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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农历8月30日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周官桥乡司马冲村的左洪涛，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左洪涛经恽代英、萧楚女介绍，加入青年军人同志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亲自出马拜访北伐时期的老友郭沫若，请求他襄助，组建一个类似北伐军部队的政治部。郭沫若会同周恩来、潘汉年、刘晓等，很快就召集了左洪涛、杜国庠等34人。
由于组建政治部遭到蒋介石、陈诚的反对，张发奎遂将政治部改为战地服务团。蒋介石、陈诚仍认为“名堂”太大，最后将战地服务团改称战地服务队，直属第八集团军司令部。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正式成立。
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周恩来根据时局的需要和可能，要求在战地服务队建立一个秘密的战斗堡垒——中共特别支部。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关怀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宣布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同一天，周恩来指定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加入党组织，富有地下战斗经验的左洪涛担任“特支”书记。
左洪涛不负重托，以战地服务队作掩护，率“特支”成员与张发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斗智斗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工作，为党的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机智勇敢，巧与敌顽周旋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张发奎部队的序列不断变化，战地服务队的旗号也随之改变。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战地服务队随第八集团军由浦东撤退到浙江江山。不久，第八集团军撤销，张发奎调江西训练新兵，战地服务队暂时交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立 代管，由江山开往金华。1938年4月，张发奎调湖北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后，将战地服务队全部调去武汉，改为第二兵团战地服务队。10月，武汉沦陷，战地服务队滞留湖南平江一月有余。1939年元旦，张发奎部队开抵广东韶关，他改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破坏，战地服务队撤销。
在战地服务队的不断变化中，“特支”也随之发展壮大，先由成立初期的第八集团军特别支部，改为第二兵团特别支部。在战地服务队撤销后，又相继改为第四战区特别支部、第二方面军特别支部和广州行营特别支部。
战地服务队撤销时，左洪涛被张发奎委任为机要秘书。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经过不懈的努力，很快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使特别支部在张发奎部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40年8月，第四战区政治部反动顽固分子梁华盛、侯志明等人，抓到在邮电检查所任职的“特支”党员朱河康的把柄，欲置朱河康于死地。左洪涛知道消息后，立即向张发奎汇报，要求以长官部机要秘书的身份到邮电检查所调查核实。
原来，朱河康在检查信件时，发现有一个青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些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话语。朱河康认为自己检查放行后，这封信就能够安全地寄到对方手中。于是，顺手在原信上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对这位青年加以表扬、勉励，二是告诫这位青年以后不要在邮寄信中表露进步思想，以免被人发现，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岂料，这封信被梁华盛等人暗中复查时发觉，他们立即报告张发奎，要求张发奎将朱河康以共党分子名义处决。
左洪涛了解实情后，一面稳定朱河康的情绪，要他不要惊慌；一面沉着冷静地向张发奎汇报调查经过。张发奎听完汇报后，眉头紧锁，脸露愠色，大有要处置朱河康之意。左洪涛急中生智，凑近张发奎的耳边说：“朱河康在人家的信上乱涂乱画，是一种幼稚行为。但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邮电检查所直属战区特别党部，您是特派员，属您直接管辖，而政治部的人却对您不放心，在您的部下检查完后，竟还派人暗中复查，这明显是与司令您过不去。”张发奎听了这话，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大骂朱河康“头脑简单”。骂完后，他示意左洪涛转告朱河康，叫朱河康赶快请长假走人。拿到“赦免令”后，左洪涛连夜安排朱河康撤离第四战区，并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将朱河康送到了新四军部队。
1941年夏初，年仅19岁的“特支”党员杨应彬，正在贵州独山国民党军校第四分校学习。他的入党介绍人王洞若和韶关游干班学员郑体诗，写信给他，信中有“巴黎公社的穷孩子”和“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字句。这些信被军校的反共分子查获，他们如获至宝，不分白天黑夜，轮番对杨应彬进行审查，大有不挖出杨应彬背后的共产党后台决不罢休之势。
杨应彬是由“特支”选派，经张发奎保荐去军校学习的，张发奎对他寄有厚望。杨应彬在军校遇险，张发奎并不知道。左洪涛便在与张发奎闲聊时，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张发奎说：“杨应彬在四分校，无论是学课还是术课，每次考试都是全校第一。”听到这话，张发奎满脸高兴，感觉自己“很有面子”、“很光彩”，当即嘱托左洪涛代他写两封信，一封给四分校主任韩汉英，一封给杨应彬本人。在给韩汉英的信中，左洪涛措词严谨，力举杨应彬年轻有为，望其多加爱护培养。在给杨应彬的信中，又以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教导杨应彬勤奋学习，前途无可限量。张发奎看后甚是满意，龙飞凤舞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韩汉英过去是张发奎的部下，他打开张发奎的信，一时不知所措。那些反共分子得知杨应彬是张发奎的“红人”后，也不敢继续造次。左洪涛略施小计，就让杨应彬脱离了险境。
