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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政治学的进步与方法论的发展紧密相关，行为主义政治学体现了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倾向，理性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批判地借鉴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制度研究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政治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的融合。
［关键词］方法论；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1）０5 — ００４６ — ０2
方法论是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方法和手段的总和。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支撑，方法论的发展本身就是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也是如此，因而政治学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自二战以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进展与方法论的演进和变革紧密相关。本文拟从方法论演进的角度梳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力图展现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变迁图景，以期丰富对政治学方法论的认识，为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科学性提供素材。
一、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behaviorism）
行为主义是二战前后在美国崛起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学流派，其本质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即以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以实证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以拉斯韦尔、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大师主张“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的政治行为，主张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１〕
行为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和现实交互作用的产物。行为主义的产生首先源自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传统政治学关注政治制度的设计，即如何通过构建良好的政体来实现良好的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以及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价值性、思辨性、抽象性、定性分析是其显著特点。然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的建构也逐渐完成，“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上，而是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2]，基于此，以往只注重对静态制度、法律文本描述而忽视对现实政治行为研究的倾向遭到激烈批评。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化情结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相结合，成为行为主义发生、发展的又一动力。20世纪以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快速发展，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抽样调查、问卷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以及数据分析、概率论等统计学技术为行为主义提供了丰富资源。政治学有着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的古老传统，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未分离，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学有着内在关联，这使得柏拉图成为“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3]
行为主义的方法主要包含价值中立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价值中立主要体现为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者认为事实问题可以观察和验证，价值问题则无法观察验证，政治学者不应该研究“应然”问题，而只应研究事实问题，在研究对象上与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此外，研究者个人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也妨碍了政治学的科学化，为避免个人情感对研究结果的歪曲，研究者应该保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研究的经验根据。其框架模型分为观察政治现象，确定研究主题，构建概念体系，做出理论假设，制定关系模型，收集资料，以计算机技术整理数据资料，得出结论。
行为主义综合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的工具极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等研究分支极大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重构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系统化水平”[4]但是行为主义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衰落并向后行为主义演变，这源于其方法论本身的局限性。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一些学者批评价值中立意味着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诚如布坎南所言：“如果政治学事业被解释为类似科学事业的话，就有出现暴政的潜在可能性”[5]唯实证的研究方法使其对政治现实问题缺乏回应和解决能力，“政治学正在变得不关心政治学”
二、政治的经济学分析：理性选择理论（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选择理论被看作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是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拓展性的应用于政治研究的产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作为一种研究思潮、研究方法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者的关注。“在政治学中几乎已经没有未受过它影响的领域”[6]
理性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传统之中，追溯到麦迪逊和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源流之中[7]，早期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将国家、政府看作人们基于利益考量，让渡权利、订立契约的产物；1929年经济大危机显现了自由市场秩序的弊端，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主流。随着政府干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强，人们认识到作为纠正市场失灵手段的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弊端。在此基础上，以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范式解释民主社会中政治和选择过程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当代西方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
理性选择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交易政治观三个方面。无论是私人活动还是集体活动，无论是经济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和行动者，因此分析政治活动同分析经济活动一样都必须从个体开始；个人无论处于何种位置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最基本的动机，“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效用最大化者，那么，个人在非市场内行事时，似乎没有理由假定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8]；政治是政治参与者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同经济过程一样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和利益的交易。用交易的方法观察政治，使人们在权力政治学之外有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新视角。
理性选择理论加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内部的交流，为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统一的人性论基础，适应了政治学科学化的要求。但是其方法论基础仍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力解释个体行动的整体后果；经济人假设忽略了人性的其他特征，将人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全面的，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而仅仅是一种逻辑演绎；将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无限制的应用于政治领域容易导致人们对政治过程的曲解。尽管如此，理性选择理论仍然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个体是理性人，从中推导出的结论不是改造人们的经济动机而是重视政治制度的设计对行为选择的影响，在重视制度效能意义上成为制度理论复兴的支持力量”[9]
三、批判与重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方法论意义上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反对用个体主义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重视制度安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制度引导政治行为。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标志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产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在批判吸收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政治学基础上产生的。首先，它对政治行为反应偏好的假定表示质疑[10]。新制度主义反对将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理性选择理论分析的逻辑一致性是以其片面深刻性为前提的，人们的逐利行为要服从于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要求。此外，由诺斯、威廉姆森等人推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将制度作为重要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思路及其成果对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路径的复归与兴起也具有重要影响。
