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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 别人称呼他作家、评论家、独立画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身体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个体劳动者”。这个劳动者在各种观念间穿行，举重若轻，谱出了一曲《思想光谱》。
西安准备花费380亿人民币重建阿房宫，这消息真真假假、九曲回肠，直至被高层叫停，令我想起另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以及因此埋在川江之下的老家。
将近20年的青葱岁月，掩埋在冰冷的水里。这种切身的疼痛让我明白，作为记忆的载体，物质有多么重要。它的兴衰变动，必会导致记忆的更迭毁损。当一个人的记忆残缺不全，他的信念就不大可靠；当一群人的记忆都有偏差，他们就无法正确地行事。然而，这就是百年来“东亚病夫”的典型症，源于一种名叫“不破不立”的病毒。近些年来，病毒非但没有祛除，症状反而变本加厉，使得陷入虚无的人们急功近利，或者愤世嫉俗。
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聪明的掌权者十分擅长利用这种虚无感。他们巧妙地用一套辩证法的修辞，让中国式拆迁不仅在现实中发生，也同步在记忆里。一旦物质与记忆同归于尽，他们就可以抹黑历史，以此证明今天的合理；也可以允诺明天的美景，来索取眼下的顺从。
就拿阿房宫来说吧。其实早在10年前，考古挖掘就已经证明，阿房宫非但没有被项羽举火焚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建成过。当年宫前殿的地基还没夯实，秦始皇就死了。数十万劳力抽调到秦陵去填土，其它工程一律停摆。待到复工之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阿房宫就此终止于土建，再无下文了。
《史记》成书距离秦朝灭亡不足百年，其中有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的记载。近来在秦都咸阳一带的考古成果也证实，司马迁的记录确为信史。但是，太史公从未提及项羽焚阿房宫一事。后人误会阿房宫被毁，多源于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那已是1000年后的文学想象了。事实上，“阿房宫”的字面已经表明，它本来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阿”是当地土话“那、那儿”的意思，“房”是渭河以南，都城咸阳郊外的一个地名，合在一起就是说，那个建在“房”地的宫殿。换句话讲，这个工程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所以司马迁才写：“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那么，为什么有人比考古学家还更热衷于阿房宫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呢？如果人们对那套不破不立的辩证法把戏持有警惕，自会明白其中定然“另有所图”。
然而要保持这样的警惕其实很难。在漫长的时间中，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毁灭与重建，为了生存，似乎打一生下来就怀着一身健忘的本事。这让每一代人都得从头积攒经验和知识，也让每一个掌权者都敢于肆无忌惮地将历史当作社会生活的舞台布景，只要对他们扮演的角色有利，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换就怎么换。
改来换去，大家也就真糊涂了。比如像“炎黄子孙”之类的民族认同，本来是辛亥革命前后才兴盛的历史建构，到今天似乎就成了上下五千年的道统—真是如此，纪晓岚岂敢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写黄帝是一个“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骏马，好梨园，好鼓吹”的花花太岁呢？
与黄帝一样神奇的还有三国时期的蜀将关羽。他是如何成为土地爷、财神、武圣、佛寺的保护神、秘密帮派的守护者、深明《春秋》大义的儒士，乃至“三界伏魔大帝”的？其曲折的经历，足以写成一部魔幻巨著。
如何分辨真实与虚假？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的故事给了我不小的启示。当造梦师柯布第一次将年轻的梦境设计师阿里阿德涅带入梦中，他自问自答地说，何为真实，何为梦境，一个简单的法子可以分辨。坐在咖啡馆的窗外，柯布这样提醒阿里阿德涅：“你从来不会真正记得一个梦的开始吧？想想看，阿里阿德涅，你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的确，不管多么真实的梦景，只要人们认真想一想，这个场景是如何开始的，答案就会立刻清晰。要辨别记忆的真伪，特别是像历史这类集体记忆的真实与虚假，“开端”的问题往往是一试就灵的试金石。
在这方面，西方的历史学家做得不错。譬如苏格兰男人把围在腰间的苏格兰裙（Kilt）当作民族精神的象征。偏偏有学者做过详尽的考证，苏格兰裙的历史跟它的裙摆一样短，并且还是英格兰人的发明。1727年，一名英格兰绅士设计了它，最初作为披肩，以供苏格兰伐木工扛运树木之用。总之，它不是北欧神话中勇士的战袍，也不是苏格兰人自古以来的装束。梅尔·吉普森在电影《勇敢的心》中的短裙扮相，至少穿越了400年。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了解这一历史开端的人们会正确地行事。因为他们懂得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传说。
