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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曾在中国留学和生活9年，是“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曾在FT中文网、《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等媒体以中文写作专栏，出版多本书籍。现居美国，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
加藤嘉一是谁？用一段话简单概括就是：一位曾经贫穷的日本乡下少年，19岁时来到中国北大求学，几年后，依靠自身的努力与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游刃于中国舆论场，取得巨大成功，但就在他离开中国的前后，却因为“南京门”与“学历门”，声誉戏剧般急转直下。
幸好，这一切发生时加藤嘉一已身在美国，距离成了天然屏障，让他不用直接面对那一切。
从2012年8月起，他先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亚洲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
遥远的美国波士顿。加藤嘉一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的街区租了一个一居室的寓所，居所面积不到30平米，没什么阳光，房内摆设简陋，除了会客沙发、单人床、书桌、餐桌、小书架，别无他物。他对《留学生》记者说，除与哈佛的学者、访问哈佛的知识分子和政策人士们讨论问题之外，通常都是一个人在看书思考，研究写作，甚至有时间每天自己做饭。
这与他在中国时完全不同。于是，他“终于可以慢下来，思考很多东西了”。
他告诉《留学生》记者：我们不必避谈“履历门”，对此我已经思考了很多，我错了，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在陌生的中国，我想有一点资本引起别人的重视，我想要积累人脉取得成功，那个时候的我很幼稚，很无知，对此，我要向所有中国读者道歉，向北大道歉，向关爱我的导师道歉。
当被《留学生》记者问及更喜欢中国还是美国时，加藤嘉一回答：“对这两个国家，我不能说喜欢或不喜欢，它们是我认真去观察、研究的对象。”
从孤独中得到真正的快乐
留学生：在看《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时，我会想，你的家人是否看过这本书？
加藤嘉一：这本书没有日本版，但是我给我的家人讲过这本书，向他们拿过照片，我的家人在听我讲的时候会有一点害羞，甚至不愿意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里面。
其他的就没什么，因为我的家人不干涉我在中国的生活，只希望我好好去做。这本书是我献给父亲（编者注：当时加藤嘉一的父亲被查出身患癌症）的，我跟他们说，作为长子，我会好好地负担起这个家庭，照顾好母亲、弟弟和妹妹。
留学生：你18岁就离开日本到中国留学，那个时候，你几乎一无所有，没有钱，不会中文，在中国没有任何人脉，在这样的情景下到中国，几乎是一场冒险。你是怎么说服家人让你到中国来的？
加藤嘉一：对于我到中国来，我的家人会有些的担心。但是，到北大留学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全家都对此有共识，因为在中国留学能更省钱，而我的家庭那时候很穷。至于在中国生活的困难、孤独，当我在日本时，从小到大这些都像影子一样一直在陪伴着我，我想我已经习惯了。艰难是你去到哪里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留学生：在看你的书时，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孤独。
加藤嘉一：我是一个爱孤独的人。快乐不快乐是相对的。我没有同事，没有助手，没有智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要我一个人去完成。这些和我的孤独感相辅相成。从孤独当中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甚至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孤独和快乐形成辩证关系。
中国媒体对我过于抬高
留学生：来到中国后，你是否会说：我一定要努力，除了成功，没有别的路？
加藤嘉一：说实话，初到中国时，我没有太多的想法，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以后会去写作写文章，都没有过。那个时候就是认真地学中文，解决生存问题，首先是过好日子，交到更多朋友，然后是希望在北大的留学能帮助我在未来打开一点事业。在当时，我没有想更多。但是，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好好地去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相信，活着的人，应该每一天都过得严肃、勤奋，对生活有计划和规划。
留学生：今天回顾那一段时间，你认为，在那几年，有哪些关键的人、关键的事件帮助你获得了成功？
