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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的美学是“抽象、写意、抒情、诗化”。
明代大作家汤显祖说：“人世总关情”，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昆曲的迤逦悠扬里，我们究竟期待怎样一个世界？我们到底追求一种怎样的生活？
◎昆曲是明清时中国的“礼乐风景”
从她的诞生到发展已近六百年，至魏良辅对过去两百年间的昆曲演唱技巧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方建立了昆腔的歌唱体系，委婉细腻、流利悠远的“水磨调”由此问世，这有着近五百年表演历史的古老剧种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放光芒，已不知是她的优雅精致影响了后来中国人的生活，还是温厚细腻的国人赋予了她柔美的韵致。昆曲的生命，二百年成形，二百年辉煌，二百年衰颓，而她最美的时期是在哪个阶段呢？
陈均：这种描述很诗意，但昆曲的历史并非如此。“昆曲六百年”之说，只是一种习常的说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近些年因纪录片《昆曲六百年》的播出而流行），还不能证实。昆曲可确证的历史是从魏良辅开始，大概四百多年。（“昆曲六百年”是从顾坚算起，约有六百五十多年。但顾坚其人至今仍待考。）
昆曲的发展或许可分作“成形”“辉煌”“衰颓”阶段（事物的发展多循此规律，此亦是“天道”。）但细致考察，其线索亦有不同，因昆曲之发展，与国家社会关系甚大，因此其历史或可归纳为“六死七生”。
从其“行于吴中”至晚清，皆可算作其“最美”的阶段，此一时期，昆曲与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也即昆曲是明清时中国的“礼乐风景”。如张宗子所忆虎丘曲会，或《燕行录》所记宴乐场景，或万寿图卷之图景等等，诸如此类的史料笔记，都展示了这一“风景”。
“四方歌者皆宗吴门”，当年兴旺繁盛的昆腔由吴中进入北京，是昆腔积极向外发展和扩张的结果。在这一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昆腔经历了由“俗”到“雅”的发展过程，即“雅化”过程。
明朝中叶之后，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得很快，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的蓬勃使得商人阶层，跟商业有关的一般人，不再只是士大夫阶层，整体开始蓬勃起来，造就了许多民间的艺术，跟上层的精英的艺术、跟文化有一个上下的交流，这个交流的最有趣的场域就是戏曲。
那时，听昆曲、唱昆曲是中国人最时尚、最风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当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举行的时候，万人空巷的去听昆曲，整个苏州城都会陷入狂欢的海洋。这曲声从江南发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康熙年间，在传奇作品创作日渐凋零的同时，昆曲的演出市场却日趋繁荣。无论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还是苏州城里的这些平民百姓，看的昆曲都是折子戏。
陈均：折子戏并非是巅峰时期出现的，只是在若干现有的昆曲史著里，强调了某个“折子戏”时代，认为“折子戏”取代了“全本戏”。受这一叙述的影响，使这一并非稳妥的观念流播。我以为，在昆曲史上，“折子戏”与“全本戏”应是并存的状态。
自然，折子戏自有其机制与魅力，如给予某一角色或行当以充足的表演空间，从而使其艺术趋于精致或极致。于昆曲而言，是一种艺术的探索与积累，并使其脚色体制（现在从业人员填写的履历表，古代叫作“脚色”，始见于隋朝）趋于完备，是昆曲发展期的一种呈现。于观众而言，亦是一种赏玩与审美。
但“折子戏”是否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青睐？我很怀疑。因在很多场合，全本（小全本）仍是必不可少的，亦是受欢迎的。
◎ 昆曲的“美学本质”可说是“诗”
今天我们打开《诗经》，不论各地的国风，还是谈政治与社会的大雅、小雅、甚至是属于宗教歌曲的颂歌，无一不是人类情感的陈述。
