。因而1961年又成立了17个大经济区协调各经济区的协调组织，各类工业部门的委员会又在莫斯科出现。其结果各种机构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原来扩大了3倍。1961年11月，赫鲁晓夫建议，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把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分成工业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也相应地建立了工业局和农业局。这是一次最不得人心的改革，但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反对，而顺利通过。
这样两个党委，两套人马，机构重迭，冗员增加，互相掣肘。为此又成立了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授权监督工业。但是对地方交通、建筑、公共服务等的控制又出现了漏洞，因此又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1962年底，又相继成立了电力、轻工业、食品和贸易等委员会。结果越改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构就越复杂、越庞大。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简直是赫鲁晓夫的大会：他宣布开会，致开幕词，他做《政治报告》，又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再做总结报告，最后致闭幕词。他简直垄断了大会的一切。
大会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纲领》。根据这个新纲领，苏联将在以后10年内（即到1970年），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在20年内（即到1980年）苏联将“大体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1961年7月3O日，苏联各主要报纸都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提出党的目标是“苏联将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一年之前，苏联官方估计实现共产主义可能需要40至5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然而一年后，赫鲁晓夫就决定了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刻表，并且终于在“二十二大”上得以通过。与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顶峰相映照，他雄心勃勃的狂热也烧到极点。他热望用他的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来唤起建设苏联的强大动力，但是这个纲领并没有激起与会代表以及苏联人民的热情。
赫鲁晓夫在大会第一天的总结报告中，除惯例的内容以外，突出地谈到了斯大林的问题。他精心安排了攻击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发言，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反党集团”捆在一起，在党内来个彻底的大扫除。在苏共“二十二大”的闭幕式上，赫鲁晓夫作总结报告时，用更大的注意力讲斯大林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他详细地讲到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问题，基洛夫被暗杀的可疑之点，红军将领被枪决及中央委员的命运。在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愤怒达到沸点，代表们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在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碑，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同志们”。赫鲁晓夫的另一名主攻手斯波里多诺夫，秉承赫鲁晓夫的旨意，提出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陵墓中搬走。这项决议顺利通过，斯大林被重新安葬于克里姆林宫的墙脚下。这就是国际舆论喧嚣一时的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之事。
大会闭幕后，苏联全国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农庄纷纷易名，斯大林的塑像被推倒，各种有关斯大林“暴行”的文章、著作、回忆录大量出版。与此同时，对赫鲁晓夫的颂扬也日益升级，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红军的缔造者”，“工人的良师”，“庄员们的知心朋友”，“火箭之父”等桂冠都加在了他的头上。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上大反斯大林及“反党集团”，是因为他的改革漏洞百出，已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在中央，他也感到冷风迎面而来，向他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于是赫鲁晓夫决计打出杀手锏，一则可以消除身边的隐患，二则可以转移人们对改革的不满。这种“倒手把戏”如果干得利索，他可以争取2～3年的时间，争得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大丰收，并进而继续进行机构改革。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使他如意，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抛物线的顶点，随即则无可奈何地降落下来。
1963年，苏联的国民经济走向了危险的前沿地带。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比计划增长率低1％。据经济学家统计，1963年投给工业生产的每个卢布所得的利润比1958年低15个戈比，结果苏联在工业投资上损失了150亿卢布。除发电和金属制品外，几乎每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力都大大下降了，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
更为险恶的是农业。农业是赫鲁晓夫手中的王牌，然而农业领域的灾难决定了赫鲁晓夫的命运。首当其冲的是赫鲁晓夫喧嚣一时的垦荒带来了报应性的后果，滥垦草场，乱砍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引起土地严重的沙漠化、盐碱化。这年，飓风卷走了几百万吨沃土，刮走了600万公顷良田，甚至有些村庄在一夜之间被沙淹没。农业政策的失误与风暴等自然灾害两面夹击，粮荒紧逼莫斯科。赫鲁晓夫在穷途末路中，只好采取动用外汇和抛售黄金的办法，四面八方到处购粮。粮菜短缺，物价上涨，引起城乡居民的强烈不满。
