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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班主任工作的意见》指出：“中小学班主任是学生主要的精神关怀者。”其教育任务有三：管理班级成员行为，激励成员改善绩效，保证教育管理效果，均需依托沟通手段落实。埃里克·伯恩的“沟通分析理论”强调，沟通“以人际互动为基础，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了解，帮助认识现实，消除幼稚冲动，学会适应，从而达到重建自我的目的。”鉴于此，“师生互动”也需基于教育环境和事件，找准沟通着力点方能以心攻心。这与“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应变思想为基础”的“权变理论”异曲同工。现通过三则案例，探析如何根据教育状况“权变”沟通的着力点，以求较好效果。
一、沟通即关心学生的状况和问题
某日课间，三位女班干来投诉：“老师，班上男生最近很过分，骂人太难听。”“骂什么？”我追问。“反正很难听，我们说不出口。”他们还没说出什么就羞红了脸。为免她们窘迫，我转移问题：“哪些人常骂？”她们争先恐后地列举三个男孩的种种“劣行”。我以调查“班情”为由请来三位焦点人物，不给思考余地便单刀直入：“最近你们跟班上的同学结仇不浅啊！”我故意夸大其词，他们果然中招立即反驳：“哪有的事？谁说的？我们跟大家好着呢！”“那为什么用那么难听的话骂人？”三位女孩并没有说出口男孩到底骂了什么，可眼前三位闻听此言立即像蔫了的瓜秧子，显然被我猜中了。
“哪儿学的？知道这些话什么意思吗？”我步步追问。“不是，老师，我们没想骂人，游戏里、电影里都这么说的，很正常啊！”他们结结巴巴地解释。好一个“白马非马”的新解—— “此骂非骂”！我佯装生气地质问：“我不会打‘英雄联盟’游戏，可我也知道游戏里的角色生生死死如家常便饭，真实世界里你们能死而复活吗？”三人摇头。“游戏或影视作品的世界是虚拟的，既然你们不生活在虚拟世界，就不能把其中的台词搬到真实世界里来耍酷！那些话低俗不堪，你们心里不想骂人，可一旦出口便拉低了自己的档次，这是你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吗？”三人再次摇着头陷入深思。
这个案例显示，青春期的男孩学抽烟、着异装、爆粗口，遇见不平强出头，做出哗众取宠之举，模仿影视硬汉举止，其心理需求是为博人眼球，满足随自我意识的发展而膨胀的虚荣心。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要关心其身体发育，以及因身体发育而导致的微妙心理。一旦关心这些，老师容易看到问题的本质，而学生也能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尊重与共情。
二、沟通即关心学生的要求与不便
课间某生来“举报”一起匪夷所思的事：小T把父亲推荐他阅读的《挪威的森林》扔进了畚箕，“他觉得这书不健康”，可其他男生却在抢着读。举报的男生刚走，一拨女生叽叽喳喳来投诉：“老师，你快管管我们班男生吧！他们懂的东西太多啦！还胡说八道。”了解之后，得知男孩们提及了书中所写的某些让人敏感的字眼。
平静地扫过女孩们清澈的眼睛，我云淡风轻地笑，“你们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村上春树。”她们异口同声。“对！村上春树是著名作家，《挪威的森林》是畅销小说，很受年轻人欢迎，我也读过这书呢！”“啊！”她们大大地张开了嘴巴。我继续解释：“这本书中确实有一些成人的描写，可这难道不是人生的一部分吗？目前你们可以选择性地阅读，村上春树的文字精湛，细节处理极具艺术化，素描化的意境直指人心，书中有年轻人对于生死命题的思考，主人翁有通过性来探究存在意义的尝试，也有对于爱情忠贞度的叩问。总体来看，它是一本好书！”女孩们脸有羞赧，却不再那么紧张与焦灼。
在生理上，女孩发育比男孩平均早约2年，当男孩的性征明显发育后，会遭遇更多的身心困惑。此案例中，无论是女孩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是男孩的“少年也识愁滋味”，都是青春期性萌动和性觉醒。他们对异性逐渐产生兴趣，对与性有关的事心生好奇，可在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约束下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学习。女生心有“要求”，却“不便”明说，表现为身体和语言上别扭的抗拒与排斥。
