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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是早期的《跋涉》集中的《王阿嫂的死》《小黑狗》中东北农村的凋敝零落、低徊凄婉，还是后期的名作《生死场》《呼兰河传》那北大荒式的 “粗野奔放、悲戚刚强”，萧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中依稀仅存的温情关怀和对生命的敬畏在生存苦难面前反复咀嚼而一一泯灭，“旷古的忧愁”和“生命的原始悲哀”沉淀为悲凉的底色，升腾起原始生命的血气，贲发起对人性复归的“旷野的呼唤”。在“笼罩着对人类的默泣，对于痛苦与荒凉的诅咒”之间搭建起启蒙视角，俯瞰着在生存可能的边缘不断挣扎试探着的那些“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芸芸众生，祈祷能够实现生命意识的再觉醒、人性终极价值的再追寻、民族危亡的再反抗。从当前来看，对萧红散文集《商市街》所隐含的深沉真切的精神诉求研究尚浅，更多倾向于对其小说的学术研究。同时对其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生命体验的书写和散文创作个性。作为萧红早期唯一一部自传性散文集，通过体会其人道主义精神内理，重在深掘其平凡生存体验视野观照下蕴藏的更为真实的精神姿态，为推动其作品文化精神向本真的趋向迈进。
关键词：萧红 《商市街》 人道主义关怀
黄晓娟教授在《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 中对萧红与其他五四女性的写作比较认为：“他们大多数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站在人物之上俯视悲悯着人物，以探究者的身份来关注社会人生问题。以此来唤起广义的人道主义同情。”这本身是要强调萧红作品中更多是将自己融入苦难之中，深入到女性的挣扎中感受原始残酷又充满蛮力和野性的生命体验，而非束之高阁，在宽广宏大视角的刻意追求中迷失自我作为女性和自由个体最本真最纯粹的对生命意义的书写。但针对人道主义立场而言，将萧红排除于其外，是充满矛盾性的。一方面人道主义本身的内涵是复杂的，而不只是置身于启蒙立场上的高调地唤醒大众从愚昧走向觉醒和反抗，在这里要明确的是人道主义的真正内涵。另一方面，萧红的创作涌动着鲜明的人道主义暗流，即使是在自传体散文集《商市街》 中也不置可否。但她绝不是有意宣扬某种仁爱精神和主义，只是骨子里对于自我尊严和自主性的誓死守护，并进一步将这种信念延伸推广于出现在其生命当中的一切自由生命体，这种无意识下的情感流露，才显得更为真挚和可贵，这在某一程度上来说是高于同时期的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
从欧洲社会历史的不断演变中，人道主义精神被赋予了越来越复杂丰富的精神内蕴，美国《哲学百科全书》中曾将其界定为：“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以某种方式把人性、人性的范围或其他利益作为主题的哲学”。然而无论是以哪一种精神情怀加以标识，其深层的精神指向确为统一性存在。在这里笔者个人较为倾向于学者陈少峰的阐释：“一是反对蒙昧并确立人的自主性地位的理性主义，二是确证普遍人性存在和主张人的实现的人性论，三是以强调人的尊严、道德自律和维护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四是博爱主义。”
一、对现实人生苦难的真实书写
《商市街》 中并没有鲜明立足于启蒙视角下为民众的愚昧和苦难命运而表达的愤懑与哀悼，也无所谓对日常生活求职谋生、柴米油盐的复刻写实，而是对个人与民族“饥饿”的生存困境以平实质朴的自叙。《一条铁路地完成》中为民族危亡奔走相告的一群群青年喷发起民族的血气，发出“不怕死”“不做帝国主义奴才”的宣言。“我”和郎华在黑“列巴”和白盐中勾连起唯一的生命线，欢笑着度过不甜不香的“蜜月”。支撑一代青年在日伪统治区做艰难苦卓、困兽犹斗的不是“精神胜利法”似的自我辩护或悖论式的超脱，而是对生存尊严的自我捍卫和在苦难中告别青春的成长，怀揣着人道主义情怀而宽慰苦难。
二、 在黑暗中追怀人性的光辉
《欧罗巴旅馆》 中“我”和朗华刚刚搬进这个将要承载着苦难又不失温情记忆的狭小空间——欧罗巴旅馆，就被无情的俄国女查房收拾走了枕头、床单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奔波了一天却又受了一惊，三四个 “黑衣裳，挂枪挂刀”的警察扬言要把朗华带到警局审问，最终却是闹了一场误会，并不忘好心提醒我们提防日本宪兵，并主动帮我们寄存剑而免去了生存威胁。在战火纷纷、饥寒交迫的乱世，人与人之间强化身份等级观念的世风渐起，嚣张跋扈、滥用职务之便等侵犯人权的现象更是普遍，因此素不相识的生命个体之间点滴关怀都显得尤為质朴和珍贵。睡梦之中，“我”不禁发出慨叹：警察是中国人，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实用价值、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时代的流转、险象环生的客观环境以及童年父爱缺失的精神烙印决定了“我”不会畅想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乌托邦似的慷慨爽直、从容秀拔和亲善友爱的人性之光能够全然普照，却越发敏感于一丝一毫对爱的言传和细微的生命体验。
