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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建国前，叶剑英曾四到江西……
1927年4月，叶剑英在吉安通电反蒋
1927年1月，原来在南昌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参谋长的叶剑英来到吉安，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叶剑英来到新编第二师后，先是选调了一批自己在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充实师部机关，同时又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很快就将师部机关、教导队和3个团成立了起来，各营连的兵员也基本补齐，全师共6000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新编第二师基本达到了正规部队的要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
此时的叶剑英虽然身在吉安，却时刻关注着全国政局的变化。经过十余年革命斗争的锤炼，凭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解，他看清了蒋介石之流的反动本质。他相信，只有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革命，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独立、富强。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和蒋介石集团决裂。在与几个左派军官谈了自己的想法后，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即请自便。随即，他亲自起草了反蒋通电，并率先在通电上签了名。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将信将疑。这时，新二师中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立即与左派军官秘密商议，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带队北上，投往武汉的国民政府。当时驻扎在吉安的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还有改编过来的军阀部队，加上国民党地方党部被蒋介石的亲信所控制，右派势力还是相当大的。他们获知叶剑英部的情况后，立即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矛头直指叶剑英，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准备找机会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决定先去武汉进行联系。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新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6日，他们发出了反蒋通电；5月13日夜，发动了武装暴动，逮捕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但由于缺乏经验，这次暴动孤立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的第三军所部包围并缴械。几天后，朱培德部还逮捕了中共吉安县委书记梁明哲等人，并杀害了人民自卫队队长梁一清，制造了“吉安惨案”。得知新二师暴动蒋介石大为恼怒，立即指示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指控叶剑英勾结共产党及当地农民自卫军谋叛党国，要求开除其党籍。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人永远开除出国民党。随即又将呈文转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责成其通缉叶剑英等人。
1927年8月，在九江，策应南昌起义
此时，叶剑英正在从武汉返回吉安的途中，得知吉安形势动荡，只好折返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听说叶剑英又回到了武汉，于是特地邀他到第四军任职。
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了叶剑英的入党申请。但为了保密和工作需要，要求他暂时只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7月下旬，叶剑英随张发奎来到九江，任第二方面军所属第四军参谋长。
当时，九江已成为一座大兵营，第二方面军所属各部云集于此。其中有由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受中共影响的由贺龙领导的二十军。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发动这些部队举行武装起义，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并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了汪精卫一边，中共中央立即放弃了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了起义部署。7月23日，汪精卫也积极采取反共行动，亲自去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开会，密谋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等人上庐山开会，只等他们一到即行扣押，并解除他们的兵权。
得知敌人的这一阴谋，叶剑英火速找到叶挺、贺龙等人，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诉给了他们。叶剑英问贺龙还去不去庐山，贺龙说不去，叶剑英立即表示赞同，说不去好。大家经过谨慎而又周密的商议，决定叶挺、贺龙都不上庐山，并尽快率部赶往南昌。第二天，叶、贺便率部往南昌去了。
在叶、贺的部队相继离开九江后，叶剑英于7月29日到庐山参加了汪精卫召开的反共会议。他深入虎穴仔细观察汪、张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采取应对之策。第二天，当得知张发奎计划在第二方面军“清党”，并逮捕时在第四军的共产党员廖乾吾、高语罕、恽代英和朱其华等人时，叶剑英借故离开了会场，将这一万分紧急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了廖乾吾等人，几人都连夜离开了九江，赶往南昌。
由于叶剑英传递的情报非常及时、重要，才使得贺龙、叶挺的部队得以迅速开往南昌，从而保住了南昌起义中两支主要的军事力量。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共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了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贺龙及时打电话将喜讯告诉了叶剑英。
与此同时，张发奎眼看属下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跟着共产党跑了，十分恼火。他当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见状暗自焦急：如果张发奎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他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发奎一心想回广东发展的企图，劝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他对张发奎说：叶挺、贺龙已经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而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会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驱广州，比追赶叶挺、贺龙部队更合算。一听这话，张发奎有些心动。见此，叶剑英又火上浇油：何况以第二方面军1万余人，怎能敌起义军2万之众？这正是张发奎的心病所在。军阀无不拥兵自重，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命根子。张发奎也是如此。话说到此，他一点犹豫也没有了，完全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追击。 叶剑英的这一“计”果然奏效。张发奎随后在率部南下时，虽屡发电文，表示要对南昌起义军积极进剿，行动上却是任凭起义部队经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入闽。
在先后完成了促成南昌起义、掩护起义部队向广东转移的行动后，叶剑英又担负起了保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师生的重任。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组建于1926年底，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当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曾任代理校长，共产党人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曾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该校有男女学生4000余人，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南昌起义后，由该校改编的教导团2000多人也从武汉乘船东进，准备赶往南昌。但船一到达九江，就被张发奎部缴械扣留，被收编为叶剑英所在的第4军军官教导团。
为了保存这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力量，叶剑英利用自己同张发奎等人的老交情，毛遂自荐当了教导团团长。他要求各级军官以团结友爱的精神带兵，而不是以军阀作风体罚下属。同时，他还以平等的态度同官兵谈心，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革命的前途。他特别强调，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形势下，革命军人应该努力练武习文，勇往直前。此后，教导团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向南开进，经过南昌、赣州，最终到达花县驻扎。