加藤嘉一：当时，中日关系处于一个比较麻烦的时期。而我在北大，很偶然地当上了北大日本留学生会会长，自然而然地会有一些类似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活动，跟其他学校的学生做交流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脉变广，于是，就有人开始找我写文章、上电视。我当时面临的大环境是这样。于是，在我没有预料的情况下，认识了很多人，遇到了很多机会。
如果说拐点，应该是在2005年，我给《暸望东方周刊》写第一篇专栏，在杂志最后一页的“东游记”专栏，专门给外国人提供表达中国观和中外对比的表达平台，但那个时候我的中文写作水平很差劲，编辑把文章从头到尾改了一遍。2005年4月10日，我第一次上电视做评论，是凤凰卫视的《全球连线》，谈的就是当时的中国反日游行和中日关系。
另一个拐点是在2008年。那一年我开始给FT中文网写专栏。你知道，FT中文网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甚至高层也给予关注。一些官员看了我的文章后，会邀请我去和他们交流。还有，2008年我开始写书出版。从那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很忙碌。但这一切都是我在开始时根本没有想到的。
留学生：对于你在中国9年内所做的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白岩松曾评价：“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嘉一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你怎么理解白岩松话中的“价值”一词？
加藤嘉一：其实在中国时，几乎没有人当着我的面批评或赞扬过我。而我对于外界的评论抱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大家站在自己角度，自由评论我就好了。
白老师说的那句话很重，我看到那句话时，说实话，全身都发抖了。我感谢他对我有这样的评论。我知道，中国对我的评论很大程度上过于抬高了我。外界看重我，我想主要原因是太少日本人在中国用中文写书、发表文章、上直播节目做时事评论，而不是我做了多么重要的事情。外界过多抬高了我的作用，媒体很容易把人抬高，从而把你放在一个泡沫的位置，这很危险，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因为某些事而导致泡沫破裂。
留学生：当你在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时，为什么选择离开了中国？
加藤嘉一：去欧美留学是我从小抱有的愿望，但最初没有合适的条件。2008年，本科刚毕业时觉得离开中国会很可惜，因为我处在上升期，2010年研究生毕业时也如此。2011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邀请我以讲座学者身份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课，结束之后，我就觉得去美国的时机可能到了。我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建立联络，在2012年3月把事情定了下来，8月底前往美国。
当然，我从来没有觉得在中国我做的事够了，或者结束在中国的这些，我从来没有那么想。主要是觉得我需要进一步学习更多更深的东西。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很忙碌，我不能一直就这样奔跑，这样会掏空自己。如果一直那样下去，我很难有新的东西给予读者。当时我有很大的危机感，所以希望到美国尝试不同东西，挖掘新的潜力，然后再回来。
为曾经不择手段而道歉
留学生：以你的直观感受，美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加藤嘉一：我曾说过对美国有天生的反感，那是必然的，因为二战，因为原子弹。但是，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在美国这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我感受到了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融合，看到美国人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国家。美国社会很质朴，简单，人际交往也没多少寒暄。美国社会运转得缓慢而可持续，由制度设计和移民政策支撑这个可持续性。美国有很多的优势，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到美国来。
留学生：新书《加藤嘉一的留言》是你的日文书籍《我要成为日本海的桥梁》的译本，这本书在日本销量如何？日本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加藤嘉一：这本书其实开始是面向日本读者的，我是用日文写作，然后由别人翻译成中文的，其中也删改了很多，把很多敏感的地方改得不那么敏感。这本书写的就是我眼里的中国社会，中日关系，还有“后311时代”的日本该怎么走，是针对日本读者写的。当然，我也很高兴这本书隔一段时间能够面向中国读者。
这本书是我在日本的处女作，当时很多日本媒体对书写了书评，我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很多读者，包括一些报纸杂志的主编都主动和我聊这本书，尤其是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闲人”的问题，那些在公园、街头、胡同里无所事事的那种人，这些人在中国各地都能随时看到，我探讨了这些人对于中国的社会构成有何作用与影响，日本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至于销量，还不错，据我所知，一共印刷了6次，在日本这还可以吧。
