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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是中国古代社会民众最为重要的信仰之一，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而且对士人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士人的态度、观念和立场，又直接塑造了风水之术的发展轨迹及风水信仰的历史形态。曹魏时期，名士嵇康与阮侃曾经就“宅无吉凶”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所谓“宅无吉凶”就是讨论风水是否真的能够决定或影响个人、家庭、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嵇康与阮侃的这场讨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关风水的系统辩论，对中国古代风水信仰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士人对风水问题的关注，与风水发展、演进的历史相始终。早在风水之术的萌芽阶段，就有士人对其提出了批评和否定。《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所称的“非宅是卜”就是一个最早的例证。进入两汉时期，风水与儒家孝道思想及社会厚葬之风相结合，使得其市场急剧扩大，信仰阶层也逐步上移，风水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普遍信仰，这引起了一些士人的严重不满。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充与王符，都曾对风水提出了批驳。尽管这种批驳只是一种缺乏思想深度的自发反思，但他们所提出的“吉凶兴衰不在宅”的命题，成为曹魏时期嵇康、阮侃辩论的先声。“吉凶兴衰不在宅”，被嵇、阮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辩题之一。
众所周知，风水是关于宅居、冢墓营建中的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它源于人们对命运预测与调整的心理需求。因此，在信奉风水的人看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术数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命运”问题。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风水信仰，阮侃首先分析了其产生的主观原因。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将“寿夭祸福”寄托于“安宅、葬埋”等种种风水禁忌之上，是因为人们不能够把握生命中“寿夭祸福”的真正原因，因为“不见性命”，不懂得“性命自然”，所以才“妄求”。在阮侃看来，人生的寿夭穷通均取决于人所秉承的自然“性命”，并通过骨骼面相表现为外在的“相命”，即他所称的“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也。”人生一切都是由“性命”所决定的，祸福既定，人力无法改变，即所谓“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既然人的命运决定于“相命”，那么住宅、冢墓的禁忌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三公”的住宅不可谓不吉，但让普通老百姓去住，并不能使其成为“三公”。
在“性命自然”理论基础上，阮侃还批判了“五音”、“时日”等具体吉凶推演方法。他说，地的吉凶就像一个猎人外出狩猎，丛林之中或遇到虎，或遇到禽。对于猎人而言，遇虎为凶，遇禽为吉，而这和地的东西、背向等方位并无关系。住宅或葬埋之地的环境与方位是确定的，并不因为五行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通过这些方法所确定的方位吉凶，并不可靠，人的吉凶主要取决于“福德”和“刑祸”。
需要指出的是，阮侃一方面坚持“性命自然”说，认为“宅无吉凶”，但同时他又认为“宅墓”虽然不能决定吉凶，却可以占卜、预测吉凶。也就是说，阮侃的“宅无吉凶”论并非完全否定风水，他承认和接受风水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而否认其可以改变命运的功能，也就是他所谓的“可以知吉凶，然不能为吉凶”。
针对阮侃的观念，嵇康首先指出其“性命自然”说所存在的一个悖论。既然阮侃否定外力对人生祸福的影响，嵇康反问，难道生于唐虞盛世之时的人都注定长寿吗？而长平之战中被坑杀的士卒都注定短命吗？如果真的像阮侃所说的那样，“吉凶素定，不可推移”，那么古人所言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履信顺思，自天祐之”还有什么意义呢？嵇康这里所追问的是道德与命运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凡是纯粹的命定论，必然是反道德的。而这种反道德的命定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无论是道家、儒家都是将道德纳入命运理论中，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中庸》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周易》中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它们都赋予了道德以调节命运的作用。因此，嵇康的反问抓住了阮侃“性命自然”说的自我矛盾之处，阮侃无法公开否认“道德”对命运的调节作用，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容置疑的。既然道德可以调节人们的命运，那么宅居、冢墓也当如此，这就是嵇康的辩论逻辑。
