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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好人，包括质疑的人也是好人，但是好人怎么能出矛盾呢?
7月11日中午，山东齐鲁电视台主持人王羲发布了一条微博，让13岁的小男孩传旺的不幸遭遇瞬时演变成一场舆论公共事件。
此前的6月30日，在山东德州某修车店当学徒的小传旺被店内两人用高压泵对着臀部“取乐”，仅仅数秒钟内就致使小传旺痛苦倒地。后经当地医院检查，小传旺大小肠出现数十个窟窿，一度休克长达8天之久。
王羲在其名为“小溪办事-王羲”的微博中披露此事后，被迅速转发了近40万次。同一天，看到消息的民间公益组织“天使妈妈”基金迅速介入，经多方沟通，将小传旺于第二天转至北京八一儿童医院进行救治。
这一过程经由当事者多方在微博上进行了全程直播，在激发广大微博网友关注热情的同时，争议也随之而起。7月13日中午，认证微博网友“港怂萨沙”在前往北京八一儿童医院探访后，在微博上公开提出对“天使妈妈”的质疑。
尽管随后不久其微博内容就被认定为不实消息，但由此而触发的各方争议却愈加激烈，涉及“天使妈妈”基金与八一医院有无经济利益关系、网友发起给小传旺亲属直接捐款、小传旺亲属将募集到的30余万元善款带离北京等一系列话题。
“天使妈妈”系一个民间志愿者团队。其官方网站显示，核心志愿者遍布海内外多个地域，其工作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和筹款，同医疗机构、基金会等展开合作，为孩子募集医疗基金、安排手术和康复援助。
据媒体报道，“天使妈妈”基金于2007年挂靠红十字基金会；2010年1月，“天使妈妈”与红基会正式解除合作协议，同时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正式签约，成为其第一只二级专项基金。
在所有关注小传旺不幸遭遇及“天使妈妈”的人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他曾于2008年负责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出任司长。此后，他离开民政部，转身成为一名倾心于公益慈善事业研究的高校学者。
对于近两年蓬勃而起的民间公益组织，王振耀始终表现出来极大的关注热忱，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8月1日下午，围绕民间公益组织的制度化和专业化建设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就“定向募捐”来说，谁可以发起捐款?
王振耀：应该说，公募基金会都可以；如果是非公募基金会，针对一个病人的救助也可以；而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有的报社、记者、个人也都可以。在中国福利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在社会上还是能被接纳的。
《瞭望东方周刊》：那应不应设定门槛呢?
王振耀：按说应该有门槛，但现在也是很难界定的。一个患了大病的孩子需要救助，这就超出了一般慈善的意义。操作起来也很困难，发起募捐以后有的时候就多了，有的时候捐少了。在公共思维有缺陷的时候，就只好拿出最传统的方法来向社会求助，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乞讨性。如果法律严格禁止，他就可能一筹莫展。
《瞭望东方周刊》：募捐多出来的钱应该怎么使用?
王振耀：严格来说，专项募捐要用于专项救助，剩下的钱应去捐助给类似性质的人。不过，从全世界来看，这样事情的处理都有一个公众性质的委员会来负责。这个委员会包括受助者、媒体记者、捐赠人代表、公益组织，共同组成委员会去监督这些钱的使用。
只要是定向募捐，就应吸收社会的参与。这里边隐含一个道理，那就是公益组织体制性的透明更为重要。体制不透明，要让全社会都满意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全世界通行的办法就是让体制透明化，让每件事都充分讨论、参与，形成一个决策的机制，会场上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意见，但大家肯定能妥协出一个最后的结果。
现在很多的慈善组织都在自身的透明程度上下工夫，但偏偏忘了一个透明：那就是组织体制的透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反思到这一点上，和国外最大的差距也就在这里。
是不是每一张发票都应该公布出去?是不是可能做到全程的透明?全世界的透明都有一定的分寸。比如公益组织工作人员工资的透明，也只能是从这个职位拿到的工资进行公布，而不是每个人财产多少。前者是从对公共体制的思考出发，后者是从对个人的思考出发。人都是好人，包括质疑的人也是好人，但是好人怎么能出矛盾呢?问题就出在公益组织的体制。体制没建立起来，社会缺少沟通，无论你如何透明，你一片好心，确实也没有贪污，但也还是会引起人的不满。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不是类似于听证会制度?
