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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管理的真义，乃在于使人们有能力实现公益，有助于建立一个运作健全的社会，这必须建立在正直、诚实和信任等深层的价值观上。
在当今社会，说到“管理”，应该没有人会否认它的重要性，书店有关管
理类书籍一般都陈列在显著位置，也反映市场对于管理知识的普遍需求。然而，对于“什么是管理？”这一问题，人们似乎存在不同理解和期待；事实上，在管理类畅销书中，竟然就有采用这一问题作为书名的。
最常见的一种误解，就是将“管理”（management）等同于“管制”（regu1ation）:譬如有关政策，企业界就对于政府所标榜的“积极管理”或“有效管理”困扰不已；因为不管用的是“积极”或“有效”，所指的都是“管制”，也就是贯彻自上而下的权威，这显然和“管理”的真意背道而驰。
其次，在于管理的目的或功能方面，可能出现有3个层次的理解：
第一个层次——也代表最普遍的一个层次——认为管理是为达成营利的目的；
第二个层次，认为管理代表一种方法或途径，可用于达成任何目的，其为善为恶，取决于持之于何人之手，也就是所谓的“统理”（governance）问题；
第三个层次，认为管理不是中性的，有其实质上的意义和功能，不符合这种意义和功能的，应该摒除于管理范畴之外。在这种意义下的管理，随着近年政府或企业之弊案连连，逐渐浮出台面，似有蔚成主流之势。
最早提出这种管理观念的代表性人物，是已经辞世的德鲁克先生，人称“管理大师中的大师”，真正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福祉的增进；据他自称，初到美国时最盼望研究的，既不是企业，也不是管理，而是美国这种工业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这个层次上，他和较他早一个世纪的法国政治学者托克威尔（Alexis Tocqueville，1805-1859）极为相似。然而在此以后，他对于美国社会的诊断以及注意焦点却和托氏分道扬镳了。
基本上，德鲁克认为，在一个机构性社会中，社会的进步有赖于某些机构的健全运作。此时人们首先考虑到的，当然是政府，然而在德鲁克眼中，“现在的政府是大，但不是有效能”，这种政府“让国家付出巨额成本，却没有什么绩效”；更重要的，“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现在人民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对政府越来越失望”，他的诊断是：“就在我们需要一个强势、健全、有活力政府的时候，政府却病了。”
他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烈的观点，和他当年离开欧陆远到美国的背景有极大的关系，他看到了当时两个左右的极端政权，不但未能对改进社会有贡献，反而滥用权力残害生灵，然而，他对于政府效能的这种论断，直到目前愈加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所想到和所做的，乃是管制，而非管理。
接着德鲁克寄希望于企业能在未来社会中扮演一个主要建设性角色。在他的《全新的社会》一书中就有所提及。然而，当他观察到，企业在股市和舆论双重压力下，只求本身成长和盈利，丧失了应有的社会价值。加上近年爆发之企业弊案，使他对企业也丧失了信心。这说明了，何以他在晚年特别强调“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希望通过这种建立在理想和愿景上的自主性机构，发挥“承担社会任务，也限制了国家权力”的功能。在这方面，他赞扬许多非营利组织在管理上的表现，可以作为企业学习的对象。同时显示了管理是可以和“营利”分开的重要意义。
在此所谓“管理”的真正意义，乃在于使人们有能力实现“公益”（Common good）——也就是有助于建立一个“运作健全的社会”。但是这种管理必须建立在某些深层的价值观念上，如正直、诚实和信任，既非管制，也非营利。说真的，管理不是一种经济性或技术性的理性活动，而有其积极正面和有价值的生命。
个人40多年来，一直在管理这个领域从事教学、研究以及实务工作，越来越感受到，管理的真正价值诚如德鲁克所言——乃有助于社会的健全化。
荣获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在孟加拉创设“乡村银行”，和一般银行不同，乃是以帮助穷人自力更生为职志。据了解，当这家银行于1976年创设时，资本额只有27美元，但是到目前为止，已贷放微型货额高达57亿美元。在这家银行的协助下，使无数原属孤立无助的男男女女，获得生机。(资讯来源：台湾《工商时报》）