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深恐桂柳地区进步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利，于是密电蒋介石侍从室，称左洪涛、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的名义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左、麦、何、黄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就被左洪涛利用技术手段截获。
麦、何、黄与左洪涛一样，都是隐蔽在张发奎身边开展统战工作的“特支”成员。在第四战区，麦朝枢任中将秘书长，黄中廑任少将参事，何家槐与左洪涛一道，同在长官部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这时候，黄中廑、何家槐已经撤离第四战区。左洪涛反复思忖，自己与何家槐就住在张发奎办公室的楼下，每天跟在张发奎左右形影不离，被张发奎视为“心腹”，而陆树珊却将左、麦、何、黄4人“一视同仁”，视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这只说明一点，陆树珊没有真凭实据，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则，张发奎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查办他们。若非要那么做，与往常一样也是出他自己的丑。
于是，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镇定自若，与往常一样。张发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涛是共产党员，他一面拿出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一面“语重心长”地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接过密电，故作惊讶，装作满脸委屈的样子对张发奎说：“司令，你不相信麦朝枢、黄中廑还说得过去，但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们两人一直跟在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可疑行动，你心里绝对清楚。”张发奎点点头，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的回电，即飞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中统头目陆树珊万万没有想到，查办左洪涛的密电，就这么让左洪涛本人机警地顶了回去。
“特支”成立时有10名党员，加上后来新发展的11人和从中央长江局调入的1人，一共22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左洪涛直接掌握。一直到1947年8月杨应彬、郑黎亚夫妇最后撤离，“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战地服务队第一任队长钱亦石积劳成疾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
晓以大义，团结张发奎抗战
在左洪涛等“特支”党员的不懈引导和争取下，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战的信心日趋坚定，他亲自率部顽强地抵抗日寇，取得了很大的的战绩，也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然打出了乞降的旗帜。张发奎立即召见左洪涛，指示左洪涛以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发动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的罪行。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恬不知耻地发表《还都宣言》。张发奎义愤填膺，大骂汪精卫“是卖国贼、汉奸”，并让左洪涛、何家槐撰写了一篇声讨汪精卫罪行的檄文，以他的名义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柳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彻底撕毁汪精卫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
1941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7000名新四军将士喋血茂林。在左洪涛的规劝下，张发奎顶住来自国民党顽固派的强大压力，始终保持中立态度，成为国民党12个战区中，唯一没有发表所谓“声讨”新四军之类的反共通电的司令长官。这在当时反共气焰极为嚣张的时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越南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抗击日寇侵略的共同目标，如果真的将胡志明主席软禁，不但会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而且对团结抗日极为不利。左洪涛得知蒋介石的密令后，决定与吴仲禧、高若愚、张励、黄中廑4人联合向张发奎“进谏”。吴、高、张、黄4人都是张发奎信得过的人，经他们共同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在左洪涛的陪同下，张发奎亲自将胡志明接到窑埠街“斌庐”居住，待为上宾。不久，张发奎应胡志明的要求，在大桥干部训练团开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专门为越南培养抗日救国青年干部。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长征、范文同、黄文欢、李班、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都访问过柳州，张发奎也派遣力量到越南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这样，不但加深了中越两国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中越人民联合抗日，推动了越南人民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
