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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年前，李锐为张马丁写下了墓志铭：“你们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内，我的世界是从第八天开始的”。由此，这句话开始在他的脑海里不断翻腾。于是，第八天也成了李锐一个人的“创世纪”。
张马丁作为小说的主角，被卷进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之中。故事被浓缩到虚构的天母河地区，“引发了义和团运动的教案冲突，是一场最典型的历史个案，那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遭遇的精神死角，当冲突的双方都以最神圣的理由相互屠杀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最真实的人性。”李锐这样说道。
“对残酷人间和虚妄天堂的同时拒绝”
事实上，《张马丁的第八天》这部小说的开头即是它的高潮：被逐出教会的意大利传教士乔万尼·马丁拖着濒临死亡的躯体来到天石村的娘娘庙，遭遇自称是“女娲娘娘下凡”的村妇张王氏，两人堕入肉体的渊薮。
张马丁是乔万尼·马丁为自己取的“中国化”的名字，在一场教案冲突中他被村民砸晕，被误以为打死了，带头闹事的迎神会会首张天赐以命相抵。而张马丁在入殓时又意外“复活”，他要告诉村民真相，却遭教会驱逐，同时也被村民唾弃。行乞七日后，第八天，张马丁晕倒在娘娘庙外，村妇张王氏却以为这个洋人是亡夫的“转世”，她以温情收留了张马丁。更为戏剧性的是，张王氏恰是张天赐的遗孀。
“这部小说是在写耶稣和菩萨在离乱的人间的遭遇。张马丁和张王氏在娘娘庙的遭遇，是一场违背‘常理’的遭遇，是一场在不可能之地所发生的不可能之事。”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神灵附体在中国民间的草根信仰中有悠久的历史，而义和团运动堪称是神灵附体的总爆发，那简直就是一场神灵附体的狂欢节，所有的神话传说、戏剧舞台、小说演义、民间故事里的神灵集体登场，纷纷附体来到人间。”
而这场遭遇的结局也超乎了所有当事者的预料，同时也让读者震惊——李锐以“正面进攻”的方式将这个虚构的冲突打入人性的死角。张马丁以耶稣、教堂为营，张王氏与菩萨、娘娘庙为伍。神与神较量，流的却是人的血。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王德威称，“李锐写出了当代小说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事实上，这个题材已经酝酿了很久，李锐说，“我属于那种要等着小说来找我的人，《张马丁的第八天》这个题目是我十几年前想出来的，一直放在那儿。”日后，他真正开始动笔直至结尾只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整部小说中除聂士成这个人物有史料可参照外，其他所有地点、情节和人物均为虚构。
作为作家，李锐对于还原历史毫无兴趣。“看看罪恶和慈悲到底谁更真实、更强大。”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历史从来都是‘英雄’的历史，不管他们制造了多少浩劫，历史总还是向他们致敬，这是一个时间太久的谎言，已经长久到让很多人从下意识里自然而然地认同这个谎言。我不认同，所以我坚持自己的表达。”
小说的结局，张马丁还是死了，大规模的义和团拳民和洋人相互厮杀，而张王氏乘桴远去，没有人知道她去往何方。李锐说，“那是一个应当依靠读者自己的想象去描绘的地方。我只知道张王氏是对残酷人间和虚妄天堂的同时拒绝。”
“人性没有半点进化”
李锐还记得自己二十年前就说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自己曾经生活环境的留影，早期曾以自己在吕梁山区插队的经历为背景的小说最被世人熟知。
“文学和艺术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个人和具体出发，去表达普遍的困境或欢乐，这是起码的也是最高的标准。”他曾这样评价文学的意义。
而《张马丁的第八天》超乎了个人的生活阅历。李锐认为小说中比较难把握的是对洋人的描述，因为他既不信教，也无留学经历，更不认识任何一个传教士，这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在完全虚构的前提下让洋人们活起来，是对想象力的一种考验。当然，更为根本的困难是，怎样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困境、煎熬以及无法言传的万千感受贴切地表达出来，这是作家和作品高下之分的关键所在。”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终，他选择了一种混杂着残酷和悲悯的方式阐释自己对于人类的裁定，“在地球这颗星球上，用石头、木棒杀人，用长矛、弓箭杀人，用枪炮、飞机杀人，和用原子弹、精确制导炸弹杀人的是同样的物种，这表明人性没有半点进化。人妄加给自己的一切神圣和‘革命性’，最终都不能改变人性。这是文学和艺术存在的唯一理由。”他说。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曾说：“作为当今纯文学最后几个坚守者之一，李锐之纯粹和坚定可能是首屈一指。”这样的褒奖，听起来有些小圈子内相互吹捧的嫌疑。但是，李锐确实有当下文学圈内少有的安静气质。他在华语作家圈里备受尊敬，显然不是因为他留着隶体“一”字型的胡须与鲁迅有几分神似。他的作品，量少而精。
