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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是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５５周年和陈其尤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的日子。中国致公党“三大”是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在对致公党改组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召集人”和“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政治主张。从此，中国致公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陈其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陈其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陈其尤早期革命活动
陈其尤（又名陈定思、陈丽江），广东海丰人，１８９２年生。陈其尤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日渐丧权失地的年代。海丰因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是中国最先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地方之一。那时，当地的许多民众为了生存和谋求活路，纷纷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侨乡。生活在这一地域的陈其尤，一方面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最先受到一些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影响。１９０３年，陈其尤有幸进入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新式的高等小学。该校学习内容新颖，学制四年。这四年的学习生活，给了少年陈其尤一双全新看世界的眼睛和不再盲从封建专制的独立思维，以及朦胧的民族、民主意识。
１９０８年，１７岁的陈其尤来到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大量阅读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在中山先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思想影响下，陈其尤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自觉地投身到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时代大潮中。１９１１年，年仅２０岁的陈其尤加入了由孙中山创建并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同年４月２７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陈其尤响应同盟会号召，毅然参加了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直接策划、领导的广州起义（即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由于事先走漏消息，惨遭清政府镇压。参加这次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共计８６人。在这次“碧血横飞，草木为之含悲”的黄花岗起义中，陈其尤不仅对早期同盟会会员中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个人品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未来的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成功。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并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党人。１０月下旬，陈其尤的同乡陈炯明、邓铿在惠阳淡水发动起义，陈其尤再次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支队伍。１１月１０日，起义队伍发起惠州战役，并攻占了惠州城，迫使广州都督府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
１９１２年，陈其尤因其参加过两次起义且年轻有为，被广东都督府都督胡汉民派往日本留学。旅日期间，陈其尤十分珍惜这一走出国门的机遇，勤奋求学，大量涉猎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制度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１９１６年，陈其尤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同年学成回国，在北方政府财政部任职。
１９１７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后，以积极追求民主革命为职志的陈其尤，毅然辞去了北方政府财政部的职务，果断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运动，在广东陈炯明部担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其间，粤军向福建发展，陈其尤还作为粤军驻厦门鼓浪屿代表，负责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与粤军之间的联络工作，并先后出任福建东山、云霄县县长，潮海、汕头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等职。
１９３１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炯明再次被选为中国致公党总理，同时，陈其尤亦被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这时，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海内外广大侨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不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特别是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进一步动员并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当年国民参政会上报告，１９３９年国民政府全年军费是１８亿元，而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该年华侨捐款和汇款达１３．３亿元。有人统计，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１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２２６亿元，华侨汇款达５３亿，将近国民政府总收入的１／４。甚至后来的日本政府及学者都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
陈其尤与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工作中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１９３７年已担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其尤，又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任为驻香港的特派员。此时的香港正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采购军火的一个重要场所和通道，而负责国民政府采购军火的人，又恰巧是持蒋介石亲笔手谕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孔令侃不顾手上握着的是广大同胞（包括海外侨胞）的血汗钱，在香港打着蒋介石的招牌，疯狂地从一笔笔军火生意中获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其行径令人发指。看到此种情景，陈其尤实在忍无可忍。１９３８年初，出于对国人负责和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交代，陈其尤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揭发孔令侃种种罪行，要求国民政府对此严惩不怠。但是，陈其尤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揭发非但未使孔令侃被绳之以法，却因触及到蒋家内幕而触怒蒋介石。１９３８年末，蒋介石要陈其尤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可是刚一下飞机，便立即被戴笠的军统特务秘密逮捕，锒铛入狱———被囚于贵州的息烽监狱。这一事件不仅使早年便以身许国，参加民主革命的陈其尤内心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反思，使陈其尤更加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
整顿与恢复致公党
１９４１年，陈其尤从贵州息烽监狱被转移到重庆改为软禁。此时的陈其尤，面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报国无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
