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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西柳林县当地人而言，经常出现在身边的就是贺昌这个名字。在柳林县城，被冠以“贺昌”的大厦、街道和学校随处可见，但要找到贺昌村或许要费一番工夫。因为在县城最繁华的贺昌大街任意一处都是贺昌村。新中国成立后的贺昌村，现在差不多已经变成柳林城区中心地段的一部分。如今的贺昌村，年轻的人们轻松地吃着汉堡，熙攘的贺昌大街上充满了汽车鸣笛声……城镇化的印记，让红色元素在商业化过程中渐渐隐退。
“贺昌就是柳林，柳林就是贺昌”
地图上几乎找不到那个叫做贺昌村的地方，事实上，它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偏僻小村落。
1954年，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革命家贺昌，贺昌故乡柳林县把贺昌的出生地——羊道口村和邻近的十多个自然村合称为贺昌村。“贺昌就是柳林，柳林也就是贺昌，不要把它俩分开。”原柳林电视台台长贺志强说，现在，这个村子与柳林县城已经融为一体。
柳林县城呈东西向分布，一条叫做清河的黄河支流穿过整个县城，周围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都来自这条河流。贺昌大街就在清河桥的西侧，是柳林县城的主街道和商业区。一位当地居民透露：“以前清河桥两边是桥西街和桥东街，后来桥西街改为贺昌大街，桥东街改为青龙大街。”
从县城中心的清河广场，顺着贺昌大街向西步行。稍具规模的商贸城就有七八个，街道两侧是大大小小的金店、电器专卖、饭店和服装铺。
丰富的矿产资源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柳林是山西省的资源富县，辖区内的四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级的煤炭，这对于当地人就如同一个上天赐予的“金饭碗”，使柳林在短短几年间由曾经的贫困县跃升为全国中部百强县（市）。
私下聊天时，当地一位官员曾半开玩笑地炫耀说，柳林县资产上亿的富翁不下50个。这个未经考证的数字，以坊间传言的方式印证了近几年柳林县民间财富的积累程度。据公开资料显示，柳林县去年全年GDP完成193.9亿元，增长29.7％；财政收入完成51.8亿元，增长15.6％；名列山西省县级第二。
而拥有7000人的贺昌村，也早在1998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就已过亿元，曾被称为闻名柳林全县的“致富新农村”。除了大棚蔬菜、果园和养殖场，建材和商业也是贺昌村的支柱产业。一位当地人说，贺昌村曾在全县建起了第一家水泥预制厂，后来又建起了号称晋西北地区最大的建材集散市场。现在，“贺昌农民商业网点”让贺昌村变得更加城镇化，红色元素似乎在商业化过程中渐渐隐退。
如今，除了印在大街小巷的贺昌名字，关于贺昌的官方介绍，也只能在清河西路北侧的贺昌烈士陵园找得到。1984年，为纪念贺昌烈士的丰功伟绩，由贺昌村委捐地，团县委筹建，1985年碑体竣工，胡耀邦和聂荣臻亲自为纪念碑题词。1987年，贺昌烈士陵园被山西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渐被淡忘的贺昌
贺昌，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柳林县一个士绅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的冲击波影响到离石这个偏僻的山城时，年仅13岁的贺昌立即投身于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和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罢课，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
1920年春，贺昌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加入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负责人。第二年，贺昌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推销进步书刊，并和青年团员刘廷英在省立一中发起组织了青年学会，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吸引了大批学生来这里读书，使他们从中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走上革命道路。
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选举成立，年仅17岁的贺昌被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担负起领导山西青年革命运动的重任，省立一中成为山西革命运动的中心。省立一中开学后，贺昌、刘廷英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召开学生大会，揭露魏日靖打击、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劣行，号召学生罢课，要求当局撤销魏日靖的校长职务。反校长斗争坚持了半年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魏日靖被免职。