“每个人都写自己最想写、最爱写的，至于是否是纯文学都是次要的。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里，有三大是最低贱、最大众的话本出身，想当初也没有人来操心它们到底是纯文学还是大众化。以前没有文字的时候，最早创造了文字的人被奉若神灵，后来文字被写在石头上、青铜上、皮革上、竹片上，再后来被印刷到纸上，现在人们不过是把字敲在屏幕上，写字的人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进化。”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被谎言所驱使的
最大不幸乃自我的丧失”
对李锐自己来讲，个人最大的“进化”是从作协系统的“圈养”作家蜕变成了个体户。早在2003年10月，李锐就主动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并退出中国作协。
近十年之后，李锐甚至觉得时下大张旗鼓的文化体制改革恰好印证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当初下决心退出作协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体制太过官僚化，作家们一转眼全都成了‘省部级’‘厅局级’‘县团级’的干部，全都变成了没有官位就无法给自己定位的人了，每一次换届都成了大家争夺‘官位’的恶斗。”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所了解的真实情况是，作协早已分成了两部分，党政领导人员、行政人员都已经划归公务员，作家、编辑等都划归为事业人员。公务员是铁饭碗，不用改，也改不了。现在大呼小叫要改革的是要把作家、刊物都市场化、产业化，公务员们要把‘事业单位’服务成产业化的公司。”
在李锐看来，文化问题从来就不是市场和产业的问题，“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和根本。如果一方面只用市场、金钱来衡量，另一方面又死死地用权力限制创造性，那我们得到的肯定不会是‘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他直言不讳地说：“奴性十足而又惟利是图的土壤里是长不出来复兴之树的。如果在一个一切向钱看，一切都以官本位为最高标准的环境里，文学和艺术连最起码的尊严尚且不保，还奢谈什么复兴？”
他曾经参加过山西省政协会议，也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意见。他认为，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事情，这也是三十多年来文化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病因所在，“在我看来，改革的关键不是取消不取消作协、文联，而是改变不改变违背规律、违背常理的现行体制，改变不改变现行的文化产品、产业审批制度。”
早在4年前，李锐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称“说真话的人成了稀有动物”，但李锐还是那个李锐，作为一个敢讲真话的作家，在很多采访里他都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文化体制，但最后发现媒体更多提及的是他不想被炒作的“离诺奖最近的作家”头衔。除此之外，因为女儿笛安同为作家，近年，他经常被拿来与女儿对比。以致《张马丁的第八天》出版时，一些网上书店竟打出了“畅销书作家笛安之父李锐”之类的介绍。
现在，李锐和夫人蒋韵仍在太原专事写作，低产、安静。“高产、低产因人而异，就像这个世界上有胖子就有瘦子一样，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谁也用不着因为自己的胖瘦向别人道歉，更不能因为自己的胖瘦就具有了不同的优越感，那会显得很荒谬。”
李锐并未开微博，曾有个博客。“可弄了几天就烦了，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想法急需告诉别人。”他希望把时间留给自己，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做自己能做、想做、也喜欢做的事，他就是一个幸运的人。可如果有谁应许说，全世界的空气都是属于你的，请你尽情自由地呼吸吧！你千万别信，这肯定是一句谎话。因为你不可能呼吸全地球的空气，你根本就用不着、也吸不了那么多的自由空气。被谎言所驱使的最大不幸乃自我的丧失。”
