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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影片《宋氏三姐妹》热映期间，有一句流行语——“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高度概括了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一生行状，这十二字的人物评价容或有偏颇的地方，却无疑抓住了核心要点。
其实，大姐宋蔼龄除了爱钱，权力欲望并不亚于小妹，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她没有走到大舞台前的聚光灯下。她是幕后操纵者，手中牵牢了不少傀儡的线头，运筹帷幄，也很有快感和成就感。当年她出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接近中华革命党的权力中枢。若论对政治的领悟力，以及对政局的洞察力，许多久在官场沉浮打拼的资深政客都远远不及她。其后，她嫁给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山西太谷县头号富家子弟孔祥熙，从此爱在家庭，很少抛头露面，甘于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宋蔼龄不露声色的大手笔往往能震动四方。她极力促成小妹与蒋介石凤凰于飞，使宋氏家族除了拥有雄厚的财力，还拥有强大的靠山，使孔大官人孔祥熙的仕途步步莲花，捷足登上“金字塔”顶，二十余年紧握民国政府财政部的金钥匙，孔家因此富可敌国。宋蔼龄无疑是宋家和孔家的头号智囊、总策划和总导演。
二姐爱国，对此，连她的死对头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只不过老蒋是位大独裁主，将国家视为他的私人产业，将人民当作他的家庭奴婢。这位二姐也忒大胆忒多事了，竟敢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认为他无能，无德，无信，无义，是颟顸之最、残暴之极和无耻之尤。宋庆龄从来没有喜欢过蒋介石半秒钟，对这位妹夫的所作所为，她向来嗤之以鼻。试想，她早年欣然接替大姐做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是因为崇拜英雄，孙中山不计个人荣辱、利害、生死，一心要改造中国，堪称“刑天舞干戚”的壮士。孙中山的理论、为人和行事无不印证着这一点。他爱国纯粹出自赤诚，由于屡遭挫折和失败，这种赤诚更加感天地泣鬼神，甚至那位浑身每个毛孔均散发出匪气的张作霖都公开表示心悦诚服，愿降尊纡贵做孙中山的卫队长。宋庆龄爱孙中山，始于英雄崇拜，归于道义上的同心同德。她违抗父命，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革命家，她的爱既是至诚而柔的，也是至大而刚的。这份情谊中包蕴了她全部的爱国理想和人生意义。她憎恶蒋介石，可说是出于本能和直觉，蒋的出身、品行和才智没一样她看得上眼，更何况孙中山尸骨未寒，那个口口声声以“总理学生”自居的家伙就背信弃义，踢灭“三民主义”的航灯，将中国一步步拽入黑暗的深渊。在政治上，宋庆龄与蒋介石没有几句共同语言，这就不奇怪了。她长期同情共产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
宋美龄天生具足政治激情。蒋介石给了她一个宽阔的大舞台，她的表演远比跟配合默契的舞场搭档跳一支探戈还要轻松自如。权力是最烈性的春药。不可否认，她是爱蒋介石的，在二姐眼中蒋某是彻头彻尾的小人，在小妹眼中蒋某则是不折不扣的英豪。她喜欢在政治激流中冲浪，那种近乎眩晕的感觉妙不可言；她喜欢展示自己的外交手腕和魅力。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女性”，她站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讲坛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她喜欢听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印度奇人圣雄甘地的恭维话；她喜欢万千双眼睛凝视她，万千朵鲜花簇拥她，万千道掌声追随她，万千盏镁光灯对准她；她喜欢听蒋介石夸赞她“价值相当于二十个陆军师”；她喜欢听别人称她为“国母”，为“第一夫人”，为“隐形的外交部长”。权力使她如此美丽，如此倾国倾城，世间的顶级精英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翻烂中国古代史，也只能找到这些现成的例子：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做了舜帝的妃子；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做了汉成帝的皇后和妃子；乔玄的两个女儿大乔小乔分别嫁给了东吴双彦孙策和周瑜；曹操的两个女儿相继成为汉献帝的皇后；杨贵妃与两个姐姐分享唐玄宗，被史家骂作秽乱宫闱；珍妃和瑾妃共事光绪皇帝，落得个凄凉收场。像宋氏家族这样一门三姐妹竟出了两位国母和一位部长夫人的，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许多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艳羡之余，也许会这样感叹吧。
在男性轴心社会里，有一位优秀的父亲，子女便已成功一半。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讲求的是女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首先必须有一位好老爸，才可望与幸福人生搭界挨边，否则，连造化的门儿都摸不着。宋嘉树早年随堂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以神学院著称的杜克大学，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怎样的经历怎样的环境便会造就怎样的人才。宋嘉树取法乎上，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推崇备至。他注定不会成为孱弱之徒和平庸之辈。
1886年宋嘉树回到上海，作为一位标准的传教士，一个头脑发达、精力充沛的人，他的英文名“查理”在教友圈子里被叫得山响。这位假洋鬼子身穿挺括的西服，脚蹬锃亮的皮鞋，梳着一丝不乱的西式背头，揣着滴滴嗒嗒的精美怀表，骑着“三枪”牌自行车，看到的却是落后、腐败、丑恶的社会现象，嗅到的却是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政治空气，他没法高兴起来。所幸他娶了一位知书、识礼、不缠足、信仰基督教的新式女子倪桂珍为妻。她一鼓作气给他生了三儿三女，个个健康聪明。他惟一不愁的便是天伦之乐。宋查理性格耿直而倔强，与刚愎自用的顶头上司林乐知闹翻后，便将主要心思和精力转移到实业上来，创办面粉厂和印刷厂，代办机器进口业务。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几乎没怎么费力就成了百万富翁。但他显然不是那种掉在钱眼里便如掉入水井中爬不上来的土财主。他有政治理念，肯做政治投资，有赚钱的本事，决不担心钱多不保鲜，赞助革命经费时他从无吝色。他还格外重视六个孩子的教育，将他们（包括三个女儿）一个个送去美国留学，由此即可看出这位父亲的深谋远虑——最完善的教育能造就一流人才。
宋查理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1904年，宋嘉树送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堪称破天荒的创举。三年后，他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大姐会合。完全彻底的美国化使三姐妹的学识、眼界和心气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中国女子。宋美龄曾不无自豪地承认：“只有我的脸像个中国人！”她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她的中文竟是回国之后才囫囵学会的。
一、第一夫人
1914年6月，宋蔼龄因筹备婚事，辞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职务，宋庆龄随即接替了姐姐的工作。一位少女若崇拜和仰慕伟大的英雄，又有幸与其朝夕相处，内心产生出要嫁给他的强烈冲动和愿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问宋庆龄当年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她的揭秘饶有意味：“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有趣的是，尽管宋查理忠实信仰“三民主义”，但他并不赞成也不希望孙中山做自己的金龟婿，理由非常简单：孙是庆龄的父辈，双方年龄相差悬殊；孙家中有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依教规，基督徒不能重婚，也不能离婚；孙的处境危险，长年漂泊不定。而在宋庆龄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障碍。宋查理怒火攻心，竟使出绝招，也是最大的昏招——急于另择东床快婿，包办女儿的婚姻。宋庆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她收到孙中山的密函后，索性翻窗逃出家门，一驾风去了东京。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大革命家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滞留东京时曾对房东梅屋夫人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两人年龄相差太大，结婚后，男方是会折寿的。”梅屋夫人善意地提醒道。
“只要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后悔！”
有什么办法呢?早婚者几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爱人姗姗来迟，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难逃此律。他决心与结发妻子卢慕贞正式离婚，以免贻人口实（说他纳妾）。他不愿自己的私生活弄出丑闻。然而，中华革命党内部许多同志私下里对这桩婚姻不以为然，胡汉民和朱执信还当面诤谏。对他们的这番好意，孙中山一概拒收。他皱紧眉头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
