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卢安克我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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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安克,德国汉堡人,自1997年起在中国辗转多处支教。从2003年起,在广西省东兰县板烈村支教,不拿薪水,生活简陋。本文是柴静2009年《面对面》栏目对卢安克采访后写下的手记。2010年,卢安克结婚,妻子是一同支教的中国志愿者。最近,卢安克在接受柴静《看见》栏目专访后,离开板烈小学去杭州跟妻子团聚。卢安克想重返农村,遭到妻子反对,现已离开中国。卢安克说,他的命跟孩子们在一起,离开孩子,他就没有命了。
  
  
  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我采访姐弟俩。
  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就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
  我纳闷了一晚上。
  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当时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他说。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我以前也没想过,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了。”
  
  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猜。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
  他转头问我,“你喜欢土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我自己的想像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
  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6点多,天已经擦黑了,山里很冷。
  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就这一个念头,一切已经逝去。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再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当时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
  一开始,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之前曾经有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
  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我小学的时候,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
  我看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很羞涩,就像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然后我才知道,他说他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
  “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他总是想着这个,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像,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所以他才说,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
  他说,“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
  他41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着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当时的反应,是心里一紧。
  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我说:“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他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待十几分钟,像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不还手。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去扮演一个角色,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
  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做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他指向卢安克。
  
  在节目后的留言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喃喃自语:“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会让人们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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