张马丁作为小说的主角，被卷进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之中。故事被浓缩到虚构的天母河地区，“引发了义和团运动的教案冲突，是一场最典型的历史个案，那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遭遇的精神死角，当冲突的双方都以最神圣的理由相互屠杀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最真实的人性。”李锐这样说道。
“对残酷人间和虚妄天堂的同时拒绝”
事实上，《张马丁的第八天》这部小说的开头即是它的高潮：被逐出教会的意大利传教士乔万尼·马丁拖着濒临死亡的躯体来到天石村的娘娘庙，遭遇自称是“女娲娘娘下凡”的村妇张王氏，两人堕入肉体的渊薮。
张马丁是乔万尼·马丁为自己取的“中国化”的名字，在一场教案冲突中他被村民砸晕，被误以为打死了，带头闹事的迎神会会首张天赐以命相抵。而张马丁在入殓时又意外“复活”，他要告诉村民真相，却遭教会驱逐，同时也被村民唾弃。行乞七日后，第八天，张马丁晕倒在娘娘庙外，村妇张王氏却以为这个洋人是亡夫的“转世”，她以温情收留了张马丁。更为戏剧性的是，张王氏恰是张天赐的遗孀。
“这部小说是在写耶稣和菩萨在离乱的人间的遭遇。张马丁和张王氏在娘娘庙的遭遇，是一场违背‘常理’的遭遇，是一场在不可能之地所发生的不可能之事。”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神灵附体在中国民间的草根信仰中有悠久的历史，而义和团运动堪称是神灵附体的总爆发，那简直就是一场神灵附体的狂欢节，所有的神话传说、戏剧舞台、小说演义、民间故事里的神灵集体登场，纷纷附体来到人间。”
而这场遭遇的结局也超乎了所有当事者的预料，同时也让读者震惊——李锐以“正面进攻”的方式将这个虚构的冲突打入人性的死角。张马丁以耶稣、教堂为营，张王氏与菩萨、娘娘庙为伍。神与神较量，流的却是人的血。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王德威称，“李锐写出了当代小说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事实上，这个题材已经酝酿了很久，李锐说，“我属于那种要等着小说来找我的人，《张马丁的第八天》这个题目是我十几年前想出来的，一直放在那儿。”日后，他真正开始动笔直至结尾只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整部小说中除聂士成这个人物有史料可参照外，其他所有地点、情节和人物均为虚构。
作为作家，李锐对于还原历史毫无兴趣。“看看罪恶和慈悲到底谁更真实、更强大。”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历史从来都是‘英雄’的历史，不管他们制造了多少浩劫，历史总还是向他们致敬，这是一个时间太久的谎言，已经长久到让很多人从下意识里自然而然地认同这个谎言。我不认同，所以我坚持自己的表达。”
小说的结局，张马丁还是死了，大规模的义和团拳民和洋人相互厮杀，而张王氏乘桴远去，没有人知道她去往何方。李锐说，“那是一个应当依靠读者自己的想象去描绘的地方。我只知道张王氏是对残酷人间和虚妄天堂的同时拒绝。”
“人性没有半点进化”
李锐还记得自己二十年前就说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自己曾经生活环境的留影，早期曾以自己在吕梁山区插队的经历为背景的小说最被世人熟知。
“文学和艺术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个人和具体出发，去表达普遍的困境或欢乐，这是起码的也是最高的标准。”他曾这样评价文学的意义。
而《张马丁的第八天》超乎了个人的生活阅历。李锐认为小说中比较难把握的是对洋人的描述，因为他既不信教，也无留学经历，更不认识任何一个传教士，这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在完全虚构的前提下让洋人们活起来，是对想象力的一种考验。当然，更为根本的困难是，怎样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困境、煎熬以及无法言传的万千感受贴切地表达出来，这是作家和作品高下之分的关键所在。”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终，他选择了一种混杂着残酷和悲悯的方式阐释自己对于人类的裁定，“在地球这颗星球上，用石头、木棒杀人，用长矛、弓箭杀人，用枪炮、飞机杀人，和用原子弹、精确制导炸弹杀人的是同样的物种，这表明人性没有半点进化。人妄加给自己的一切神圣和‘革命性’，最终都不能改变人性。这是文学和艺术存在的唯一理由。”他说。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曾说：“作为当今纯文学最后几个坚守者之一，李锐之纯粹和坚定可能是首屈一指。”这样的褒奖，听起来有些小圈子内相互吹捧的嫌疑。但是，李锐确实有当下文学圈内少有的安静气质。他在华语作家圈里备受尊敬，显然不是因为他留着隶体“一”字型的胡须与鲁迅有几分神似。他的作品，量少而精。