既然领袖的家事容不得旁人插嘴，孙中山在1915年10月25日举行的婚礼便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和陈其美三位同志参加。
待宋查理风风火火赶到日本东京，女儿的婚姻木已成舟，他在气头上狠狠地教训了孙中山一顿，骂他背叛友谊，丧失理智，竟干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他当即扬言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嘴头硬并不等于心头硬，宋查理回国后，即为女儿补办了一套红木家具和高档的床上用品作为嫁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仍旧一如既往。临终之际，他终于原谅了已哭成泪人儿的“不孝女”宋庆龄。
幸福迟来总比不来要好得多。“我爱我国，我爱我妻”，这样的话出自孙中山之口，并不奇怪。在这位职业革命家身边，宋庆龄不仅是忠实可靠的伴侣，还是值得信赖的秘书和参谋。孙中山曾写信告慰自己的恩师詹姆斯·康德黎：“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武装叛变，围攻广州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值此危急关头，怀有身孕的宋庆龄恳请孙中山先走一步。她神色庄重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于是，孙中山乘乱突围，上了永丰舰，宋庆龄也在卫队的舍命保护和友人的巧妙掩护下脱险。但由于紧张和奔劳，她腹中的胎儿不幸流产了。经过这次事变，宋庆龄的大智大勇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先前怀有成见的革命者也对她尊敬有加，正式承认她为当之无愧的“总理夫人”。
十年的美满婚姻不短也不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五号顾维钧家。在夫君的病榻前，宋庆龄三个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甘味，几近于形销骨立。孙中山尽瘁于革命事业，家无余财。他留给宋庆龄的“遗产”只有两千多本图书和上海莫里哀路的一栋住宅。
孙中山去世后，凭着他身后巨大的影响力，三十而立的宋庆龄本可以在国内或国外过一种安富尊荣的生活；若捺不下权力欲望，她本可以走向前台，进入高层。可是她一退再退，最终谦退到很远的地方，以民间立场和个人身份去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她更乐意做一位不眨眼不走神的监护人，而不是一位被民众顶礼膜拜的象征性的“国母”。蒋介石抛开孙中山的治国方略，大搞封建帝王式的专制独裁，宋庆龄嫉恶如仇，自然看不下去。她的严厉批评使蒋介石如芒刺在背，却又无可奈何。作为第一夫人，宋庆龄不在乎风光和荣耀，只在乎孙中山的思想得以光大，遗志得以继承，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难事。然而，她既不畏苦，也不畏难，与她的妹夫——蒋介石斗争了二十多年，使她的小妹（另一位第一夫人）宋美龄感到左右为难。
在美国留学期间，宋美龄的意中人是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学的同班好友刘纪文。此人玉树临风，一表人材，气质非同凡响。遇到这样出色的男士，宋美龄自然怦然心动。刘纪文腹有文笥，性喜浪漫，对美丽大方、聪明活泼的宋美龄一见钟情。且看他当年吟咏的赞美诗：
女人是平凡的。
月朗星稀，是女人用晨炊点燃新的一天，
牵牵连连，是女人将零零碎碎缝合成一个美丽。
女人是不平凡的。
风雨交加，是女人为我们打开家门，
坎坎坷坷，是女人给我们关怀和温馨。
然而，女人又是伟大的。
人们常把母亲比作美丽和博大的化身，
人类生育女人的同时，女人也生育了整个人类。
世界少不了女人。
如果少了女人，
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
百分之七十的善，
百分之一百的美。
刘纪文的摄影技术相当不俗。1916年暑假，他陪宋美龄出游，在旧金山唐人街和洛杉矶好莱坞，用镜头为她留下了许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瞬间，其中好几幅靓照还上了全美风行的《明星报》。大美人，尤其是大众瞩目的美人，身边总会围绕着一群如痴如醉的追求者，刘纪文弄巧成拙，招来大批情敌，顿时慌了手脚。
怎样的男人才有资格做自己的夫君？此前，美龄曾对二姐庆龄说过“非英雄不嫁”的话，似乎主意已定。她攻读英国文学，喜欢《亚瑟王传奇》，欣赏亚瑟王的助手墨林，他是言出必中、法力无边的预言家。她更欣赏不辞艰险、独自上路去寻找圣杯的骑士。传说中的人物当不得真，莫非现实中就没有超级强者了吗？刘纪文很文雅，很浪漫，也很睿智，但他仍是轻量级的“拳手”，根本算不上重量级的“拳王”。宋子文极力促成小妹与刘纪文订了婚，但有时候订婚与结婚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天堑。
宋美龄这朵“迟开的莲花”注定不由刘纪文来采撷，蒋介石后来居上，他才是宋美龄心目中的铁腕强人。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初次见到宋美龄，她超凡脱俗的美貌、丰韵、教养和才智，放眼国内，再无第二位待字闺中的美女能出其右。蒋介石可不是那种满足于惊鸿一瞥的人，他心中暗暗生出能娶这位大美人为妻方为当今第一豪杰的雄心。有道是，“风车世界喇喇转，铁桶江山慢慢箍”，蒋介石的权力野心也是逐步积累起来的，他深知孙中山和宋氏家族这双重背景意味着什么，无论为政治资本着想，为事业前途着想，还是为人生幸福着想，他都决心铆足心劲往前冲。尽管蒋介石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倪老太太对他拒之千里（她是位热爱和平的基督徒，不喜欢以砍杀为业的武夫）、孙中山的态度模棱两可（一再劝蒋“等一等吧”）、宋庆龄坚决反对（她甚至对丈夫说过宁愿看着妹妹去死，也不愿让她嫁给蒋某人的激烈言辞）、宋子文当面回绝（他出于友情，维护刘纪文的利益）、短时间内蒋介石本人的一妻两妾难以摆平，杨梅大疮也难以治愈（他的头发掉尽，生育能力业已丧失）。但他雄心万丈，一定要娶得美人归，成为孙中山总理的连襟，收拾全党同志的好感和敬意。
蒋介石治国无才，治军无方，耍心计则是一流高手。他寻寻觅觅，看准宋家大姐愿意暗中保媒，便极力笼络。宋蔼龄眼光独到，认定蒋介石的权势仍有足够的上升空间，蒋宋联姻对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员都是有百利无一弊，一荣俱荣的道理她绝对懂。宋庆龄和宋子文的阻挠不足为虑，宋美龄已认定蒋介石是位铁腕超人，只要老太太肯点头，此事即可玉成。为了向宋家上下表明求婚的诚意，蒋介石连哄带骗将结发妻子毛福梅变成了“义妹”，与姚冶诚脱离关系，送陈洁如去国外“考察”。这位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竟成了美猴王，拔两根寒毛一吹，“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居然成了中华民国天字第一号的“钻石王老五”。经过宋蔼龄孜孜不懈地巧妙疏通，倪老太太明白小女儿已心有所属，蒋介石也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他答应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美龄啊美龄，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美的可不是年龄，老太太心一软便pass过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儿孙自有儿孙福。”
宋美龄对刘纪文食言毁约，自感愧疚。她决心给那位华而不实的“未婚夫”以优厚的补偿。她通过大姐，大姐又通过张静江，向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任命刘纪文为南京市长；第二，给他一百万元现金；第三，蒋不得干涉她与刘的正常交往。此时此刻，别说三个条件，纵然有三十、三百个条件摆在面前，娘希匹的管它们做得到做不到，蒋总司令都会满口应承。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岁的蒋介石跑完长达五年之久的求婚马拉松，娶得二十九岁的宋美龄为妻。同一天，蒋介石的文章《我们的今日》发表于上海《申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他的洋洋得意。
宋美龄做了将近半个世纪（1927～1975）的第一夫人，论时间，论权力，论风光，论荣耀，她都远远盖过了只做了十年（1915～1925）第一夫人的二姐宋庆龄，其“国母”的成色显然更足。这两姐妹一母所生，一父所教，学识、才华旗鼓相当，她们的气质、性格、为人、行事却是两重天：宋庆龄端庄，腼腆，谦抑，冷静，保守，刚正，从容，分寸感强，眼睛里搁不住沙子；宋美龄则娇媚，大方，张扬，热情，开放，灵活，风风火火，亲和力足，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宋庆龄崇尚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宋美龄则主张精英治国，强人掌权。宋庆龄亲共亲俄，宋美龄则反共亲美。因为性格和志趣差异太大，她们终于各跑各的道，各唱各的调，在寒光闪闪的政治悬剑下，丝丝缕缕的亲情维系自然是微乎其微而又危乎其危。
二、人各有志
宋庆龄忠实于孙中山。她要继承其遗志，传播其思想，弘扬其精神。在她眼里，蒋介石道德品质败坏，政治品质尤其恶劣，是不折不扣的孙门叛徒，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政客。当初，在小妹的婚事上，她听从大姐（宋蔼龄）和大弟（宋子文）的劝告，保持了缄默，但对于关系政局和国势的大是大非，她是绝不会听之任之的。然而，她在宋氏家族内部很难找到知音，大姐和小妹拥蒋自不用说，宋子文先前异常鄙薄蒋某人，现在入了阁，当了财政部长，态度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认为蒋氏比共产党和俄国人好。宋子良和宋子安涉世未深，政治态度尚未明确。宋氏家族内部惟有她坚决反对蒋介石，因此感到十分孤立。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在短暂的权力真空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耍魔术手腕，拉拢各派强梁，提携亲信，树立死党，把军权和政权牢牢攥在手心，从而彻底背离孙中山晚年的大政方针，独行其是：拒俄联美，清党铲共，压制甚至消灭农会工会。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眼看着蒋介石越来越反动，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越来越背道而驰，又怎能不怒火中烧，拍案而起。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宋庆龄曾被一些国际友人赞为“中国的圣女贞德”。于是，未曾与她谋面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位“娘子军”的首领也像法国历史上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女英雄贞德那样高大威猛。见过她的真容后，他们往往会大吃一惊。安娜·路易斯·斯特恩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我认识的最温柔、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纤细，穿着洁净的旗袍，善良而且端庄，似乎与铁血飞迸的革命斗争不太相称。”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其卷首题词为：
