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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明，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教授，1985-1996年负笈筑波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求学，研究日本与中国文化关系，2005年建公开网志“知日部屋”，提出“哈日反日不如知日”，网友称之“屋主”
东京的神保町古书街蜘蛛网般纵横交错，林立着172家旧书店，是书痴胜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20岁出头的吴伟明留学筑波大学，第一次踏足神保町，花费1500日元购得德川中期日本人撰写的《易经》注疏，书里有虫蛀痕迹和朱砂评语。此后至今，几乎一年去一次，这里还和他初次涉足时差不多，时间仿佛停顿，岁月也未留痕，甚至连书价也无变动，吴伟明说在那里可以寻回年轻时的光影。
1994年，吴伟明正在撰写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中文译名《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这一领域前人极少涉及，在美国与此相关的研究材料并非唾手可得，他申请到东京大学访学一年，一个猛子扎进神保町的故纸堆里，搜集有关德川时代易学的资料。大多数时候，都是“立读”，遇到绝版佳作，只能乖乖地奉上一张又一张福泽谕吉公仔纸（一万日元纸币），毕竟作为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占有再多的资料也不为过。
吴伟明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梁球琚楼日本研究学系有一间办公室，室内有墙壁之处皆是书，大概也因为挤满了书，空间显得并不宽裕，但整理得井井有条。浓郁的日本味道从书架、天花板挂着的一排日式灯笼和书桌上的动漫人偶上倾泻而出。书柜一侧，上百部漫画以书序整齐罗列，层层叠叠，另一边书柜则大多是日本历史文化学术书籍。
吴伟明向《留学生》记者描绘自己心目中的日本：“我离开香港17年，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都有停留。日本这个国家令我感觉有根，有文化的根。日本历史发展受中国和朝鲜半岛影响很大，但不能简单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分支，日本早已将受到的影响变为自己的东西。”
“是出于对日本极大的兴趣所以研究日本史吗？”《留学生》记者问。
“不是。我是喜欢中国才去念日本历史。”吴伟明回答得很利落。
“当时在中国是看不清楚中国的，我希望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日本对中国很了解，文化上有接近性，它对中国的看法也不一样，虽然观点不一定对，但多一个参照物。我真正的兴趣是日本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每一年，吴伟明都会去日本三四次，太太是日本人，日本与他的关系又更近一步。他指着书桌上儿子的照片对《留学生》记者说：“我的小孩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
夏天，夫妻俩会带着儿子到大阪探望外祖母，吴伟明也从未跟念国际学校的儿子聊过国家民族的概念，“香港是我们的家，他将来一定是中日西方的文化混合体，这个世界不用讲太多民族主义，讲太多也太麻烦。”
日本：每个教授都是一个门派
作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人，吴伟明的成长见证了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的普及， 对日本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从充斥在香港各个角落的日本潮流开始萌芽。
80年代，香港专门出租日本漫画的书店超过百间，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缘文化，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异常紧密。二战后，大部分国家都禁止日本文化进入，香港却没有。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重回香港开始，80年代，香港迎来第一波日本流行文化高峰。那时无论音乐、电影还是漫画，都是吸收了日本元素才得以发展。吴伟明这一代人，基本都是看着日本漫画、日本电视剧、打日本游戏、用着日本电器长大的一代。
