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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地方戏研究已渐渐进入业内学者的视线，文化研究和戏曲研究者们对地方戏的生存状态和继承创新等问题发表了种种看法。大家普遍认为。当下众多地方戏所呈现出的凝固缓滞症候以及地方戏生存环境的日益贫瘠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研究的焦点也多关注于地方戏——凝聚着先民审美观念、散发着中华灿烂文化气息、蕴含着民族文化精髓、折射出中华悠久历史文明的民族文化遗产载体——应如何应对当下的困境，如何进行继承创新等方面。有鉴于此，本期《戏剧丛刊》特于地方戏研究专栏发表《遵循传统强化特质——谈地方戏的继承创新》一文，就地方戏继承创新中的不良倾向和应当坚守的原则发表几点看法，意在引出有关地方戏研究的不同方向，引发对地方戏保护问题的多角度多层面思考。
地方戏是地域文明的结晶和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我国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地方戏曲往往蕴涵着该地域居民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该地域文化形成的原生状态，以及该地域居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人民群众最喜欢的艺术形式之一。
近代以来，特别是我国社会步入经济发展全球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的新时期以来，戏曲的生存环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改变了，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改变了，时代审美主潮改变了，众多时代流行艺术吸引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这些因素决定了戏曲必然面临着时代性压力。
地方戏所遇到的问题是，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深受大众喜爱的独特艺术形式，它的内容必须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才能得以维持自身生命的鲜活状态。而在反映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如何既遵循传统的美学原则以保守住自己的传统特质，又能吸收新的表现手法来体现时代特色，是地方戏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形式上说，戏曲创新和表现现实生活的难点在于，怎样用传统程式来描述现代生活行为；传统的一唱三叹的唱腔艺术，能否成为今天快节奏社会的审美聚焦?反之，抛弃了这一切古典特质的舞台样式，还能够被称之为戏曲吗?缺失了传统美学韵味的戏曲，又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充盈着丰厚民族审美积淀的古典程式与现代生活内容的错位，造成传统与现实的矛盾，成为戏曲继承与创新的瓶颈。
怎么对待地方戏，怎么进行继承和创新，成了戏曲界的一个焦点问题。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文化被淘汰不是坏事，淘汰腾出创新空间》(《人民日报》2011年2月11日)，提出了他的“文化淘汰论”，其主要观点是：太多的传统挤占了空间不利于创新，必须淘汰一部分来为创新腾出地方；地方戏种类繁多，积淀程度和目前境遇不同，不都具备保存价值，必须做减法，非常重要而且也能够生存的要传承，后继无人、受众萎缩、濒临灭绝的则不能都保留。我认为余先生此言差矣，地方戏的价值早已为社会承认。剧有上上品，曲无贵贱分。百戏独有百样情，每一剧种具有的文化特性与审美特征，就在当地人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浸润、渗透为其心理结构中的文化沉淀，成为其精神家园的珍藏。地方戏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没有高下之分。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地方戏的存在价值，而是怎么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地方戏。