王振耀：类似吧。但是像国外的许多问题，都是专门拿到议会上去讨论的。像“郭美美事件”这样的问题，应该放在议会上去讨论。假如说全国人大有个慈善委员会，那人民代表就能听证、讨论，这样就能省掉很多社会成本。我们现在就缺了这个协调沟通的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这和监督机制怎么区分?
王振耀：这是参与机制。搭建参与机制是我们全民族要学的一堂课。都是做善事，最后却反目成仇了。就目前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这种情况是很难解决的。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是认可公共组织都是青天大老爷，我们的公器应该完美无缺。其实，公器只是一个平台，关键是做到在公共平台上让大家都满意。
为了你好，你就要无条件接受吗?不同的意见需要尊重，如果公益组织体制不完善，矛盾就会放大。这种调节矛盾的方式应该以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是出了事儿，马上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不同意见的代表参加。有时候我们的组织者会想，我又没准备贪污这笔钱，为什么要请你来呢?还有人会说这很麻烦。但是，如果你们讨论中决定选择这个方案，那其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考虑过的，你们是讨论过的；如果再把讨论的过程也公开了，那公众也就更明白了。养成了这种思维和理念，制度建设也就慢慢起来了。
就“小传旺事件”来说，每走出一步都缺少不同意见的人的参与和协商，所有的争论都是在就事论事，层出不穷地冒出各种问题。现在媒体如此发达，每个人都在发言，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批评，一一去让每个质疑的声音都满意是不可能的。
《瞭望东方周刊》：前不久，宁波市组建公益服务促进中心，据称这是浙江省首个公益项目对接平台。您怎么评价这种尝试?
王振耀：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行善门槛太高。成立一个基金会至少要200万元，这基本上把许多人都挡在门外。国外门槛没有定那么高的。像美国一个孩子的几千块钱就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可以为学校修点椅子什么的。中国做慈善的门槛太高、太高了。我注意到了宁波的这种尝试，这是大众的、为公共服务的，应该是发扬善心的很好的组织平台。
这个全国都应该重视，就是运用公共体制改革来促进善心的发扬。中国的公共平台还不发达。一头是个人，一头是政府。一有问题大家就冲向政府了，其实很多问题社会有力量解决。大家有爱心了，都可以去这个平台做慈善。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对整个社会道德伦理水平的提升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中国应有一个大突破，就是要真正做到行善容易。
7月11日中午，山东齐鲁电视台主持人王羲发布了一条微博，让13岁的小男孩传旺的不幸遭遇瞬时演变成一场舆论公共事件。
此前的6月30日，在山东德州某修车店当学徒的小传旺被店内两人用高压泵对着臀部“取乐”，仅仅数秒钟内就致使小传旺痛苦倒地。后经当地医院检查，小传旺大小肠出现数十个窟窿，一度休克长达8天之久。
王羲在其名为“小溪办事-王羲”的微博中披露此事后，被迅速转发了近40万次。同一天，看到消息的民间公益组织“天使妈妈”基金迅速介入，经多方沟通，将小传旺于第二天转至北京八一儿童医院进行救治。
这一过程经由当事者多方在微博上进行了全程直播，在激发广大微博网友关注热情的同时，争议也随之而起。7月13日中午，认证微博网友“港怂萨沙”在前往北京八一儿童医院探访后，在微博上公开提出对“天使妈妈”的质疑。
尽管随后不久其微博内容就被认定为不实消息，但由此而触发的各方争议却愈加激烈，涉及“天使妈妈”基金与八一医院有无经济利益关系、网友发起给小传旺亲属直接捐款、小传旺亲属将募集到的30余万元善款带离北京等一系列话题。
“天使妈妈”系一个民间志愿者团队。其官方网站显示，核心志愿者遍布海内外多个地域，其工作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和筹款，同医疗机构、基金会等展开合作，为孩子募集医疗基金、安排手术和康复援助。
据媒体报道，“天使妈妈”基金于2007年挂靠红十字基金会；2010年1月，“天使妈妈”与红基会正式解除合作协议，同时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正式签约，成为其第一只二级专项基金。
在所有关注小传旺不幸遭遇及“天使妈妈”的人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他曾于2008年负责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出任司长。此后，他离开民政部，转身成为一名倾心于公益慈善事业研究的高校学者。
对于近两年蓬勃而起的民间公益组织，王振耀始终表现出来极大的关注热忱，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8月1日下午，围绕民间公益组织的制度化和专业化建设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就“定向募捐”来说，谁可以发起捐款?