竭尽全力，保护民主力量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抗先”）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的一个坚强的、富有战斗力的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广东省三青团在中统特务高信等人的把持下，对“抗先”虎视眈眈，经常唆使一些流氓地痞进行破坏，企图一口吞噬“抗先”。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率部进驻广州韶关。左洪涛在得到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指示后，一连数日多次向张发奎力陈“抗先”的作用和保存“抗先”的好处，要求张发奎维护和支持“抗先”及其他进步组织。张发奎反复分析广东全省的抗战形势后，决定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颁赠队旗给“抗先”，并亲笔批示，由左洪涛代表他前往“抗先”总部授旗和讲话。这样，高信之流只得悻悻收手。
1944年夏秋间，当日寇侵犯全州，进逼桂林时，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更生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运动知名人士滞留在桂林。周恩来指示左洪涛不遗余力协助他们撤退到柳州去。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往西南方向溃退，交通工具全为溃军所控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桂柳公路上人车拥挤不堪。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一张车票能救一条人命。接到指示后，左洪涛召集“特支”和原战地服务队的成员，让大家以转送各自的亲属为名，使出浑身解数去购买车票。仅一天多时间，左洪涛几个人从长官部副官处、兵站总监和柳州铁路交通警备司令部等单位，购来了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在周恩来指定的时间内，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地转移到了后方。
1945年11月中旬，张发奎调任广州行营主任兼接收委员会主任。不几天接收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兼参谋处长的中统特务李汉冲，仗着有中统撑腰，以张发奎的名义查封了我党主办的进步报纸《晨报》。
查封的人前脚一离开，报社社长梁若尘、总编辑邬维梓等人后脚就来找左洪涛，左洪涛急忙上楼向张发奎报告。听说李汉冲盗用自己的名义查封《晨报》，张发奎火冒三丈，站在楼道上大声斥责道：“怎么如此狂妄，简直是目中无人。”张发奎指令左洪涛亲自过去启封，并将印刷器材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于是，左洪涛调用数辆军用卡车，当晚就将报社里的重要器材，转运到了香港《华商报》社。
1946年夏，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向共产党举起血腥的屠刀，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广州上空乌云密布。左洪涛根据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相机撤退”的指示，再一次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保存革命力量的大撤退，先后帮助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撤到了后方。其中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夫人李秀文、何香凝和抗战演剧五队、七队队员。
粉碎阴谋，确保抗战骨干北撤
《国共双方会谈纪要》签订后的1946年1月10日，张群、周恩来代表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及《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同一天，国共双方成立由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
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方面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
在与张发奎谈判过程中，方方遇到不少的阻力。先是张发奎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不承认广东有共产党部队，拒绝谈判。后来，我方代表公布了我军驻地，张发奎又暗地里派部队偷袭我军，迫使我军撤离。使执行小组前去核实时，见不到我军的人影，国民党代表还借机诽谤我方撒谎。再后来，张发奎干脆断绝方方与外界的联系，使我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候，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与李汉冲安插的特务周旋，不断搜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转送到我党上级组织。在左洪涛的努力下，方方与东江游击纵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联系。在广州行营中将参事李章达老人家里，左洪涛还设法安排方方与曾生、尹林平派来的代表何鼎华见面。方方要求何鼎华火速转告曾生和尹林平：“要尽一切努力，坚决戳穿蒋介石、张发奎的阴谋。”
3月9日，尹林平飞抵重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我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阻碍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开展工作的阴谋。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蒋介石背信弃义。
同一天，蒋介石也电召张发奎赶到重庆。张治中在与张发奎见面时，严正地规劝张发奎遵守调处规则，实事求是地公布广东共军数量，但张发奎因有蒋介石作后台，断然予以拒绝。不过，对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斥责，张发奎还是接受了。
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张发奎最终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我党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3月30日，重庆方面派出由中共代表廖承志、国民党代表皮宗阚、美方代表柯夷组成的“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达广州，会同第八执行小组与广东军事当局谈判北撤的具体问题和措施。李汉冲等顽固分子为达到其罪恶目的，加紧了他们的破坏行动。“重庆军事代表团”甫抵广州，他们就准备先后实施翻车、破坏我方电台、偷窃我方密码等阴谋。左洪涛在获取敌人的破坏行动情报后，调动我党隐蔽的革命力量，部署了周密的反破坏计划，处处小心，防患于未然。为了防止敌人制造翻车事故，左洪涛提醒我方代表，要想方设法与美方或国民党代表同乘一辆车，绝不单独乘车外出。这样迫使敌人无从下手。