1927年11月，张发奎抽调主力迎战李济深，广州城内只剩不到7000兵力。广州起义指挥部任命叶挺为起义军事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竭力保护下来的第4军军官教导团，成了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1931年至1934年。在赣南致力于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
1931年4月，叶剑英从莫斯科回到赣南中央苏区。此时，江西的革命局势已大为改观，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已在江西大地熊熊燃烧起来。
叶剑英此次进入江西，直到1934年10月随主力红军长征，时间近4年，为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谋长）。在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的同时，叶剑英还以大量精力，进行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叶剑英在经过调查研究后，对司令部机关进行了整编。此外，他还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并编写了红军第一部条令、条例。
1932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任命叶剑英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以下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成区司令员。
在主持红校工作后不久，叶剑英又担任了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统—指挥赣南、闽西的红军地方武装，配台北线主力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11月，叶剑英接替肖劲光担任了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4年3月又调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
叶剑英在赴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视肃反扩大化中被拘押的同志为“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冒着遭受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这些人随军突围转移。其时，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掉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一眼看到了上面有边章伍的名字，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都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怎么能把他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当即勾掉了边章伍的名字。
1934年10月，叶剑英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赣南，随主力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949年9月，在赣州决策广东战役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52岁的叶剑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负责制定广东战役方案。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于9月初到达赣州，这已是他第四次进入江西。奉命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和地方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方方、曾生、雷经天等也都陆续来到了赣州。9月7日，在赣州南门外的赣县师范学校（今赣南纺织厂内），叶剑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广东战役的作战方案。
野战部队的作战计划确定后，叶剑英又根据党中央的意图，把建立组织机构、干部配备等问题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他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思索，并与分局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商量，确定了广东省政府、广州军管会以及广州市政府的人事安排。这些人事安排，后来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解放广东的战役正式打响……
10月21日，叶剑英离开赣州，前往刚刚解放的广州市。
从1926年9月首次进入江西，到1949年10月第四次离开江西，叶剑英在赣北（九江）、赣中（南昌、吉安）和赣南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那里，他不仅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毅然站在了共产党一边，还与江西人民一道捍卫了中央苏区，最后又在黎明前与赣州人民一道分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喜悦。
1927年4月，叶剑英在吉安通电反蒋
1927年1月，原来在南昌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参谋长的叶剑英来到吉安，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叶剑英来到新编第二师后，先是选调了一批自己在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充实师部机关，同时又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很快就将师部机关、教导队和3个团成立了起来，各营连的兵员也基本补齐，全师共6000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新编第二师基本达到了正规部队的要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
此时的叶剑英虽然身在吉安，却时刻关注着全国政局的变化。经过十余年革命斗争的锤炼，凭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解，他看清了蒋介石之流的反动本质。他相信，只有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革命，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独立、富强。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和蒋介石集团决裂。在与几个左派军官谈了自己的想法后，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即请自便。随即，他亲自起草了反蒋通电，并率先在通电上签了名。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将信将疑。这时，新二师中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立即与左派军官秘密商议，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带队北上，投往武汉的国民政府。当时驻扎在吉安的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还有改编过来的军阀部队，加上国民党地方党部被蒋介石的亲信所控制，右派势力还是相当大的。他们获知叶剑英部的情况后，立即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矛头直指叶剑英，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准备找机会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决定先去武汉进行联系。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新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6日，他们发出了反蒋通电；5月13日夜，发动了武装暴动，逮捕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但由于缺乏经验，这次暴动孤立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的第三军所部包围并缴械。几天后，朱培德部还逮捕了中共吉安县委书记梁明哲等人，并杀害了人民自卫队队长梁一清，制造了“吉安惨案”。得知新二师暴动蒋介石大为恼怒，立即指示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指控叶剑英勾结共产党及当地农民自卫军谋叛党国，要求开除其党籍。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人永远开除出国民党。随即又将呈文转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责成其通缉叶剑英等人。
1927年8月，在九江，策应南昌起义
此时，叶剑英正在从武汉返回吉安的途中，得知吉安形势动荡，只好折返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听说叶剑英又回到了武汉，于是特地邀他到第四军任职。
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了叶剑英的入党申请。但为了保密和工作需要，要求他暂时只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7月下旬，叶剑英随张发奎来到九江，任第二方面军所属第四军参谋长。
当时，九江已成为一座大兵营，第二方面军所属各部云集于此。其中有由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受中共影响的由贺龙领导的二十军。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发动这些部队举行武装起义，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并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了汪精卫一边，中共中央立即放弃了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了起义部署。7月23日，汪精卫也积极采取反共行动，亲自去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开会，密谋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等人上庐山开会，只等他们一到即行扣押，并解除他们的兵权。