贺昌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1923年7月。这年秋天，团中央调贺昌到上海工作，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先后担任团中央委员、常委、团中央工农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团中央劳动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贺昌的革命经历很丰富，我党前期的一些重大斗争，如‘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斗争，他都参加了，并且是其中的重要领导。”原柳林电视台台长贺志强说。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贺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继续在南方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1935年3月3日，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年仅29岁的贺昌壮烈殉国。
“贺昌曾三次帮助过邓小平，后来在邓小平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三次提到过贺昌。而且陈毅与贺昌的关系也很好，1935年贺昌牺牲之后，陈毅还专门作《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痛悼。”贺志强很惋惜地说，“贺昌为革命贡献了毕生的力量，却没能看到共和国的成立。”
期待电视剧《贺昌》投拍
外界对贺昌的陌生，促使三年前柳林县开始筹备拍摄一部关于贺昌的电视连续剧。但时隔三年，这部连续剧几无进展，至今仍在“冬眠”之中。
在《贺昌》电视连续剧拍摄筹备领导组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柳林县委组织部2008年5月19日下发的通知，提出正式成立《贺昌》电视连续剧拍摄筹备领导组，由县委副书记、原县人大常委会、宣传部、文化局、财政局和民政局的14位相关负责人组成。
筹备组成立时，贺志强刚刚从柳林电视台台长任上退休，负责电视连续剧的具体筹备事宜。柳林县委党校高级讲师刘树亮担任编剧。这部长达29集的电视连续剧，在讲述贺昌为党奋斗献身的事迹同时，并没有刻意避讳贺昌在北方局犯的左倾错误。
“为了这部电视剧，担任编剧的刘树亮还专门研究了十多年的贺昌史料，后来还很辛苦地寻访了贺昌当年在全国各地革命的地方，所以这个剧本比较接近真实。”在贺志强看来，剧本完全跳出了过去“高、大、全”式的塑造人物俗套。
很快，领导组专门到北京拜访过一些领导和导演，并得到很大的支持。此后，电视剧剧本每集从最初的3万元飙升到了十几万元，不过，这并不妨碍《贺昌》的拍摄计划，因为有企业家表示愿意投资这部2000万元预算的电视剧，这也让贺志强一直觉得这是件水到渠成的事儿。但3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拍摄计划被迫搁浅。
此后，贺志强基本上不再愿意跟外人谈起这部电视剧。即便如此，记者来访时，贺志强仍然壮志未酬般地畅聊了很久。事实上，在《贺昌》电视剧筹拍之前，贺志强还专门写过一首关于贺昌的词，请人谱曲之后，做了一个3分多钟的宣传专题片。
直到现在，搞宣传出身的贺志强也并未就此甘心。“我们在想，其实这个电视剧可以融进去很多内容。比如，贺昌在田家沟煤矿跟老百姓一起闹革命；每年正月十五，柳林都会举办盘子节，生起社火后，老百姓围着小庙宇一样大的盘子闹秧歌……贺昌在盘子节社火上宣扬革命；然后给陈毅提上一包家乡特产柳林红枣。”在他看来，通过电视剧不仅能够宣传了贺昌本人，而且也借机宣传了柳林煤炭资源、生态环境和民俗特产。
“贺昌是吕梁的一张名片，也是吕梁的骄傲，现在正好有机会宣传。”贺志强说，“这部电视剧寄托了我的希望，就算我没机会去完成，只要以后有人把它做起来就好。”
“贺昌就是柳林，柳林就是贺昌”
地图上几乎找不到那个叫做贺昌村的地方，事实上，它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偏僻小村落。
1954年，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革命家贺昌，贺昌故乡柳林县把贺昌的出生地——羊道口村和邻近的十多个自然村合称为贺昌村。“贺昌就是柳林，柳林也就是贺昌，不要把它俩分开。”原柳林电视台台长贺志强说，现在，这个村子与柳林县城已经融为一体。
柳林县城呈东西向分布，一条叫做清河的黄河支流穿过整个县城，周围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都来自这条河流。贺昌大街就在清河桥的西侧，是柳林县城的主街道和商业区。一位当地居民透露：“以前清河桥两边是桥西街和桥东街，后来桥西街改为贺昌大街，桥东街改为青龙大街。”
从县城中心的清河广场，顺着贺昌大街向西步行。稍具规模的商贸城就有七八个，街道两侧是大大小小的金店、电器专卖、饭店和服装铺。
丰富的矿产资源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柳林是山西省的资源富县，辖区内的四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级的煤炭，这对于当地人就如同一个上天赐予的“金饭碗”，使柳林在短短几年间由曾经的贫困县跃升为全国中部百强县（市）。
私下聊天时，当地一位官员曾半开玩笑地炫耀说，柳林县资产上亿的富翁不下50个。这个未经考证的数字，以坊间传言的方式印证了近几年柳林县民间财富的积累程度。据公开资料显示，柳林县去年全年GDP完成193.9亿元，增长29.7％；财政收入完成51.8亿元，增长15.6％；名列山西省县级第二。
而拥有7000人的贺昌村，也早在1998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就已过亿元，曾被称为闻名柳林全县的“致富新农村”。除了大棚蔬菜、果园和养殖场，建材和商业也是贺昌村的支柱产业。一位当地人说，贺昌村曾在全县建起了第一家水泥预制厂，后来又建起了号称晋西北地区最大的建材集散市场。现在，“贺昌农民商业网点”让贺昌村变得更加城镇化，红色元素似乎在商业化过程中渐渐隐退。
如今，除了印在大街小巷的贺昌名字，关于贺昌的官方介绍，也只能在清河西路北侧的贺昌烈士陵园找得到。1984年，为纪念贺昌烈士的丰功伟绩，由贺昌村委捐地，团县委筹建，1985年碑体竣工，胡耀邦和聂荣臻亲自为纪念碑题词。1987年，贺昌烈士陵园被山西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渐被淡忘的贺昌