电台是我方代表与上级党组织及时联络的首要通讯工具，李汉冲妄图阻止我方代表与外界联系，对我方电台窥伺已久。一天晚上，李汉冲以长官部的名义举办了一台文艺晚会，“盛情”邀请我方人员参加。趁我方人员参加晚会之机，敌特悄然潜入我电台室，将我电台破坏殆尽。幸亏我方电台工作人员事先得到左洪涛的提示，将密码带在身上，否则，我方电报均有被敌破译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事故发生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廖承志连夜向张发奎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国民党方面赔礼道歉，立即修复被破坏的电台。面对事实，张发奎自知理亏，不得不低下了头。国民党特务的这一招，不但没有破坏到我方的谈判，反而让我方代表抓住把柄，占据了主动地位。张发奎气得大骂李汉冲。
谈判取得了成功，但问题并没有就此顺利解决。按照三方谈判协定，我东江游击纵队、琼崖游击纵队的2500余名抗战骨干（其中有2000名排以上党政军干部），集结于大鹏半岛，由美军派遣3艘登陆艇接运至山东烟台。
这时候，蒋介石背信弃义，命令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张发奎接到命令后，与参谋处李汉冲等反动势力制定了“聚歼”计划，密令其防守在淡水、龙岗、宝安等地的部队，向王母圩、葵涌等我武装力量必经之地包抄。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左洪涛通过敌参谋处的“内线”，截获了张发奎的阴谋计划。军情急如火，左洪涛不顾一切找到正在广州的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委托萨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将情报转交南方局和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得到情报后，立即向重庆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方方也向第八执行小组提出强烈抗议。南方局则动员香港大小进步报刊，发起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其纷纷谴责广州行营的阴谋。并部署我集结部队构筑工事，大量征集木船停靠在大鹏湾码头，准备在敌人进攻时，快速往香港转移。与此同时，我东江游击纵队将国民党和美国的谈判代表，留在了纵队司令部，不让他们离开。
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也由于国内外和平爱国人士和舆论的关注，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安全北撤。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左洪涛表现出了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机智和勇敢。周恩来考虑到左洪涛的处境，指示左洪涛相机撤离广州行营。
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投入到了党的更伟大的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亲自出马拜访北伐时期的老友郭沫若，请求他襄助，组建一个类似北伐军部队的政治部。郭沫若会同周恩来、潘汉年、刘晓等，很快就召集了左洪涛、杜国庠等34人。
由于组建政治部遭到蒋介石、陈诚的反对，张发奎遂将政治部改为战地服务团。蒋介石、陈诚仍认为“名堂”太大，最后将战地服务团改称战地服务队，直属第八集团军司令部。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正式成立。
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周恩来根据时局的需要和可能，要求在战地服务队建立一个秘密的战斗堡垒——中共特别支部。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关怀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宣布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同一天，周恩来指定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加入党组织，富有地下战斗经验的左洪涛担任“特支”书记。
左洪涛不负重托，以战地服务队作掩护，率“特支”成员与张发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斗智斗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工作，为党的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机智勇敢，巧与敌顽周旋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张发奎部队的序列不断变化，战地服务队的旗号也随之改变。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战地服务队随第八集团军由浦东撤退到浙江江山。不久，第八集团军撤销，张发奎调江西训练新兵，战地服务队暂时交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立 代管，由江山开往金华。1938年4月，张发奎调湖北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后，将战地服务队全部调去武汉，改为第二兵团战地服务队。10月，武汉沦陷，战地服务队滞留湖南平江一月有余。1939年元旦，张发奎部队开抵广东韶关，他改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破坏，战地服务队撤销。
在战地服务队的不断变化中，“特支”也随之发展壮大，先由成立初期的第八集团军特别支部，改为第二兵团特别支部。在战地服务队撤销后，又相继改为第四战区特别支部、第二方面军特别支部和广州行营特别支部。
战地服务队撤销时，左洪涛被张发奎委任为机要秘书。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经过不懈的努力，很快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使特别支部在张发奎部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40年8月，第四战区政治部反动顽固分子梁华盛、侯志明等人，抓到在邮电检查所任职的“特支”党员朱河康的把柄，欲置朱河康于死地。左洪涛知道消息后，立即向张发奎汇报，要求以长官部机要秘书的身份到邮电检查所调查核实。