吴伟明起身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漫画《超三国志霸》：“池上辽一的作品太精彩，我很着迷，简直不能不看下去。”
“我小时候当然最喜欢小叮当啦，大学时期喜欢科幻，到现在喜欢历史，一直是跟着兴趣走的。”书柜里类型繁杂的漫画，吴伟明也并非全都爱不释手，一部分出于教学需要，看漫画变成了学术研究。每年秋天，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一门日本流行文化的通识课，选修学生多达500个。“大概到退休也不能不教，太受欢迎。”此时离他退休，还有12年。
上课用粤语，吴伟明为的是“传神”。“日本流行文化翻译成英文，有点不伦不类，没有那种味道。”
日本流行文化只是吴伟明学术研究的一角，他的研究重点仍在日本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领域。1980年，一心想读历史的吴伟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攻读日本史，选择新亚也因书院有学生宿舍，吴伟明觉得不过群居生活还算什么大学。
“那个年代非常强调新亚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一心向往。”那时他不会说自己在中文大学念书，而会特别强调是新亚书院。“新亚师生对中国文化感情很深，愿望很朴素，希望为中国做一些事，为中国文化找出路。”
还在读大三时，吴伟明就已经把自己的学术之路规划得很清楚：本科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搜集把握研究领域的材料，学好日文，然后再去美国读博，学习更全面的分析方法。日后看来，吴伟明确实按照计划每一步都做到了。
本科毕业之际，他赴筑波大学攻读硕士。1985年，正值日本经济鼎盛期，社会秩序无比规范。吴伟明很快发现，自己对日本大学教学方式不太认同，教授们只关心自己的研究，上课无非是随意闲谈，香港的大学甚至都较之“认真严谨”得多。
再者，日本教授对学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对“入室弟子”严加管教，必须让其协助配合各种研究；对外国来的留学生，抱着“过客”心态，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也极少给予指导。
“去日本以前也听说过，没有亲身感受也就不会知道真有这样离谱。日本的训练只会照顾尊师重道的人，每一个教授都是一个门派，入了哪一派，哪派的老师就会照顾你，给你找工作，给你找女朋友，关系不好的话，将来各方面发展都很困难。”
吴伟明当年在筑波大学论文答辩时，指导教授问的问题和他所研究的领域丝毫不沾边，后来才发现教授把他的题目和一个韩国留学生弄混淆了，“太过分了，说出来都不太相信。”
有奖学金傍身，生活并无太大压力，放养式教学对他而言也并非一无是处，反而获得了自由的研究空间，上课只是寻求一种启发。然而，对日本政府给出的优厚奖学金，吴伟明有另一种看法：“这种优待害了很多人，很多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但不舍得奖学金便留在日本读博，其实留下来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1988年硕士毕业，他决定沿着自己的规划赴美国深造。
当他90年代初再到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对日本的感受与当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彼时，日本金融泡沫刚破，经济发展似乎在此刻戛然而止。在吴伟明的印象里，过去日本人走路都昂首挺胸倍儿有精神，如今的情绪似乎都出了点问题。他的日文也比第一次留日时运用自如，却渐渐发现日本人的习惯：当你日文说得不好时对你特别热情，当你日文说得差不多时，反倒有了戒心—你是什么人？有什么居心？就是这种奇怪的感觉。
思想史原来可以这么酷
现实并未按原计划顺利推进，吴伟明错过了美国大学的申请时间，阴差阳错拿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录取通知，他原本打算把心一横扎根UBC，一年之后，导师拿不到长俸（tenure），转身走了。自此，吴伟明必须重新申请学校，他整日泡在图书馆，一个礼拜看5本与研究相关的书，做大量读书笔记，规定自己要将英文世界有关日本历史的主要著作全部读完。苦读时光未被辜负，吴伟明获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再从硕士读起，师从美国学界日本史先驱Marius B·Jansen（简安生），幸运地成为简安生教授生前最后一位弟子。
