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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开科取士以来，只有考中进士才有官做，而进士的录取率很低。据统计，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共录取十万余名进士，平均每年录取进士七十六人。杜佑在《通典·选举六》中说：“开元时每年录取的进士，在一百人上下。”据《文献通考》：“玄宗时期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二十七人。”所以，能考中进士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前三名。
被录取进士的人，自然不为吃穿发愁，而那些“名落孙山”或做了官又被贬或辞职的读书人，一无体力，二无专业，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呢？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觉得相当精辟，但不全面。
名落孙山者，比较体面、相对有保障的职业当属“师爷”。师爷的身份不是考取进士后的朝廷命官，既没有政府编制，更不占领导职数，无正常上升空间，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用的“幕后参谋”，职责是协助官员参谋处理政务。
古代为何会出现师爷这个职业呢？隋唐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官员，多是科甲出身，他们学的是“四书五经”，擅长写八股文，少数是没读书、靠“纳银捐官”才走上仕途。一旦要他去征粮收税、审人办案、送往迎来、上报拟稿、下发告示等，脑袋可能是一盆糨糊，考取功名者毕竟凤毛麟角，而那些名落孙山者，是读书人中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既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有在落榜后被迫“闯荡江湖”积累的宝贵经验，处理这些政事可谓游刃有余，正是出任师爷的不二人选。
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尽管师爷属于政府的“三无”人员，但毕竟属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仅如此，古代科举考试大多没有年龄限制，师爷们仍有继续参加科举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得以“转正”的机会，即使不再想博取功名，也可以活得很滋润。
一般而言，州县官员聘请的大多是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他们至少是个举人。在经济上，师爷从聘他们的地方官领得薪水，一旦入幕，行政机关运转起来，他们自会按“行规”收取不菲的收入。不仅如此，师爷名义上是“佐官而治”，实际往往是“代官出治”，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
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更重要，因而威风得很。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师爷左宗棠，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差，在战败之余，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东家转危为安，成为师爷的杰作，深得曾国藩赏识，至今犹称美谈。
后来，两位师爷华丽转身，左宗棠靠的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重大军功，李鸿章是凭本事考中了进士，从此逐步成为晚清皇帝的肱股大臣。
其实，在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地方官聘请为师爷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也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走上了龚自珍说的“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条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试不第”，又没地方当师爷，只好大多靠写谋生。
《隋书·郑译传》载，隋文帝杨坚叫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颎在旁边戏道：“笔干了，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高颎是在替李德林以“笔干”之名要点儿小费。于是“润笔费”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李邕尽管落榜，但文笔出众，当地及邻近州县官衙纷纷拿钱请他写奏折，李邕一生代写公文八百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另外，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也曾是代写公文的高手，所得稿费均不菲。唐代韩愈在落魄岁月，写《平淮西碑》得稿费五百匹绢，按现在的物价，相当于二十万人民币，而他写的碑文只有1505个字，每字价值约132元。
还有的弃官为民的读书人，尽管文笔一流，但不屑为五斗米折腰，以致生活难以为继。公元759年，杜甫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居无定所，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770年，杜甫因无钱治病，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这段岁月，他尽管也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多是反映“先天下之忧而忧”或“居庙堂之远则忧其君”的文章，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等。出身名门的曹雪芹，几乎一生投入到《红楼梦》的创作中，从不去写文赋碑铭赚钱，他晚年穷困到“举家日食一粥”的地步。
落榜的读书人，其中也有很多有真才实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知本家”，尽管孔夫子不属落榜之列，但是这种职业的开山鼻祖，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个都收学费，收益不菲。也有的读书不行，做不了“知本家”，干脆学经商。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鉴家族殷实，虽有钱读书，但科举无望，就跟随父辈学经商，成为当时的商业巨子。