原来，朱河康在检查信件时，发现有一个青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些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话语。朱河康认为自己检查放行后，这封信就能够安全地寄到对方手中。于是，顺手在原信上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对这位青年加以表扬、勉励，二是告诫这位青年以后不要在邮寄信中表露进步思想，以免被人发现，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岂料，这封信被梁华盛等人暗中复查时发觉，他们立即报告张发奎，要求张发奎将朱河康以共党分子名义处决。
左洪涛了解实情后，一面稳定朱河康的情绪，要他不要惊慌；一面沉着冷静地向张发奎汇报调查经过。张发奎听完汇报后，眉头紧锁，脸露愠色，大有要处置朱河康之意。左洪涛急中生智，凑近张发奎的耳边说：“朱河康在人家的信上乱涂乱画，是一种幼稚行为。但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邮电检查所直属战区特别党部，您是特派员，属您直接管辖，而政治部的人却对您不放心，在您的部下检查完后，竟还派人暗中复查，这明显是与司令您过不去。”张发奎听了这话，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大骂朱河康“头脑简单”。骂完后，他示意左洪涛转告朱河康，叫朱河康赶快请长假走人。拿到“赦免令”后，左洪涛连夜安排朱河康撤离第四战区，并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将朱河康送到了新四军部队。
1941年夏初，年仅19岁的“特支”党员杨应彬，正在贵州独山国民党军校第四分校学习。他的入党介绍人王洞若和韶关游干班学员郑体诗，写信给他，信中有“巴黎公社的穷孩子”和“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字句。这些信被军校的反共分子查获，他们如获至宝，不分白天黑夜，轮番对杨应彬进行审查，大有不挖出杨应彬背后的共产党后台决不罢休之势。
杨应彬是由“特支”选派，经张发奎保荐去军校学习的，张发奎对他寄有厚望。杨应彬在军校遇险，张发奎并不知道。左洪涛便在与张发奎闲聊时，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张发奎说：“杨应彬在四分校，无论是学课还是术课，每次考试都是全校第一。”听到这话，张发奎满脸高兴，感觉自己“很有面子”、“很光彩”，当即嘱托左洪涛代他写两封信，一封给四分校主任韩汉英，一封给杨应彬本人。在给韩汉英的信中，左洪涛措词严谨，力举杨应彬年轻有为，望其多加爱护培养。在给杨应彬的信中，又以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教导杨应彬勤奋学习，前途无可限量。张发奎看后甚是满意，龙飞凤舞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韩汉英过去是张发奎的部下，他打开张发奎的信，一时不知所措。那些反共分子得知杨应彬是张发奎的“红人”后，也不敢继续造次。左洪涛略施小计，就让杨应彬脱离了险境。
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深恐桂柳地区进步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利，于是密电蒋介石侍从室，称左洪涛、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的名义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左、麦、何、黄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就被左洪涛利用技术手段截获。
麦、何、黄与左洪涛一样，都是隐蔽在张发奎身边开展统战工作的“特支”成员。在第四战区，麦朝枢任中将秘书长，黄中廑任少将参事，何家槐与左洪涛一道，同在长官部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这时候，黄中廑、何家槐已经撤离第四战区。左洪涛反复思忖，自己与何家槐就住在张发奎办公室的楼下，每天跟在张发奎左右形影不离，被张发奎视为“心腹”，而陆树珊却将左、麦、何、黄4人“一视同仁”，视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这只说明一点，陆树珊没有真凭实据，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则，张发奎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查办他们。若非要那么做，与往常一样也是出他自己的丑。
于是，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镇定自若，与往常一样。张发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涛是共产党员，他一面拿出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一面“语重心长”地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接过密电，故作惊讶，装作满脸委屈的样子对张发奎说：“司令，你不相信麦朝枢、黄中廑还说得过去，但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们两人一直跟在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可疑行动，你心里绝对清楚。”张发奎点点头，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的回电，即飞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中统头目陆树珊万万没有想到，查办左洪涛的密电，就这么让左洪涛本人机警地顶了回去。
“特支”成立时有10名党员，加上后来新发展的11人和从中央长江局调入的1人，一共22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左洪涛直接掌握。一直到1947年8月杨应彬、郑黎亚夫妇最后撤离，“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战地服务队第一任队长钱亦石积劳成疾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
晓以大义，团结张发奎抗战