我们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对地方戏的继承和创新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们也看到在众多改革措施中，有些措施非但没有起到好的保护作用，反而在无意间助推了地方戏的消亡。主要表现在：众多地方戏为了拓展本剧种的表意局限，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横向借鉴，融合吸收。应当承认的是，吸收与融合，提炼与美化，对所有地方戏都是公平的。某地方戏倘对某个方面的吸收有所侧重，并有创造性的发展，便为完善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舞台风貌提供了基础。但有的地方戏在此过程中缺乏自觉的剧种本体意识，在长期向成熟大剧种吸收营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成熟大剧种靠拢，逐渐增加了它们的艺术共同性，使本剧种除了唱腔、方言以外的其他艺术个性和舞台风貌趋向模糊。而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舞台风貌，是各地方戏赖以相互区别的标尺。上述行为导致的结果是，众多地方戏陷于不仅没有超越成熟大剧种范型建立一种全新的演出模式，反而弱化和丧失了自我。现在的一些地方戏新编剧目，在伴奏上追求中西混合，所谓的新唱腔离传统唱腔越来越远。还有一些地方戏创作不顾自身实际一味追求场面的宏大、布景的豪华、灯光的华丽、演员阵容的庞大等，追求舞台场景的铺排成为一种新的表现方式，而地方剧种有特色的表演技巧反而相对弱化甚至丧失了。在艺术表现内容方面竞相选择重大题材，这种做法，有的虽然确实拓展了剧种反映生活的能力，使不太成熟的小剧种迅速成为了成熟的大剧种，但也导致剧种传统特色的淡化。例如，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要行当的某些“三小戏”本来在表现家长里短、情感微澜上有优势，表现重大题材则显得捉襟见肘，但受种种因素诱惑，热衷于选择力不能胜的“重大题材”，因而不得不经常“借鉴”大剧种的表现手段，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出好戏，反而导致了剧种特色的丧失。
我们承认继承与创新是地方戏发展的必由之路。地方戏的本质要求它的发展轨迹必然是不断地继承和不断地创新。一部地方戏的历史就是不断发展、变化、提高，不断推出各时代的代表人物、代表剧目和唱腔流派的历史，地方戏只有不断继承与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对凝聚着先民心血、散发着中华灿烂文化气息、蕴含着民族文化精髓和折射出中华悠久历史文明的地方戏，如何应对当下的困境，如何恢复昔日的辉煌这一重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地方戏创新要遵循地方戏特有的地域、乡土和民间属性。
顾名思义，地方戏就是某一特定地域诞生的戏曲剧种。地方戏深深蕴藏着区域文化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这些元素反过来又世代塑造并延续了流布区域人民一脉相承的基本相同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形成区域内特有的文化传承。这些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文化精神，是积累而来的发展的经验、生存的智慧，是历史地形成的共同的、积极的，有凝聚力、号召力的精神意识，是世代相传沉积下来的思想精髓、文化理念，是包含了流布区域人民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区域文化的灵魂、本质和核心。如果某个剧种缺少地域性，亦即其诞生地的空间特征，这个剧种就不能叫做地方戏。戏曲剧坛上其实是很难找出这种超空间的剧种的。戏曲剧种的地域性既是中国戏曲的特点，也是其优点。这一特征表面上主要是通过声腔和方言体现出来的。地方戏的声腔中民间音乐的成分丰富，能反映一个地域独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积淀，这种声腔与某一方言的关系很密切，能反映某一方言的音乐美，而且一般只能用这种方言演唱。其次，其擅长表现的题材、独有的行当、独有的身段、有特色的主奏乐器、独特的演唱形式等也可以呈现出剧种的地域特色、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地域特征呈现方式的多样性。 乡土性是一种既“土”且“俗”的审美情味，故也称之为“乡土情味”。我国的地方戏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在都市诞生发展的都市戏剧。它大多诞生于乡村，因此，它大多热衷于表现乡村“愚夫愚妇”，亦即“草根”的思想、情趣与生活，即使是表现上流社会的生活，也往往以民间的立场和视野来观察、呈现。樵夫村姑喜唱的“浪语油腔”成为其“当家腔”，贩夫走卒之音容笑貌成为其身段表情的主要模本，因而，“土”、“俗”成为其重要的审美品格，这也是它们吸引看客的主要“法宝”。这种品格在地方剧种诞生之初尤为鲜明。