献给S.Q.L（宋庆龄）
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927年7月下旬，宁汉合流，汪蒋携手。从此，宋庆龄与蒋介石决裂，甚至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不为反动派张目。同年8月27日，宋庆龄乘海轮前往苏联，与她同行的是秘书陈友仁。美国的某些报纸借机大造谣诼，说宋庆龄厌倦了寡居生活，正考虑与陈友仁结婚。这条标准的假新闻使她的精神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刺激，脖颈上的神经性顽癣急性发作，奇痒难忍。
尽管蒋介石毕生自诩为“总理的学生”，宋庆龄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孙中山的影子。因此，对于这位青帮出身的领袖，她的三部曲便只可能是：排蒋——反蒋——倒蒋。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骨肉之情，碍于大多数国民党官僚对宋庆龄的尊敬，虽恨之入骨，使尽了诬蔑、诽谤、恫吓的卑劣手段，却不敢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捕杀宋庆龄身边的忠实战友，以达到恶毒泄愤的目的。
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在下野的前夜，密令其侍卫长王世和杀害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长邓演达。出于义愤，宋庆龄于12月19日发表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正告世人：“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她毅然与国民党割袍断义，该是多么绝望和痛苦。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不愿与那些日益蜕变的政客同流合污。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遭到特务狙击，遇刺身亡。杨杏佛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宋庆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是一位敢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真正光明的民主人士。他的遇害使宋庆龄彻底看清了蒋某人比魔王更邪恶更狰狞的面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犹如狂犬病发作，总不能以常情常理去揣度。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名常务委员（沈君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突然被捕。宋庆龄使出冯玉祥所教的“绝招”，以国母的身份，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从而激起了旷古罕闻的“救国入狱运动”。这一智举最终使蒋介石陷入极大的被动，翌年7月，他被迫释放七君子，以取得国人的谅解。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曾对记者坦言：“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西安事变后，埃德加·斯诺灵机一动，又问她：“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她的回答已不同以往：“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最终使她留在了大陆，等待新中国的建立。她一生对权力无欲无求，但当她先后被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194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时，她欣然接受，视之为莫大的光荣和责任。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敬佩他收拾乱局的铁腕和聚拢散沙的谋略，也渴望获得一个尽展才智的政治舞台。她受过良好的美式教育，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中浸润了十多年，到头来却欣赏一个极力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军棍子，很显然，她的个人野心在作祟。
在宋蔼龄和宋美龄看来，国家就是公司，只不过名目不同，规模有别，其实管理方式一样，运作方式也如出一辙；做总裁的必须有绝对权威，家族成员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基于这种理念，宋美龄的爱国便相当于爱家，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要使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更具人情味。1934年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无疑是滑稽可笑的政治秀，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赃、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她切中肯綮地批判道：“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喜欢冒热气，二姐高兴泼冷水，真是一对有趣的冤家。
宋美龄有魅力，有胆魄，才思敏捷，擅长外交辞令，权力欲望强烈，特别能折腾，对此几乎无人置疑。最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为宋美龄鞍前马后效劳，飞虎将军陈纳德对她也是一见倾心，视她为“心中的公主”。西安事变时，她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飞往西北虎口，演出了“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的尊敬。在抗战期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远赴太平洋彼岸争取美援，最终创立中国空军，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的竭力效命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同样是抗战期间，她在慰问前线战士的途中遭遇车祸，颅内受到震荡，肋骨摔断数根，仍忍痛对官兵发表了煽动力极强的演说。在抗战初期，她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揭露和谴责日军的暴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像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作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蒋介石出访印度，拜见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43年7月，宋庆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机智和伶牙俐齿给高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在世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应该说，这是中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宋美龄的外交胜利。蒋介石成于内战，也败于内战，宋美龄的魅力再大，也无法安抚1946年至1949年间日渐溃散的军心。她再次去美国求取援助，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总统曾使她有福，杜鲁门总统却使她无门。最终她一觉醒来，发现中华民国气数将尽，自己的政治舞台和外交舞台已缩小成了一座海岛，而且在这座海岛上，蒋介石显示出了爱儿子（蒋经国）更胜过爱妻子的本意，使宋美龄的权力欲望受到了抑制。从此，她的角色便是“妇联会的会长”、外交人才的主考官、“心战”的主将（带头高呼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七十六岁的宋美龄原以为众望所归，她会受全党拥护，代理总裁，却不曾想蒋介石的长期铺垫此时生效，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她的梦想宣告破灭。1986年，蒋介石冥诞一百周年，宋美龄发表《我将再起》的讲话，似乎仍存异想和野心，其实是强弩之末，此时蒋家王朝因为“江南命案”大白于天下，气数已尽。别说宋美龄，蒋家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的政治生命都已宣告结束。“寿则多辱”，庄子的这句话说中了宋美龄的处境。她彻底灰心了，只好带着九十余箱细软乘专机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她折腾了一辈子，到头来，蒋家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如雪山化水，就这么回事。富贵不出三代，这句话往心坎里跑，就像冷风往门缝里钻，那寒意穿骨透髓。
