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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吃掉全球2/3咖啡
咖啡，在西方国家为平民饮料，犹如上海人的豆浆一样大众化。不知为什么，一到了中国，特别是上海，就被贴上一种意味着上流、优雅、十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标签，成为一种象牙塔里的文化。
咖啡在欧美，如同我们中国人喝茶一样，已成开门七件事中不可缺少之一。全球咖啡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欧美，喝掉全世界2/3 的咖啡，还有1/3的咖啡消费市场，是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而中国市场里，香港和上海当为两大买家，特别是香港。
正因为有如此大的市场需求，咖啡不但成为一种提神饮料，而且还是一种仅次于石油、可于世界市场上进行合法买卖的期货商品。欧美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为先进发达的文化标志，故而咖啡进入中国伊始，就披上了纡贵的外衣，再加上千里迢迢来到远东，成本高昂，价格自然就不菲了。
如同黄金昂贵金矿工人却生活凄苦，煤被称为黑金子煤矿工人却艰辛万分一样的道理，咖啡香浓可口但种植咖啡的都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全球最大咖啡豆种植区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占了全球咖啡供应量2/3；其次是非洲及印尼。以拉丁美洲为例，咖啡占其出口收益的1/3，为多达2500万人带来就业机会。
咖啡的生长环境与罂粟花很像。曾在香港看过一则关于咖啡种植的纪录片。
在墨西哥某地，许多农民为了生存而种植罂粟花，美国一批反毒志愿者，教他们改种咖啡，并将烘焙咖啡豆的加工厂，也搬迁到那里，既替天行道，又有经济效益，每年收获咖啡之日，被定为咖啡园生日。
为了让他们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咖啡园生日当天，在咖啡园边会开个盛大的Party，从美方管理员到咖啡农，都被盛邀参加这个Party。镜头里，咖啡农粗黑的手指，笨拙地握着精细的瓷质咖啡具，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他们欣喜地发现，黑不溜秋的咖啡豆竟可以成为如此香郁的饮料。志愿者们用咖啡代酒，一个个向他们表示感谢。
咖啡园一改贫苦农民只知种植，没有享受的操劳日子。志愿者们还留意观察，从中发现那些对咖啡有特别感觉的农民，送去美国，加以专业培训，提升为管理员。
渐渐地，当地农民完全有能力种植、加工咖啡豆，并彻底改变种植习惯，这里也成为墨西哥最有名的咖啡产地之一。
港人每年喝掉
一亿九千万杯咖啡
要论中国消费咖啡量最高的城市，当为香港。如果说，上海人视啜咖啡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的话，香港人则视咖啡为喝茶一样必需，咖啡本身（摒除喝咖啡的场合和器皿）在香港早已成平民饮料，特别是雀巢咖啡的问世，令咖啡成本大大降低。喝咖啡不足以表示一种身份，连地盘工（建筑工）喝咖啡都如喝茶一样普通。当然，他们不会去文华之类五星级咖啡廊，连星巴克和麦当劳都不去——价钱不是问题，主要是口味问题。一般香港草根平民，最喜欢聚在茶餐厅啜咖啡。关于香港的茶餐厅笔者已作过多次介绍；茶餐厅在香港，实际上是西方快餐加中国茶馆的混血儿：既有咖啡红茶三明治西多士通心粉等西式茶点，也有炒饭炒面等中式餐点，价格比西式咖啡馆便宜，分量又足。做的是近邻街坊生意，都为家庭式经营：老婆坐账台，老公管厨房，子女做跑堂。店堂陈设简朴：靠墙两侧火车座，当中几只方木台子，干干净净，亲民得很。一般香港人都有固定相熟的茶餐厅做孵点，客人和老板、客人和客人之间，互相都十分熟稔，交情是几十年的。
茶餐厅的咖啡红茶，别有一功，比如丝袜奶茶，让红茶反复通过类似丝袜做成的过滤器过滤，不仅可滤去茶叶沫，而且让牛奶和红茶充分调和均匀，味觉特别腻滑。茶餐厅的咖啡也是，不如日式炭烧咖啡或欧式壶煮咖啡那样斯文清淡，茶餐厅的咖啡是大锅咖啡，不是小壶咖啡，入口醇香浓郁，再加入稠稠的甜炼乳，十分有稠厚感，上海话称之为“煞渴”，很合地盘工之类劳动量很大的平民口味，也合我辈根本不懂咖啡的“伪咖啡”爱好者。手头有份专门进行国际性咖啡研究的F.O.Lichts的2002年调查反映，香港的咖啡豆及速溶咖啡消耗量在2002年首7个月已达4762吨，并以每年8.5%之比例上升。从中可见香港人啜咖啡的程度。