在嵇康看来，阮侃否认“五音宅法”是不懂得“宫商之理”。嵇康认为人的姓氏具有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属，而五音又分别配属于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五行之气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人、地都具有同样的属性，这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因此，凭借这种感应来推断宅居、冢墓之地的吉凶，在嵇康看来是完全符合阴阳、五行之理的。
针对阮侃提出宅居犹如占卜，可以“知吉凶”而不能“为吉凶”之说，嵇康也予以反驳。他认为，相宅和卜筮一样都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从表面上看，这一点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卜筮时的吉凶并没有固定依赖其中的具体物理对象，它是不确定的，要“待物而应”;而相宅则不是这样，它的吉凶推演是根据宅居的已有之形，物理对象是确定的，其吉凶正是源于既有之“宅相”。因此，嵇康认为，卜筮只能预测吉凶，而不能“为吉凶”，而风水则不然，不仅可以推断吉凶，而且可以“为吉凶”，即改变人的命运。
嵇康在论战中还提出了“宅命相扶”的思想，所谓“宅命相扶”是指风水与命运的关系，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由命运主宰还是由风水主宰？抑或是二者共同决定？嵇康认为，“不谓宅吉，独能成福，但谓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复顺积德，乃享元吉。”在这里，他首先承认宅居吉凶并非是决定一个人吉凶祸福的唯一因素，人的吉凶祸福是宅居与贤才、道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种田一样，要想取得好的收成，不仅要有良田，还必须要有良农善艺，沃土和辛勤的耕耘缺一不可。因此，嵇康最后说，“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祸福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
嵇康与阮侃之间关于“宅无吉凶”的辩论，是当时社会民众风水信仰急剧膨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必然反映。那么，该如何看待嵇康和阮侃之间这场辩论呢？他们之间的论战是信仰的差异，抑或是思想的分歧呢？是否可以由此断定阮侃理性、进步，而嵇康迷信、落后呢？显然不能，阮侃持理性的命运“自然”论，反对鬼神、五行决定论，但这种“自然”的内涵却又是最神秘的“相命”，实际上又陷入了一种宿命论;嵇康认为性命所秉是气的一种特殊形态，并非是最终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因此，在命运面前，人们只要积极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但是，他又将生活中种种风水讲求看做人的一种积极的主观努力行为，视为改变命运的有效方式，试图将积极的命运理论建立在神秘的风水信仰基础之上，就结果而言，无疑是缘木求鱼。
士人对风水问题的关注，与风水发展、演进的历史相始终。早在风水之术的萌芽阶段，就有士人对其提出了批评和否定。《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所称的“非宅是卜”就是一个最早的例证。进入两汉时期，风水与儒家孝道思想及社会厚葬之风相结合，使得其市场急剧扩大，信仰阶层也逐步上移，风水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普遍信仰，这引起了一些士人的严重不满。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充与王符，都曾对风水提出了批驳。尽管这种批驳只是一种缺乏思想深度的自发反思，但他们所提出的“吉凶兴衰不在宅”的命题，成为曹魏时期嵇康、阮侃辩论的先声。“吉凶兴衰不在宅”，被嵇、阮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辩题之一。
众所周知，风水是关于宅居、冢墓营建中的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它源于人们对命运预测与调整的心理需求。因此，在信奉风水的人看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术数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命运”问题。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风水信仰，阮侃首先分析了其产生的主观原因。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将“寿夭祸福”寄托于“安宅、葬埋”等种种风水禁忌之上，是因为人们不能够把握生命中“寿夭祸福”的真正原因，因为“不见性命”，不懂得“性命自然”，所以才“妄求”。在阮侃看来，人生的寿夭穷通均取决于人所秉承的自然“性命”，并通过骨骼面相表现为外在的“相命”，即他所称的“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也。”人生一切都是由“性命”所决定的，祸福既定，人力无法改变，即所谓“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既然人的命运决定于“相命”，那么住宅、冢墓的禁忌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三公”的住宅不可谓不吉，但让普通老百姓去住，并不能使其成为“三公”。