初冬时节与弟弟偶遇，弟弟对于“我”的同情，“那黑色的眼睛，充满着祈祷和愿望”，在清冷昏暗的现实环境中，令人感到冷冽彻骨的不仅是环境的寒冷和缺乏物质上的补给，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心与心之间让人不寒而栗的隔阂感，这更让人绝望。但“我”没有放弃对亲情的向往和对人性温存的追寻，在仅有的爱意中求得光影，映照在心间上无形的冰凌，渴望融化悲观和绝望。“这在散漫与孤独的留档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初冬》）
三、在绝望中做个人尊严的捍卫
在无意义的思索中无数次重复着等待，等待朗华从饥饿中把“我”拯救（《雪天》），受着对门悬挂的“列巴圈”的引诱充涨着“偷”的信念，最终仍然屈服于坚守自我尊严和道德人性的强大信念，生理、心理在双重诱惑中考量生命意志的不可撼动。（《饿》）面对可能被饿死的风险能够战胜潜在的卑劣欲望，持有对于“无人性地苟活”的蔑视并在一息尚存时疯狂探示在道德底线的边缘，这何尝不是对于人性普遍存在的自我肯定和对自我实现的充分确证。《当铺》 中“我”将新赶制的旗袍送去典当却丝毫未有委屈不平，理直气壮地和老板周旋后，“对于手一点也不感到痛惜……”“我”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力求在现实客观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挖掘潜能的必胜信念和顽强个性力透纸背。支撑彼此同生共难的无疑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对于个人尊严的誓死维护，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在肯定和无可辩驳的决绝姿态。 四、在苦难中做献身意志的表达
《商市街》是萧红早前的散文作品，并没有在启蒙视角下为民众的苦难命运哀悼，只是对个人与民族的生存困境以平实质朴的映照。不仅是停留于对日常生活求职谋生、柴米油盐的复刻写实。《一条铁路地完成》中为民族危亡奔走相告的一群群青年喷发起民族的血气，发出“不怕死”的宣言，却没有过多宣泄悲痛的语调，萧红和一代青年人在日伪时期的哈尔滨实践的是对生存尊严的自我捍卫和在苦难中告别青春的成长，怀揣着人道主义情怀以宽慰苦难，又在苦难中做献身意志的表达。
女性的敏感多思转化为理性主义的坚守和内在情感的压抑。生活的一切带给“我”的印象是“这不是孩子的时候了，是在过日子”。在饥饿中正视一切“完全被青春迷惑了！ ……追逐实际吧！”面对着饥寒、脚冻，打算大哭一场发泄出来，又脱去女孩子固有的娇气“但过了好久，眼泪也没有流出，因为已经不是娇子，哭什么？”（《最末的一块木柈》）压抑着女性对于绝望心绪发泄的生理渴求，在苦难面前，感性情感抒发只会显得脆弱，在残忍的自我情感反驳中却渗透着对现实苦难的挑战。这种竭尽全力摆脱客观环境和自我局限制约下的理性主义亦是个人献身意志的韧性表达。
五、 在伤痛中做仁爱胸怀的延传
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人道主义的三大标志。对着那将死的小鱼“眼泪都跑上眼睛来，再不能看了”，“我”不忍心吃了小鱼，“每天在火边烧饭，一边看着它，像自己的孩子似的，更爱惜一点”。在萧红的世界中，爱的延续对象包含着一切生命。博爱观念的前提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发展可能性的最大程度的坚持。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使“我”感到“沉重的悲哀压住了我的头，好象亲手让我完成一件丧仪”。推想到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无数为抗日事业垂死挣扎的民众同胞和热血青年们，无数鲜活的生命沦落。
《商市街》 在萧红对人生的个性化体悟中升华其精神内蕴。在细枝末节的体察和“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的笔触”中融入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感知，在琐碎繁杂的底层视角叙述中不流于平淡世俗，而是在对现实苦难饱含热泪的书写和真诚深刻的生命感悟和对一切生命主体的深切关怀中注入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气质，可以说是其所有作品中在个体生存体验上所做的最伟大的灵魂注脚。
参考资料：
[1] 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7.