从前在香港三联出版社上班，隔壁一条横街就是在香港有70多年制造咖啡经验的捷荣咖啡有限公司门市部，半条街都飘着咖啡香。我常常会在午休时去那里买一小包现磨的咖啡粉，去得多了，与伙计也熟了，常常听他摆有关咖啡的“龙门阵”。可惜当时没意识将其一一记录下来，否则，倒也是一篇很好看的有关咖啡的小品。“捷荣”咖啡可谓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咖啡代理商，1932年就有了，初时只为旧式炒磨加工咖啡豆，二战后特别50年代随着大批上海人南下，带旺了香港咖啡市场，捷荣也迅速发展为东南亚最主要的咖啡进口商、炒磨商及供应商，并占据75%的香港咖啡市场。
咖啡豆分两类，阿拉伯加（Arabica）和罗北士打（Robusta），前者咖啡味醇厚，芬芳馥郁，是咖啡中的极品，多生长在地势高、雨水充足的地方，主要产地为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和非洲。罗北士打咖啡多出产在地势较低的亚洲，咖啡因含量较高，味浓烈，适宜几种咖啡掺和在一起，至于掺和成分比例，就看咖啡师的技巧本事了。现在我们市面上买到的咖啡，都是已经过掺配的，而非单一纯种咖啡。
而我们习惯称的意大利咖啡比利时咖啡土耳其咖啡和美式咖啡，其实是以各地人所偏爱的口味而定，与咖啡豆本身产地无关，这些地方都是不产咖啡豆的。
随着香港生活节奏的加快，港人留在户外时间逐渐增多，且社交活动也越来越走向社会化——在餐馆酒吧会面也日渐普及，港人对咖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发展出不同口味。香港人以往多数喝香而浓的欧式咖啡，随着咖啡的普及和美式文化的抢滩，近20年来，港年轻人多数爱喝香而淡、量偏多（用茶缸mug而不是用杯cup来盛载）的美式咖啡。
然自从星巴克开始向全球大肆进攻以来，香港人也转向卡布其诺、拿铁、摩卡等味浓而质感较重的欧陆式咖啡，但只限于白领及年轻人。对一般香港坊间的咖啡一族，茶餐厅的奶咖和斋咖（无糖无奶），始终是最爱。茶餐厅的咖啡，是真正的港式咖啡，连带咖啡杯碟，都是厚厚实实沉甸甸的，劳动人民粗实的手指不适合精细的英国瓷器。这种粗实的茶餐厅茶具，除够大够深，分量足实之外，还不会烫嘴，手脚重点也不会砸碎。所以讲做生意还是一门学问，有许多细节都要考虑周全。如果是五星级酒店咖啡廊的英式下午茶，那就万万不能用这种“粗坯”咖啡具了。
作为英国殖民地百年之久的香港，许多英式生活方式已融入港人日常生活细节之中，比如下午茶。“三点三、下午茶”是港人雷打不动的茶叙小憩时间，是香港劳工法最基本的福利，故香港每家公司一定有个茶水部，大方点的公司会免费提供茶叶和咖啡粉，一些员工更会分秒必争，不放弃这15分钟下午茶时间去办公室相近的咖啡馆“放放风”，啜一杯咖啡放松一下。大老板们和购物购累了的全职太太则在五星级酒店咖啡廊悠闲地啜咖啡……
1999年F.O.Lichts得出的调查为，当年香港人自泡咖啡为一亿九千万杯，尚不包括咖啡店和茶餐厅，只是家用咖啡数量。
港人真会喝咖啡！但与日本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人口比香港多21倍的日本，1999年的咖啡消耗量达36万吨，是香港4000多吨的90倍。
咖啡作为中国一种优雅时尚文化生活的符号，被广泛运用在城市硬件建设之中——街道上的咖啡店，可以提升整条街的时尚指数。
在这方面，香港做得尤为出色。
旺角一直是香港一条市井味十足、鱼龙混杂的旧区，香港政府近年一直以年轻化、时尚化来改变它，而咖啡店，则是改造该区的有力工具之一。一批装修格调高雅、现代的年轻化咖啡馆相继攻入旺角的砵兰街，随着咖啡馆的进入，一些如班戟、葡挞及沙冰等潮流食品，也借此登陆旺角。
可见，咖啡馆，对城市的时尚化年轻化，举足轻重。
真假咖啡瘾