方法论意义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制度与国家的作用。第一，以制度作为分析变量，肯定制度重要价值。政治制度不是社会成员偏好的简单聚合，它限定政治行为的选择范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制度影响规则、行为和政治结果。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强调代表了向政治学旧制度主义的回溯与超越。与传统旧制度主义的宏观结构分析以及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微观个体分析不同，新制度主义将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实现了从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向中层理论建构的重大转变。第二，肯定国家的作用。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那里，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被低估甚至被忽视。行为主义以“政治系统”等术语取代国家，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是追求税额和剩余最大化的利维坦，因此必须限制国家的作用范围”[11] 。新制度主义在批判吸收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位国家的性质，提出“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 ）。国家并非是社会力量斗争的舞台，而是有着自身的结构性质和运行逻辑的实体。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自身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12]。
新制度主义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借鉴推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政治学领域，批评行为主义只重过程而忽视制度的倾向，实现制度与行为的整合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理性选择理论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研究制度问题，使分离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重新结合；在社会学领域，新制度主义者对制度概念的拓展，实现了制度概念的普遍化，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13]。但是新制度主义是松散的集合体，在具体的理论构建上，新制度主义内部并未达成一致，新制度主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法证伪的可能性。
总之，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演进更新紧密相关，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不断增强。方法论的演进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借鉴吸收。今天我们要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是开放的、多元的，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的成果，扬长避短，总结政治生活规律，制定政治生活规则，高扬政治生活价值，实现政治生活理想。
〔参考文献〕
〔１〕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２〕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J〕.复旦学报，2001,(03).
〔３〕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M〕.蔡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４〕高春芽.方法论范式变迁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J〕.政治学研究，2010,（05）.
〔５〕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吴良健，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1988.
〔６〕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M〕.徐湘林,袁瑞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７〕丹尼尔·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８〕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９〕高春芽.方法论范式变迁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J〕.政治学研究,2010， (05).
〔１０〕杨龙.新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１１〕布伦南,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１２〕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找回国家〔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１３〕薛晓源,陈家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敖 红〕
［关键词］方法论；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1）０5 — ００４６ — ０2
方法论是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方法和手段的总和。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支撑，方法论的发展本身就是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也是如此，因而政治学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自二战以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进展与方法论的演进和变革紧密相关。本文拟从方法论演进的角度梳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力图展现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变迁图景，以期丰富对政治学方法论的认识，为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科学性提供素材。
一、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behaviorism）
行为主义是二战前后在美国崛起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学流派，其本质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即以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以实证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以拉斯韦尔、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大师主张“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的政治行为，主张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１〕
行为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和现实交互作用的产物。行为主义的产生首先源自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传统政治学关注政治制度的设计，即如何通过构建良好的政体来实现良好的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以及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价值性、思辨性、抽象性、定性分析是其显著特点。然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的建构也逐渐完成，“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上，而是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2]，基于此，以往只注重对静态制度、法律文本描述而忽视对现实政治行为研究的倾向遭到激烈批评。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化情结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相结合，成为行为主义发生、发展的又一动力。20世纪以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快速发展，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抽样调查、问卷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以及数据分析、概率论等统计学技术为行为主义提供了丰富资源。政治学有着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的古老传统，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未分离，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学有着内在关联，这使得柏拉图成为“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3]
行为主义的方法主要包含价值中立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价值中立主要体现为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者认为事实问题可以观察和验证，价值问题则无法观察验证，政治学者不应该研究“应然”问题，而只应研究事实问题，在研究对象上与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此外，研究者个人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也妨碍了政治学的科学化，为避免个人情感对研究结果的歪曲，研究者应该保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研究的经验根据。其框架模型分为观察政治现象，确定研究主题，构建概念体系，做出理论假设，制定关系模型，收集资料，以计算机技术整理数据资料，得出结论。
行为主义综合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的工具极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等研究分支极大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重构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系统化水平”[4]但是行为主义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衰落并向后行为主义演变，这源于其方法论本身的局限性。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一些学者批评价值中立意味着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诚如布坎南所言：“如果政治学事业被解释为类似科学事业的话，就有出现暴政的潜在可能性”[5]唯实证的研究方法使其对政治现实问题缺乏回应和解决能力，“政治学正在变得不关心政治学”