他提出的干部定期更新的制度是对以往终身制的巨大冲击，是一个创举。但他低估了旧习惯势力的顽强堕性和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触犯和得罪了许多干部。军队和内务部的军官也对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减少他们的工资收入而恼怒。
赫鲁晓夫失去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领导作风问题。在他稳握苏联党政军大权之后，头脑发热，他感情多于理智，仓促作出决定，不尊重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意见。他行为粗鲁，信口开河，造成了不良影响。比如，他说毛泽东是“一个老古董”；他嘲弄保加利亚总理日夫科夫，说保加利亚人是寄生虫；他接见日本参议员时吹嘘苏联拥有“毁灭全世界的武器”；他在瑞典访问时和瑞典官员吵得面红耳赤；特别是他在1960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那简直是一场恶作剧。
在联合国大会上，他违反讨论规则，随意站起来打断别人的发言。当菲律宾代表发言时，他站起来骂人家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西班牙代表发言时，他竟然脱下皮鞋敲打桌子，打断人家的发言。会议主持人为了使他安静下来，竟然把木锤敲断了。他的这种行为在联合国受到了谴责，苏联代表团因破坏会议程序而被罚款1万美元。
赫鲁晓夫不是一位成熟和稳健的政治家，他怀着移山倒海的豪情壮志，想在敌人中杀出一条血路，但到后来，他终于陷入了重围。
赫鲁晓夫已意识到他的危险处境，只是他没有料到打击来得如此之快。一般苏联领导人休假都是为了思考一些大的问题，赫鲁晓夫到黑海休假也是这样。据说他思考的正是下月即要举行的中央全会。表面上，全会是要处理“农业问题”，而实际上，赫鲁晓夫正准备重新改组领导班子。不是你走，就是他走。他的反对派也许正是估计到这一点而先发制人。
盖棺论定？
在退休的最初日子里，赫鲁晓夫一直处于震惊的状态，他一连几个小时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眼眶里蓄满了酸楚的泪水。勃列日涅夫曾打来电话，似乎要讲什么事情，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摔了电话。
作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拥有4处寓所：莫斯科的一套公寓；一个由国家提供各方面服务的豪华的市内住宅；莫斯科郊区的一所乡间别墅以及黑海之滨的一所壮观别墅。按照规定，莫斯科的公寓和乡间别墅属于个人财产，其他两套寓所离任时要归还给政府。1965年初，赫鲁晓夫搬出国家别墅，住进一个地处乡村的别墅，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小分队24小时昼夜警卫。惊魂初定之后，他开始看书、听广播、看报纸，有时同妻子一起到市里去听音乐会或看戏。然而他更热心的是管理他别墅旁的花园和果园，并经常到附近农村转一转，和集体农庄庄员谈话。后来，他迷上了摄影，尤其喜欢拍摄自然景物。
1967年，赫鲁晓夫与中央委员会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发生了第一次争执。当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有关赫鲁晓夫退休后生活片断的短片。这使当权者十分不满，下令撤换了他的卫兵，并指示赫鲁晓夫向基里连科汇报。后者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后来进入了中央主席团。在谈话中基里连科厉声地说：
“你活得倒挺自在！”
“是啊，你可以从我这里收回别墅和养老金。我可以到全国各地去伸手乞讨，人们肯定会施舍给我一些东西的。可是，假如你穷途潦倒的话，谁也不会给你任何东西。”赫鲁晓夫自豪地反唇相讥。
60年代后期，当他听说有人企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时，很生气。他对过去也有所反省，后悔不该在思想战线发起一场运动，使一些画家和雕刻家受到了迫害。他更后悔没有把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人的平反工作进行到底。
撰写回忆录是苏联名人的一种时尚。于是他也想留下一部历史性文献传给后代。赫鲁晓夫历来不喜欢写作，而喜欢口述。他请求派一名速记打字员，但中央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仍从1967年开始采用录音的方式回忆他一生的经历，并且有人把他在4年时间里所作的录音几乎全部用速记抄录下来。1970年，有关录音带样品和820页不留空行的俄文打字复印稿通过某种渠道流向了西方，并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这个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也引起了苏联当局的关注。为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佩尔谢召见了赫鲁晓夫。结果在1970年11月6日，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声明：
“从美国和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报道中看到，所谓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正在筹备出版。这纯属虚构，我为此感到愤慨。我从来没有把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时代或其他公司。我也没有把类似这样的材料交给苏联的出版社。因此，我声明，这是虚构的。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报纸曾多次制造这类谎言而被揭穿。”
赫鲁晓夫坚决否认曾把回忆录交给任何一个出版社，然而他并不否认回忆录的存在，而且拒绝接受佩尔谢的要求宣布他的回忆录是捏造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他的名字自下台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苏联的公开报纸上。
据说，赫鲁晓夫与佩尔谢吵得很厉害，他坚持认为他有继续写回忆录的权利。他的回忆录是如何流出国外的，连赫鲁晓夫自己也不清楚。他对于回忆录的出版其实是很高兴的，但佩尔谢使他怒不可遏，他是紧紧捂住自己的胸口走出佩尔谢办公室的。沉重的打击加重了他的冠心病，他从此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达半年之久。出院后，他坚持写完了他的回忆录。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在首都莫斯科与世长辞，享年78岁。
9月13日，为赫鲁晓夫举行葬礼。没有发讣告，也没有告知安葬死者的时间和地点，赫鲁晓夫已是一个“普通公民”，他进不了列宁的陵园——红场，也不能葬于克里姆林宫的墙角下，新圣母公墓成为他最后的安葬地，与那些卓有贡献的诗人、艺术家、院士一起安息。
（来源：《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