大姐宋蔼龄爱钱，孔家富可敌国；二姐宋庆龄爱国不爱钱，一生清素可风；宋美龄爱权又爱钱，猛虎搏二兔难免有失。1943年，她访美归来，竟耗用战时驼峰运输（高原空运）的宝贵运力运送她在美国购买的大批化妆品、衣物和珍奇的玩艺儿，使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美国飞行员勃然大怒。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地打虎，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走私大王、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长子）抓捕归案，宋美龄却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打虎运动”流产。她这样循私枉法，原因有二：其一，维护亲情；其二，大卫（孔令侃）是姨妈的“善财童子”。宋美龄后来向蒋经国推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仍是这个意思。宋美龄在台湾与孔令伟（即孔二小姐）把持中华航空公司和圆山饭店数十年，公司和饭店亏空巨大，她们却捞足了松活钱。
大致比较一下，宋庆龄与宋美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二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小妹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其二，二姐是一位冷静的思想家，知行合一，不变如山，小妹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随物赋形，多变如水；其三，二姐无欲则刚，小妹有容乃大；其四，政治命运方面，二姐走的是一条上行道，终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小妹走的则是一条下坡路，终点为蒋介石的遗孀。
三、泪落天涯
撇开各自坚守的政治立场不谈，撇开各自信奉的人生哲学不议，宋氏姐妹均十分看重亲情。要维护家族荣誉和家族利益，亲情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假若此环脱落，家族就会分崩离析，被人讥为“眼看他家起高楼，眼看他家宴宾客，眼看他家楼塌了”。
早在上个世纪初，宋查理的子女仿佛接力赛似的赴美国留学。先是大姐蔼龄，由她照顾大妹庆龄，她毕业回国后，由庆龄照顾小妹美龄，三姐妹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她们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令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不少师生记忆犹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宋家上下反对，美龄和哥哥子文则表示理解。后来，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是蔼龄一手撮合而成，庆龄则坚决反对，她多半还是为小妹的幸福着想，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成色十足的流氓政客和屠夫军阀不可能懂得怜香惜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纷争和权力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宋庆龄与蒋介石水火不容，虽谣言四起，耸人听闻，说宋蔼龄与蒋介石合谋欲刺杀宋庆龄，但报纸上却没有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阋墙的消息，小妹还竭力保护二姐的生命安全，让军统、中统特务离她远一点。不过，小妹与二姐的感情已不似先前那么亲密，也是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龄给庆龄写信，由秘书代笔，为此庆龄感到十分难过。及至抗战时期，民族存亡高于一切，三姐妹识大体，顾大局，尽弃前嫌，外御于侮。
1940年，美龄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欢聚，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笑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共纾国难。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也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的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必胜信念。1941年初，“皖南事变”一度激怒宋庆龄，这一次，蒋介石自找台阶，向她郑重许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宋庆龄以天下为怀，以大局为重，对此事未再深究。翌年中秋节，宋家姐妹兄弟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二十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他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掉，恐怕有一部分理由是基于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已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都是敛财高手。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大姐和小妹还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二姐呢？她再也见不到姐姐、妹妹和弟弟了。
“文革”时期，四凶肆虐，黑手遮天，别说生者旦夕忧惧，便是死者也不得安宁。上海万国公墓一片狼藉，宋查理和倪桂珍的坟茔被红卫兵挖开。其后，周恩来总理命令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修复墓地，那些心劳力拙的“革命干将”却又在新立的墓碑上大作文章，将宋查理的其他五位子女的姓名悉数刨去，宋庆龄变成了惟一的立碑人。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宋庆龄曾营救和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文革”期间，她却无法保护自己父母的墓地，为此她悲愤交加，大病一场。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蒋家、宋家和孔家逐渐减员，差不多每两年即有一噩耗。1967年8月16日，“哈哈孔”孔祥熙（八十八岁）病逝于纽约；1969年2月25日，宋家幼弟宋子安(六十七岁)病逝于香港；1971年4月24日，宋子文（七十七岁）因食物呛入气管猝逝于旧金山；1973年10月19日，宋蔼龄（八十五岁）病逝于纽约，宋庆龄曾赞誉自己这位大姐若为男儿身，定能成就伟业；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八十八岁）于台北；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八十九岁）病逝于北京；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七十七岁）病逝于台北；1989年，蒋孝文（五十四岁）病逝于台北；1991年7月1日，蒋孝武（四十六岁）病逝于台北；1992年8月1日，孔令侃（七十六岁）病逝于美国；1994年11月10日，孔二小姐孔令伟（七十六岁）病逝于台北；1996年12月22日，蒋孝勇病逝于台北；1997年9月1日，蒋纬国（八十一岁）病逝于台北。
这里有必要多提一笔。蒋孝武去世时，台湾媒体大谈特谈他与章孝严、章孝慈（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私生子）多有联络，手足情深。文侠李敖得此凑手的题材，当即撰成一副挽联：“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谑而至于虐，这正是小李飞刀的作风。此联一出，全岛为之哄传。奇的是势焰冲天的蒋氏家族在台湾的势力衰微到如此地步（死丧竟沦为笑柄），让人陡然想起那句“富贵不过三代”的祖训。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打算乘中美关系解冻之机，借1971年5月1日宋子文追思会这个题目促成宋氏三姐妹历史性的见面，然而，最终三方碍于政治因素均打了退堂鼓。二姐去世时，小妹没作任何公开表示，私下里却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做虔诚祷告。若有人指责宋美龄不重感情，那实在是冤枉她。1958年，“飞虎将军”陈纳德患癌症住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飞越万里，前去探望。在老友生命的弥留时分，与他依依不舍地话别，那份热忱何其感人！
莫非血浓于水的亲情比不上天涯若比邻的友情？只能说，在政治这把万钧之重的铁鎯头面前，亲情脆弱如卵！
宋氏姐妹彻底改变了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传统角色特征，突破了固若金汤的男性特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议政的权利）壁垒，活跃于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为女性群体争了脸，也争了气。宋庆龄生前仿佛一位神话里的人物，身后享受了至高的荣耀。宋美龄则寿比南山，作为身历三个世纪的百岁寿星，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伤和悲苦。1930年夏天，何香凝作《菊石图》赞颂宋庆龄，题诗很美：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惟石与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皓月；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功业卓著固然伟大，人格卓绝才是真了不起，宋庆龄一生维护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将她的爱和恨演绎得淋漓尽致。宋美龄则一生靠近权力中心，纵横捭阖于夫人外交，折冲樽俎于美国上层，乐此而不疲。百余年间，宋美龄享尽荣华富贵，虽无子嗣，却一度被尊为“国母”，实堪称完福之人。蒋介石在战场上输给了毛泽东，却在情场上和了个大满贯，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对于男人而言，权力固然重要，但人生的幸福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九泉之下，蒋岛主应该能够想得通。