１９４２年初，在军统爪牙密布的山城，陈其尤竟偶然在街上遇到少年时代的好友、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陈其尤在重庆首先见到的是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他给陈其尤讲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击日寇的业绩，介绍其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等宣传中国共产党国是主张的进步报刊，回答陈其尤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由此使政治上苦于找不到方向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崭新的认识。在这三年中，陈其尤还秘密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联系和交流。特别是１９４４年抗战胜利初见曙光之际，中共南方局曾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更加促使历经沧桑的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致公党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以及如何改组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此时国内四万万同胞最为热望的就是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可是，蒋介石集团为了坚持其独裁统治，企图扑灭民主力量，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为了欺骗民众，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被迫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对庆祝双十协定的群众进行了公开镇压，并于１９４６年６月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入战火之中。
１９４６年初，陈其尤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控制由重庆到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汇合，并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开展工作。他认为，１９２５年中国致公党成立时，虽号称有４０万党员，但实际这些成员仍隶属于五大洲的洪门团体，致公党只是这些洪门团体的一个联合组织；其二，致公党创建时提出“党领导堂”的决议并未真正实现，“党堂并存”之局面一直存在，各地的致公堂仍然是独立活动；其三，１９４１年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前的中国致公党，政治上属于旧民主主义政党，还处在“幼年”时代。而此后，不仅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巨变———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广大侨胞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他们迫切盼望祖国统一强大，对国共两党均有深刻认识，恢复与重建中国致公党的时机与条件业已成熟。与此同时，中共港澳工委的连贯、饶章凤、许涤新等同志在致公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中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为中国致公党的恢复与重建从思想上、政治上指明了方向。这些都更增强了陈其尤整顿与重建致公党的信心，把致公党改造成为追求民主进步，努力为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斗的政党。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初，陈其尤在香港为恢复与重建致公党做了大量工作：（１）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重建致公党的意见及要求。（２）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组织人力起草党纲、党章及其它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３）自１９４６年７月后，即以中国致公党总部名义召开会议发表文件，向社会各界表明中国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如７月６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致公党组织概况》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中国致公党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阐述了中国致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迅速得到了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以及各地致公党（堂）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各地组织纷纷成立了“整顿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
然而，恢复致公党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１９４６年４月国民党驻粤的“挺进队”派人入港，先对陈其尤进行拉拢，后因拉拢不成，他们便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在香港报纸上以陈其尤名义刊登广告，扰乱视听；二是１９４６年７月，国民党ＣＣ系利用部分洪门人士对恢复致公党总部持不同意见，操纵了当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于８月１日策划成立了“中国洪门民治党”，以抵制正在香港积极恢复中的致公党总部。对此，陈其尤一方面顶住压力，亲自介绍黄鼎臣加入中国致公党，还特邀黄鼎臣来港出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指出，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的余地，中国致公党只有在中共领导下，与国内各民主党派结成一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在陈其尤领导下，中国致公党在恢复过程中还针对１９４６年７月至１９４７年初，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以及与美国签定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前途的重大政治事件，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名义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声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这些活动不仅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给予了沉重打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客观有效地扩大了中国致公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从而为召开中国致公党“三大”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劈寰）、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等四十余人。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以及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的致公党组织，则委托在港的成员参加这次会议。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据黄鼎臣同志回忆：“‘三大’实际是１９４７年４月下旬召开的，四月底已经闭幕了。但公开宣布‘三大’召开的日期却是５月１日”；“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是严锡煊的家里，严家当时是致公党的办事处，门口挂了个四方型的铜制牌子，上书：中国致公党”；“（中共南方局的）连贯同志……关怀并指导了会议，李济深也出席了‘三大’”；“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所以会议是秘密召开的”。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规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问题的具体步骤和主张。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同时，大会还通过了对致公党今后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作出许多原则性规定的新《党章》。指出：党员必须“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些都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中国致公党的“三大”不仅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高度，开创了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纪元，而且还较好地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国致公党真正成为了一个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跟上了伟大革命时代的步伐。（未完待续）