为适应加快的城市生活节奏，一些以方便著称的如“三合一”咖啡问世。1938年雀巢速溶咖啡问世，令咖啡更加平民化。据笔者一位二战华裔美军老兵回忆，作战美军随身的给养包里，有两包加奶加糖的咖啡粉，就是现今所说的“三合一”咖啡，一块高浓度巧克力、两块压缩饼干……难怪要称为美国少爷兵，打仗也要带上咖啡。想深一层，也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吧，可见咖啡对西方人生活有多重要。所以我总认为，一个外国人或华裔或洋派老上海说，他一天不吃一杯咖啡魂就回不来，是讲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们的生活早在前世就已浸淫在咖啡香之中，成为一种基因注入他们血液之中。相反，有时看到一些年轻的“小资”说，一天不喝一杯咖啡就像死过去一样，我就很不屑——这是作秀，只为了要表达他们的生活层次有多么“小资”。在他们看来，咖啡不是一种文化，只是一种显示生活质量的标签。真正的咖啡瘾发作起来，根本不是说“死不死”的问题，而是如鸦片念头发作一样，总会千方百计不惜代价换来一杯咖啡。
文革中原大中华橡胶厂老板一家扫地出门在我家附近一弄堂汽车间，靠一人一月18元生活费过日子，每逢5号他们领生活费的日子，从他们汽车间就会飘出咖啡香——他们拿到生活费不是先去买米，而是先去买咖啡，这才叫瘾头发作。
听老人说，日本占据上海租界地后，上海与外界运输中断，市面上再也没有咖啡进口，全靠战前囤积的余库度日。但上海的咖啡馆仍开得鳞次栉比，其实不少咖啡是以炒焦的大麦代替。上海的咖啡老枪们心知肚明，但到时仍要啜几口所谓的“咖啡”。对真正的咖啡老枪，有没有咖啡因已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啜咖啡的整个过程、氛围和心理。与“醉翁之意不在酒”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凯司令可以讲是硕果仅存的上海老字号咖啡馆。即使在文革中，上海人但凡上点档次的，介绍对象必会约在“凯歌”（凯司令在文革中的名字）或上海咖啡馆，很少会约在“王家沙”或“绿杨村”。始终，咖啡馆三字在上海，代表一种时尚和层次。特别男方介绍人，哪怕从没进过咖啡馆，也得硬着头皮去安排一次，否则太丢男方面子了。这与有没有咖啡瘾完全没关系。
这就是咖啡在上海特定的标志，它同时也表示一种生活方式，“绿屋”主人吴同文文革中与姨太太双双携手共赴黄泉，也选择了咖啡——将咖啡送安眠药：一壶又香又浓的咖啡，是他们对人生最后的一点依恋。
因着非洲是咖啡的出产地，中非向来友好，非洲咖啡时有进口，因此，上海的咖啡文化，从整体来讲，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普及成平民饮料，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哪怕已解放了，上海仍有国营咖啡馆开出来，南京西路铜仁路转角的上海咖啡馆，是最具代表性的。当年，CPC咖啡厂就开在此，可能是外国人开的，上海咖啡厂为其门市部。老上海，一罐听头CPC咖啡，属十分上品的礼物，一般都是女婿孝敬丈人丈母娘的上好礼品。解放后仍有罐头咖啡，但销路不大好，除价格昂贵之外，当时食糖定量供应，哪还有多余吃咖啡？除非真的吃惯黑咖啡的老枪。后来为了促销，每听咖啡奉送两张糖票（约半斤），仍很少有人问津。最经济实惠的是，去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的泰昌食品公司（现中信泰富）买现磨的咖啡豆，九角八分一两。机器一磨，整个店堂都飘香。常有那些穿一身蓝布人民装的老资产老知识分子光顾。有的人刚刚被批斗好，如我老爸，仍不忘记走过带一包咖啡回家。他的理论是：明天的事明天再讲，今天该怎么过仍怎么过。
咖啡派生品多姿多彩
英国饼干、松饼之闻名全球，就是因为英式下午茶已成品质生活的象征。
同样的道理，上海老大昌的拿破仑蛋糕、凯司令的栗子蛋糕、上海咖啡馆的鲜奶蛋糕、东海的柠檬攀之所以各成本店的招牌产品，也是因为配衬本店的咖啡而打造出来的。
咖啡衍生最绚丽的一道色彩，是温馨浪漫。难怪所有的咖啡馆，都要竭力营造这样的气氛。
老上海的咖啡馆有几种，一种是谈公事谈生意，如位于南京东路上的“东海”，四周洋行公司密集，因此“东海”多为白领聚集之地，其布置侧重敞亮方正，有点如洋行的饭厅，比较“硬”气，较男性化。南京西路上的“凯司令”，位于时尚的南京西路（原静安寺路），四周为电影院（美琪、平安、大华）、舞厅（百乐门、新仙林）、夜总会（丽都花园）包围，“凯司令”的客源多为时尚之辈，故而其布置也很有特色。内部装修，特别是楼上，是德国乡村式，古铜的吊灯、黑橡木炉壁，配着乔其纱的灯罩的壁灯……大光明隔壁的Rosemerry（后改名光明咖啡馆），更是存心让去看电影的情侣消费的。据我老妈回忆，店堂小小的，但十分温馨……可惜我生得迟一点，无缘感受老海派咖啡馆的温馨浪漫，幸而还来得及看到他们匆匆而逝的背影，比如凯司令，还有位于淮海路襄阳路上的“天鹅阁”，其老板夫妇就住在我娘家的楼下，夫妇都是沪江大学毕业，先生专长美声，太太弹得一手好钢琴。