在左洪涛等“特支”党员的不懈引导和争取下，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战的信心日趋坚定，他亲自率部顽强地抵抗日寇，取得了很大的的战绩，也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然打出了乞降的旗帜。张发奎立即召见左洪涛，指示左洪涛以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发动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的罪行。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恬不知耻地发表《还都宣言》。张发奎义愤填膺，大骂汪精卫“是卖国贼、汉奸”，并让左洪涛、何家槐撰写了一篇声讨汪精卫罪行的檄文，以他的名义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柳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彻底撕毁汪精卫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
1941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7000名新四军将士喋血茂林。在左洪涛的规劝下，张发奎顶住来自国民党顽固派的强大压力，始终保持中立态度，成为国民党12个战区中，唯一没有发表所谓“声讨”新四军之类的反共通电的司令长官。这在当时反共气焰极为嚣张的时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越南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抗击日寇侵略的共同目标，如果真的将胡志明主席软禁，不但会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而且对团结抗日极为不利。左洪涛得知蒋介石的密令后，决定与吴仲禧、高若愚、张励、黄中廑4人联合向张发奎“进谏”。吴、高、张、黄4人都是张发奎信得过的人，经他们共同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在左洪涛的陪同下，张发奎亲自将胡志明接到窑埠街“斌庐”居住，待为上宾。不久，张发奎应胡志明的要求，在大桥干部训练团开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专门为越南培养抗日救国青年干部。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长征、范文同、黄文欢、李班、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都访问过柳州，张发奎也派遣力量到越南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这样，不但加深了中越两国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中越人民联合抗日，推动了越南人民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
竭尽全力，保护民主力量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抗先”）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的一个坚强的、富有战斗力的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广东省三青团在中统特务高信等人的把持下，对“抗先”虎视眈眈，经常唆使一些流氓地痞进行破坏，企图一口吞噬“抗先”。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率部进驻广州韶关。左洪涛在得到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指示后，一连数日多次向张发奎力陈“抗先”的作用和保存“抗先”的好处，要求张发奎维护和支持“抗先”及其他进步组织。张发奎反复分析广东全省的抗战形势后，决定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颁赠队旗给“抗先”，并亲笔批示，由左洪涛代表他前往“抗先”总部授旗和讲话。这样，高信之流只得悻悻收手。
1944年夏秋间，当日寇侵犯全州，进逼桂林时，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更生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运动知名人士滞留在桂林。周恩来指示左洪涛不遗余力协助他们撤退到柳州去。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往西南方向溃退，交通工具全为溃军所控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桂柳公路上人车拥挤不堪。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一张车票能救一条人命。接到指示后，左洪涛召集“特支”和原战地服务队的成员，让大家以转送各自的亲属为名，使出浑身解数去购买车票。仅一天多时间，左洪涛几个人从长官部副官处、兵站总监和柳州铁路交通警备司令部等单位，购来了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在周恩来指定的时间内，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地转移到了后方。
1945年11月中旬，张发奎调任广州行营主任兼接收委员会主任。不几天接收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兼参谋处长的中统特务李汉冲，仗着有中统撑腰，以张发奎的名义查封了我党主办的进步报纸《晨报》。
查封的人前脚一离开，报社社长梁若尘、总编辑邬维梓等人后脚就来找左洪涛，左洪涛急忙上楼向张发奎报告。听说李汉冲盗用自己的名义查封《晨报》，张发奎火冒三丈，站在楼道上大声斥责道：“怎么如此狂妄，简直是目中无人。”张发奎指令左洪涛亲自过去启封，并将印刷器材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于是，左洪涛调用数辆军用卡车，当晚就将报社里的重要器材，转运到了香港《华商报》社。
1946年夏，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向共产党举起血腥的屠刀，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广州上空乌云密布。左洪涛根据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相机撤退”的指示，再一次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保存革命力量的大撤退，先后帮助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撤到了后方。其中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夫人李秀文、何香凝和抗战演剧五队、七队队员。