这种现状源于中国父母对孩子性教育的严重缺失或过度掩饰，父母越回避，孩子越好奇，越想揭开神秘面纱一探究竟，反而容易走入极端：一是通过网络去探索与性相关的知识，容易被不健康的网站或影像资料误导;二是孩子从父母的回避态度中推断出“性”是不好的，于是主动退避一路无知。身为班主任，要意识到农村家庭在性教育方面的不足，保持不批评、不排斥、不抗拒的态度，正视对青春期孩子性教育的科学引导，引领他们正视青春期的心理要求，再通过主题班会进行科学的青春期教育，帮其消除烦恼，健康成长。
三、沟通即关心学生的痛苦与难处
一学年来，我不断从任课教师那里获悉男生Y的“负面报道”：数学课，Y把集体作业点评当作对他的针对性批评，他狠命揉搓自己的练习册;历史课，由于对活动规则的理解不同，Y让历史老师的课难以为继;地理课，Y做数学作业，老师稍加提醒，他便拍桌子、跺地板，用刀刻划桌面。每当“负面报道”传来，我除了跟老师们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还会即时联系Y父亲，希望他关注孩子回家后的情绪和言行是否异常，给孩子更多的关注和温暖。Y的这些异常行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如今正在好转。我过度的“包容”，是因为Y处在生命中最痛苦的特殊时期，他需要足够的时空去舔舐伤口，慢慢愈合。
六年级毕业后的那个暑假，Y的母亲被查出罹患胃癌，住院不足两月就撒手人寰。对年未14岁的Y来说，痛失母亲无疑是他人生的巨大灾难，这一系列偏离常规的做法其实都是创伤性应急反应。他在宣泄愤怒与悲伤，他痛恨命运夺走了母亲，将他的幸福撕扯得支离破碎。在与Y每一次沟通时，我选择做安静的倾听者，倾听他对母亲的思念、对命运的控诉、对周遭的迁怒。一盒递上的纸巾，一个温暖的拥抱，一阵陪伴的落泪，都是无声的沟通。唯有看见他的痛苦与难处，他才觉得我不是在同情他，而是与他感同身受。心理学家李子勋说：“同情，只会让弱者更加虚弱，找不到力量走出困境。”所以，我通过倾听让他宣泄内心的负能量，慢慢梳理情绪;通过交谈让他找回理智，重塑理想。
以上案例表明，教育生活是“一连串待决策的决定与待解决的问题，而人们（包括学生）拥有理性与自由来做决定并解决问题。”班主任根据教育环境找准沟通切入点，着力于“了解人性、读懂人心”便可。正如埃里克·伯恩强调的那样，“任何时候，当一个人确认出另一个人出现之时，不管是口头语言的或身体语言的，沟通即已发生。沟通不仅仅是人们对话的一个单位，也是两個人自我状态之间的刺激——反应的联结。”
（责任编辑：文宝）
一、沟通即关心学生的状况和问题
某日课间，三位女班干来投诉：“老师，班上男生最近很过分，骂人太难听。”“骂什么？”我追问。“反正很难听，我们说不出口。”他们还没说出什么就羞红了脸。为免她们窘迫，我转移问题：“哪些人常骂？”她们争先恐后地列举三个男孩的种种“劣行”。我以调查“班情”为由请来三位焦点人物，不给思考余地便单刀直入：“最近你们跟班上的同学结仇不浅啊！”我故意夸大其词，他们果然中招立即反驳：“哪有的事？谁说的？我们跟大家好着呢！”“那为什么用那么难听的话骂人？”三位女孩并没有说出口男孩到底骂了什么，可眼前三位闻听此言立即像蔫了的瓜秧子，显然被我猜中了。
“哪儿学的？知道这些话什么意思吗？”我步步追问。“不是，老师，我们没想骂人，游戏里、电影里都这么说的，很正常啊！”他们结结巴巴地解释。好一个“白马非马”的新解—— “此骂非骂”！我佯装生气地质问：“我不会打‘英雄联盟’游戏，可我也知道游戏里的角色生生死死如家常便饭，真实世界里你们能死而复活吗？”三人摇头。“游戏或影视作品的世界是虚拟的，既然你们不生活在虚拟世界，就不能把其中的台词搬到真实世界里来耍酷！那些话低俗不堪，你们心里不想骂人，可一旦出口便拉低了自己的档次，这是你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吗？”三人再次摇着头陷入深思。
这个案例显示，青春期的男孩学抽烟、着异装、爆粗口，遇见不平强出头，做出哗众取宠之举，模仿影视硬汉举止，其心理需求是为博人眼球，满足随自我意识的发展而膨胀的虚荣心。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要关心其身体发育，以及因身体发育而导致的微妙心理。一旦关心这些，老师容易看到问题的本质，而学生也能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尊重与共情。