其实，大姐宋蔼龄除了爱钱，权力欲望并不亚于小妹，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她没有走到大舞台前的聚光灯下。她是幕后操纵者，手中牵牢了不少傀儡的线头，运筹帷幄，也很有快感和成就感。当年她出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接近中华革命党的权力中枢。若论对政治的领悟力，以及对政局的洞察力，许多久在官场沉浮打拼的资深政客都远远不及她。其后，她嫁给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山西太谷县头号富家子弟孔祥熙，从此爱在家庭，很少抛头露面，甘于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宋蔼龄不露声色的大手笔往往能震动四方。她极力促成小妹与蒋介石凤凰于飞，使宋氏家族除了拥有雄厚的财力，还拥有强大的靠山，使孔大官人孔祥熙的仕途步步莲花，捷足登上“金字塔”顶，二十余年紧握民国政府财政部的金钥匙，孔家因此富可敌国。宋蔼龄无疑是宋家和孔家的头号智囊、总策划和总导演。
二姐爱国，对此，连她的死对头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只不过老蒋是位大独裁主，将国家视为他的私人产业，将人民当作他的家庭奴婢。这位二姐也忒大胆忒多事了，竟敢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认为他无能，无德，无信，无义，是颟顸之最、残暴之极和无耻之尤。宋庆龄从来没有喜欢过蒋介石半秒钟，对这位妹夫的所作所为，她向来嗤之以鼻。试想，她早年欣然接替大姐做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是因为崇拜英雄，孙中山不计个人荣辱、利害、生死，一心要改造中国，堪称“刑天舞干戚”的壮士。孙中山的理论、为人和行事无不印证着这一点。他爱国纯粹出自赤诚，由于屡遭挫折和失败，这种赤诚更加感天地泣鬼神，甚至那位浑身每个毛孔均散发出匪气的张作霖都公开表示心悦诚服，愿降尊纡贵做孙中山的卫队长。宋庆龄爱孙中山，始于英雄崇拜，归于道义上的同心同德。她违抗父命，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革命家，她的爱既是至诚而柔的，也是至大而刚的。这份情谊中包蕴了她全部的爱国理想和人生意义。她憎恶蒋介石，可说是出于本能和直觉，蒋的出身、品行和才智没一样她看得上眼，更何况孙中山尸骨未寒，那个口口声声以“总理学生”自居的家伙就背信弃义，踢灭“三民主义”的航灯，将中国一步步拽入黑暗的深渊。在政治上，宋庆龄与蒋介石没有几句共同语言，这就不奇怪了。她长期同情共产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
宋美龄天生具足政治激情。蒋介石给了她一个宽阔的大舞台，她的表演远比跟配合默契的舞场搭档跳一支探戈还要轻松自如。权力是最烈性的春药。不可否认，她是爱蒋介石的，在二姐眼中蒋某是彻头彻尾的小人，在小妹眼中蒋某则是不折不扣的英豪。她喜欢在政治激流中冲浪，那种近乎眩晕的感觉妙不可言；她喜欢展示自己的外交手腕和魅力。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女性”，她站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讲坛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她喜欢听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印度奇人圣雄甘地的恭维话；她喜欢万千双眼睛凝视她，万千朵鲜花簇拥她，万千道掌声追随她，万千盏镁光灯对准她；她喜欢听蒋介石夸赞她“价值相当于二十个陆军师”；她喜欢听别人称她为“国母”，为“第一夫人”，为“隐形的外交部长”。权力使她如此美丽，如此倾国倾城，世间的顶级精英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翻烂中国古代史，也只能找到这些现成的例子：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做了舜帝的妃子；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做了汉成帝的皇后和妃子；乔玄的两个女儿大乔小乔分别嫁给了东吴双彦孙策和周瑜；曹操的两个女儿相继成为汉献帝的皇后；杨贵妃与两个姐姐分享唐玄宗，被史家骂作秽乱宫闱；珍妃和瑾妃共事光绪皇帝，落得个凄凉收场。像宋氏家族这样一门三姐妹竟出了两位国母和一位部长夫人的，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许多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艳羡之余，也许会这样感叹吧。
在男性轴心社会里，有一位优秀的父亲，子女便已成功一半。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讲求的是女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首先必须有一位好老爸，才可望与幸福人生搭界挨边，否则，连造化的门儿都摸不着。宋嘉树早年随堂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以神学院著称的杜克大学，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怎样的经历怎样的环境便会造就怎样的人才。宋嘉树取法乎上，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推崇备至。他注定不会成为孱弱之徒和平庸之辈。
1886年宋嘉树回到上海，作为一位标准的传教士，一个头脑发达、精力充沛的人，他的英文名“查理”在教友圈子里被叫得山响。这位假洋鬼子身穿挺括的西服，脚蹬锃亮的皮鞋，梳着一丝不乱的西式背头，揣着滴滴嗒嗒的精美怀表，骑着“三枪”牌自行车，看到的却是落后、腐败、丑恶的社会现象，嗅到的却是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政治空气，他没法高兴起来。所幸他娶了一位知书、识礼、不缠足、信仰基督教的新式女子倪桂珍为妻。她一鼓作气给他生了三儿三女，个个健康聪明。他惟一不愁的便是天伦之乐。宋查理性格耿直而倔强，与刚愎自用的顶头上司林乐知闹翻后，便将主要心思和精力转移到实业上来，创办面粉厂和印刷厂，代办机器进口业务。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几乎没怎么费力就成了百万富翁。但他显然不是那种掉在钱眼里便如掉入水井中爬不上来的土财主。他有政治理念，肯做政治投资，有赚钱的本事，决不担心钱多不保鲜，赞助革命经费时他从无吝色。他还格外重视六个孩子的教育，将他们（包括三个女儿）一个个送去美国留学，由此即可看出这位父亲的深谋远虑——最完善的教育能造就一流人才。
宋查理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1904年，宋嘉树送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堪称破天荒的创举。三年后，他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大姐会合。完全彻底的美国化使三姐妹的学识、眼界和心气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中国女子。宋美龄曾不无自豪地承认：“只有我的脸像个中国人！”她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她的中文竟是回国之后才囫囵学会的。
一、第一夫人
1914年6月，宋蔼龄因筹备婚事，辞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职务，宋庆龄随即接替了姐姐的工作。一位少女若崇拜和仰慕伟大的英雄，又有幸与其朝夕相处，内心产生出要嫁给他的强烈冲动和愿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问宋庆龄当年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她的揭秘饶有意味：“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有趣的是，尽管宋查理忠实信仰“三民主义”，但他并不赞成也不希望孙中山做自己的金龟婿，理由非常简单：孙是庆龄的父辈，双方年龄相差悬殊；孙家中有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依教规，基督徒不能重婚，也不能离婚；孙的处境危险，长年漂泊不定。而在宋庆龄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障碍。宋查理怒火攻心，竟使出绝招，也是最大的昏招——急于另择东床快婿，包办女儿的婚姻。宋庆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她收到孙中山的密函后，索性翻窗逃出家门，一驾风去了东京。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大革命家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滞留东京时曾对房东梅屋夫人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两人年龄相差太大，结婚后，男方是会折寿的。”梅屋夫人善意地提醒道。
“只要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后悔！”
有什么办法呢?早婚者几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爱人姗姗来迟，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难逃此律。他决心与结发妻子卢慕贞正式离婚，以免贻人口实（说他纳妾）。他不愿自己的私生活弄出丑闻。然而，中华革命党内部许多同志私下里对这桩婚姻不以为然，胡汉民和朱执信还当面诤谏。对他们的这番好意，孙中山一概拒收。他皱紧眉头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
既然领袖的家事容不得旁人插嘴，孙中山在1915年10月25日举行的婚礼便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和陈其美三位同志参加。