开设“天鹅阁”的原意，是喜欢朋友们有个可心的场所聚会。可以讲，“天鹅阁”是老上海装修最现代、最“酷”、最“小资”的咖啡馆：门面不大，一只玻璃嵌成的立体的展翅飞翔的天鹅，在黑大理石上熠熠闪光，成为“天鹅阁”的噱头。因为是老邻居，父母常带我去帮衬，我当然只有吃冰淇淋的份。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在8小时工作外，仍是一片风花雪月，“天鹅阁”近上海最小资的“襄阳公园”，故而也是情侣们最集中的场所。当时我就盼着快快长大，可以让男朋友带来这里喝咖啡。好容易等我长大了，“天鹅阁”却变成卖大饼油条豆腐浆了！后来索性消失了！
想来还是因为中国与非洲友好，援助他们进口了大量咖啡，而大陆只有上海才是咖啡的最大市场。可能也是为了促销咖啡，上海在解放后，仍开出不少国营咖啡馆，如近人民公园的“海鸥”，南京西路西康路拐角上的“海燕”，还有就是南京西路铜仁路拐角的“上海咖啡馆”。
上海毕竟是上海，在五六十年代左风如此猛烈之下，这些国营咖啡馆仍恪守咖啡业的游戏规则，环境相对优雅、安静、窗明几净，不像当时的饭店，乱哄哄桌面油腻腻，还泛着一股抹布臭！我跟着外公常去的上海咖啡馆，至今记得进门一只大鱼缸，养着热带鱼，顺着螺旋形楼梯上去，就是楼上雅座，灯光柔和，只是没有背景音乐，但足以过滤掉当时一些强硬的令人不安的时代背景。难怪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上海咖啡馆始终是一些老资产和老小开最喜欢去的咖啡馆。
文革结束后，上海滩第一批想钓金龟的小姑娘，都喜欢孵在“上海咖啡馆”，当时海（海外关系）陆（落实政策有钱财发还）空（有空房子）男士最抢手，在七八十年代大部分上海人仍十分穷，能在“上咖”出出入入的男士，也只有“海陆空”了。
传说有位风流老资产，专门在这里挑小姑娘。遇到中意的小姑娘，他将左手衣袖一撸，手臂上一溜带着七八只日本雷达表，然后让小姑娘拣一只，就此将小姑娘带到他摩托车后座上开走了……过不多久，这位老克勒又来了，还是带着一溜手表——当时没有商品房也没有LV、CD，老克勒那几十万一下子还真没地方用呢！
渐渐地买卖外汇券、倒卖黄金美钞外烟的，都将目光瞄准“上咖”，“上咖”的名声开始一落千丈，变得乌烟瘴气……
现今偶尔与友人晚饭后，也会去喝喝咖啡，上海现今的咖啡馆越来越多，装修也越来越美轮美奂，或者因为年龄关系，我比较喜欢在顶级会所、雍福会、波特曼的咖啡廊坐坐。最近，我也常去进贤路的Coffee 210，这里曾是张静江的后代、我女儿的婆家的私宅。2006年我姻家将整幢花园老宅出售，今年年初就开出Coffee 210，关于这幢花园洋房，又是另一个“蓝屋”的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会慢慢道来。
此外，恒隆广场大堂的咖啡廊是我去得最多的，一来因为近，二来因为它够现代，而且现代得一点也不冷峻，很有包罗万象的海派风情，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肤色的客人都有，也很有都市风光，置身其中，有种切切实实生活在大都市的感觉。
至于星巴克，包括武康路的Coffe Tree之类，因为顾客层次太年轻，我们就不大去了。坐咖啡馆犹如穿衣打扮，其实也很讲究年龄层次，年龄成熟点的，喜欢五星级酒店咖啡廊及设在老洋房内的那种沙龙式样氛围，安静点、怀旧点。外面喝咖啡毕竟不经济，我多数还是在家里喝咖啡。
咖啡馆之梦
一直梦想开一家咖啡馆。
1982年先生家私宅落实政策还给我们时，我就有这个梦想。我们的房子位于当时仍属十分僻静的愚园路上，在张爱玲故居常德路和百乐门之间，三层小楼约400多平方米。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钻石地段，小楼前还有一个约百来平方的小花园。我当时就想在底层开个咖啡馆，外面还有个夜花园，可做露天咖啡吧。名字都想好了，叫“蓝屋咖啡”，结果家里一片反对声，我拗不过只好作罢。说真的，至今还有点遗憾。其实人生的真谛在尝试，不在能赚还是赔。我天生喜爱朋友，喜爱热闹，喜爱吃，又爱收藏，如果真的开出来，说不定也会是又一家“天鹅阁”呢！
咖啡馆开不成，只好在家过瘾。我喜欢在家里请朋友吃下午茶，或开Party，自己煮小壶咖啡自己做蛋糕（不过自制蛋糕已荒废了好几年了），做冰淇淋圣代。我家里光咖啡壶就有好几把：蒸气双球喷雾式、传统铝质的、过滤式的……其实我并不是特别会喝咖啡，但实在享受煮咖啡的过程和喝咖啡的氛围。