众所周知，地方戏来自民间，它不仅起源于民间，而且一直活跃在民间。它的绝大部分观众是普通老百姓，因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的表现上，都带有浓厚的民间艺术色彩。一方面，它经常反映着普通老百姓的观点。尽管地方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渗透，有相当一部分剧目有宣扬忠孝节义的内容，但它主要是民间立场、民间诉求、民间情味的载体。即使是宣扬忠孝节义，它与儒家的经史文化以及封建社会正统诗文的视角、立场也不完全相同。地方戏往往从民间立场出发去理解和呈现“主流活语”，它虽然也关注“治国平天下”的“伟业”，但更关注家长里短和婚姻家庭等关乎“一己之生活”的题材，更热衷于表达民间的生存体验和诉求。另一方面，在艺术风格上总是带着民间喜闻乐见的面貌，在艺术观点上没有许多条条框框，勇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创新，只要观众认可、欢迎，它都吸取。
有人认为，只能蛰伏于一隅的地方戏不仅“行之不远”，而且与“城镇化”、“全球化”的“语境”相悖，故有人高扬起“戏曲都市化”的旗帜，力图淡化戏曲的地域性和乡土性。我以为这是对当代戏曲发展的误导，也是对地方戏地域性乡土性特征之当代价值的误判。
城镇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与文化的多样性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具有多样性的文化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一体而万殊的地方戏完全可以在满足当代多元文化需求上有所作为。社会发展城镇化与文化产品的乡土情味也并非水火不容。在我国有过不少“身居庙堂之高，心存江湖之想”的文人，他们身居都市却心游林泉、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这些诗歌今天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我国宋代都城杂剧演出的压轴戏是拿河南、山东乡民进城寻开心的“杂班”。当今最红火的小品恰恰是赵本山等既“土”且“俗”的“段子”。方言相声小品、方言电视剧、方言新闻播报的走红等例证告诉我们，乡土情味、地域特色也是都市中人所需要的，它不但不与都市情味相冲突，而且可以成为都市情味的重要构成。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乡土情味浓郁、地域特色鲜明的艺术样式有可能越来越受青睐。
综上所述，种类繁多的地方戏是我国人民对世界剧坛的独特贡献。地域性、乡土性和民间性是地方戏的根本特征，也是戏曲的民族特征的呈现，是地方戏曲的魅力之源，它与当代语境并不存在冲突。但是，这些独有的特征正在逐渐淡化，这对戏曲的发展是不利的。地方戏发展的指向不应是“趋同”，而应保持、强化其地域性、乡土性和民间性特质。
近年来，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地方戏研究已渐渐进入业内学者的视线，文化研究和戏曲研究者们对地方戏的生存状态和继承创新等问题发表了种种看法。大家普遍认为。当下众多地方戏所呈现出的凝固缓滞症候以及地方戏生存环境的日益贫瘠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研究的焦点也多关注于地方戏——凝聚着先民审美观念、散发着中华灿烂文化气息、蕴含着民族文化精髓、折射出中华悠久历史文明的民族文化遗产载体——应如何应对当下的困境，如何进行继承创新等方面。有鉴于此，本期《戏剧丛刊》特于地方戏研究专栏发表《遵循传统强化特质——谈地方戏的继承创新》一文，就地方戏继承创新中的不良倾向和应当坚守的原则发表几点看法，意在引出有关地方戏研究的不同方向，引发对地方戏保护问题的多角度多层面思考。
地方戏是地域文明的结晶和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我国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地方戏曲往往蕴涵着该地域居民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该地域文化形成的原生状态，以及该地域居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人民群众最喜欢的艺术形式之一。
近代以来，特别是我国社会步入经济发展全球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的新时期以来，戏曲的生存环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改变了，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改变了，时代审美主潮改变了，众多时代流行艺术吸引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这些因素决定了戏曲必然面临着时代性压力。