待宋查理风风火火赶到日本东京，女儿的婚姻木已成舟，他在气头上狠狠地教训了孙中山一顿，骂他背叛友谊，丧失理智，竟干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他当即扬言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嘴头硬并不等于心头硬，宋查理回国后，即为女儿补办了一套红木家具和高档的床上用品作为嫁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仍旧一如既往。临终之际，他终于原谅了已哭成泪人儿的“不孝女”宋庆龄。
幸福迟来总比不来要好得多。“我爱我国，我爱我妻”，这样的话出自孙中山之口，并不奇怪。在这位职业革命家身边，宋庆龄不仅是忠实可靠的伴侣，还是值得信赖的秘书和参谋。孙中山曾写信告慰自己的恩师詹姆斯·康德黎：“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武装叛变，围攻广州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值此危急关头，怀有身孕的宋庆龄恳请孙中山先走一步。她神色庄重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于是，孙中山乘乱突围，上了永丰舰，宋庆龄也在卫队的舍命保护和友人的巧妙掩护下脱险。但由于紧张和奔劳，她腹中的胎儿不幸流产了。经过这次事变，宋庆龄的大智大勇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先前怀有成见的革命者也对她尊敬有加，正式承认她为当之无愧的“总理夫人”。
十年的美满婚姻不短也不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五号顾维钧家。在夫君的病榻前，宋庆龄三个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甘味，几近于形销骨立。孙中山尽瘁于革命事业，家无余财。他留给宋庆龄的“遗产”只有两千多本图书和上海莫里哀路的一栋住宅。
孙中山去世后，凭着他身后巨大的影响力，三十而立的宋庆龄本可以在国内或国外过一种安富尊荣的生活；若捺不下权力欲望，她本可以走向前台，进入高层。可是她一退再退，最终谦退到很远的地方，以民间立场和个人身份去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她更乐意做一位不眨眼不走神的监护人，而不是一位被民众顶礼膜拜的象征性的“国母”。蒋介石抛开孙中山的治国方略，大搞封建帝王式的专制独裁，宋庆龄嫉恶如仇，自然看不下去。她的严厉批评使蒋介石如芒刺在背，却又无可奈何。作为第一夫人，宋庆龄不在乎风光和荣耀，只在乎孙中山的思想得以光大，遗志得以继承，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难事。然而，她既不畏苦，也不畏难，与她的妹夫——蒋介石斗争了二十多年，使她的小妹（另一位第一夫人）宋美龄感到左右为难。
在美国留学期间，宋美龄的意中人是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学的同班好友刘纪文。此人玉树临风，一表人材，气质非同凡响。遇到这样出色的男士，宋美龄自然怦然心动。刘纪文腹有文笥，性喜浪漫，对美丽大方、聪明活泼的宋美龄一见钟情。且看他当年吟咏的赞美诗：
女人是平凡的。
月朗星稀，是女人用晨炊点燃新的一天，
牵牵连连，是女人将零零碎碎缝合成一个美丽。
女人是不平凡的。
风雨交加，是女人为我们打开家门，
坎坎坷坷，是女人给我们关怀和温馨。
然而，女人又是伟大的。
人们常把母亲比作美丽和博大的化身，
人类生育女人的同时，女人也生育了整个人类。
世界少不了女人。
如果少了女人，
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
百分之七十的善，
百分之一百的美。
刘纪文的摄影技术相当不俗。1916年暑假，他陪宋美龄出游，在旧金山唐人街和洛杉矶好莱坞，用镜头为她留下了许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瞬间，其中好几幅靓照还上了全美风行的《明星报》。大美人，尤其是大众瞩目的美人，身边总会围绕着一群如痴如醉的追求者，刘纪文弄巧成拙，招来大批情敌，顿时慌了手脚。
怎样的男人才有资格做自己的夫君？此前，美龄曾对二姐庆龄说过“非英雄不嫁”的话，似乎主意已定。她攻读英国文学，喜欢《亚瑟王传奇》，欣赏亚瑟王的助手墨林，他是言出必中、法力无边的预言家。她更欣赏不辞艰险、独自上路去寻找圣杯的骑士。传说中的人物当不得真，莫非现实中就没有超级强者了吗？刘纪文很文雅，很浪漫，也很睿智，但他仍是轻量级的“拳手”，根本算不上重量级的“拳王”。宋子文极力促成小妹与刘纪文订了婚，但有时候订婚与结婚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天堑。
宋美龄这朵“迟开的莲花”注定不由刘纪文来采撷，蒋介石后来居上，他才是宋美龄心目中的铁腕强人。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初次见到宋美龄，她超凡脱俗的美貌、丰韵、教养和才智，放眼国内，再无第二位待字闺中的美女能出其右。蒋介石可不是那种满足于惊鸿一瞥的人，他心中暗暗生出能娶这位大美人为妻方为当今第一豪杰的雄心。有道是，“风车世界喇喇转，铁桶江山慢慢箍”，蒋介石的权力野心也是逐步积累起来的，他深知孙中山和宋氏家族这双重背景意味着什么，无论为政治资本着想，为事业前途着想，还是为人生幸福着想，他都决心铆足心劲往前冲。尽管蒋介石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倪老太太对他拒之千里（她是位热爱和平的基督徒，不喜欢以砍杀为业的武夫）、孙中山的态度模棱两可（一再劝蒋“等一等吧”）、宋庆龄坚决反对（她甚至对丈夫说过宁愿看着妹妹去死，也不愿让她嫁给蒋某人的激烈言辞）、宋子文当面回绝（他出于友情，维护刘纪文的利益）、短时间内蒋介石本人的一妻两妾难以摆平，杨梅大疮也难以治愈（他的头发掉尽，生育能力业已丧失）。但他雄心万丈，一定要娶得美人归，成为孙中山总理的连襟，收拾全党同志的好感和敬意。
蒋介石治国无才，治军无方，耍心计则是一流高手。他寻寻觅觅，看准宋家大姐愿意暗中保媒，便极力笼络。宋蔼龄眼光独到，认定蒋介石的权势仍有足够的上升空间，蒋宋联姻对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员都是有百利无一弊，一荣俱荣的道理她绝对懂。宋庆龄和宋子文的阻挠不足为虑，宋美龄已认定蒋介石是位铁腕超人，只要老太太肯点头，此事即可玉成。为了向宋家上下表明求婚的诚意，蒋介石连哄带骗将结发妻子毛福梅变成了“义妹”，与姚冶诚脱离关系，送陈洁如去国外“考察”。这位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竟成了美猴王，拔两根寒毛一吹，“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居然成了中华民国天字第一号的“钻石王老五”。经过宋蔼龄孜孜不懈地巧妙疏通，倪老太太明白小女儿已心有所属，蒋介石也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他答应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美龄啊美龄，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美的可不是年龄，老太太心一软便pass过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儿孙自有儿孙福。”
宋美龄对刘纪文食言毁约，自感愧疚。她决心给那位华而不实的“未婚夫”以优厚的补偿。她通过大姐，大姐又通过张静江，向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任命刘纪文为南京市长；第二，给他一百万元现金；第三，蒋不得干涉她与刘的正常交往。此时此刻，别说三个条件，纵然有三十、三百个条件摆在面前，娘希匹的管它们做得到做不到，蒋总司令都会满口应承。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岁的蒋介石跑完长达五年之久的求婚马拉松，娶得二十九岁的宋美龄为妻。同一天，蒋介石的文章《我们的今日》发表于上海《申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他的洋洋得意。
宋美龄做了将近半个世纪（1927～1975）的第一夫人，论时间，论权力，论风光，论荣耀，她都远远盖过了只做了十年（1915～1925）第一夫人的二姐宋庆龄，其“国母”的成色显然更足。这两姐妹一母所生，一父所教，学识、才华旗鼓相当，她们的气质、性格、为人、行事却是两重天：宋庆龄端庄，腼腆，谦抑，冷静，保守，刚正，从容，分寸感强，眼睛里搁不住沙子；宋美龄则娇媚，大方，张扬，热情，开放，灵活，风风火火，亲和力足，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宋庆龄崇尚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宋美龄则主张精英治国，强人掌权。宋庆龄亲共亲俄，宋美龄则反共亲美。因为性格和志趣差异太大，她们终于各跑各的道，各唱各的调，在寒光闪闪的政治悬剑下，丝丝缕缕的亲情维系自然是微乎其微而又危乎其危。
二、人各有志
宋庆龄忠实于孙中山。她要继承其遗志，传播其思想，弘扬其精神。在她眼里，蒋介石道德品质败坏，政治品质尤其恶劣，是不折不扣的孙门叛徒，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政客。当初，在小妹的婚事上，她听从大姐（宋蔼龄）和大弟（宋子文）的劝告，保持了缄默，但对于关系政局和国势的大是大非，她是绝不会听之任之的。然而，她在宋氏家族内部很难找到知音，大姐和小妹拥蒋自不用说，宋子文先前异常鄙薄蒋某人，现在入了阁，当了财政部长，态度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认为蒋氏比共产党和俄国人好。宋子良和宋子安涉世未深，政治态度尚未明确。宋氏家族内部惟有她坚决反对蒋介石，因此感到十分孤立。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在短暂的权力真空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耍魔术手腕，拉拢各派强梁，提携亲信，树立死党，把军权和政权牢牢攥在手心，从而彻底背离孙中山晚年的大政方针，独行其是：拒俄联美，清党铲共，压制甚至消灭农会工会。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眼看着蒋介石越来越反动，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越来越背道而驰，又怎能不怒火中烧，拍案而起。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宋庆龄曾被一些国际友人赞为“中国的圣女贞德”。于是，未曾与她谋面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位“娘子军”的首领也像法国历史上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女英雄贞德那样高大威猛。见过她的真容后，他们往往会大吃一惊。安娜·路易斯·斯特恩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我认识的最温柔、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纤细，穿着洁净的旗袍，善良而且端庄，似乎与铁血飞迸的革命斗争不太相称。”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其卷首题词为：