所以孔子以“诗”教人说“读诗可以兴发人的情感”，可以“观察了解人性、人情、人心”。甚至可以“抒发人内心的幽怨和遗憾”。孔子更进一步地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敲敲打打作些乐器的演奏吗？礼啊，礼啊！难道只是一些祭拜的仪式，或献上一些祭品吗？
人要丧失了这份生命的觉察与深情，这些礼乐文明又能代表什么呢？或许，昆曲的美亦是美在她的深情，诗的意境让昆曲成了无数人心中萦绕不去的对美的一种向往。
陈均：昆曲的“美学本质”可说是“诗”。此“诗”并非仅指诗文学（昆曲的文本亦是中国传统的诗文学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诗化的氛围（如八十年代以来流行的海德格尔所引荷尔德林之名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它是明清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种，亦是中国文化至明清时期所结出的一枚果实，是中国的“礼乐风景”。
昆曲的“精致”，是一种艺术臻于极致之后的“风貌”，诸如书法、文人画、古琴等，皆是如此。但是这和“中国人细腻的情感”有直接关系吗？这个问题也可以去追问如上诸多门类的艺术。事实上，朴拙的艺术亦能表现“细腻的情感”。所以，我觉得“精致”和“情感”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或许它与文化的发展状态有关。
◎保有传统文化赖以存身的空间
就在一百年前，当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正是蔡元培、吴梅这样的大教育家和曲学大师，把戏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学，在大学讲堂里唱起了昆曲，揭开北大与昆曲的缘分开始，其后几代师生薪火相承，维系着昆曲的一线生机。进入新世纪，北京大学更关注古老的昆曲艺术，2009年北大昆曲传承计划由周其凤院士、白先勇教授、叶朗教授共同发起，为传统昆曲输入新生血液，陈均老师亦参与这项计划，关注着昆曲的兴衰和命运。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华夏民族的一部历史，即是一部人类的抟成史”。其能抟成而可大可久，则是因代代皆有“豪杰之士”承先启后的结果。
陈均：昆曲六死七生，衰而未亡，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在明清时期，因其为中国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依赖于文人及爱好昆曲的商人的扶持。在共和国时期，有赖于政府对昆曲的“体制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新世纪，则是“非遗”提高了昆曲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从昆曲本身来说，在二十世纪，昆曲艺人如北方的昆弋艺人与南方的昆剧传字辈延续了昆曲的一脉香火，使昆曲至今仍有所传承。
自晚清以来，“现代中国”虽面貌屡屡变化，对“传统”的态度也是各有其异，但或多或少还存有传统文化赖以存身的空间。我以为，这是除从业者的坚持和爱好者的襄助外，昆曲之所以还能薪火相传的主要原因。
虽然昆曲这一古老剧种得以延续，然而毕竟她的盛世已经过去，尽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昆曲《十五贯》的出现又有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经过“文革”以后，昆曲则消失了十三年，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恢复了昆曲演出，在今天，昆曲古典的美如何与现代审美意识磨合接轨，面对观众，是迎合还是坚守，白先勇先生曾经说“观众是需要培养的”，一个人偶尔看一场昆曲并不难，如何能让观众持续的来看昆曲？
陈均：昆曲与观众的关系，其实是自有昆曲便已存在的一大问题。随着社会文化之变迁，民国以来，昆曲已“礼失而求诸野”，成为一种小众文化。白先生曾言其努力之一即是“让一个中国人一生有机会看一次昆曲”。
如果要造就较大范围和较为稳固的观众群，我以为，其一要保持昆曲较高的艺术状态，如朱家溍先生所说的那种“增之一分”“减之一分”皆不能的“饱和状态”。而非迎合社会，予以通俗化、政治化、时尚化，如此昆曲亦将不成其为昆曲；其二是国人在观念上要将昆曲真正列入“非遗”，而非是将“非遗”视作“生意”。
明人的“美”总是在空寂、朴素中见醇情或浓厚，昆曲的“美”，就在这清淡寂冷中，诉说着深厚的衷情，正如陈均老师所说“朴拙的艺术亦能表现细腻的情感”，珍贵在于朴素，她的美才如此深远的令人回味，感谢陈均老师接受本刊的采访，与读者在此共享一段美好时光。