咖啡味道好坏与咖啡豆本身是不是蓝山咖啡或巴西山度士咖啡无太大关系，关键是你与谁一起喝。
咖啡，在西方国家为平民饮料，犹如上海人的豆浆一样大众化。不知为什么，一到了中国，特别是上海，就被贴上一种意味着上流、优雅、十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标签，成为一种象牙塔里的文化。
咖啡在欧美，如同我们中国人喝茶一样，已成开门七件事中不可缺少之一。全球咖啡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欧美，喝掉全世界2/3 的咖啡，还有1/3的咖啡消费市场，是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而中国市场里，香港和上海当为两大买家，特别是香港。
正因为有如此大的市场需求，咖啡不但成为一种提神饮料，而且还是一种仅次于石油、可于世界市场上进行合法买卖的期货商品。欧美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为先进发达的文化标志，故而咖啡进入中国伊始，就披上了纡贵的外衣，再加上千里迢迢来到远东，成本高昂，价格自然就不菲了。
如同黄金昂贵金矿工人却生活凄苦，煤被称为黑金子煤矿工人却艰辛万分一样的道理，咖啡香浓可口但种植咖啡的都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全球最大咖啡豆种植区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占了全球咖啡供应量2/3；其次是非洲及印尼。以拉丁美洲为例，咖啡占其出口收益的1/3，为多达2500万人带来就业机会。
咖啡的生长环境与罂粟花很像。曾在香港看过一则关于咖啡种植的纪录片。
在墨西哥某地，许多农民为了生存而种植罂粟花，美国一批反毒志愿者，教他们改种咖啡，并将烘焙咖啡豆的加工厂，也搬迁到那里，既替天行道，又有经济效益，每年收获咖啡之日，被定为咖啡园生日。
为了让他们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咖啡园生日当天，在咖啡园边会开个盛大的Party，从美方管理员到咖啡农，都被盛邀参加这个Party。镜头里，咖啡农粗黑的手指，笨拙地握着精细的瓷质咖啡具，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他们欣喜地发现，黑不溜秋的咖啡豆竟可以成为如此香郁的饮料。志愿者们用咖啡代酒，一个个向他们表示感谢。
咖啡园一改贫苦农民只知种植，没有享受的操劳日子。志愿者们还留意观察，从中发现那些对咖啡有特别感觉的农民，送去美国，加以专业培训，提升为管理员。
渐渐地，当地农民完全有能力种植、加工咖啡豆，并彻底改变种植习惯，这里也成为墨西哥最有名的咖啡产地之一。
港人每年喝掉
一亿九千万杯咖啡
要论中国消费咖啡量最高的城市，当为香港。如果说，上海人视啜咖啡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的话，香港人则视咖啡为喝茶一样必需，咖啡本身（摒除喝咖啡的场合和器皿）在香港早已成平民饮料，特别是雀巢咖啡的问世，令咖啡成本大大降低。喝咖啡不足以表示一种身份，连地盘工（建筑工）喝咖啡都如喝茶一样普通。当然，他们不会去文华之类五星级咖啡廊，连星巴克和麦当劳都不去——价钱不是问题，主要是口味问题。一般香港草根平民，最喜欢聚在茶餐厅啜咖啡。关于香港的茶餐厅笔者已作过多次介绍；茶餐厅在香港，实际上是西方快餐加中国茶馆的混血儿：既有咖啡红茶三明治西多士通心粉等西式茶点，也有炒饭炒面等中式餐点，价格比西式咖啡馆便宜，分量又足。做的是近邻街坊生意，都为家庭式经营：老婆坐账台，老公管厨房，子女做跑堂。店堂陈设简朴：靠墙两侧火车座，当中几只方木台子，干干净净，亲民得很。一般香港人都有固定相熟的茶餐厅做孵点，客人和老板、客人和客人之间，互相都十分熟稔，交情是几十年的。
茶餐厅的咖啡红茶，别有一功，比如丝袜奶茶，让红茶反复通过类似丝袜做成的过滤器过滤，不仅可滤去茶叶沫，而且让牛奶和红茶充分调和均匀，味觉特别腻滑。茶餐厅的咖啡也是，不如日式炭烧咖啡或欧式壶煮咖啡那样斯文清淡，茶餐厅的咖啡是大锅咖啡，不是小壶咖啡，入口醇香浓郁，再加入稠稠的甜炼乳，十分有稠厚感，上海话称之为“煞渴”，很合地盘工之类劳动量很大的平民口味，也合我辈根本不懂咖啡的“伪咖啡”爱好者。手头有份专门进行国际性咖啡研究的F.O.Lichts的2002年调查反映，香港的咖啡豆及速溶咖啡消耗量在2002年首7个月已达4762吨，并以每年8.5%之比例上升。从中可见香港人啜咖啡的程度。