二、政治的经济学分析：理性选择理论（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选择理论被看作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是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拓展性的应用于政治研究的产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作为一种研究思潮、研究方法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者的关注。“在政治学中几乎已经没有未受过它影响的领域”[6]
理性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传统之中，追溯到麦迪逊和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源流之中[7]，早期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将国家、政府看作人们基于利益考量，让渡权利、订立契约的产物；1929年经济大危机显现了自由市场秩序的弊端，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主流。随着政府干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强，人们认识到作为纠正市场失灵手段的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弊端。在此基础上，以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范式解释民主社会中政治和选择过程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当代西方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
理性选择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交易政治观三个方面。无论是私人活动还是集体活动，无论是经济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和行动者，因此分析政治活动同分析经济活动一样都必须从个体开始；个人无论处于何种位置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最基本的动机，“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效用最大化者，那么，个人在非市场内行事时，似乎没有理由假定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8]；政治是政治参与者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同经济过程一样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和利益的交易。用交易的方法观察政治，使人们在权力政治学之外有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新视角。
理性选择理论加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内部的交流，为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统一的人性论基础，适应了政治学科学化的要求。但是其方法论基础仍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力解释个体行动的整体后果；经济人假设忽略了人性的其他特征，将人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全面的，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而仅仅是一种逻辑演绎；将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无限制的应用于政治领域容易导致人们对政治过程的曲解。尽管如此，理性选择理论仍然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个体是理性人，从中推导出的结论不是改造人们的经济动机而是重视政治制度的设计对行为选择的影响，在重视制度效能意义上成为制度理论复兴的支持力量”[9]
三、批判与重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方法论意义上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反对用个体主义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重视制度安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制度引导政治行为。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标志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产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在批判吸收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政治学基础上产生的。首先，它对政治行为反应偏好的假定表示质疑[10]。新制度主义反对将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理性选择理论分析的逻辑一致性是以其片面深刻性为前提的，人们的逐利行为要服从于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要求。此外，由诺斯、威廉姆森等人推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将制度作为重要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思路及其成果对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路径的复归与兴起也具有重要影响。
方法论意义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制度与国家的作用。第一，以制度作为分析变量，肯定制度重要价值。政治制度不是社会成员偏好的简单聚合，它限定政治行为的选择范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制度影响规则、行为和政治结果。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强调代表了向政治学旧制度主义的回溯与超越。与传统旧制度主义的宏观结构分析以及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微观个体分析不同，新制度主义将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实现了从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向中层理论建构的重大转变。第二，肯定国家的作用。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那里，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被低估甚至被忽视。行为主义以“政治系统”等术语取代国家，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是追求税额和剩余最大化的利维坦，因此必须限制国家的作用范围”[11] 。新制度主义在批判吸收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位国家的性质，提出“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 ）。国家并非是社会力量斗争的舞台，而是有着自身的结构性质和运行逻辑的实体。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自身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12]。
新制度主义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借鉴推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政治学领域，批评行为主义只重过程而忽视制度的倾向，实现制度与行为的整合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理性选择理论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研究制度问题，使分离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重新结合；在社会学领域，新制度主义者对制度概念的拓展，实现了制度概念的普遍化，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13]。但是新制度主义是松散的集合体，在具体的理论构建上，新制度主义内部并未达成一致，新制度主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法证伪的可能性。
总之，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演进更新紧密相关，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不断增强。方法论的演进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借鉴吸收。今天我们要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是开放的、多元的，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的成果，扬长避短，总结政治生活规律，制定政治生活规则，高扬政治生活价值，实现政治生活理想。
〔参考文献〕
〔１〕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２〕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J〕.复旦学报，2001,(03).
〔３〕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M〕.蔡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４〕高春芽.方法论范式变迁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J〕.政治学研究，2010,（05）.
〔５〕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吴良健，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1988.
〔６〕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M〕.徐湘林,袁瑞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７〕丹尼尔·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８〕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９〕高春芽.方法论范式变迁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J〕.政治学研究,2010， (05).
〔１０〕杨龙.新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１１〕布伦南,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１２〕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找回国家〔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１３〕薛晓源,陈家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敖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