一进普大深似海，和过去的求学经历截然不同，如同踏入一座古堡，师生们打着领结，穿戴绅士，更要命的是，普大对学术要求极高，甫一入校，学生就被定义为可以独立承担学术研究的学者。根据简安生以往的记录，他带的学生第二年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跟不上节奏要被劝退，同时他也很有心，虽不愿再教这些学生，也会为其寻觅下家，有的学生甚至去了哈佛。可是即便去了哈佛也是被“退”之身，普大的第一年，吴伟明过得诚惶诚恐。
“进普林斯顿之前，从来没觉得读书对我而言有什么难度，一有问题都可以马上征服。可是这里完全颠覆了我的经验，至少让我意识到我的英文不行啊。”当这个不满30岁的香港毛头小子向简安生教授递上自己的学期论文时，简安生很认真地读完之后，礼貌简短地跟他说回去想一想重新再写一份。吴伟明知道出事了，心里直呼完蛋，拿回论文思考改进。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此后每一篇文章都当作可以发表的论文来应对。
第二年，吴伟明慢慢习惯了普林斯顿的氛围和要求，开始寻找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一次他读到中国人写的中国佛学在日本的历史渊源，发现双方共同的兴趣是读易经，一下就被吸引住，于是他将目标对准德川时代，认为如果不了解德川时代，会直接影响对日本后期发展的理解。并且他觉得德川时代吸纳了大量中国文化，中国人研究甚至比日本人更有机会占得先机。刚开始找资料，发现资料阙如，不仅没有相关著述，连论文都找不到。吴伟明隐约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没有人写过至少证明它有新意，埋头一写就是五年。
余英时教授是吴伟明这篇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之一，他向余英时学习清代易学，再与日本易学做比较。也许是吴伟明曾经就读新亚书院的背景，余英时见到他很高兴，常讲起自己的老师钱穆先生，也讲以前在新亚书院时不那么开心的小故事。
“余老师就是大师，听他的课你也许觉得还好，一定要和他一对一面谈，他的功力会吓到你，很厉害！他对任何题目，任何话题，都能抛出整体的看法，学问很杂，很多是从武术小说、中国的白话小说中受到启发，童年也不是传统的大师在教他，他有农村小孩很活泼的背景。”
吴伟明的印象里，余英时烟瘾很大，上课时常常烟斗不离手，有些美国学生不喜欢，用手不停煽动烟雾企图抗议，他也并不理会，继续抽。余英时特别喜欢昆曲，无论谈到任何历史问题，最后总会痛惜一番传统文化，骂骂才过瘾。
虽说不是余英时的入室弟子，吴伟明却跟他学会了如何将学术研究做得更帅，“如果没有余老师，我可能不会研究思想史，最初只觉得文化史比较容易理解，思想史的古书那么多，太困难。后来看到他的书《历史与思想》，哇！原来做思想史可以这么酷。”
哈日反日不如知日
十年之后，吴伟明把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补充入近年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在英文建成的大框架下用中文几乎重写一遍，他说这深受余英时的启发。“余老师在美国的主要研究用中文发表，现在我年纪也不小了，我将来不写论文，就想用中文写给更多读者看。”
写书是不能为升职加分的，论文才会，不过不重要，反正我自己会看。”
当然，2007年便升为教授的吴伟明，现在不用再身负发表英文论文的压力，也不需要为永久职位发愁，用中文写作，能够拉拢更多的读者，扩大对学界的影响力。他对《留学生》记者说：“作为学者，如果我不能诠释我的研究的话，会感到很遗憾。如果不能将研究传下去，那太没意思了。”
现在他正着手准备第二本学术书《德川日本的中国想象》，“里面很多细致的研究，比如一些中国词汇和句子，德川时代怎么进去，当时日本怎么理解，用英文写的话会很困难。很多原点是中文，很有趣。”“有趣”、“过瘾”是吴伟明总结自己学术研究的口头禅。
抛开大部头，吴伟明于2005年创办的“知日部屋”风靡一时，是一个讨论日本文化的公开网志。时逢日本意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引发大规模抗议。
“我觉得日本确实该骂，但让我很难受的是，他们骂得不对。如果你要骂日本，必须先有所了解然后再去骂。”“知日部屋”就此诞生，吴伟明自称“屋主”，主张“哈日反日不如知日”。
博客文章简短易读，从学生们深谙的转笔绝技的日本起源、潮爆日本的女子社团，写到日本校服的社会文化、日本天皇在战败日公开的态度。在2007年博客潮流最热时，“知日部屋”一天有近万点击量。
未见吴伟明之前，《留学生》记者只在博客文章结集出版的书上一睹“屋主”模糊不清的风采：推着自行车，头戴防护头盔，离镜头远远的，照片风格似乎和文章行文一样掠过几缕冷幽默。
随着近一两年博客热潮消退，吴伟明已将阵地转去了脸书，读者交流依然火爆。“知日部屋”的文章也不见得全都紧随热点，吴伟明觉得发表在这里的文章都是他的“私货”，想写什么，分享什么，全由“屋主”决定。
“国产漫画难看死了，动画水平也很低。”当《留学生》记者问起吴伟明是否了解国产动漫时，他惊呼：“不是不了解，是不喜欢。”
