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G20,如何应对“G1对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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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处于国际格局转换、新旧权力消长、保守主义回流、“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兴起的交汇期等变革性现象风起云涌。“变”是这个大时代的主基调,因“变”而生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等时代特征日益凸显,世界开始进入持续性动荡阶段。这场动荡对国际社会冲击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为百年来所罕见。在此关键时期,二十国集团(G20)该如何应对?
2019年6月8日,日本福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行,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发言。

东道主“不淡定”


  “这是(G20)合适的举办地”“采取一切措施团结起来”“我们会做得很棒”……2018年12月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一落幕,承接下一届举办权的日本大阪就处于高度的工作热情甚至有些亢奋中。自从2018年促成没有美国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后,安倍晋三政府感到自己也有“惊人的主导力”,渴望扮演制订世界经济甚至国际关系规则的角色,那么接下去最合适的舞台莫过于(G20。
  “现在,最激动也最不安的当是麻生财相。”在《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上杉素直眼里,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把G20当成自己的“宿命”。2008年秋,震撼性的雷曼公司倒闭危机后,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前景,时任首相的麻生率先力促西方七国与新兴经济体达成将G20由各国财长(或央行行长)会议升至首脑会议,作为接受日本建议的“代价”,首次峰会定在美国,其间,英国首相布朗曾跟麻生打趣:“希望G20在日本开会时,我还能有幸碰见您。”这是一语双关,低迷的国内经济,越发呈现冲突性的国际贸易和政治秩序,不仅令西方政治人物难做长远打算,也难奢望自己牢固掌权,推进共同的事业。果然,麻生期待首相任内见证日本举办G20峰会的愿望落空了。
  11年后,带着宦海沉浮、艰难谈判乃至树立丰碑等复杂感情的麻生如愿以偿,为了办好峰会,他和首相安倍早在2018年夏天就进行筹备,尤其人事上,特意将财务省财务官浅川雅嗣和金融厅金融国际审议官冰见野良三拉进核心班子,他俩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及CPTPP谈判的日方灵魂人物,对设计大阪峰会议题与内容至关重要。据消息人士称,因美国贸易战而起的国际经济秩序动荡,多国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之势让身为全球化旗手的G20显得有些吃力,“大阪峰会是个岔路口,G20同时存在向好和向坏的几率。”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涉称,“这个节点上,麻生团队权衡利弊,为峰会准备了这样的议题—一应对全球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
  在日本财务省和学术界认知里,导致2008年雷曼危机的美国房地产债务泡沫,间接原因是新兴国家的过剩储蓄导致投资资金膨胀,资金流向过度消费的美国,进而引发不平衡。危机后的国际合作协调,主要着眼点本该是改善这种不平衡,但G20内部意见不统一,只关注一时一事的课题,搁置了“不平衡”这一根本性问题。“如果说缺乏平衡的世界经济运行和走样的产业相互依存拖累了全球化的福利,那么G20内部的共识与凝聚力不足,则刺激了保护主义的抬头。”《每日新闻》记者宇都官裕一称,日本若能引领G20成员解决不平衡(哪怕表达共同解决的意愿),G20作为全球经济指挥中枢的存在感无疑将大大提高,“大阪峰会将成为激发G20活力的契机”。
  不过,前行之路何其艰难。教科书里有消除不平衡的捷径,无非是经常项目盈余国(例如日本)降低出口依赖,扩大内需,而经常项目赤字国(例如美国)则增加储蓄,而不是消费。然而,各国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诉求,大多不愿在峰会上提这个议题(采取措施的结果往往是自己经济减速、出口下降),能否推动各国让渡部分现实利益,约束行为以符合全球利益,考验着东道主的能量。法国《世界报》记者爱德华·奥尔登直截了当地质问,安倍政府首先能否“刀口向内”?要知道,日本经常项目盈余之多,就是一种“不平衡”,可日本经济官僚却拒绝讨论,强调这是过去海外投资赚得的收益,与主要靠贸易实现盈余的国家(如中国、韩国、德国)不同,言下之意,日本想用“双重标准”,把“不平衡”的火力转嫁到别国身上,这显然不能营造团结的氛围。“如果日本不认真做出表率,就无法营造出团结的气氛,若最终让G20峰会用软绵绵的表述敷衍了事,那只会造成G20效应退潮的情况。”大久保涉忧虑地表示。
  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乃至“不稳定”,何止是日本主政者意识到,哪怕在G20举办地大阪,升斗小民都有体会。“我和员工难得地好商量一回,彼此都没啥好抱怨的。”年过七旬的村田茂是大阪府寝屋川市的金属加工企业“朝日热处理”的社长,过去每年春季的劳资谈判(俗称“春斗”)都耗费了太多精力,也往往把自己与手下的关系弄得很僵。但这两年里,基本依赖出口业务的“朝日热处理”遭遇大型电机制造商订单骤减的变故,哪怕开拓新客戶,销售额在2017年度曾回归峰值,却因美国关税壁垒、汇率不稳、地区冲突加剧等因素导致原材料与物流成本高企,收益十分惨淡。村田茂说:“今年1月中旬以后,订单又开始下降,我和员工们达成共识,就是为了企业存活,对于涨工资得采取慎重态度。”
2019年6月21日,日本大阪,一名厨师正在展示自己为了迎接G20峰会而制作的特殊美食,这道美食以章鱼球为特色,再配以20个国家的国旗,看起来精致又美味。
  “朝日热处理”只是个缩影,因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尤其主要国家为减少贸易赤字采取“非市场措施”(如关税、市场准入等),高度依赖贸易投资全球化的日本产业界陷入深深的忧虑。共同社报道,始于2012年12月的日本经济扩张周期还未停止,刷新了2002年2月到2008年2月所创造的73个月战后最长纪录,但此次扩张仍由传统制造业巨头担纲,靠增加产品出口及日元贬值、美元走强来实现利润,依赖外需的脆弱经济结构没有改变。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还承认—个不为人知的“不平衡”,那就是占日企九成的中小企业在利润总额的“大盘子”占比更小了,“日本经济中最能赚钱的仍是汽车、电机等传统制造业大鳄,”滨银综合研究所研究员加茂健志朗说,吸纳大部分就业的中小企业从经济增长中没得到多少好处,自然工资涨幅无从谈起,这种“不平衡”在国民中产生一种新概念——“缺少实感的经济扩张”。一名在大阪商店街经营熟食店的男店主感叹,“景气波动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吧”。这家熟食店已有50年的历史,据他说,现在的销售额只有泡沫经济时代的60%,关门的铺子也越来越多。日本Recruit Lifestyle公司的消费者调查给出更有意思的数据,虽然2019年1月日本天气不错,但外出就餐消费继续躞蹀,“(晚餐)支出额同比下降4%。外出就餐的比率、次数、单笔花销全部跌破2018年同月水平的情况还是21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日本麦当劳社长萨拉·卡萨诺瓦说:“不少消费者表示,因为收入缩水,餐饮预算不得不设限。”

