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周作人的“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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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与周作人的交谊,始于“五四运动”,终于“七七事变”。在此期间,两人诗文往还,留下许多诗篇,“诗生活”可谓鲜活生动,至今读来还意趣盎然。1917年初,在家乡绍兴教书的周作人,首先从其兄鲁迅寄来的《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对其中“今日当以白话文为正宗”的主张大为赞许。4月间,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又从文科学长陈独秀处得知留美青年胡适的若干详情。9月,胡适应聘进北大,在一偶然场合,与周作人初遇,其时周33岁,胡26岁。此后,两人同为文科教授,不时相遇于马神庙的教员休息室“卯字号”,又在12月共同参加小说研究组活动。这一年,只是两人相遇、相识的开端,真正的友谊始于1919年。
  ◎1919:小河里的乡愁
  1919年初,在有关妇女、儿童问题的讨论中,胡、周两人就“贞操问题”、“老子与儿子”等敏感话题迭发新论,一时惊世骇俗。与此同时,胡适还热衷“诗体解放”,尝试着创作白话新诗,虽应者寥寥,却笃志独行。周作人对此大为感佩,尽管自知非诗人者流,竟也陆续发表数十首新诗,投身于胡适所倡行的白话诗“实验”之中。其间,胡对周的长诗《小河》尤为激赏,赞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认为全诗观点细密,思想深沉凝练,其诗意诗旨不是旧体词调表达得出来的。胡适将其刊于《新青年》1919年二月号卷首,以示赞赏与倡导。
  ◎自寿诗中茶与酒
  到了1930年代,胡、周二人在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上实际已经分道扬镳,道不同不相与谋。只是同在北大共事,加之昔日交情还不至于破裂,交往还是有的。周作人到1934年为50虚岁,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做寿“做虚不做实”的习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体”的打油诗体式,于1月13日吟咏自己的五十大寿,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诗的大意说自己前世为出家和尚,今世却是人世间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闲来无事就在街头听人谈鬼,窗下画蛇;玩骨董,种胡麻;若问这是为什么,请到寒舍一面品尝苦茶,一面听我闲聊罢。此诗表现了周作人五十虚龄时的心态与情态,可谓其后半生人生态度的一份宣言书。
  1月17日,胡适按照周作人原诗的“家麻”韵,学着古人酬唱和诗的模样,也写了一首“古体诗”。虽是“古体”,可格式之内的文字通俗明白,这对于一贯提倡白话文学,一贯标榜现代文学的胡适而言,可谓旧瓶装新酒,仍是新文化做派。诗云: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啥袈裟。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这首诗里,胡适调侃周作人,说他舍不得拿绍兴酒招待客人,只能泡苦茶装装样子。“吃肉应防嚼朋友”,则又使用了一个典故,来自周作人祖父梦后不敢吃肉,怀疑是故人回报的周家传说。当然,这也可见胡、周二人的交谊深厚,交情一般的友人不可能知道这些家族典故,更不可能信手拈来。第二天,胡适兴趣不减,又再依前韵和了一首五言诗,诗云:老夫不在家,也不着袈裟。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胡、周二人的此次自寿诗酬唱,算是轻松收场。从这首诗中,还是能看到,胡对周的某种期许,还是能体会到,胡对周的某种惋惜。胡期许的是,周能在书斋生活中,继续为新文学、新文人贡献力量,只要能“斥朱子”,“着袈裟”也不妨。胡惋惜的是,周的才识与能力绝高,却极可能在自怡自得的书斋生活中,逐渐丧失斗智,于当初二人共许的新文化运动而言渐行渐远渐无声迹。“制欲”与“闲情”,在胡看来,皆是斗志衰退、人将暮年的表现吧。
  胡、周二人的“诗生活”,从1919至1939年,整整二十年间,在向前还是向后的抉择中,渗透着各自的诗意,贯穿着各自的情意。当然,“诗言志”仍是中国诗的基本主题,胡、周二人的二十年“诗生活”,无论是白话诗还是打油诗种种,都皆可作公共知识分子们志趣的剪影,皆可作他们在时代生存境遇中的一册存照。千百年来文人们的诗文酬唱,说到底不过是抒写自己的“斯文惆怅”罢了,胡适与周作人也不例外。只不过胡适惆怅的是国家兴亡,而周作人惆怅的只是儿啼妇语,各有各的惆怅,最终二人是否一解愁怀,我们只能探究,而无法定论。那个猝死于台湾“中研院”酒会中的胡适,与猝死于大陆自家厕所里的周作人,也只是留下了这么一点“诗生活”的纪录,让后来者继续因之酬唱,继续为之惆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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