留学生：我看过一些日本媒体评论你的文章，也与日本媒体人聊过 ，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对你有着误解。你怎么看？
加藤嘉一：前面我说过，几乎没有人对我有过当面的批评。我知道一个人批评另一个人，应该当面对他说，在背后，当事者不在的情况下说来说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了解一个人，总要和他有过单独的、长时间的、比较深入的交流。不过，我也不在乎，大家站在自己的角度自由评论就好了，他们有这个权利。而对于报纸杂志上写文章对我的评论，我一直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媒体应该有说话的自由和权利。
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等级社会，年轻人要服从、要听话、要乖乖的，个人主义在日本是不被允许的，是不符合日本传统的。可能由此很多日本的前辈对我的做法不满意，有意见，我可以理解，我认为长辈们应该好好批评加藤嘉一，我不会反驳。确实有很多人对我发表很多看法，但在我看来，沉默的人更为理性。
留学生：在今天，你怎么看发生在两年前的“学历门”？
加藤嘉一：对于此，我也有很多反省，那是我的历程。当时我18岁，来到中国，什么也不懂，盲目地想扩大影响力，扩大人脉，就不择手段。当时我抱着这种状态，抱着上升力和爆发力。但是，那时候我急躁、幼稚，还不懂怎么去做，怎么去扮演一个社会人的角色。这一切不健康的心态，还有我的虚荣心造成了我的错误。在今天我必须面对过去那个幼稚无知的自己，这样我才会变得更勇敢，才能前进。
所以，在这里我向那些支持我的朋友，鼓励我的朋友，批评我的朋友，还有长辈们，向他们表达我的歉意和反省，说一句对不起。对于北大，对于给我上课的老师们，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我给他们添麻烦了，我必须道歉。同时，我希望能让长辈们看到加藤嘉一的反省和进步。
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习阶段结束后，你将去哪里？
加藤嘉一：我在哈佛的访学从2012年8月到2014年7月，分为两个阶段，头一年在肯尼迪学院从事中美战略研究，第二年在亚洲中心做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到今年夏天，我在哈佛的访学生涯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会再游学一年吧。但夏天我会回亚洲，回日本和中国。至于更远的将来，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不必知道，只需坚持。
加藤嘉一是谁？用一段话简单概括就是：一位曾经贫穷的日本乡下少年，19岁时来到中国北大求学，几年后，依靠自身的努力与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游刃于中国舆论场，取得巨大成功，但就在他离开中国的前后，却因为“南京门”与“学历门”，声誉戏剧般急转直下。
幸好，这一切发生时加藤嘉一已身在美国，距离成了天然屏障，让他不用直接面对那一切。
从2012年8月起，他先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亚洲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
遥远的美国波士顿。加藤嘉一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的街区租了一个一居室的寓所，居所面积不到30平米，没什么阳光，房内摆设简陋，除了会客沙发、单人床、书桌、餐桌、小书架，别无他物。他对《留学生》记者说，除与哈佛的学者、访问哈佛的知识分子和政策人士们讨论问题之外，通常都是一个人在看书思考，研究写作，甚至有时间每天自己做饭。
这与他在中国时完全不同。于是，他“终于可以慢下来，思考很多东西了”。
他告诉《留学生》记者：我们不必避谈“履历门”，对此我已经思考了很多，我错了，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在陌生的中国，我想有一点资本引起别人的重视，我想要积累人脉取得成功，那个时候的我很幼稚，很无知，对此，我要向所有中国读者道歉，向北大道歉，向关爱我的导师道歉。
当被《留学生》记者问及更喜欢中国还是美国时，加藤嘉一回答：“对这两个国家，我不能说喜欢或不喜欢，它们是我认真去观察、研究的对象。”
从孤独中得到真正的快乐
留学生：在看《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时，我会想，你的家人是否看过这本书？
加藤嘉一：这本书没有日本版，但是我给我的家人讲过这本书，向他们拿过照片，我的家人在听我讲的时候会有一点害羞，甚至不愿意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里面。
其他的就没什么，因为我的家人不干涉我在中国的生活，只希望我好好去做。这本书是我献给父亲（编者注：当时加藤嘉一的父亲被查出身患癌症）的，我跟他们说，作为长子，我会好好地负担起这个家庭，照顾好母亲、弟弟和妹妹。