地方戏所遇到的问题是，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深受大众喜爱的独特艺术形式，它的内容必须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才能得以维持自身生命的鲜活状态。而在反映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如何既遵循传统的美学原则以保守住自己的传统特质，又能吸收新的表现手法来体现时代特色，是地方戏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形式上说，戏曲创新和表现现实生活的难点在于，怎样用传统程式来描述现代生活行为；传统的一唱三叹的唱腔艺术，能否成为今天快节奏社会的审美聚焦?反之，抛弃了这一切古典特质的舞台样式，还能够被称之为戏曲吗?缺失了传统美学韵味的戏曲，又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充盈着丰厚民族审美积淀的古典程式与现代生活内容的错位，造成传统与现实的矛盾，成为戏曲继承与创新的瓶颈。
怎么对待地方戏，怎么进行继承和创新，成了戏曲界的一个焦点问题。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文化被淘汰不是坏事，淘汰腾出创新空间》(《人民日报》2011年2月11日)，提出了他的“文化淘汰论”，其主要观点是：太多的传统挤占了空间不利于创新，必须淘汰一部分来为创新腾出地方；地方戏种类繁多，积淀程度和目前境遇不同，不都具备保存价值，必须做减法，非常重要而且也能够生存的要传承，后继无人、受众萎缩、濒临灭绝的则不能都保留。我认为余先生此言差矣，地方戏的价值早已为社会承认。剧有上上品，曲无贵贱分。百戏独有百样情，每一剧种具有的文化特性与审美特征，就在当地人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浸润、渗透为其心理结构中的文化沉淀，成为其精神家园的珍藏。地方戏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没有高下之分。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地方戏的存在价值，而是怎么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地方戏。
我们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对地方戏的继承和创新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们也看到在众多改革措施中，有些措施非但没有起到好的保护作用，反而在无意间助推了地方戏的消亡。主要表现在：众多地方戏为了拓展本剧种的表意局限，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横向借鉴，融合吸收。应当承认的是，吸收与融合，提炼与美化，对所有地方戏都是公平的。某地方戏倘对某个方面的吸收有所侧重，并有创造性的发展，便为完善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舞台风貌提供了基础。但有的地方戏在此过程中缺乏自觉的剧种本体意识，在长期向成熟大剧种吸收营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成熟大剧种靠拢，逐渐增加了它们的艺术共同性，使本剧种除了唱腔、方言以外的其他艺术个性和舞台风貌趋向模糊。而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舞台风貌，是各地方戏赖以相互区别的标尺。上述行为导致的结果是，众多地方戏陷于不仅没有超越成熟大剧种范型建立一种全新的演出模式，反而弱化和丧失了自我。现在的一些地方戏新编剧目，在伴奏上追求中西混合，所谓的新唱腔离传统唱腔越来越远。还有一些地方戏创作不顾自身实际一味追求场面的宏大、布景的豪华、灯光的华丽、演员阵容的庞大等，追求舞台场景的铺排成为一种新的表现方式，而地方剧种有特色的表演技巧反而相对弱化甚至丧失了。在艺术表现内容方面竞相选择重大题材，这种做法，有的虽然确实拓展了剧种反映生活的能力，使不太成熟的小剧种迅速成为了成熟的大剧种，但也导致剧种传统特色的淡化。例如，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要行当的某些“三小戏”本来在表现家长里短、情感微澜上有优势，表现重大题材则显得捉襟见肘，但受种种因素诱惑，热衷于选择力不能胜的“重大题材”，因而不得不经常“借鉴”大剧种的表现手段，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出好戏，反而导致了剧种特色的丧失。
我们承认继承与创新是地方戏发展的必由之路。地方戏的本质要求它的发展轨迹必然是不断地继承和不断地创新。一部地方戏的历史就是不断发展、变化、提高，不断推出各时代的代表人物、代表剧目和唱腔流派的历史，地方戏只有不断继承与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对凝聚着先民心血、散发着中华灿烂文化气息、蕴含着民族文化精髓和折射出中华悠久历史文明的地方戏，如何应对当下的困境，如何恢复昔日的辉煌这一重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地方戏创新要遵循地方戏特有的地域、乡土和民间属性。