得知敌人的这一阴谋，叶剑英火速找到叶挺、贺龙等人，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诉给了他们。叶剑英问贺龙还去不去庐山，贺龙说不去，叶剑英立即表示赞同，说不去好。大家经过谨慎而又周密的商议，决定叶挺、贺龙都不上庐山，并尽快率部赶往南昌。第二天，叶、贺便率部往南昌去了。
在叶、贺的部队相继离开九江后，叶剑英于7月29日到庐山参加了汪精卫召开的反共会议。他深入虎穴仔细观察汪、张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采取应对之策。第二天，当得知张发奎计划在第二方面军“清党”，并逮捕时在第四军的共产党员廖乾吾、高语罕、恽代英和朱其华等人时，叶剑英借故离开了会场，将这一万分紧急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了廖乾吾等人，几人都连夜离开了九江，赶往南昌。
由于叶剑英传递的情报非常及时、重要，才使得贺龙、叶挺的部队得以迅速开往南昌，从而保住了南昌起义中两支主要的军事力量。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共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了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贺龙及时打电话将喜讯告诉了叶剑英。
与此同时，张发奎眼看属下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跟着共产党跑了，十分恼火。他当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见状暗自焦急：如果张发奎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他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发奎一心想回广东发展的企图，劝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他对张发奎说：叶挺、贺龙已经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而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会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驱广州，比追赶叶挺、贺龙部队更合算。一听这话，张发奎有些心动。见此，叶剑英又火上浇油：何况以第二方面军1万余人，怎能敌起义军2万之众？这正是张发奎的心病所在。军阀无不拥兵自重，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命根子。张发奎也是如此。话说到此，他一点犹豫也没有了，完全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追击。 叶剑英的这一“计”果然奏效。张发奎随后在率部南下时，虽屡发电文，表示要对南昌起义军积极进剿，行动上却是任凭起义部队经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入闽。
在先后完成了促成南昌起义、掩护起义部队向广东转移的行动后，叶剑英又担负起了保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师生的重任。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组建于1926年底，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当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曾任代理校长，共产党人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曾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该校有男女学生4000余人，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南昌起义后，由该校改编的教导团2000多人也从武汉乘船东进，准备赶往南昌。但船一到达九江，就被张发奎部缴械扣留，被收编为叶剑英所在的第4军军官教导团。
为了保存这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力量，叶剑英利用自己同张发奎等人的老交情，毛遂自荐当了教导团团长。他要求各级军官以团结友爱的精神带兵，而不是以军阀作风体罚下属。同时，他还以平等的态度同官兵谈心，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革命的前途。他特别强调，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形势下，革命军人应该努力练武习文，勇往直前。此后，教导团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向南开进，经过南昌、赣州，最终到达花县驻扎。
1927年11月，张发奎抽调主力迎战李济深，广州城内只剩不到7000兵力。广州起义指挥部任命叶挺为起义军事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竭力保护下来的第4军军官教导团，成了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1931年至1934年。在赣南致力于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
1931年4月，叶剑英从莫斯科回到赣南中央苏区。此时，江西的革命局势已大为改观，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已在江西大地熊熊燃烧起来。
叶剑英此次进入江西，直到1934年10月随主力红军长征，时间近4年，为创建、发展、巩固中央苏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谋长）。在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的同时，叶剑英还以大量精力，进行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叶剑英在经过调查研究后，对司令部机关进行了整编。此外，他还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并编写了红军第一部条令、条例。
1932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任命叶剑英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以下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成区司令员。
在主持红校工作后不久，叶剑英又担任了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统—指挥赣南、闽西的红军地方武装，配台北线主力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11月，叶剑英接替肖劲光担任了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4年3月又调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
叶剑英在赴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视肃反扩大化中被拘押的同志为“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冒着遭受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这些人随军突围转移。其时，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掉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一眼看到了上面有边章伍的名字，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都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怎么能把他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当即勾掉了边章伍的名字。
1934年10月，叶剑英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赣南，随主力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949年9月，在赣州决策广东战役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52岁的叶剑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负责制定广东战役方案。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于9月初到达赣州，这已是他第四次进入江西。奉命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和地方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方方、曾生、雷经天等也都陆续来到了赣州。9月7日，在赣州南门外的赣县师范学校（今赣南纺织厂内），叶剑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广东战役的作战方案。
野战部队的作战计划确定后，叶剑英又根据党中央的意图，把建立组织机构、干部配备等问题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他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思索，并与分局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商量，确定了广东省政府、广州军管会以及广州市政府的人事安排。这些人事安排，后来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解放广东的战役正式打响……
10月21日，叶剑英离开赣州，前往刚刚解放的广州市。
从1926年9月首次进入江西，到1949年10月第四次离开江西，叶剑英在赣北（九江）、赣中（南昌、吉安）和赣南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那里，他不仅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毅然站在了共产党一边，还与江西人民一道捍卫了中央苏区，最后又在黎明前与赣州人民一道分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