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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选贤与能”。
“模式”是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東西归为一类，把截然不同的东西归为另一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有“中国模式”，就需要论证中国哪些东西是与已经存在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
认定有“中国模式”者大概受到两个因素的鼓励。一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最终在金融海啸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一个好的根据。
考察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对主张国家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国家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这种实践的理论抽象。也就是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第二，应该也是最重要的鼓励性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中国经济奇迹靠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否因为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国的60年里，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后30年则是在探索中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导航下的市场经济，即事实上的“国民经济体系”。
经济史告诉人们，自英国、美国以后的包括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起步越晚，国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于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是国家辅导下的银团 大企业模式；不同于法国，德国则是国家直接组织的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德国类似，日本、韩国等走的也是一条国家导航下的经济结构即“发展型国家”。
对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的落后国家，国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没有走出历史上被多次实践的、在理论上已经被总结出的“落后的优势”或“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共同性的规律，那么中国的社会体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规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学习和实践人类既有的社会管理经验，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哪个国家能在没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
竞争性选举之外的可能性
我认为，中国能否建成自己的模式，关键在于根本性问题的政治领域。而即使在政治领域，我们也不能否认现代国家所共享的“人民主权”原则。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其指导原则都是“人民主权”(又曰“主权在民”)。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搞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并让人民满意。
民主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成一套行之有效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特有的民主模式。
目前国内外关于民主的一个共识性看法是，民主意味着“竞争性选举”，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竞争性选举=民主”，是二战以后西方理论家的包装，然而，这样的民主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国家证明是失败的。
中国很多人在观念上已经不排斥选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伦理本位的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文化。个人权利本位的竞争性选举将为中国带来什么?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没有人能、也没人敢给出肯定的、清晰的答案。
既然竞争性选举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选贤与能”?并在协商政治和“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让尽可能多的个人和集体参与到政治过程，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并做到政治过程的公开、透明?在将来，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些，人民并因此而满意，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中国模式!
“模式”是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東西归为一类，把截然不同的东西归为另一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有“中国模式”，就需要论证中国哪些东西是与已经存在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
认定有“中国模式”者大概受到两个因素的鼓励。一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最终在金融海啸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一个好的根据。
考察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对主张国家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国家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这种实践的理论抽象。也就是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第二，应该也是最重要的鼓励性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中国经济奇迹靠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否因为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国的60年里，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后30年则是在探索中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导航下的市场经济，即事实上的“国民经济体系”。
经济史告诉人们，自英国、美国以后的包括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起步越晚，国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于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是国家辅导下的银团 大企业模式；不同于法国，德国则是国家直接组织的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德国类似，日本、韩国等走的也是一条国家导航下的经济结构即“发展型国家”。
对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的落后国家，国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没有走出历史上被多次实践的、在理论上已经被总结出的“落后的优势”或“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共同性的规律，那么中国的社会体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规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学习和实践人类既有的社会管理经验，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哪个国家能在没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
竞争性选举之外的可能性
我认为，中国能否建成自己的模式，关键在于根本性问题的政治领域。而即使在政治领域，我们也不能否认现代国家所共享的“人民主权”原则。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其指导原则都是“人民主权”(又曰“主权在民”)。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搞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并让人民满意。
民主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成一套行之有效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特有的民主模式。
目前国内外关于民主的一个共识性看法是，民主意味着“竞争性选举”，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竞争性选举=民主”，是二战以后西方理论家的包装，然而，这样的民主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国家证明是失败的。
中国很多人在观念上已经不排斥选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伦理本位的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文化。个人权利本位的竞争性选举将为中国带来什么?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没有人能、也没人敢给出肯定的、清晰的答案。
既然竞争性选举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选贤与能”?并在协商政治和“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让尽可能多的个人和集体参与到政治过程，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并做到政治过程的公开、透明?在将来，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些，人民并因此而满意，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