在“性命自然”理论基础上，阮侃还批判了“五音”、“时日”等具体吉凶推演方法。他说，地的吉凶就像一个猎人外出狩猎，丛林之中或遇到虎，或遇到禽。对于猎人而言，遇虎为凶，遇禽为吉，而这和地的东西、背向等方位并无关系。住宅或葬埋之地的环境与方位是确定的，并不因为五行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通过这些方法所确定的方位吉凶，并不可靠，人的吉凶主要取决于“福德”和“刑祸”。
需要指出的是，阮侃一方面坚持“性命自然”说，认为“宅无吉凶”，但同时他又认为“宅墓”虽然不能决定吉凶，却可以占卜、预测吉凶。也就是说，阮侃的“宅无吉凶”论并非完全否定风水，他承认和接受风水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而否认其可以改变命运的功能，也就是他所谓的“可以知吉凶，然不能为吉凶”。
针对阮侃的观念，嵇康首先指出其“性命自然”说所存在的一个悖论。既然阮侃否定外力对人生祸福的影响，嵇康反问，难道生于唐虞盛世之时的人都注定长寿吗？而长平之战中被坑杀的士卒都注定短命吗？如果真的像阮侃所说的那样，“吉凶素定，不可推移”，那么古人所言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履信顺思，自天祐之”还有什么意义呢？嵇康这里所追问的是道德与命运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凡是纯粹的命定论，必然是反道德的。而这种反道德的命定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无论是道家、儒家都是将道德纳入命运理论中，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中庸》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周易》中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它们都赋予了道德以调节命运的作用。因此，嵇康的反问抓住了阮侃“性命自然”说的自我矛盾之处，阮侃无法公开否认“道德”对命运的调节作用，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容置疑的。既然道德可以调节人们的命运，那么宅居、冢墓也当如此，这就是嵇康的辩论逻辑。
在嵇康看来，阮侃否认“五音宅法”是不懂得“宫商之理”。嵇康认为人的姓氏具有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属，而五音又分别配属于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五行之气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人、地都具有同样的属性，这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因此，凭借这种感应来推断宅居、冢墓之地的吉凶，在嵇康看来是完全符合阴阳、五行之理的。
针对阮侃提出宅居犹如占卜，可以“知吉凶”而不能“为吉凶”之说，嵇康也予以反驳。他认为，相宅和卜筮一样都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从表面上看，这一点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卜筮时的吉凶并没有固定依赖其中的具体物理对象，它是不确定的，要“待物而应”;而相宅则不是这样，它的吉凶推演是根据宅居的已有之形，物理对象是确定的，其吉凶正是源于既有之“宅相”。因此，嵇康认为，卜筮只能预测吉凶，而不能“为吉凶”，而风水则不然，不仅可以推断吉凶，而且可以“为吉凶”，即改变人的命运。
嵇康在论战中还提出了“宅命相扶”的思想，所谓“宅命相扶”是指风水与命运的关系，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由命运主宰还是由风水主宰？抑或是二者共同决定？嵇康认为，“不谓宅吉，独能成福，但谓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复顺积德，乃享元吉。”在这里，他首先承认宅居吉凶并非是决定一个人吉凶祸福的唯一因素，人的吉凶祸福是宅居与贤才、道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种田一样，要想取得好的收成，不仅要有良田，还必须要有良农善艺，沃土和辛勤的耕耘缺一不可。因此，嵇康最后说，“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祸福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
嵇康与阮侃之间关于“宅无吉凶”的辩论，是当时社会民众风水信仰急剧膨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必然反映。那么，该如何看待嵇康和阮侃之间这场辩论呢？他们之间的论战是信仰的差异，抑或是思想的分歧呢？是否可以由此断定阮侃理性、进步，而嵇康迷信、落后呢？显然不能，阮侃持理性的命运“自然”论，反对鬼神、五行决定论，但这种“自然”的内涵却又是最神秘的“相命”，实际上又陷入了一种宿命论;嵇康认为性命所秉是气的一种特殊形态，并非是最终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因此，在命运面前，人们只要积极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但是，他又将生活中种种风水讲求看做人的一种积极的主观努力行为，视为改变命运的有效方式，试图将积极的命运理论建立在神秘的风水信仰基础之上，就结果而言，无疑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