留学生：你18岁就离开日本到中国留学，那个时候，你几乎一无所有，没有钱，不会中文，在中国没有任何人脉，在这样的情景下到中国，几乎是一场冒险。你是怎么说服家人让你到中国来的？
加藤嘉一：对于我到中国来，我的家人会有些的担心。但是，到北大留学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全家都对此有共识，因为在中国留学能更省钱，而我的家庭那时候很穷。至于在中国生活的困难、孤独，当我在日本时，从小到大这些都像影子一样一直在陪伴着我，我想我已经习惯了。艰难是你去到哪里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留学生：在看你的书时，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孤独。
加藤嘉一：我是一个爱孤独的人。快乐不快乐是相对的。我没有同事，没有助手，没有智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要我一个人去完成。这些和我的孤独感相辅相成。从孤独当中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甚至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孤独和快乐形成辩证关系。
中国媒体对我过于抬高
留学生：来到中国后，你是否会说：我一定要努力，除了成功，没有别的路？
加藤嘉一：说实话，初到中国时，我没有太多的想法，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以后会去写作写文章，都没有过。那个时候就是认真地学中文，解决生存问题，首先是过好日子，交到更多朋友，然后是希望在北大的留学能帮助我在未来打开一点事业。在当时，我没有想更多。但是，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好好地去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相信，活着的人，应该每一天都过得严肃、勤奋，对生活有计划和规划。
留学生：今天回顾那一段时间，你认为，在那几年，有哪些关键的人、关键的事件帮助你获得了成功？
加藤嘉一：当时，中日关系处于一个比较麻烦的时期。而我在北大，很偶然地当上了北大日本留学生会会长，自然而然地会有一些类似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活动，跟其他学校的学生做交流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脉变广，于是，就有人开始找我写文章、上电视。我当时面临的大环境是这样。于是，在我没有预料的情况下，认识了很多人，遇到了很多机会。
如果说拐点，应该是在2005年，我给《暸望东方周刊》写第一篇专栏，在杂志最后一页的“东游记”专栏，专门给外国人提供表达中国观和中外对比的表达平台，但那个时候我的中文写作水平很差劲，编辑把文章从头到尾改了一遍。2005年4月10日，我第一次上电视做评论，是凤凰卫视的《全球连线》，谈的就是当时的中国反日游行和中日关系。
另一个拐点是在2008年。那一年我开始给FT中文网写专栏。你知道，FT中文网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甚至高层也给予关注。一些官员看了我的文章后，会邀请我去和他们交流。还有，2008年我开始写书出版。从那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很忙碌。但这一切都是我在开始时根本没有想到的。
留学生：对于你在中国9年内所做的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白岩松曾评价：“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嘉一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你怎么理解白岩松话中的“价值”一词？
加藤嘉一：其实在中国时，几乎没有人当着我的面批评或赞扬过我。而我对于外界的评论抱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大家站在自己角度，自由评论我就好了。
白老师说的那句话很重，我看到那句话时，说实话，全身都发抖了。我感谢他对我有这样的评论。我知道，中国对我的评论很大程度上过于抬高了我。外界看重我，我想主要原因是太少日本人在中国用中文写书、发表文章、上直播节目做时事评论，而不是我做了多么重要的事情。外界过多抬高了我的作用，媒体很容易把人抬高，从而把你放在一个泡沫的位置，这很危险，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因为某些事而导致泡沫破裂。
留学生：当你在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时，为什么选择离开了中国？
加藤嘉一：去欧美留学是我从小抱有的愿望，但最初没有合适的条件。2008年，本科刚毕业时觉得离开中国会很可惜，因为我处在上升期，2010年研究生毕业时也如此。2011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邀请我以讲座学者身份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课，结束之后，我就觉得去美国的时机可能到了。我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建立联络，在2012年3月把事情定了下来，8月底前往美国。