  “早在今年1月17日举行的G20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代理会议上,与会者都承认,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危机,“保护主义和不公平贸易做法助长了经济恶化和社会不稳定趋势,引发恶性循环”。”

龙舟上有人“造反”


  供需面的“不平衡”,受益面的“不平衡”,由此导致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更加呼唤多边机制协作的重大意义。早在今年1月17日举行的G20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代理会议上,与会者都承认,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危机,“保护主义和不公平贸易做法助长了经济恶化和社会不稳定趋势,引发恶性循环”。《日本经济新闻》形容,美国对多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以及滥用“国家安全”理由在市场自由竞争领域实施霸凌行动,激起了公愤,知情者描述当时的场面是“G1对G19”。
  世界经济减速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作为主席国,日本坚持G20作为国际合作框架的重要性。上杉素直援引财务省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方把“全球性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列为此次峰会的主要讨论内容,希望各国意识到仅靠双边谈判无法纠正贸易不平衡问题,为此日方在会前做了大量对美工作,因为美国坚信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是大打关税牌,通过双边谈判“各个击破”,最终促使贸易伙伴普遍性接受自己的观点,“要知道,日本也面临与美国的货物贸易谈判(TAG),为了推进不平衡问题的讨论,日方很可能在TAG会谈中做出了某种妥协,换取美方支持这个议题。”上杉素直分析。
  峰会另一个焦点是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开发。据报道,日方设置这一议题,主要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每日新闻》称,日本试图在G20里寻找更多伙伴,鼓吹投资方与债务方制定严格的融资规定,控制“不透明融资”规模,并开放更多国家企业参与项目,进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开发。“很显然,这一议题明显是对中国展开隐形牵制。”
  看得出,东道主煞费苦心地在议题上进行“平衡设计”,反映出它意识到美中两大国“合则共利,斗则俱伤”的关系,希望扮演维护国际合作的协调角色。这一过程中,日本希望能够改变自己长期以来“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以能够为各国所接受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政治地位。不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特朗普上台后,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施展最喜欢的“极限施压”策略,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美国不但屡屡对中国展开贸易摩擦,还把贸易大棒砸到传统盟友和伙伴身上,这两年里,G20其他成员乃至全世界每个值得一提的国家都“享受”到美国“贸易武器”的滋味,其中韩国、加拿大、墨西哥还不得不捏着鼻子接受苛刻条件,与美国改签贸易协定。
  面对肆意破坏经济全球化与多边合作的行为,G20本应发挥重要作用,及时“拨乱反正”,但现实很无奈,无论2017年G20财长会议与G20汉堡峰会,还是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最终没能有效控制华盛顿的我行我素。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迅速拿出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得到相关各国落实的“高光时刻”相比,现在的G20内部分歧和行动差异显而易见。去年7月,G20财长会议前,各国都意识到贸易冲突和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危害,澳大利亚财长斯科特·莫里森在会前说:“贸易战不容忽视。”但真到了会议中,面对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的威势,大多数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却刻意回避了这一最大的问题,尽管会后公报承认,“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面加剧”,但只有一句话提到要采取措施降低减少风险:“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领导人们在汉堡峰会上就贸易问题做出的结论,并认识到需要加强对话和行动来减轻风险和增强信心”。姆努钦在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志得意满地声称:“贸易(战)并非会议主要问题。”到了年底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会后宣言同样充满妥协、犹豫和不确定,对于贸易战、单边主义、贸易保護主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干脆只字不提,而且2017年宣言中明确写入的“与保护主义作斗争”一句就因为美国反对未能加入,这是2008年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的举行G20峰会以来,首次没有在共识文件中体现反对保护主义的姿态,鲜明反映出G20协调体制存在的缺陷。可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如果算说成果的话,大概就是避免了各方—一主要是美国和其他19国彻底撕破脸,保住这一框架体制,让今年的大阪峰会得以继续举行。

  “如果把G20看作20个人协力划动的龙舟,现在这条龙舟最大的问题是,最有力量的那个桨手打算把船往岔道方向划,甚至还动不动就恐吓其他桨手,威胁要跳船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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