从前在香港三联出版社上班，隔壁一条横街就是在香港有70多年制造咖啡经验的捷荣咖啡有限公司门市部，半条街都飘着咖啡香。我常常会在午休时去那里买一小包现磨的咖啡粉，去得多了，与伙计也熟了，常常听他摆有关咖啡的“龙门阵”。可惜当时没意识将其一一记录下来，否则，倒也是一篇很好看的有关咖啡的小品。“捷荣”咖啡可谓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咖啡代理商，1932年就有了，初时只为旧式炒磨加工咖啡豆，二战后特别50年代随着大批上海人南下，带旺了香港咖啡市场，捷荣也迅速发展为东南亚最主要的咖啡进口商、炒磨商及供应商，并占据75%的香港咖啡市场。
咖啡豆分两类，阿拉伯加（Arabica）和罗北士打（Robusta），前者咖啡味醇厚，芬芳馥郁，是咖啡中的极品，多生长在地势高、雨水充足的地方，主要产地为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和非洲。罗北士打咖啡多出产在地势较低的亚洲，咖啡因含量较高，味浓烈，适宜几种咖啡掺和在一起，至于掺和成分比例，就看咖啡师的技巧本事了。现在我们市面上买到的咖啡，都是已经过掺配的，而非单一纯种咖啡。
而我们习惯称的意大利咖啡比利时咖啡土耳其咖啡和美式咖啡，其实是以各地人所偏爱的口味而定，与咖啡豆本身产地无关，这些地方都是不产咖啡豆的。
随着香港生活节奏的加快，港人留在户外时间逐渐增多，且社交活动也越来越走向社会化——在餐馆酒吧会面也日渐普及，港人对咖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发展出不同口味。香港人以往多数喝香而浓的欧式咖啡，随着咖啡的普及和美式文化的抢滩，近20年来，港年轻人多数爱喝香而淡、量偏多（用茶缸mug而不是用杯cup来盛载）的美式咖啡。
然自从星巴克开始向全球大肆进攻以来，香港人也转向卡布其诺、拿铁、摩卡等味浓而质感较重的欧陆式咖啡，但只限于白领及年轻人。对一般香港坊间的咖啡一族，茶餐厅的奶咖和斋咖（无糖无奶），始终是最爱。茶餐厅的咖啡，是真正的港式咖啡，连带咖啡杯碟，都是厚厚实实沉甸甸的，劳动人民粗实的手指不适合精细的英国瓷器。这种粗实的茶餐厅茶具，除够大够深，分量足实之外，还不会烫嘴，手脚重点也不会砸碎。所以讲做生意还是一门学问，有许多细节都要考虑周全。如果是五星级酒店咖啡廊的英式下午茶，那就万万不能用这种“粗坯”咖啡具了。
作为英国殖民地百年之久的香港，许多英式生活方式已融入港人日常生活细节之中，比如下午茶。“三点三、下午茶”是港人雷打不动的茶叙小憩时间，是香港劳工法最基本的福利，故香港每家公司一定有个茶水部，大方点的公司会免费提供茶叶和咖啡粉，一些员工更会分秒必争，不放弃这15分钟下午茶时间去办公室相近的咖啡馆“放放风”，啜一杯咖啡放松一下。大老板们和购物购累了的全职太太则在五星级酒店咖啡廊悠闲地啜咖啡……
1999年F.O.Lichts得出的调查为，当年香港人自泡咖啡为一亿九千万杯，尚不包括咖啡店和茶餐厅，只是家用咖啡数量。
港人真会喝咖啡！但与日本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人口比香港多21倍的日本，1999年的咖啡消耗量达36万吨，是香港4000多吨的90倍。
咖啡作为中国一种优雅时尚文化生活的符号，被广泛运用在城市硬件建设之中——街道上的咖啡店，可以提升整条街的时尚指数。
在这方面，香港做得尤为出色。
旺角一直是香港一条市井味十足、鱼龙混杂的旧区，香港政府近年一直以年轻化、时尚化来改变它，而咖啡店，则是改造该区的有力工具之一。一批装修格调高雅、现代的年轻化咖啡馆相继攻入旺角的砵兰街，随着咖啡馆的进入，一些如班戟、葡挞及沙冰等潮流食品，也借此登陆旺角。
可见，咖啡馆，对城市的时尚化年轻化，举足轻重。
真假咖啡瘾
为适应加快的城市生活节奏，一些以方便著称的如“三合一”咖啡问世。1938年雀巢速溶咖啡问世，令咖啡更加平民化。据笔者一位二战华裔美军老兵回忆，作战美军随身的给养包里，有两包加奶加糖的咖啡粉，就是现今所说的“三合一”咖啡，一块高浓度巧克力、两块压缩饼干……难怪要称为美国少爷兵，打仗也要带上咖啡。想深一层，也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吧，可见咖啡对西方人生活有多重要。所以我总认为，一个外国人或华裔或洋派老上海说，他一天不吃一杯咖啡魂就回不来，是讲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们的生活早在前世就已浸淫在咖啡香之中，成为一种基因注入他们血液之中。相反，有时看到一些年轻的“小资”说，一天不喝一杯咖啡就像死过去一样，我就很不屑——这是作秀，只为了要表达他们的生活层次有多么“小资”。在他们看来，咖啡不是一种文化，只是一种显示生活质量的标签。真正的咖啡瘾发作起来，根本不是说“死不死”的问题，而是如鸦片念头发作一样，总会千方百计不惜代价换来一杯咖啡。