在当今社会，说到“管理”，应该没有人会否认它的重要性，书店有关管
理类书籍一般都陈列在显著位置，也反映市场对于管理知识的普遍需求。然而，对于“什么是管理？”这一问题，人们似乎存在不同理解和期待；事实上，在管理类畅销书中，竟然就有采用这一问题作为书名的。
最常见的一种误解，就是将“管理”（management）等同于“管制”（regu1ation）:譬如有关政策，企业界就对于政府所标榜的“积极管理”或“有效管理”困扰不已；因为不管用的是“积极”或“有效”，所指的都是“管制”，也就是贯彻自上而下的权威，这显然和“管理”的真意背道而驰。
其次，在于管理的目的或功能方面，可能出现有3个层次的理解：
第一个层次——也代表最普遍的一个层次——认为管理是为达成营利的目的；
第二个层次，认为管理代表一种方法或途径，可用于达成任何目的，其为善为恶，取决于持之于何人之手，也就是所谓的“统理”（governance）问题；
第三个层次，认为管理不是中性的，有其实质上的意义和功能，不符合这种意义和功能的，应该摒除于管理范畴之外。在这种意义下的管理，随着近年政府或企业之弊案连连，逐渐浮出台面，似有蔚成主流之势。
最早提出这种管理观念的代表性人物，是已经辞世的德鲁克先生，人称“管理大师中的大师”，真正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福祉的增进；据他自称，初到美国时最盼望研究的，既不是企业，也不是管理，而是美国这种工业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这个层次上，他和较他早一个世纪的法国政治学者托克威尔（Alexis Tocqueville，1805-1859）极为相似。然而在此以后，他对于美国社会的诊断以及注意焦点却和托氏分道扬镳了。
基本上，德鲁克认为，在一个机构性社会中，社会的进步有赖于某些机构的健全运作。此时人们首先考虑到的，当然是政府，然而在德鲁克眼中，“现在的政府是大，但不是有效能”，这种政府“让国家付出巨额成本，却没有什么绩效”；更重要的，“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现在人民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对政府越来越失望”，他的诊断是：“就在我们需要一个强势、健全、有活力政府的时候，政府却病了。”
他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烈的观点，和他当年离开欧陆远到美国的背景有极大的关系，他看到了当时两个左右的极端政权，不但未能对改进社会有贡献，反而滥用权力残害生灵，然而，他对于政府效能的这种论断，直到目前愈加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所想到和所做的，乃是管制，而非管理。
接着德鲁克寄希望于企业能在未来社会中扮演一个主要建设性角色。在他的《全新的社会》一书中就有所提及。然而，当他观察到，企业在股市和舆论双重压力下，只求本身成长和盈利，丧失了应有的社会价值。加上近年爆发之企业弊案，使他对企业也丧失了信心。这说明了，何以他在晚年特别强调“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希望通过这种建立在理想和愿景上的自主性机构，发挥“承担社会任务，也限制了国家权力”的功能。在这方面，他赞扬许多非营利组织在管理上的表现，可以作为企业学习的对象。同时显示了管理是可以和“营利”分开的重要意义。
在此所谓“管理”的真正意义，乃在于使人们有能力实现“公益”（Common good）——也就是有助于建立一个“运作健全的社会”。但是这种管理必须建立在某些深层的价值观念上，如正直、诚实和信任，既非管制，也非营利。说真的，管理不是一种经济性或技术性的理性活动，而有其积极正面和有价值的生命。
个人40多年来，一直在管理这个领域从事教学、研究以及实务工作，越来越感受到，管理的真正价值诚如德鲁克所言——乃有助于社会的健全化。
荣获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在孟加拉创设“乡村银行”，和一般银行不同，乃是以帮助穷人自力更生为职志。据了解，当这家银行于1976年创设时，资本额只有27美元，但是到目前为止，已贷放微型货额高达57亿美元。在这家银行的协助下，使无数原属孤立无助的男男女女，获得生机。(资讯来源：台湾《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