栏目主持人：阮雅芳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陈其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陈其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陈其尤早期革命活动
陈其尤（又名陈定思、陈丽江），广东海丰人，１８９２年生。陈其尤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日渐丧权失地的年代。海丰因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是中国最先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地方之一。那时，当地的许多民众为了生存和谋求活路，纷纷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侨乡。生活在这一地域的陈其尤，一方面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最先受到一些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影响。１９０３年，陈其尤有幸进入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新式的高等小学。该校学习内容新颖，学制四年。这四年的学习生活，给了少年陈其尤一双全新看世界的眼睛和不再盲从封建专制的独立思维，以及朦胧的民族、民主意识。
１９０８年，１７岁的陈其尤来到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大量阅读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在中山先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思想影响下，陈其尤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自觉地投身到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时代大潮中。１９１１年，年仅２０岁的陈其尤加入了由孙中山创建并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同年４月２７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陈其尤响应同盟会号召，毅然参加了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直接策划、领导的广州起义（即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由于事先走漏消息，惨遭清政府镇压。参加这次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共计８６人。在这次“碧血横飞，草木为之含悲”的黄花岗起义中，陈其尤不仅对早期同盟会会员中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个人品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未来的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成功。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并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党人。１０月下旬，陈其尤的同乡陈炯明、邓铿在惠阳淡水发动起义，陈其尤再次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支队伍。１１月１０日，起义队伍发起惠州战役，并攻占了惠州城，迫使广州都督府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
１９１２年，陈其尤因其参加过两次起义且年轻有为，被广东都督府都督胡汉民派往日本留学。旅日期间，陈其尤十分珍惜这一走出国门的机遇，勤奋求学，大量涉猎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制度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１９１６年，陈其尤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同年学成回国，在北方政府财政部任职。
１９１７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后，以积极追求民主革命为职志的陈其尤，毅然辞去了北方政府财政部的职务，果断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运动，在广东陈炯明部担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其间，粤军向福建发展，陈其尤还作为粤军驻厦门鼓浪屿代表，负责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与粤军之间的联络工作，并先后出任福建东山、云霄县县长，潮海、汕头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等职。
１９３１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炯明再次被选为中国致公党总理，同时，陈其尤亦被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这时，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海内外广大侨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不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特别是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进一步动员并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当年国民参政会上报告，１９３９年国民政府全年军费是１８亿元，而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该年华侨捐款和汇款达１３．３亿元。有人统计，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１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２２６亿元，华侨汇款达５３亿，将近国民政府总收入的１／４。甚至后来的日本政府及学者都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
陈其尤与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工作中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１９３７年已担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其尤，又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任为驻香港的特派员。此时的香港正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采购军火的一个重要场所和通道，而负责国民政府采购军火的人，又恰巧是持蒋介石亲笔手谕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孔令侃不顾手上握着的是广大同胞（包括海外侨胞）的血汗钱，在香港打着蒋介石的招牌，疯狂地从一笔笔军火生意中获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其行径令人发指。看到此种情景，陈其尤实在忍无可忍。１９３８年初，出于对国人负责和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交代，陈其尤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揭发孔令侃种种罪行，要求国民政府对此严惩不怠。但是，陈其尤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揭发非但未使孔令侃被绳之以法，却因触及到蒋家内幕而触怒蒋介石。１９３８年末，蒋介石要陈其尤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可是刚一下飞机，便立即被戴笠的军统特务秘密逮捕，锒铛入狱———被囚于贵州的息烽监狱。这一事件不仅使早年便以身许国，参加民主革命的陈其尤内心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反思，使陈其尤更加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
整顿与恢复致公党
１９４１年，陈其尤从贵州息烽监狱被转移到重庆改为软禁。此时的陈其尤，面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报国无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