西安准备花费380亿人民币重建阿房宫，这消息真真假假、九曲回肠，直至被高层叫停，令我想起另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以及因此埋在川江之下的老家。
将近20年的青葱岁月，掩埋在冰冷的水里。这种切身的疼痛让我明白，作为记忆的载体，物质有多么重要。它的兴衰变动，必会导致记忆的更迭毁损。当一个人的记忆残缺不全，他的信念就不大可靠；当一群人的记忆都有偏差，他们就无法正确地行事。然而，这就是百年来“东亚病夫”的典型症，源于一种名叫“不破不立”的病毒。近些年来，病毒非但没有祛除，症状反而变本加厉，使得陷入虚无的人们急功近利，或者愤世嫉俗。
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聪明的掌权者十分擅长利用这种虚无感。他们巧妙地用一套辩证法的修辞，让中国式拆迁不仅在现实中发生，也同步在记忆里。一旦物质与记忆同归于尽，他们就可以抹黑历史，以此证明今天的合理；也可以允诺明天的美景，来索取眼下的顺从。
就拿阿房宫来说吧。其实早在10年前，考古挖掘就已经证明，阿房宫非但没有被项羽举火焚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建成过。当年宫前殿的地基还没夯实，秦始皇就死了。数十万劳力抽调到秦陵去填土，其它工程一律停摆。待到复工之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阿房宫就此终止于土建，再无下文了。
《史记》成书距离秦朝灭亡不足百年，其中有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的记载。近来在秦都咸阳一带的考古成果也证实，司马迁的记录确为信史。但是，太史公从未提及项羽焚阿房宫一事。后人误会阿房宫被毁，多源于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那已是1000年后的文学想象了。事实上，“阿房宫”的字面已经表明，它本来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阿”是当地土话“那、那儿”的意思，“房”是渭河以南，都城咸阳郊外的一个地名，合在一起就是说，那个建在“房”地的宫殿。换句话讲，这个工程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所以司马迁才写：“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那么，为什么有人比考古学家还更热衷于阿房宫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呢？如果人们对那套不破不立的辩证法把戏持有警惕，自会明白其中定然“另有所图”。
然而要保持这样的警惕其实很难。在漫长的时间中，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毁灭与重建，为了生存，似乎打一生下来就怀着一身健忘的本事。这让每一代人都得从头积攒经验和知识，也让每一个掌权者都敢于肆无忌惮地将历史当作社会生活的舞台布景，只要对他们扮演的角色有利，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换就怎么换。
改来换去，大家也就真糊涂了。比如像“炎黄子孙”之类的民族认同，本来是辛亥革命前后才兴盛的历史建构，到今天似乎就成了上下五千年的道统—真是如此，纪晓岚岂敢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写黄帝是一个“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骏马，好梨园，好鼓吹”的花花太岁呢？
与黄帝一样神奇的还有三国时期的蜀将关羽。他是如何成为土地爷、财神、武圣、佛寺的保护神、秘密帮派的守护者、深明《春秋》大义的儒士，乃至“三界伏魔大帝”的？其曲折的经历，足以写成一部魔幻巨著。
如何分辨真实与虚假？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的故事给了我不小的启示。当造梦师柯布第一次将年轻的梦境设计师阿里阿德涅带入梦中，他自问自答地说，何为真实，何为梦境，一个简单的法子可以分辨。坐在咖啡馆的窗外，柯布这样提醒阿里阿德涅：“你从来不会真正记得一个梦的开始吧？想想看，阿里阿德涅，你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的确，不管多么真实的梦景，只要人们认真想一想，这个场景是如何开始的，答案就会立刻清晰。要辨别记忆的真伪，特别是像历史这类集体记忆的真实与虚假，“开端”的问题往往是一试就灵的试金石。
在这方面，西方的历史学家做得不错。譬如苏格兰男人把围在腰间的苏格兰裙（Kilt）当作民族精神的象征。偏偏有学者做过详尽的考证，苏格兰裙的历史跟它的裙摆一样短，并且还是英格兰人的发明。1727年，一名英格兰绅士设计了它，最初作为披肩，以供苏格兰伐木工扛运树木之用。总之，它不是北欧神话中勇士的战袍，也不是苏格兰人自古以来的装束。梅尔·吉普森在电影《勇敢的心》中的短裙扮相，至少穿越了400年。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了解这一历史开端的人们会正确地行事。因为他们懂得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