贺昌，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柳林县一个士绅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的冲击波影响到离石这个偏僻的山城时，年仅13岁的贺昌立即投身于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和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罢课，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
1920年春，贺昌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加入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负责人。第二年，贺昌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推销进步书刊，并和青年团员刘廷英在省立一中发起组织了青年学会，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吸引了大批学生来这里读书，使他们从中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走上革命道路。
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选举成立，年仅17岁的贺昌被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担负起领导山西青年革命运动的重任，省立一中成为山西革命运动的中心。省立一中开学后，贺昌、刘廷英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召开学生大会，揭露魏日靖打击、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劣行，号召学生罢课，要求当局撤销魏日靖的校长职务。反校长斗争坚持了半年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魏日靖被免职。
贺昌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1923年7月。这年秋天，团中央调贺昌到上海工作，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先后担任团中央委员、常委、团中央工农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团中央劳动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贺昌的革命经历很丰富，我党前期的一些重大斗争，如‘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斗争，他都参加了，并且是其中的重要领导。”原柳林电视台台长贺志强说。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贺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继续在南方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1935年3月3日，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年仅29岁的贺昌壮烈殉国。
“贺昌曾三次帮助过邓小平，后来在邓小平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三次提到过贺昌。而且陈毅与贺昌的关系也很好，1935年贺昌牺牲之后，陈毅还专门作《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痛悼。”贺志强很惋惜地说，“贺昌为革命贡献了毕生的力量，却没能看到共和国的成立。”
期待电视剧《贺昌》投拍
外界对贺昌的陌生，促使三年前柳林县开始筹备拍摄一部关于贺昌的电视连续剧。但时隔三年，这部连续剧几无进展，至今仍在“冬眠”之中。
在《贺昌》电视连续剧拍摄筹备领导组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柳林县委组织部2008年5月19日下发的通知，提出正式成立《贺昌》电视连续剧拍摄筹备领导组，由县委副书记、原县人大常委会、宣传部、文化局、财政局和民政局的14位相关负责人组成。
筹备组成立时，贺志强刚刚从柳林电视台台长任上退休，负责电视连续剧的具体筹备事宜。柳林县委党校高级讲师刘树亮担任编剧。这部长达29集的电视连续剧，在讲述贺昌为党奋斗献身的事迹同时，并没有刻意避讳贺昌在北方局犯的左倾错误。
“为了这部电视剧，担任编剧的刘树亮还专门研究了十多年的贺昌史料，后来还很辛苦地寻访了贺昌当年在全国各地革命的地方，所以这个剧本比较接近真实。”在贺志强看来，剧本完全跳出了过去“高、大、全”式的塑造人物俗套。
很快，领导组专门到北京拜访过一些领导和导演，并得到很大的支持。此后，电视剧剧本每集从最初的3万元飙升到了十几万元，不过，这并不妨碍《贺昌》的拍摄计划，因为有企业家表示愿意投资这部2000万元预算的电视剧，这也让贺志强一直觉得这是件水到渠成的事儿。但3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拍摄计划被迫搁浅。
此后，贺志强基本上不再愿意跟外人谈起这部电视剧。即便如此，记者来访时，贺志强仍然壮志未酬般地畅聊了很久。事实上，在《贺昌》电视剧筹拍之前，贺志强还专门写过一首关于贺昌的词，请人谱曲之后，做了一个3分多钟的宣传专题片。
直到现在，搞宣传出身的贺志强也并未就此甘心。“我们在想，其实这个电视剧可以融进去很多内容。比如，贺昌在田家沟煤矿跟老百姓一起闹革命；每年正月十五，柳林都会举办盘子节，生起社火后，老百姓围着小庙宇一样大的盘子闹秧歌……贺昌在盘子节社火上宣扬革命；然后给陈毅提上一包家乡特产柳林红枣。”在他看来，通过电视剧不仅能够宣传了贺昌本人，而且也借机宣传了柳林煤炭资源、生态环境和民俗特产。
“贺昌是吕梁的一张名片，也是吕梁的骄傲，现在正好有机会宣传。”贺志强说，“这部电视剧寄托了我的希望，就算我没机会去完成，只要以后有人把它做起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