顾名思义，地方戏就是某一特定地域诞生的戏曲剧种。地方戏深深蕴藏着区域文化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这些元素反过来又世代塑造并延续了流布区域人民一脉相承的基本相同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形成区域内特有的文化传承。这些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文化精神，是积累而来的发展的经验、生存的智慧，是历史地形成的共同的、积极的，有凝聚力、号召力的精神意识，是世代相传沉积下来的思想精髓、文化理念，是包含了流布区域人民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区域文化的灵魂、本质和核心。如果某个剧种缺少地域性，亦即其诞生地的空间特征，这个剧种就不能叫做地方戏。戏曲剧坛上其实是很难找出这种超空间的剧种的。戏曲剧种的地域性既是中国戏曲的特点，也是其优点。这一特征表面上主要是通过声腔和方言体现出来的。地方戏的声腔中民间音乐的成分丰富，能反映一个地域独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积淀，这种声腔与某一方言的关系很密切，能反映某一方言的音乐美，而且一般只能用这种方言演唱。其次，其擅长表现的题材、独有的行当、独有的身段、有特色的主奏乐器、独特的演唱形式等也可以呈现出剧种的地域特色、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地域特征呈现方式的多样性。 乡土性是一种既“土”且“俗”的审美情味，故也称之为“乡土情味”。我国的地方戏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在都市诞生发展的都市戏剧。它大多诞生于乡村，因此，它大多热衷于表现乡村“愚夫愚妇”，亦即“草根”的思想、情趣与生活，即使是表现上流社会的生活，也往往以民间的立场和视野来观察、呈现。樵夫村姑喜唱的“浪语油腔”成为其“当家腔”，贩夫走卒之音容笑貌成为其身段表情的主要模本，因而，“土”、“俗”成为其重要的审美品格，这也是它们吸引看客的主要“法宝”。这种品格在地方剧种诞生之初尤为鲜明。
众所周知，地方戏来自民间，它不仅起源于民间，而且一直活跃在民间。它的绝大部分观众是普通老百姓，因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的表现上，都带有浓厚的民间艺术色彩。一方面，它经常反映着普通老百姓的观点。尽管地方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渗透，有相当一部分剧目有宣扬忠孝节义的内容，但它主要是民间立场、民间诉求、民间情味的载体。即使是宣扬忠孝节义，它与儒家的经史文化以及封建社会正统诗文的视角、立场也不完全相同。地方戏往往从民间立场出发去理解和呈现“主流活语”，它虽然也关注“治国平天下”的“伟业”，但更关注家长里短和婚姻家庭等关乎“一己之生活”的题材，更热衷于表达民间的生存体验和诉求。另一方面，在艺术风格上总是带着民间喜闻乐见的面貌，在艺术观点上没有许多条条框框，勇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创新，只要观众认可、欢迎，它都吸取。
有人认为，只能蛰伏于一隅的地方戏不仅“行之不远”，而且与“城镇化”、“全球化”的“语境”相悖，故有人高扬起“戏曲都市化”的旗帜，力图淡化戏曲的地域性和乡土性。我以为这是对当代戏曲发展的误导，也是对地方戏地域性乡土性特征之当代价值的误判。
城镇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与文化的多样性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具有多样性的文化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一体而万殊的地方戏完全可以在满足当代多元文化需求上有所作为。社会发展城镇化与文化产品的乡土情味也并非水火不容。在我国有过不少“身居庙堂之高，心存江湖之想”的文人，他们身居都市却心游林泉、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这些诗歌今天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我国宋代都城杂剧演出的压轴戏是拿河南、山东乡民进城寻开心的“杂班”。当今最红火的小品恰恰是赵本山等既“土”且“俗”的“段子”。方言相声小品、方言电视剧、方言新闻播报的走红等例证告诉我们，乡土情味、地域特色也是都市中人所需要的，它不但不与都市情味相冲突，而且可以成为都市情味的重要构成。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乡土情味浓郁、地域特色鲜明的艺术样式有可能越来越受青睐。
综上所述，种类繁多的地方戏是我国人民对世界剧坛的独特贡献。地域性、乡土性和民间性是地方戏的根本特征，也是戏曲的民族特征的呈现，是地方戏曲的魅力之源，它与当代语境并不存在冲突。但是，这些独有的特征正在逐渐淡化，这对戏曲的发展是不利的。地方戏发展的指向不应是“趋同”，而应保持、强化其地域性、乡土性和民间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