献给S.Q.L（宋庆龄）
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927年7月下旬，宁汉合流，汪蒋携手。从此，宋庆龄与蒋介石决裂，甚至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不为反动派张目。同年8月27日，宋庆龄乘海轮前往苏联，与她同行的是秘书陈友仁。美国的某些报纸借机大造谣诼，说宋庆龄厌倦了寡居生活，正考虑与陈友仁结婚。这条标准的假新闻使她的精神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刺激，脖颈上的神经性顽癣急性发作，奇痒难忍。
尽管蒋介石毕生自诩为“总理的学生”，宋庆龄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孙中山的影子。因此，对于这位青帮出身的领袖，她的三部曲便只可能是：排蒋——反蒋——倒蒋。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骨肉之情，碍于大多数国民党官僚对宋庆龄的尊敬，虽恨之入骨，使尽了诬蔑、诽谤、恫吓的卑劣手段，却不敢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捕杀宋庆龄身边的忠实战友，以达到恶毒泄愤的目的。
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在下野的前夜，密令其侍卫长王世和杀害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长邓演达。出于义愤，宋庆龄于12月19日发表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正告世人：“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她毅然与国民党割袍断义，该是多么绝望和痛苦。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不愿与那些日益蜕变的政客同流合污。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遭到特务狙击，遇刺身亡。杨杏佛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宋庆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是一位敢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真正光明的民主人士。他的遇害使宋庆龄彻底看清了蒋某人比魔王更邪恶更狰狞的面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犹如狂犬病发作，总不能以常情常理去揣度。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名常务委员（沈君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突然被捕。宋庆龄使出冯玉祥所教的“绝招”，以国母的身份，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从而激起了旷古罕闻的“救国入狱运动”。这一智举最终使蒋介石陷入极大的被动，翌年7月，他被迫释放七君子，以取得国人的谅解。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曾对记者坦言：“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西安事变后，埃德加·斯诺灵机一动，又问她：“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她的回答已不同以往：“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最终使她留在了大陆，等待新中国的建立。她一生对权力无欲无求，但当她先后被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194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时，她欣然接受，视之为莫大的光荣和责任。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敬佩他收拾乱局的铁腕和聚拢散沙的谋略，也渴望获得一个尽展才智的政治舞台。她受过良好的美式教育，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中浸润了十多年，到头来却欣赏一个极力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军棍子，很显然，她的个人野心在作祟。
在宋蔼龄和宋美龄看来，国家就是公司，只不过名目不同，规模有别，其实管理方式一样，运作方式也如出一辙；做总裁的必须有绝对权威，家族成员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基于这种理念，宋美龄的爱国便相当于爱家，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要使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更具人情味。1934年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无疑是滑稽可笑的政治秀，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赃、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她切中肯綮地批判道：“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喜欢冒热气，二姐高兴泼冷水，真是一对有趣的冤家。
宋美龄有魅力，有胆魄，才思敏捷，擅长外交辞令，权力欲望强烈，特别能折腾，对此几乎无人置疑。最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为宋美龄鞍前马后效劳，飞虎将军陈纳德对她也是一见倾心，视她为“心中的公主”。西安事变时，她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飞往西北虎口，演出了“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的尊敬。在抗战期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远赴太平洋彼岸争取美援，最终创立中国空军，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的竭力效命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同样是抗战期间，她在慰问前线战士的途中遭遇车祸，颅内受到震荡，肋骨摔断数根，仍忍痛对官兵发表了煽动力极强的演说。在抗战初期，她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揭露和谴责日军的暴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像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作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蒋介石出访印度，拜见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43年7月，宋庆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机智和伶牙俐齿给高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在世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应该说，这是中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宋美龄的外交胜利。蒋介石成于内战，也败于内战，宋美龄的魅力再大，也无法安抚1946年至1949年间日渐溃散的军心。她再次去美国求取援助，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总统曾使她有福，杜鲁门总统却使她无门。最终她一觉醒来，发现中华民国气数将尽，自己的政治舞台和外交舞台已缩小成了一座海岛，而且在这座海岛上，蒋介石显示出了爱儿子（蒋经国）更胜过爱妻子的本意，使宋美龄的权力欲望受到了抑制。从此，她的角色便是“妇联会的会长”、外交人才的主考官、“心战”的主将（带头高呼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七十六岁的宋美龄原以为众望所归，她会受全党拥护，代理总裁，却不曾想蒋介石的长期铺垫此时生效，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她的梦想宣告破灭。1986年，蒋介石冥诞一百周年，宋美龄发表《我将再起》的讲话，似乎仍存异想和野心，其实是强弩之末，此时蒋家王朝因为“江南命案”大白于天下，气数已尽。别说宋美龄，蒋家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的政治生命都已宣告结束。“寿则多辱”，庄子的这句话说中了宋美龄的处境。她彻底灰心了，只好带着九十余箱细软乘专机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她折腾了一辈子，到头来，蒋家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如雪山化水，就这么回事。富贵不出三代，这句话往心坎里跑，就像冷风往门缝里钻，那寒意穿骨透髓。