明代大作家汤显祖说：“人世总关情”，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昆曲的迤逦悠扬里，我们究竟期待怎样一个世界？我们到底追求一种怎样的生活？
◎昆曲是明清时中国的“礼乐风景”
从她的诞生到发展已近六百年，至魏良辅对过去两百年间的昆曲演唱技巧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方建立了昆腔的歌唱体系，委婉细腻、流利悠远的“水磨调”由此问世，这有着近五百年表演历史的古老剧种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放光芒，已不知是她的优雅精致影响了后来中国人的生活，还是温厚细腻的国人赋予了她柔美的韵致。昆曲的生命，二百年成形，二百年辉煌，二百年衰颓，而她最美的时期是在哪个阶段呢？
陈均：这种描述很诗意，但昆曲的历史并非如此。“昆曲六百年”之说，只是一种习常的说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近些年因纪录片《昆曲六百年》的播出而流行），还不能证实。昆曲可确证的历史是从魏良辅开始，大概四百多年。（“昆曲六百年”是从顾坚算起，约有六百五十多年。但顾坚其人至今仍待考。）
昆曲的发展或许可分作“成形”“辉煌”“衰颓”阶段（事物的发展多循此规律，此亦是“天道”。）但细致考察，其线索亦有不同，因昆曲之发展，与国家社会关系甚大，因此其历史或可归纳为“六死七生”。
从其“行于吴中”至晚清，皆可算作其“最美”的阶段，此一时期，昆曲与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也即昆曲是明清时中国的“礼乐风景”。如张宗子所忆虎丘曲会，或《燕行录》所记宴乐场景，或万寿图卷之图景等等，诸如此类的史料笔记，都展示了这一“风景”。
“四方歌者皆宗吴门”，当年兴旺繁盛的昆腔由吴中进入北京，是昆腔积极向外发展和扩张的结果。在这一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昆腔经历了由“俗”到“雅”的发展过程，即“雅化”过程。
明朝中叶之后，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得很快，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的蓬勃使得商人阶层，跟商业有关的一般人，不再只是士大夫阶层，整体开始蓬勃起来，造就了许多民间的艺术，跟上层的精英的艺术、跟文化有一个上下的交流，这个交流的最有趣的场域就是戏曲。
那时，听昆曲、唱昆曲是中国人最时尚、最风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当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举行的时候，万人空巷的去听昆曲，整个苏州城都会陷入狂欢的海洋。这曲声从江南发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康熙年间，在传奇作品创作日渐凋零的同时，昆曲的演出市场却日趋繁荣。无论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还是苏州城里的这些平民百姓，看的昆曲都是折子戏。
陈均：折子戏并非是巅峰时期出现的，只是在若干现有的昆曲史著里，强调了某个“折子戏”时代，认为“折子戏”取代了“全本戏”。受这一叙述的影响，使这一并非稳妥的观念流播。我以为，在昆曲史上，“折子戏”与“全本戏”应是并存的状态。
自然，折子戏自有其机制与魅力，如给予某一角色或行当以充足的表演空间，从而使其艺术趋于精致或极致。于昆曲而言，是一种艺术的探索与积累，并使其脚色体制（现在从业人员填写的履历表，古代叫作“脚色”，始见于隋朝）趋于完备，是昆曲发展期的一种呈现。于观众而言，亦是一种赏玩与审美。
但“折子戏”是否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青睐？我很怀疑。因在很多场合，全本（小全本）仍是必不可少的，亦是受欢迎的。
◎ 昆曲的“美学本质”可说是“诗”
今天我们打开《诗经》，不论各地的国风，还是谈政治与社会的大雅、小雅、甚至是属于宗教歌曲的颂歌，无一不是人类情感的陈述。
所以孔子以“诗”教人说“读诗可以兴发人的情感”，可以“观察了解人性、人情、人心”。甚至可以“抒发人内心的幽怨和遗憾”。孔子更进一步地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敲敲打打作些乐器的演奏吗？礼啊，礼啊！难道只是一些祭拜的仪式，或献上一些祭品吗？