１９４２年初，在军统爪牙密布的山城，陈其尤竟偶然在街上遇到少年时代的好友、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陈其尤在重庆首先见到的是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他给陈其尤讲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击日寇的业绩，介绍其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等宣传中国共产党国是主张的进步报刊，回答陈其尤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由此使政治上苦于找不到方向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崭新的认识。在这三年中，陈其尤还秘密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联系和交流。特别是１９４４年抗战胜利初见曙光之际，中共南方局曾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更加促使历经沧桑的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致公党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以及如何改组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此时国内四万万同胞最为热望的就是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可是，蒋介石集团为了坚持其独裁统治，企图扑灭民主力量，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为了欺骗民众，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被迫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对庆祝双十协定的群众进行了公开镇压，并于１９４６年６月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入战火之中。
１９４６年初，陈其尤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控制由重庆到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汇合，并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开展工作。他认为，１９２５年中国致公党成立时，虽号称有４０万党员，但实际这些成员仍隶属于五大洲的洪门团体，致公党只是这些洪门团体的一个联合组织；其二，致公党创建时提出“党领导堂”的决议并未真正实现，“党堂并存”之局面一直存在，各地的致公堂仍然是独立活动；其三，１９４１年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前的中国致公党，政治上属于旧民主主义政党，还处在“幼年”时代。而此后，不仅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巨变———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广大侨胞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他们迫切盼望祖国统一强大，对国共两党均有深刻认识，恢复与重建中国致公党的时机与条件业已成熟。与此同时，中共港澳工委的连贯、饶章凤、许涤新等同志在致公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中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为中国致公党的恢复与重建从思想上、政治上指明了方向。这些都更增强了陈其尤整顿与重建致公党的信心，把致公党改造成为追求民主进步，努力为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斗的政党。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初，陈其尤在香港为恢复与重建致公党做了大量工作：（１）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重建致公党的意见及要求。（２）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组织人力起草党纲、党章及其它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３）自１９４６年７月后，即以中国致公党总部名义召开会议发表文件，向社会各界表明中国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如７月６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致公党组织概况》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中国致公党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阐述了中国致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迅速得到了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以及各地致公党（堂）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各地组织纷纷成立了“整顿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
然而，恢复致公党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１９４６年４月国民党驻粤的“挺进队”派人入港，先对陈其尤进行拉拢，后因拉拢不成，他们便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在香港报纸上以陈其尤名义刊登广告，扰乱视听；二是１９４６年７月，国民党ＣＣ系利用部分洪门人士对恢复致公党总部持不同意见，操纵了当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于８月１日策划成立了“中国洪门民治党”，以抵制正在香港积极恢复中的致公党总部。对此，陈其尤一方面顶住压力，亲自介绍黄鼎臣加入中国致公党，还特邀黄鼎臣来港出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指出，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的余地，中国致公党只有在中共领导下，与国内各民主党派结成一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在陈其尤领导下，中国致公党在恢复过程中还针对１９４６年７月至１９４７年初，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以及与美国签定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前途的重大政治事件，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名义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声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这些活动不仅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给予了沉重打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客观有效地扩大了中国致公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从而为召开中国致公党“三大”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劈寰）、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等四十余人。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以及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的致公党组织，则委托在港的成员参加这次会议。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据黄鼎臣同志回忆：“‘三大’实际是１９４７年４月下旬召开的，四月底已经闭幕了。但公开宣布‘三大’召开的日期却是５月１日”；“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是严锡煊的家里，严家当时是致公党的办事处，门口挂了个四方型的铜制牌子，上书：中国致公党”；“（中共南方局的）连贯同志……关怀并指导了会议，李济深也出席了‘三大’”；“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所以会议是秘密召开的”。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规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问题的具体步骤和主张。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同时，大会还通过了对致公党今后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作出许多原则性规定的新《党章》。指出：党员必须“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些都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中国致公党的“三大”不仅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高度，开创了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纪元，而且还较好地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国致公党真正成为了一个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跟上了伟大革命时代的步伐。（未完待续）
栏目主持人：阮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