大姐宋蔼龄爱钱，孔家富可敌国；二姐宋庆龄爱国不爱钱，一生清素可风；宋美龄爱权又爱钱，猛虎搏二兔难免有失。1943年，她访美归来，竟耗用战时驼峰运输（高原空运）的宝贵运力运送她在美国购买的大批化妆品、衣物和珍奇的玩艺儿，使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美国飞行员勃然大怒。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地打虎，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走私大王、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长子）抓捕归案，宋美龄却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打虎运动”流产。她这样循私枉法，原因有二：其一，维护亲情；其二，大卫（孔令侃）是姨妈的“善财童子”。宋美龄后来向蒋经国推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仍是这个意思。宋美龄在台湾与孔令伟（即孔二小姐）把持中华航空公司和圆山饭店数十年，公司和饭店亏空巨大，她们却捞足了松活钱。
大致比较一下，宋庆龄与宋美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二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小妹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其二，二姐是一位冷静的思想家，知行合一，不变如山，小妹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随物赋形，多变如水；其三，二姐无欲则刚，小妹有容乃大；其四，政治命运方面，二姐走的是一条上行道，终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小妹走的则是一条下坡路，终点为蒋介石的遗孀。
三、泪落天涯
撇开各自坚守的政治立场不谈，撇开各自信奉的人生哲学不议，宋氏姐妹均十分看重亲情。要维护家族荣誉和家族利益，亲情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假若此环脱落，家族就会分崩离析，被人讥为“眼看他家起高楼，眼看他家宴宾客，眼看他家楼塌了”。
早在上个世纪初，宋查理的子女仿佛接力赛似的赴美国留学。先是大姐蔼龄，由她照顾大妹庆龄，她毕业回国后，由庆龄照顾小妹美龄，三姐妹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她们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令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不少师生记忆犹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宋家上下反对，美龄和哥哥子文则表示理解。后来，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是蔼龄一手撮合而成，庆龄则坚决反对，她多半还是为小妹的幸福着想，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成色十足的流氓政客和屠夫军阀不可能懂得怜香惜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纷争和权力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宋庆龄与蒋介石水火不容，虽谣言四起，耸人听闻，说宋蔼龄与蒋介石合谋欲刺杀宋庆龄，但报纸上却没有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阋墙的消息，小妹还竭力保护二姐的生命安全，让军统、中统特务离她远一点。不过，小妹与二姐的感情已不似先前那么亲密，也是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龄给庆龄写信，由秘书代笔，为此庆龄感到十分难过。及至抗战时期，民族存亡高于一切，三姐妹识大体，顾大局，尽弃前嫌，外御于侮。
1940年，美龄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欢聚，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笑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共纾国难。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也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的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必胜信念。1941年初，“皖南事变”一度激怒宋庆龄，这一次，蒋介石自找台阶，向她郑重许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宋庆龄以天下为怀，以大局为重，对此事未再深究。翌年中秋节，宋家姐妹兄弟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二十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他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掉，恐怕有一部分理由是基于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已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都是敛财高手。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大姐和小妹还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二姐呢？她再也见不到姐姐、妹妹和弟弟了。
“文革”时期，四凶肆虐，黑手遮天，别说生者旦夕忧惧，便是死者也不得安宁。上海万国公墓一片狼藉，宋查理和倪桂珍的坟茔被红卫兵挖开。其后，周恩来总理命令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修复墓地，那些心劳力拙的“革命干将”却又在新立的墓碑上大作文章，将宋查理的其他五位子女的姓名悉数刨去，宋庆龄变成了惟一的立碑人。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宋庆龄曾营救和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文革”期间，她却无法保护自己父母的墓地，为此她悲愤交加，大病一场。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蒋家、宋家和孔家逐渐减员，差不多每两年即有一噩耗。1967年8月16日，“哈哈孔”孔祥熙（八十八岁）病逝于纽约；1969年2月25日，宋家幼弟宋子安(六十七岁)病逝于香港；1971年4月24日，宋子文（七十七岁）因食物呛入气管猝逝于旧金山；1973年10月19日，宋蔼龄（八十五岁）病逝于纽约，宋庆龄曾赞誉自己这位大姐若为男儿身，定能成就伟业；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八十八岁）于台北；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八十九岁）病逝于北京；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七十七岁）病逝于台北；1989年，蒋孝文（五十四岁）病逝于台北；1991年7月1日，蒋孝武（四十六岁）病逝于台北；1992年8月1日，孔令侃（七十六岁）病逝于美国；1994年11月10日，孔二小姐孔令伟（七十六岁）病逝于台北；1996年12月22日，蒋孝勇病逝于台北；1997年9月1日，蒋纬国（八十一岁）病逝于台北。
这里有必要多提一笔。蒋孝武去世时，台湾媒体大谈特谈他与章孝严、章孝慈（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私生子）多有联络，手足情深。文侠李敖得此凑手的题材，当即撰成一副挽联：“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谑而至于虐，这正是小李飞刀的作风。此联一出，全岛为之哄传。奇的是势焰冲天的蒋氏家族在台湾的势力衰微到如此地步（死丧竟沦为笑柄），让人陡然想起那句“富贵不过三代”的祖训。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打算乘中美关系解冻之机，借1971年5月1日宋子文追思会这个题目促成宋氏三姐妹历史性的见面，然而，最终三方碍于政治因素均打了退堂鼓。二姐去世时，小妹没作任何公开表示，私下里却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做虔诚祷告。若有人指责宋美龄不重感情，那实在是冤枉她。1958年，“飞虎将军”陈纳德患癌症住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飞越万里，前去探望。在老友生命的弥留时分，与他依依不舍地话别，那份热忱何其感人！
莫非血浓于水的亲情比不上天涯若比邻的友情？只能说，在政治这把万钧之重的铁鎯头面前，亲情脆弱如卵！
宋氏姐妹彻底改变了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传统角色特征，突破了固若金汤的男性特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议政的权利）壁垒，活跃于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为女性群体争了脸，也争了气。宋庆龄生前仿佛一位神话里的人物，身后享受了至高的荣耀。宋美龄则寿比南山，作为身历三个世纪的百岁寿星，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伤和悲苦。1930年夏天，何香凝作《菊石图》赞颂宋庆龄，题诗很美：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惟石与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皓月；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功业卓著固然伟大，人格卓绝才是真了不起，宋庆龄一生维护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将她的爱和恨演绎得淋漓尽致。宋美龄则一生靠近权力中心，纵横捭阖于夫人外交，折冲樽俎于美国上层，乐此而不疲。百余年间，宋美龄享尽荣华富贵，虽无子嗣，却一度被尊为“国母”，实堪称完福之人。蒋介石在战场上输给了毛泽东，却在情场上和了个大满贯，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对于男人而言，权力固然重要，但人生的幸福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九泉之下，蒋岛主应该能够想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