文革中原大中华橡胶厂老板一家扫地出门在我家附近一弄堂汽车间，靠一人一月18元生活费过日子，每逢5号他们领生活费的日子，从他们汽车间就会飘出咖啡香——他们拿到生活费不是先去买米，而是先去买咖啡，这才叫瘾头发作。
听老人说，日本占据上海租界地后，上海与外界运输中断，市面上再也没有咖啡进口，全靠战前囤积的余库度日。但上海的咖啡馆仍开得鳞次栉比，其实不少咖啡是以炒焦的大麦代替。上海的咖啡老枪们心知肚明，但到时仍要啜几口所谓的“咖啡”。对真正的咖啡老枪，有没有咖啡因已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啜咖啡的整个过程、氛围和心理。与“醉翁之意不在酒”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凯司令可以讲是硕果仅存的上海老字号咖啡馆。即使在文革中，上海人但凡上点档次的，介绍对象必会约在“凯歌”（凯司令在文革中的名字）或上海咖啡馆，很少会约在“王家沙”或“绿杨村”。始终，咖啡馆三字在上海，代表一种时尚和层次。特别男方介绍人，哪怕从没进过咖啡馆，也得硬着头皮去安排一次，否则太丢男方面子了。这与有没有咖啡瘾完全没关系。
这就是咖啡在上海特定的标志，它同时也表示一种生活方式，“绿屋”主人吴同文文革中与姨太太双双携手共赴黄泉，也选择了咖啡——将咖啡送安眠药：一壶又香又浓的咖啡，是他们对人生最后的一点依恋。
因着非洲是咖啡的出产地，中非向来友好，非洲咖啡时有进口，因此，上海的咖啡文化，从整体来讲，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普及成平民饮料，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哪怕已解放了，上海仍有国营咖啡馆开出来，南京西路铜仁路转角的上海咖啡馆，是最具代表性的。当年，CPC咖啡厂就开在此，可能是外国人开的，上海咖啡厂为其门市部。老上海，一罐听头CPC咖啡，属十分上品的礼物，一般都是女婿孝敬丈人丈母娘的上好礼品。解放后仍有罐头咖啡，但销路不大好，除价格昂贵之外，当时食糖定量供应，哪还有多余吃咖啡？除非真的吃惯黑咖啡的老枪。后来为了促销，每听咖啡奉送两张糖票（约半斤），仍很少有人问津。最经济实惠的是，去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的泰昌食品公司（现中信泰富）买现磨的咖啡豆，九角八分一两。机器一磨，整个店堂都飘香。常有那些穿一身蓝布人民装的老资产老知识分子光顾。有的人刚刚被批斗好，如我老爸，仍不忘记走过带一包咖啡回家。他的理论是：明天的事明天再讲，今天该怎么过仍怎么过。
咖啡派生品多姿多彩
英国饼干、松饼之闻名全球，就是因为英式下午茶已成品质生活的象征。
同样的道理，上海老大昌的拿破仑蛋糕、凯司令的栗子蛋糕、上海咖啡馆的鲜奶蛋糕、东海的柠檬攀之所以各成本店的招牌产品，也是因为配衬本店的咖啡而打造出来的。
咖啡衍生最绚丽的一道色彩，是温馨浪漫。难怪所有的咖啡馆，都要竭力营造这样的气氛。
老上海的咖啡馆有几种，一种是谈公事谈生意，如位于南京东路上的“东海”，四周洋行公司密集，因此“东海”多为白领聚集之地，其布置侧重敞亮方正，有点如洋行的饭厅，比较“硬”气，较男性化。南京西路上的“凯司令”，位于时尚的南京西路（原静安寺路），四周为电影院（美琪、平安、大华）、舞厅（百乐门、新仙林）、夜总会（丽都花园）包围，“凯司令”的客源多为时尚之辈，故而其布置也很有特色。内部装修，特别是楼上，是德国乡村式，古铜的吊灯、黑橡木炉壁，配着乔其纱的灯罩的壁灯……大光明隔壁的Rosemerry（后改名光明咖啡馆），更是存心让去看电影的情侣消费的。据我老妈回忆，店堂小小的，但十分温馨……可惜我生得迟一点，无缘感受老海派咖啡馆的温馨浪漫，幸而还来得及看到他们匆匆而逝的背影，比如凯司令，还有位于淮海路襄阳路上的“天鹅阁”，其老板夫妇就住在我娘家的楼下，夫妇都是沪江大学毕业，先生专长美声，太太弹得一手好钢琴。开设“天鹅阁”的原意，是喜欢朋友们有个可心的场所聚会。可以讲，“天鹅阁”是老上海装修最现代、最“酷”、最“小资”的咖啡馆：门面不大，一只玻璃嵌成的立体的展翅飞翔的天鹅，在黑大理石上熠熠闪光，成为“天鹅阁”的噱头。因为是老邻居，父母常带我去帮衬，我当然只有吃冰淇淋的份。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在8小时工作外，仍是一片风花雪月，“天鹅阁”近上海最小资的“襄阳公园”，故而也是情侣们最集中的场所。当时我就盼着快快长大，可以让男朋友带来这里喝咖啡。好容易等我长大了，“天鹅阁”却变成卖大饼油条豆腐浆了！后来索性消失了！