二、沟通即关心学生的要求与不便
课间某生来“举报”一起匪夷所思的事：小T把父亲推荐他阅读的《挪威的森林》扔进了畚箕，“他觉得这书不健康”，可其他男生却在抢着读。举报的男生刚走，一拨女生叽叽喳喳来投诉：“老师，你快管管我们班男生吧！他们懂的东西太多啦！还胡说八道。”了解之后，得知男孩们提及了书中所写的某些让人敏感的字眼。
平静地扫过女孩们清澈的眼睛，我云淡风轻地笑，“你们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村上春树。”她们异口同声。“对！村上春树是著名作家，《挪威的森林》是畅销小说，很受年轻人欢迎，我也读过这书呢！”“啊！”她们大大地张开了嘴巴。我继续解释：“这本书中确实有一些成人的描写，可这难道不是人生的一部分吗？目前你们可以选择性地阅读，村上春树的文字精湛，细节处理极具艺术化，素描化的意境直指人心，书中有年轻人对于生死命题的思考，主人翁有通过性来探究存在意义的尝试，也有对于爱情忠贞度的叩问。总体来看，它是一本好书！”女孩们脸有羞赧，却不再那么紧张与焦灼。
在生理上，女孩发育比男孩平均早约2年，当男孩的性征明显发育后，会遭遇更多的身心困惑。此案例中，无论是女孩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是男孩的“少年也识愁滋味”，都是青春期性萌动和性觉醒。他们对异性逐渐产生兴趣，对与性有关的事心生好奇，可在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约束下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学习。女生心有“要求”，却“不便”明说，表现为身体和语言上别扭的抗拒与排斥。
这种现状源于中国父母对孩子性教育的严重缺失或过度掩饰，父母越回避，孩子越好奇，越想揭开神秘面纱一探究竟，反而容易走入极端：一是通过网络去探索与性相关的知识，容易被不健康的网站或影像资料误导;二是孩子从父母的回避态度中推断出“性”是不好的，于是主动退避一路无知。身为班主任，要意识到农村家庭在性教育方面的不足，保持不批评、不排斥、不抗拒的态度，正视对青春期孩子性教育的科学引导，引领他们正视青春期的心理要求，再通过主题班会进行科学的青春期教育，帮其消除烦恼，健康成长。
三、沟通即关心学生的痛苦与难处
一学年来，我不断从任课教师那里获悉男生Y的“负面报道”：数学课，Y把集体作业点评当作对他的针对性批评，他狠命揉搓自己的练习册;历史课，由于对活动规则的理解不同，Y让历史老师的课难以为继;地理课，Y做数学作业，老师稍加提醒，他便拍桌子、跺地板，用刀刻划桌面。每当“负面报道”传来，我除了跟老师们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还会即时联系Y父亲，希望他关注孩子回家后的情绪和言行是否异常，给孩子更多的关注和温暖。Y的这些异常行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如今正在好转。我过度的“包容”，是因为Y处在生命中最痛苦的特殊时期，他需要足够的时空去舔舐伤口，慢慢愈合。
六年级毕业后的那个暑假，Y的母亲被查出罹患胃癌，住院不足两月就撒手人寰。对年未14岁的Y来说，痛失母亲无疑是他人生的巨大灾难，这一系列偏离常规的做法其实都是创伤性应急反应。他在宣泄愤怒与悲伤，他痛恨命运夺走了母亲，将他的幸福撕扯得支离破碎。在与Y每一次沟通时，我选择做安静的倾听者，倾听他对母亲的思念、对命运的控诉、对周遭的迁怒。一盒递上的纸巾，一个温暖的拥抱，一阵陪伴的落泪，都是无声的沟通。唯有看见他的痛苦与难处，他才觉得我不是在同情他，而是与他感同身受。心理学家李子勋说：“同情，只会让弱者更加虚弱，找不到力量走出困境。”所以，我通过倾听让他宣泄内心的负能量，慢慢梳理情绪;通过交谈让他找回理智，重塑理想。
以上案例表明，教育生活是“一连串待决策的决定与待解决的问题，而人们（包括学生）拥有理性与自由来做决定并解决问题。”班主任根据教育环境找准沟通切入点，着力于“了解人性、读懂人心”便可。正如埃里克·伯恩强调的那样，“任何时候，当一个人确认出另一个人出现之时，不管是口头语言的或身体语言的，沟通即已发生。沟通不仅仅是人们对话的一个单位，也是两個人自我状态之间的刺激——反应的联结。”
（责任编辑：文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