当然，也有一些落榜的读书人，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比如范进等，最后沦为精神病;另外还有一类，比如李自成、洪秀全等，屡试不中，不得功名，干脆一气之下走上造反的道路，做了起义领袖，但这两类落榜读书人的选择，属于异类，这里就不赘述了。
被录取进士的人，自然不为吃穿发愁，而那些“名落孙山”或做了官又被贬或辞职的读书人，一无体力，二无专业，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呢？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觉得相当精辟，但不全面。
名落孙山者，比较体面、相对有保障的职业当属“师爷”。师爷的身份不是考取进士后的朝廷命官，既没有政府编制，更不占领导职数，无正常上升空间，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用的“幕后参谋”，职责是协助官员参谋处理政务。
古代为何会出现师爷这个职业呢？隋唐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官员，多是科甲出身，他们学的是“四书五经”，擅长写八股文，少数是没读书、靠“纳银捐官”才走上仕途。一旦要他去征粮收税、审人办案、送往迎来、上报拟稿、下发告示等，脑袋可能是一盆糨糊，考取功名者毕竟凤毛麟角，而那些名落孙山者，是读书人中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既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有在落榜后被迫“闯荡江湖”积累的宝贵经验，处理这些政事可谓游刃有余，正是出任师爷的不二人选。
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尽管师爷属于政府的“三无”人员，但毕竟属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仅如此，古代科举考试大多没有年龄限制，师爷们仍有继续参加科举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得以“转正”的机会，即使不再想博取功名，也可以活得很滋润。
一般而言，州县官员聘请的大多是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他们至少是个举人。在经济上，师爷从聘他们的地方官领得薪水，一旦入幕，行政机关运转起来，他们自会按“行规”收取不菲的收入。不仅如此，师爷名义上是“佐官而治”，实际往往是“代官出治”，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
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更重要，因而威风得很。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师爷左宗棠，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差，在战败之余，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东家转危为安，成为师爷的杰作，深得曾国藩赏识，至今犹称美谈。
后来，两位师爷华丽转身，左宗棠靠的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重大军功，李鸿章是凭本事考中了进士，从此逐步成为晚清皇帝的肱股大臣。
其实，在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地方官聘请为师爷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也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走上了龚自珍说的“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条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试不第”，又没地方当师爷，只好大多靠写谋生。
《隋书·郑译传》载，隋文帝杨坚叫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颎在旁边戏道：“笔干了，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高颎是在替李德林以“笔干”之名要点儿小费。于是“润笔费”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李邕尽管落榜，但文笔出众，当地及邻近州县官衙纷纷拿钱请他写奏折，李邕一生代写公文八百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另外，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也曾是代写公文的高手，所得稿费均不菲。唐代韩愈在落魄岁月，写《平淮西碑》得稿费五百匹绢，按现在的物价，相当于二十万人民币，而他写的碑文只有1505个字，每字价值约132元。
还有的弃官为民的读书人，尽管文笔一流，但不屑为五斗米折腰，以致生活难以为继。公元759年，杜甫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居无定所，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770年，杜甫因无钱治病，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这段岁月，他尽管也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多是反映“先天下之忧而忧”或“居庙堂之远则忧其君”的文章，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等。出身名门的曹雪芹，几乎一生投入到《红楼梦》的创作中，从不去写文赋碑铭赚钱，他晚年穷困到“举家日食一粥”的地步。
落榜的读书人，其中也有很多有真才实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知本家”，尽管孔夫子不属落榜之列，但是这种职业的开山鼻祖，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个都收学费，收益不菲。也有的读书不行，做不了“知本家”，干脆学经商。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鉴家族殷实，虽有钱读书，但科举无望，就跟随父辈学经商，成为当时的商业巨子。
当然，也有一些落榜的读书人，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比如范进等，最后沦为精神病;另外还有一类，比如李自成、洪秀全等，屡试不中，不得功名，干脆一气之下走上造反的道路，做了起义领袖，但这两类落榜读书人的选择，属于异类，这里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