王振耀：应该说，公募基金会都可以；如果是非公募基金会，针对一个病人的救助也可以；而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有的报社、记者、个人也都可以。在中国福利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在社会上还是能被接纳的。
《瞭望东方周刊》：那应不应设定门槛呢?
王振耀：按说应该有门槛，但现在也是很难界定的。一个患了大病的孩子需要救助，这就超出了一般慈善的意义。操作起来也很困难，发起募捐以后有的时候就多了，有的时候捐少了。在公共思维有缺陷的时候，就只好拿出最传统的方法来向社会求助，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乞讨性。如果法律严格禁止，他就可能一筹莫展。
《瞭望东方周刊》：募捐多出来的钱应该怎么使用?
王振耀：严格来说，专项募捐要用于专项救助，剩下的钱应去捐助给类似性质的人。不过，从全世界来看，这样事情的处理都有一个公众性质的委员会来负责。这个委员会包括受助者、媒体记者、捐赠人代表、公益组织，共同组成委员会去监督这些钱的使用。
只要是定向募捐，就应吸收社会的参与。这里边隐含一个道理，那就是公益组织体制性的透明更为重要。体制不透明，要让全社会都满意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全世界通行的办法就是让体制透明化，让每件事都充分讨论、参与，形成一个决策的机制，会场上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意见，但大家肯定能妥协出一个最后的结果。
现在很多的慈善组织都在自身的透明程度上下工夫，但偏偏忘了一个透明：那就是组织体制的透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反思到这一点上，和国外最大的差距也就在这里。
是不是每一张发票都应该公布出去?是不是可能做到全程的透明?全世界的透明都有一定的分寸。比如公益组织工作人员工资的透明，也只能是从这个职位拿到的工资进行公布，而不是每个人财产多少。前者是从对公共体制的思考出发，后者是从对个人的思考出发。人都是好人，包括质疑的人也是好人，但是好人怎么能出矛盾呢?问题就出在公益组织的体制。体制没建立起来，社会缺少沟通，无论你如何透明，你一片好心，确实也没有贪污，但也还是会引起人的不满。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不是类似于听证会制度?
王振耀：类似吧。但是像国外的许多问题，都是专门拿到议会上去讨论的。像“郭美美事件”这样的问题，应该放在议会上去讨论。假如说全国人大有个慈善委员会，那人民代表就能听证、讨论，这样就能省掉很多社会成本。我们现在就缺了这个协调沟通的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这和监督机制怎么区分?
王振耀：这是参与机制。搭建参与机制是我们全民族要学的一堂课。都是做善事，最后却反目成仇了。就目前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这种情况是很难解决的。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是认可公共组织都是青天大老爷，我们的公器应该完美无缺。其实，公器只是一个平台，关键是做到在公共平台上让大家都满意。
为了你好，你就要无条件接受吗?不同的意见需要尊重，如果公益组织体制不完善，矛盾就会放大。这种调节矛盾的方式应该以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是出了事儿，马上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不同意见的代表参加。有时候我们的组织者会想，我又没准备贪污这笔钱，为什么要请你来呢?还有人会说这很麻烦。但是，如果你们讨论中决定选择这个方案，那其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考虑过的，你们是讨论过的；如果再把讨论的过程也公开了，那公众也就更明白了。养成了这种思维和理念，制度建设也就慢慢起来了。
就“小传旺事件”来说，每走出一步都缺少不同意见的人的参与和协商，所有的争论都是在就事论事，层出不穷地冒出各种问题。现在媒体如此发达，每个人都在发言，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批评，一一去让每个质疑的声音都满意是不可能的。
《瞭望东方周刊》：前不久，宁波市组建公益服务促进中心，据称这是浙江省首个公益项目对接平台。您怎么评价这种尝试?
王振耀：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行善门槛太高。成立一个基金会至少要200万元，这基本上把许多人都挡在门外。国外门槛没有定那么高的。像美国一个孩子的几千块钱就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可以为学校修点椅子什么的。中国做慈善的门槛太高、太高了。我注意到了宁波的这种尝试，这是大众的、为公共服务的，应该是发扬善心的很好的组织平台。
这个全国都应该重视，就是运用公共体制改革来促进善心的发扬。中国的公共平台还不发达。一头是个人，一头是政府。一有问题大家就冲向政府了，其实很多问题社会有力量解决。大家有爱心了，都可以去这个平台做慈善。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对整个社会道德伦理水平的提升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中国应有一个大突破，就是要真正做到行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