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日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邓小平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结合新的形势，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张世代友好、正确认识历史、妥善处理纠纷、坚持一中原则。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战略；中日关系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郭沫若先生诗云：“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形象地说明了中日两国人民比邻而居的历史和地理关系。但在中日两国长达2000多年的交往中，既有友好往来、互相学习的历史，也有腥风血雨的不幸战争状态。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指出：“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1]所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避免冲突和战争，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重大外交课题。
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结合新的形势，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和政策。
一、主张世代友好：从战略高度发展中日关系
邓小平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中日关系，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作了题为“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的讲话。他指出，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2]
这一中日世代友好的战略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1978年8月，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主要规定：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成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作为战后中国第一位正式访日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随之生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上，他指出：“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在同日本首相福田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3]
二、正确认识历史：警惕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日本少数人、少数势力企图否认日本侵华的历史；日本审定通过否认侵华历史的历史教科书；日本政府官员包括首相参拜祭祀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等等。
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持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提出了许多战略性思想。
首先，必须认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罪行。1989年5月，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4]因此，任何否定日本侵华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都是不顾历史事实，都是错误地，必须坚决反对。
当然，邓小平的历史观是全面的、彻底的。他主张“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他还认为，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许多日本友好和平之士，所以，邓小平主张以史为鉴，同时又主张积极向前看。他指出，讲历史，主要目的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以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因为“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5]
其次，始终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针对日本方面不时发生的内阁阁员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认侵华历史等问题，邓小平指出：“孤立起来看，问题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力量，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两国领导人要及时加以解决，不要拖延，要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最近十几年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经验妥善及时处理遇到的问题。”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着重指出：“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6]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势力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日本朋友时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7]
三、妥善处理领土纠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对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钓鱼岛属我固有领土的大前题不可改变，但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待时机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以避免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作了如下阐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还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指出：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想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8]
邓小平这种从现实出发，把有争端的问题先搁置起来，而对那里的资源进行合作开发、共同利用的做法，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一个创见。正是邓小平这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思想，有效地改善了中日关系，同时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和平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邓小平关于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思想，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中日关系的发展还会出现波折，但只要以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为指导，遵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日两国的长远友好关系，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目标才能实现，东亚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才能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4页。
[2][4][5][6][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93、394、230—231、 349页
[3][8]《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45页。
［作者简介］薛绍斌，男，（1964——）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战略；中日关系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郭沫若先生诗云：“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形象地说明了中日两国人民比邻而居的历史和地理关系。但在中日两国长达2000多年的交往中，既有友好往来、互相学习的历史，也有腥风血雨的不幸战争状态。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指出：“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1]所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避免冲突和战争，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重大外交课题。
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结合新的形势，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和政策。
一、主张世代友好：从战略高度发展中日关系
邓小平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中日关系，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作了题为“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的讲话。他指出，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2]
这一中日世代友好的战略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1978年8月，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主要规定：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成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作为战后中国第一位正式访日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随之生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上，他指出：“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在同日本首相福田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3]
二、正确认识历史：警惕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日本少数人、少数势力企图否认日本侵华的历史；日本审定通过否认侵华历史的历史教科书；日本政府官员包括首相参拜祭祀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等等。
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持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提出了许多战略性思想。
首先，必须认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罪行。1989年5月，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4]因此，任何否定日本侵华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都是不顾历史事实，都是错误地，必须坚决反对。
当然，邓小平的历史观是全面的、彻底的。他主张“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他还认为，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许多日本友好和平之士，所以，邓小平主张以史为鉴，同时又主张积极向前看。他指出，讲历史，主要目的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以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因为“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5]
其次，始终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针对日本方面不时发生的内阁阁员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认侵华历史等问题，邓小平指出：“孤立起来看，问题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力量，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两国领导人要及时加以解决，不要拖延，要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最近十几年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经验妥善及时处理遇到的问题。”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着重指出：“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6]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势力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日本朋友时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7]
三、妥善处理领土纠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对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钓鱼岛属我固有领土的大前题不可改变，但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待时机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以避免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作了如下阐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还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指出：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想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8]
邓小平这种从现实出发，把有争端的问题先搁置起来，而对那里的资源进行合作开发、共同利用的做法，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一个创见。正是邓小平这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思想，有效地改善了中日关系，同时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和平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邓小平关于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思想，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中日关系的发展还会出现波折，但只要以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为指导，遵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日两国的长远友好关系，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目标才能实现，东亚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才能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4页。
[2][4][5][6][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93、394、230—231、 349页
[3][8]《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45页。
［作者简介］薛绍斌，男，（1964——）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