人要丧失了这份生命的觉察与深情，这些礼乐文明又能代表什么呢？或许，昆曲的美亦是美在她的深情，诗的意境让昆曲成了无数人心中萦绕不去的对美的一种向往。
陈均：昆曲的“美学本质”可说是“诗”。此“诗”并非仅指诗文学（昆曲的文本亦是中国传统的诗文学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诗化的氛围（如八十年代以来流行的海德格尔所引荷尔德林之名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它是明清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种，亦是中国文化至明清时期所结出的一枚果实，是中国的“礼乐风景”。
昆曲的“精致”，是一种艺术臻于极致之后的“风貌”，诸如书法、文人画、古琴等，皆是如此。但是这和“中国人细腻的情感”有直接关系吗？这个问题也可以去追问如上诸多门类的艺术。事实上，朴拙的艺术亦能表现“细腻的情感”。所以，我觉得“精致”和“情感”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或许它与文化的发展状态有关。
◎保有传统文化赖以存身的空间
就在一百年前，当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正是蔡元培、吴梅这样的大教育家和曲学大师，把戏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学，在大学讲堂里唱起了昆曲，揭开北大与昆曲的缘分开始，其后几代师生薪火相承，维系着昆曲的一线生机。进入新世纪，北京大学更关注古老的昆曲艺术，2009年北大昆曲传承计划由周其凤院士、白先勇教授、叶朗教授共同发起，为传统昆曲输入新生血液，陈均老师亦参与这项计划，关注着昆曲的兴衰和命运。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华夏民族的一部历史，即是一部人类的抟成史”。其能抟成而可大可久，则是因代代皆有“豪杰之士”承先启后的结果。
陈均：昆曲六死七生，衰而未亡，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在明清时期，因其为中国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依赖于文人及爱好昆曲的商人的扶持。在共和国时期，有赖于政府对昆曲的“体制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新世纪，则是“非遗”提高了昆曲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从昆曲本身来说，在二十世纪，昆曲艺人如北方的昆弋艺人与南方的昆剧传字辈延续了昆曲的一脉香火，使昆曲至今仍有所传承。
自晚清以来，“现代中国”虽面貌屡屡变化，对“传统”的态度也是各有其异，但或多或少还存有传统文化赖以存身的空间。我以为，这是除从业者的坚持和爱好者的襄助外，昆曲之所以还能薪火相传的主要原因。
虽然昆曲这一古老剧种得以延续，然而毕竟她的盛世已经过去，尽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昆曲《十五贯》的出现又有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经过“文革”以后，昆曲则消失了十三年，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恢复了昆曲演出，在今天，昆曲古典的美如何与现代审美意识磨合接轨，面对观众，是迎合还是坚守，白先勇先生曾经说“观众是需要培养的”，一个人偶尔看一场昆曲并不难，如何能让观众持续的来看昆曲？
陈均：昆曲与观众的关系，其实是自有昆曲便已存在的一大问题。随着社会文化之变迁，民国以来，昆曲已“礼失而求诸野”，成为一种小众文化。白先生曾言其努力之一即是“让一个中国人一生有机会看一次昆曲”。
如果要造就较大范围和较为稳固的观众群，我以为，其一要保持昆曲较高的艺术状态，如朱家溍先生所说的那种“增之一分”“减之一分”皆不能的“饱和状态”。而非迎合社会，予以通俗化、政治化、时尚化，如此昆曲亦将不成其为昆曲；其二是国人在观念上要将昆曲真正列入“非遗”，而非是将“非遗”视作“生意”。
明人的“美”总是在空寂、朴素中见醇情或浓厚，昆曲的“美”，就在这清淡寂冷中，诉说着深厚的衷情，正如陈均老师所说“朴拙的艺术亦能表现细腻的情感”，珍贵在于朴素，她的美才如此深远的令人回味，感谢陈均老师接受本刊的采访，与读者在此共享一段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