当然，我从来没有觉得在中国我做的事够了，或者结束在中国的这些，我从来没有那么想。主要是觉得我需要进一步学习更多更深的东西。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很忙碌，我不能一直就这样奔跑，这样会掏空自己。如果一直那样下去，我很难有新的东西给予读者。当时我有很大的危机感，所以希望到美国尝试不同东西，挖掘新的潜力，然后再回来。
为曾经不择手段而道歉
留学生：以你的直观感受，美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加藤嘉一：我曾说过对美国有天生的反感，那是必然的，因为二战，因为原子弹。但是，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在美国这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我感受到了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融合，看到美国人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国家。美国社会很质朴，简单，人际交往也没多少寒暄。美国社会运转得缓慢而可持续，由制度设计和移民政策支撑这个可持续性。美国有很多的优势，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到美国来。
留学生：新书《加藤嘉一的留言》是你的日文书籍《我要成为日本海的桥梁》的译本，这本书在日本销量如何？日本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加藤嘉一：这本书其实开始是面向日本读者的，我是用日文写作，然后由别人翻译成中文的，其中也删改了很多，把很多敏感的地方改得不那么敏感。这本书写的就是我眼里的中国社会，中日关系，还有“后311时代”的日本该怎么走，是针对日本读者写的。当然，我也很高兴这本书隔一段时间能够面向中国读者。
这本书是我在日本的处女作，当时很多日本媒体对书写了书评，我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很多读者，包括一些报纸杂志的主编都主动和我聊这本书，尤其是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闲人”的问题，那些在公园、街头、胡同里无所事事的那种人，这些人在中国各地都能随时看到，我探讨了这些人对于中国的社会构成有何作用与影响，日本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至于销量，还不错，据我所知，一共印刷了6次，在日本这还可以吧。
留学生：我看过一些日本媒体评论你的文章，也与日本媒体人聊过 ，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对你有着误解。你怎么看？
加藤嘉一：前面我说过，几乎没有人对我有过当面的批评。我知道一个人批评另一个人，应该当面对他说，在背后，当事者不在的情况下说来说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了解一个人，总要和他有过单独的、长时间的、比较深入的交流。不过，我也不在乎，大家站在自己的角度自由评论就好了，他们有这个权利。而对于报纸杂志上写文章对我的评论，我一直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媒体应该有说话的自由和权利。
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等级社会，年轻人要服从、要听话、要乖乖的，个人主义在日本是不被允许的，是不符合日本传统的。可能由此很多日本的前辈对我的做法不满意，有意见，我可以理解，我认为长辈们应该好好批评加藤嘉一，我不会反驳。确实有很多人对我发表很多看法，但在我看来，沉默的人更为理性。
留学生：在今天，你怎么看发生在两年前的“学历门”？
加藤嘉一：对于此，我也有很多反省，那是我的历程。当时我18岁，来到中国，什么也不懂，盲目地想扩大影响力，扩大人脉，就不择手段。当时我抱着这种状态，抱着上升力和爆发力。但是，那时候我急躁、幼稚，还不懂怎么去做，怎么去扮演一个社会人的角色。这一切不健康的心态，还有我的虚荣心造成了我的错误。在今天我必须面对过去那个幼稚无知的自己，这样我才会变得更勇敢，才能前进。
所以，在这里我向那些支持我的朋友，鼓励我的朋友，批评我的朋友，还有长辈们，向他们表达我的歉意和反省，说一句对不起。对于北大，对于给我上课的老师们，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我给他们添麻烦了，我必须道歉。同时，我希望能让长辈们看到加藤嘉一的反省和进步。
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习阶段结束后，你将去哪里？
加藤嘉一：我在哈佛的访学从2012年8月到2014年7月，分为两个阶段，头一年在肯尼迪学院从事中美战略研究，第二年在亚洲中心做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到今年夏天，我在哈佛的访学生涯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会再游学一年吧。但夏天我会回亚洲，回日本和中国。至于更远的将来，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不必知道，只需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