想来还是因为中国与非洲友好，援助他们进口了大量咖啡，而大陆只有上海才是咖啡的最大市场。可能也是为了促销咖啡，上海在解放后，仍开出不少国营咖啡馆，如近人民公园的“海鸥”，南京西路西康路拐角上的“海燕”，还有就是南京西路铜仁路拐角的“上海咖啡馆”。
上海毕竟是上海，在五六十年代左风如此猛烈之下，这些国营咖啡馆仍恪守咖啡业的游戏规则，环境相对优雅、安静、窗明几净，不像当时的饭店，乱哄哄桌面油腻腻，还泛着一股抹布臭！我跟着外公常去的上海咖啡馆，至今记得进门一只大鱼缸，养着热带鱼，顺着螺旋形楼梯上去，就是楼上雅座，灯光柔和，只是没有背景音乐，但足以过滤掉当时一些强硬的令人不安的时代背景。难怪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上海咖啡馆始终是一些老资产和老小开最喜欢去的咖啡馆。
文革结束后，上海滩第一批想钓金龟的小姑娘，都喜欢孵在“上海咖啡馆”，当时海（海外关系）陆（落实政策有钱财发还）空（有空房子）男士最抢手，在七八十年代大部分上海人仍十分穷，能在“上咖”出出入入的男士，也只有“海陆空”了。
传说有位风流老资产，专门在这里挑小姑娘。遇到中意的小姑娘，他将左手衣袖一撸，手臂上一溜带着七八只日本雷达表，然后让小姑娘拣一只，就此将小姑娘带到他摩托车后座上开走了……过不多久，这位老克勒又来了，还是带着一溜手表——当时没有商品房也没有LV、CD，老克勒那几十万一下子还真没地方用呢！
渐渐地买卖外汇券、倒卖黄金美钞外烟的，都将目光瞄准“上咖”，“上咖”的名声开始一落千丈，变得乌烟瘴气……
现今偶尔与友人晚饭后，也会去喝喝咖啡，上海现今的咖啡馆越来越多，装修也越来越美轮美奂，或者因为年龄关系，我比较喜欢在顶级会所、雍福会、波特曼的咖啡廊坐坐。最近，我也常去进贤路的Coffee 210，这里曾是张静江的后代、我女儿的婆家的私宅。2006年我姻家将整幢花园老宅出售，今年年初就开出Coffee 210，关于这幢花园洋房，又是另一个“蓝屋”的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会慢慢道来。
此外，恒隆广场大堂的咖啡廊是我去得最多的，一来因为近，二来因为它够现代，而且现代得一点也不冷峻，很有包罗万象的海派风情，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肤色的客人都有，也很有都市风光，置身其中，有种切切实实生活在大都市的感觉。
至于星巴克，包括武康路的Coffe Tree之类，因为顾客层次太年轻，我们就不大去了。坐咖啡馆犹如穿衣打扮，其实也很讲究年龄层次，年龄成熟点的，喜欢五星级酒店咖啡廊及设在老洋房内的那种沙龙式样氛围，安静点、怀旧点。外面喝咖啡毕竟不经济，我多数还是在家里喝咖啡。
咖啡馆之梦
一直梦想开一家咖啡馆。
1982年先生家私宅落实政策还给我们时，我就有这个梦想。我们的房子位于当时仍属十分僻静的愚园路上，在张爱玲故居常德路和百乐门之间，三层小楼约400多平方米。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钻石地段，小楼前还有一个约百来平方的小花园。我当时就想在底层开个咖啡馆，外面还有个夜花园，可做露天咖啡吧。名字都想好了，叫“蓝屋咖啡”，结果家里一片反对声，我拗不过只好作罢。说真的，至今还有点遗憾。其实人生的真谛在尝试，不在能赚还是赔。我天生喜爱朋友，喜爱热闹，喜爱吃，又爱收藏，如果真的开出来，说不定也会是又一家“天鹅阁”呢！
咖啡馆开不成，只好在家过瘾。我喜欢在家里请朋友吃下午茶，或开Party，自己煮小壶咖啡自己做蛋糕（不过自制蛋糕已荒废了好几年了），做冰淇淋圣代。我家里光咖啡壶就有好几把：蒸气双球喷雾式、传统铝质的、过滤式的……其实我并不是特别会喝咖啡，但实在享受煮咖啡的过程和喝咖啡的氛围。
咖啡味道好坏与咖啡豆本身是不是蓝山咖啡或巴西山度士咖啡无太大关系，关键是你与谁一起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