粉碎阴谋，确保抗战骨干北撤
《国共双方会谈纪要》签订后的1946年1月10日，张群、周恩来代表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及《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同一天，国共双方成立由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
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方面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
在与张发奎谈判过程中，方方遇到不少的阻力。先是张发奎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不承认广东有共产党部队，拒绝谈判。后来，我方代表公布了我军驻地，张发奎又暗地里派部队偷袭我军，迫使我军撤离。使执行小组前去核实时，见不到我军的人影，国民党代表还借机诽谤我方撒谎。再后来，张发奎干脆断绝方方与外界的联系，使我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候，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与李汉冲安插的特务周旋，不断搜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转送到我党上级组织。在左洪涛的努力下，方方与东江游击纵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联系。在广州行营中将参事李章达老人家里，左洪涛还设法安排方方与曾生、尹林平派来的代表何鼎华见面。方方要求何鼎华火速转告曾生和尹林平：“要尽一切努力，坚决戳穿蒋介石、张发奎的阴谋。”
3月9日，尹林平飞抵重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我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阻碍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开展工作的阴谋。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蒋介石背信弃义。
同一天，蒋介石也电召张发奎赶到重庆。张治中在与张发奎见面时，严正地规劝张发奎遵守调处规则，实事求是地公布广东共军数量，但张发奎因有蒋介石作后台，断然予以拒绝。不过，对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斥责，张发奎还是接受了。
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张发奎最终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我党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3月30日，重庆方面派出由中共代表廖承志、国民党代表皮宗阚、美方代表柯夷组成的“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达广州，会同第八执行小组与广东军事当局谈判北撤的具体问题和措施。李汉冲等顽固分子为达到其罪恶目的，加紧了他们的破坏行动。“重庆军事代表团”甫抵广州，他们就准备先后实施翻车、破坏我方电台、偷窃我方密码等阴谋。左洪涛在获取敌人的破坏行动情报后，调动我党隐蔽的革命力量，部署了周密的反破坏计划，处处小心，防患于未然。为了防止敌人制造翻车事故，左洪涛提醒我方代表，要想方设法与美方或国民党代表同乘一辆车，绝不单独乘车外出。这样迫使敌人无从下手。
电台是我方代表与上级党组织及时联络的首要通讯工具，李汉冲妄图阻止我方代表与外界联系，对我方电台窥伺已久。一天晚上，李汉冲以长官部的名义举办了一台文艺晚会，“盛情”邀请我方人员参加。趁我方人员参加晚会之机，敌特悄然潜入我电台室，将我电台破坏殆尽。幸亏我方电台工作人员事先得到左洪涛的提示，将密码带在身上，否则，我方电报均有被敌破译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事故发生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廖承志连夜向张发奎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国民党方面赔礼道歉，立即修复被破坏的电台。面对事实，张发奎自知理亏，不得不低下了头。国民党特务的这一招，不但没有破坏到我方的谈判，反而让我方代表抓住把柄，占据了主动地位。张发奎气得大骂李汉冲。
谈判取得了成功，但问题并没有就此顺利解决。按照三方谈判协定，我东江游击纵队、琼崖游击纵队的2500余名抗战骨干（其中有2000名排以上党政军干部），集结于大鹏半岛，由美军派遣3艘登陆艇接运至山东烟台。
这时候，蒋介石背信弃义，命令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张发奎接到命令后，与参谋处李汉冲等反动势力制定了“聚歼”计划，密令其防守在淡水、龙岗、宝安等地的部队，向王母圩、葵涌等我武装力量必经之地包抄。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左洪涛通过敌参谋处的“内线”，截获了张发奎的阴谋计划。军情急如火，左洪涛不顾一切找到正在广州的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委托萨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将情报转交南方局和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得到情报后，立即向重庆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方方也向第八执行小组提出强烈抗议。南方局则动员香港大小进步报刊，发起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其纷纷谴责广州行营的阴谋。并部署我集结部队构筑工事，大量征集木船停靠在大鹏湾码头，准备在敌人进攻时，快速往香港转移。与此同时，我东江游击纵队将国民党和美国的谈判代表，留在了纵队司令部，不让他们离开。
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也由于国内外和平爱国人士和舆论的关注，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安全北撤。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左洪涛表现出了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机智和勇敢。周恩来考虑到左洪涛的处境，指示左洪涛相机撤离广州行营。
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投入到了党的更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