“现在问题是整个市场都受保护，没有竞争，国产动漫的水平在下降，一定要有竞争，跟国外合作，才能提高水平。东西不好，不能出口，而出口很重要，不但赚钱，还可以提升国际地位，扩大影响。”
“你是日本文化的深度‘宅’吗？”
“宅的门槛太高，是沉迷于某种事物的专家，我还远远不到那个程度，最多算半个。”
东京的神保町古书街蜘蛛网般纵横交错，林立着172家旧书店，是书痴胜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20岁出头的吴伟明留学筑波大学，第一次踏足神保町，花费1500日元购得德川中期日本人撰写的《易经》注疏，书里有虫蛀痕迹和朱砂评语。此后至今，几乎一年去一次，这里还和他初次涉足时差不多，时间仿佛停顿，岁月也未留痕，甚至连书价也无变动，吴伟明说在那里可以寻回年轻时的光影。
1994年，吴伟明正在撰写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中文译名《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这一领域前人极少涉及，在美国与此相关的研究材料并非唾手可得，他申请到东京大学访学一年，一个猛子扎进神保町的故纸堆里，搜集有关德川时代易学的资料。大多数时候，都是“立读”，遇到绝版佳作，只能乖乖地奉上一张又一张福泽谕吉公仔纸（一万日元纸币），毕竟作为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占有再多的资料也不为过。
吴伟明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梁球琚楼日本研究学系有一间办公室，室内有墙壁之处皆是书，大概也因为挤满了书，空间显得并不宽裕，但整理得井井有条。浓郁的日本味道从书架、天花板挂着的一排日式灯笼和书桌上的动漫人偶上倾泻而出。书柜一侧，上百部漫画以书序整齐罗列，层层叠叠，另一边书柜则大多是日本历史文化学术书籍。
吴伟明向《留学生》记者描绘自己心目中的日本：“我离开香港17年，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都有停留。日本这个国家令我感觉有根，有文化的根。日本历史发展受中国和朝鲜半岛影响很大，但不能简单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分支，日本早已将受到的影响变为自己的东西。”
“是出于对日本极大的兴趣所以研究日本史吗？”《留学生》记者问。
“不是。我是喜欢中国才去念日本历史。”吴伟明回答得很利落。
“当时在中国是看不清楚中国的，我希望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日本对中国很了解，文化上有接近性，它对中国的看法也不一样，虽然观点不一定对，但多一个参照物。我真正的兴趣是日本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每一年，吴伟明都会去日本三四次，太太是日本人，日本与他的关系又更近一步。他指着书桌上儿子的照片对《留学生》记者说：“我的小孩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
夏天，夫妻俩会带着儿子到大阪探望外祖母，吴伟明也从未跟念国际学校的儿子聊过国家民族的概念，“香港是我们的家，他将来一定是中日西方的文化混合体，这个世界不用讲太多民族主义，讲太多也太麻烦。”
日本：每个教授都是一个门派
作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人，吴伟明的成长见证了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的普及， 对日本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从充斥在香港各个角落的日本潮流开始萌芽。
80年代，香港专门出租日本漫画的书店超过百间，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缘文化，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异常紧密。二战后，大部分国家都禁止日本文化进入，香港却没有。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重回香港开始，80年代，香港迎来第一波日本流行文化高峰。那时无论音乐、电影还是漫画，都是吸收了日本元素才得以发展。吴伟明这一代人，基本都是看着日本漫画、日本电视剧、打日本游戏、用着日本电器长大的一代。
吴伟明起身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漫画《超三国志霸》：“池上辽一的作品太精彩，我很着迷，简直不能不看下去。”