“每个人都写自己最想写、最爱写的，至于是否是纯文学都是次要的。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里，有三大是最低贱、最大众的话本出身，想当初也没有人来操心它们到底是纯文学还是大众化。以前没有文字的时候，最早创造了文字的人被奉若神灵，后来文字被写在石头上、青铜上、皮革上、竹片上，再后来被印刷到纸上，现在人们不过是把字敲在屏幕上，写字的人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进化。”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被谎言所驱使的
最大不幸乃自我的丧失”
对李锐自己来讲，个人最大的“进化”是从作协系统的“圈养”作家蜕变成了个体户。早在2003年10月，李锐就主动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并退出中国作协。
近十年之后，李锐甚至觉得时下大张旗鼓的文化体制改革恰好印证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当初下决心退出作协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体制太过官僚化，作家们一转眼全都成了‘省部级’‘厅局级’‘县团级’的干部，全都变成了没有官位就无法给自己定位的人了，每一次换届都成了大家争夺‘官位’的恶斗。”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所了解的真实情况是，作协早已分成了两部分，党政领导人员、行政人员都已经划归公务员，作家、编辑等都划归为事业人员。公务员是铁饭碗，不用改，也改不了。现在大呼小叫要改革的是要把作家、刊物都市场化、产业化，公务员们要把‘事业单位’服务成产业化的公司。”
在李锐看来，文化问题从来就不是市场和产业的问题，“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和根本。如果一方面只用市场、金钱来衡量，另一方面又死死地用权力限制创造性，那我们得到的肯定不会是‘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他直言不讳地说：“奴性十足而又惟利是图的土壤里是长不出来复兴之树的。如果在一个一切向钱看，一切都以官本位为最高标准的环境里，文学和艺术连最起码的尊严尚且不保，还奢谈什么复兴？”
他曾经参加过山西省政协会议，也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意见。他认为，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事情，这也是三十多年来文化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病因所在，“在我看来，改革的关键不是取消不取消作协、文联，而是改变不改变违背规律、违背常理的现行体制，改变不改变现行的文化产品、产业审批制度。”
早在4年前，李锐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称“说真话的人成了稀有动物”，但李锐还是那个李锐，作为一个敢讲真话的作家，在很多采访里他都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文化体制，但最后发现媒体更多提及的是他不想被炒作的“离诺奖最近的作家”头衔。除此之外，因为女儿笛安同为作家，近年，他经常被拿来与女儿对比。以致《张马丁的第八天》出版时，一些网上书店竟打出了“畅销书作家笛安之父李锐”之类的介绍。
现在，李锐和夫人蒋韵仍在太原专事写作，低产、安静。“高产、低产因人而异，就像这个世界上有胖子就有瘦子一样，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谁也用不着因为自己的胖瘦向别人道歉，更不能因为自己的胖瘦就具有了不同的优越感，那会显得很荒谬。”
李锐并未开微博，曾有个博客。“可弄了几天就烦了，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想法急需告诉别人。”他希望把时间留给自己，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做自己能做、想做、也喜欢做的事，他就是一个幸运的人。可如果有谁应许说，全世界的空气都是属于你的，请你尽情自由地呼吸吧！你千万别信，这肯定是一句谎话。因为你不可能呼吸全地球的空气，你根本就用不着、也吸不了那么多的自由空气。被谎言所驱使的最大不幸乃自我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