“我小时候当然最喜欢小叮当啦，大学时期喜欢科幻，到现在喜欢历史，一直是跟着兴趣走的。”书柜里类型繁杂的漫画，吴伟明也并非全都爱不释手，一部分出于教学需要，看漫画变成了学术研究。每年秋天，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一门日本流行文化的通识课，选修学生多达500个。“大概到退休也不能不教，太受欢迎。”此时离他退休，还有12年。
上课用粤语，吴伟明为的是“传神”。“日本流行文化翻译成英文，有点不伦不类，没有那种味道。”
日本流行文化只是吴伟明学术研究的一角，他的研究重点仍在日本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领域。1980年，一心想读历史的吴伟明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攻读日本史，选择新亚也因书院有学生宿舍，吴伟明觉得不过群居生活还算什么大学。
“那个年代非常强调新亚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一心向往。”那时他不会说自己在中文大学念书，而会特别强调是新亚书院。“新亚师生对中国文化感情很深，愿望很朴素，希望为中国做一些事，为中国文化找出路。”
还在读大三时，吴伟明就已经把自己的学术之路规划得很清楚：本科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搜集把握研究领域的材料，学好日文，然后再去美国读博，学习更全面的分析方法。日后看来，吴伟明确实按照计划每一步都做到了。
本科毕业之际，他赴筑波大学攻读硕士。1985年，正值日本经济鼎盛期，社会秩序无比规范。吴伟明很快发现，自己对日本大学教学方式不太认同，教授们只关心自己的研究，上课无非是随意闲谈，香港的大学甚至都较之“认真严谨”得多。
再者，日本教授对学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对“入室弟子”严加管教，必须让其协助配合各种研究；对外国来的留学生，抱着“过客”心态，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也极少给予指导。
“去日本以前也听说过，没有亲身感受也就不会知道真有这样离谱。日本的训练只会照顾尊师重道的人，每一个教授都是一个门派，入了哪一派，哪派的老师就会照顾你，给你找工作，给你找女朋友，关系不好的话，将来各方面发展都很困难。”
吴伟明当年在筑波大学论文答辩时，指导教授问的问题和他所研究的领域丝毫不沾边，后来才发现教授把他的题目和一个韩国留学生弄混淆了，“太过分了，说出来都不太相信。”
有奖学金傍身，生活并无太大压力，放养式教学对他而言也并非一无是处，反而获得了自由的研究空间，上课只是寻求一种启发。然而，对日本政府给出的优厚奖学金，吴伟明有另一种看法：“这种优待害了很多人，很多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但不舍得奖学金便留在日本读博，其实留下来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1988年硕士毕业，他决定沿着自己的规划赴美国深造。
当他90年代初再到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对日本的感受与当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彼时，日本金融泡沫刚破，经济发展似乎在此刻戛然而止。在吴伟明的印象里，过去日本人走路都昂首挺胸倍儿有精神，如今的情绪似乎都出了点问题。他的日文也比第一次留日时运用自如，却渐渐发现日本人的习惯：当你日文说得不好时对你特别热情，当你日文说得差不多时，反倒有了戒心—你是什么人？有什么居心？就是这种奇怪的感觉。
思想史原来可以这么酷
现实并未按原计划顺利推进，吴伟明错过了美国大学的申请时间，阴差阳错拿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录取通知，他原本打算把心一横扎根UBC，一年之后，导师拿不到长俸（tenure），转身走了。自此，吴伟明必须重新申请学校，他整日泡在图书馆，一个礼拜看5本与研究相关的书，做大量读书笔记，规定自己要将英文世界有关日本历史的主要著作全部读完。苦读时光未被辜负，吴伟明获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再从硕士读起，师从美国学界日本史先驱Marius B·Jansen（简安生），幸运地成为简安生教授生前最后一位弟子。
一进普大深似海，和过去的求学经历截然不同，如同踏入一座古堡，师生们打着领结，穿戴绅士，更要命的是，普大对学术要求极高，甫一入校，学生就被定义为可以独立承担学术研究的学者。根据简安生以往的记录，他带的学生第二年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跟不上节奏要被劝退，同时他也很有心，虽不愿再教这些学生，也会为其寻觅下家，有的学生甚至去了哈佛。可是即便去了哈佛也是被“退”之身，普大的第一年，吴伟明过得诚惶诚恐。
“进普林斯顿之前，从来没觉得读书对我而言有什么难度，一有问题都可以马上征服。可是这里完全颠覆了我的经验，至少让我意识到我的英文不行啊。”当这个不满30岁的香港毛头小子向简安生教授递上自己的学期论文时，简安生很认真地读完之后，礼貌简短地跟他说回去想一想重新再写一份。吴伟明知道出事了，心里直呼完蛋，拿回论文思考改进。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此后每一篇文章都当作可以发表的论文来应对。
第二年，吴伟明慢慢习惯了普林斯顿的氛围和要求，开始寻找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一次他读到中国人写的中国佛学在日本的历史渊源，发现双方共同的兴趣是读易经，一下就被吸引住，于是他将目标对准德川时代，认为如果不了解德川时代，会直接影响对日本后期发展的理解。并且他觉得德川时代吸纳了大量中国文化，中国人研究甚至比日本人更有机会占得先机。刚开始找资料，发现资料阙如，不仅没有相关著述，连论文都找不到。吴伟明隐约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没有人写过至少证明它有新意，埋头一写就是五年。
余英时教授是吴伟明这篇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之一，他向余英时学习清代易学，再与日本易学做比较。也许是吴伟明曾经就读新亚书院的背景，余英时见到他很高兴，常讲起自己的老师钱穆先生，也讲以前在新亚书院时不那么开心的小故事。
“余老师就是大师，听他的课你也许觉得还好，一定要和他一对一面谈，他的功力会吓到你，很厉害！他对任何题目，任何话题，都能抛出整体的看法，学问很杂，很多是从武术小说、中国的白话小说中受到启发，童年也不是传统的大师在教他，他有农村小孩很活泼的背景。”
吴伟明的印象里，余英时烟瘾很大，上课时常常烟斗不离手，有些美国学生不喜欢，用手不停煽动烟雾企图抗议，他也并不理会，继续抽。余英时特别喜欢昆曲，无论谈到任何历史问题，最后总会痛惜一番传统文化，骂骂才过瘾。
虽说不是余英时的入室弟子，吴伟明却跟他学会了如何将学术研究做得更帅，“如果没有余老师，我可能不会研究思想史，最初只觉得文化史比较容易理解，思想史的古书那么多，太困难。后来看到他的书《历史与思想》，哇！原来做思想史可以这么酷。”
哈日反日不如知日
十年之后，吴伟明把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补充入近年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在英文建成的大框架下用中文几乎重写一遍，他说这深受余英时的启发。“余老师在美国的主要研究用中文发表，现在我年纪也不小了，我将来不写论文，就想用中文写给更多读者看。”
写书是不能为升职加分的，论文才会，不过不重要，反正我自己会看。”
当然，2007年便升为教授的吴伟明，现在不用再身负发表英文论文的压力，也不需要为永久职位发愁，用中文写作，能够拉拢更多的读者，扩大对学界的影响力。他对《留学生》记者说：“作为学者，如果我不能诠释我的研究的话，会感到很遗憾。如果不能将研究传下去，那太没意思了。”
现在他正着手准备第二本学术书《德川日本的中国想象》，“里面很多细致的研究，比如一些中国词汇和句子，德川时代怎么进去，当时日本怎么理解，用英文写的话会很困难。很多原点是中文，很有趣。”“有趣”、“过瘾”是吴伟明总结自己学术研究的口头禅。
抛开大部头，吴伟明于2005年创办的“知日部屋”风靡一时，是一个讨论日本文化的公开网志。时逢日本意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引发大规模抗议。
“我觉得日本确实该骂，但让我很难受的是，他们骂得不对。如果你要骂日本，必须先有所了解然后再去骂。”“知日部屋”就此诞生，吴伟明自称“屋主”，主张“哈日反日不如知日”。
博客文章简短易读，从学生们深谙的转笔绝技的日本起源、潮爆日本的女子社团，写到日本校服的社会文化、日本天皇在战败日公开的态度。在2007年博客潮流最热时，“知日部屋”一天有近万点击量。
未见吴伟明之前，《留学生》记者只在博客文章结集出版的书上一睹“屋主”模糊不清的风采：推着自行车，头戴防护头盔，离镜头远远的，照片风格似乎和文章行文一样掠过几缕冷幽默。
随着近一两年博客热潮消退，吴伟明已将阵地转去了脸书，读者交流依然火爆。“知日部屋”的文章也不见得全都紧随热点，吴伟明觉得发表在这里的文章都是他的“私货”，想写什么，分享什么，全由“屋主”决定。
“国产漫画难看死了，动画水平也很低。”当《留学生》记者问起吴伟明是否了解国产动漫时，他惊呼：“不是不了解，是不喜欢。”
“现在问题是整个市场都受保护，没有竞争，国产动漫的水平在下降，一定要有竞争，跟国外合作，才能提高水平。东西不好，不能出口，而出口很重要，不但赚钱，还可以提升国际地位，扩大影响。”
“你是日本文化的深度‘宅’吗？”
“宅的门槛太高，是沉迷于某种事物的专家，我还远远不到那个程度，最多算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