[2]萧红.萧红精选集[M].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作 者： 宋艺焱，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本科生。
編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萧红 《商市街》 人道主义关怀
黄晓娟教授在《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 中对萧红与其他五四女性的写作比较认为：“他们大多数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站在人物之上俯视悲悯着人物，以探究者的身份来关注社会人生问题。以此来唤起广义的人道主义同情。”这本身是要强调萧红作品中更多是将自己融入苦难之中，深入到女性的挣扎中感受原始残酷又充满蛮力和野性的生命体验，而非束之高阁，在宽广宏大视角的刻意追求中迷失自我作为女性和自由个体最本真最纯粹的对生命意义的书写。但针对人道主义立场而言，将萧红排除于其外，是充满矛盾性的。一方面人道主义本身的内涵是复杂的，而不只是置身于启蒙立场上的高调地唤醒大众从愚昧走向觉醒和反抗，在这里要明确的是人道主义的真正内涵。另一方面，萧红的创作涌动着鲜明的人道主义暗流，即使是在自传体散文集《商市街》 中也不置可否。但她绝不是有意宣扬某种仁爱精神和主义，只是骨子里对于自我尊严和自主性的誓死守护，并进一步将这种信念延伸推广于出现在其生命当中的一切自由生命体，这种无意识下的情感流露，才显得更为真挚和可贵，这在某一程度上来说是高于同时期的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
从欧洲社会历史的不断演变中，人道主义精神被赋予了越来越复杂丰富的精神内蕴，美国《哲学百科全书》中曾将其界定为：“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以某种方式把人性、人性的范围或其他利益作为主题的哲学”。然而无论是以哪一种精神情怀加以标识，其深层的精神指向确为统一性存在。在这里笔者个人较为倾向于学者陈少峰的阐释：“一是反对蒙昧并确立人的自主性地位的理性主义，二是确证普遍人性存在和主张人的实现的人性论，三是以强调人的尊严、道德自律和维护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四是博爱主义。”
一、对现实人生苦难的真实书写
《商市街》 中并没有鲜明立足于启蒙视角下为民众的愚昧和苦难命运而表达的愤懑与哀悼，也无所谓对日常生活求职谋生、柴米油盐的复刻写实，而是对个人与民族“饥饿”的生存困境以平实质朴的自叙。《一条铁路地完成》中为民族危亡奔走相告的一群群青年喷发起民族的血气，发出“不怕死”“不做帝国主义奴才”的宣言。“我”和郎华在黑“列巴”和白盐中勾连起唯一的生命线，欢笑着度过不甜不香的“蜜月”。支撑一代青年在日伪统治区做艰难苦卓、困兽犹斗的不是“精神胜利法”似的自我辩护或悖论式的超脱，而是对生存尊严的自我捍卫和在苦难中告别青春的成长，怀揣着人道主义情怀而宽慰苦难。
二、 在黑暗中追怀人性的光辉
《欧罗巴旅馆》 中“我”和朗华刚刚搬进这个将要承载着苦难又不失温情记忆的狭小空间——欧罗巴旅馆，就被无情的俄国女查房收拾走了枕头、床单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奔波了一天却又受了一惊，三四个 “黑衣裳，挂枪挂刀”的警察扬言要把朗华带到警局审问，最终却是闹了一场误会，并不忘好心提醒我们提防日本宪兵，并主动帮我们寄存剑而免去了生存威胁。在战火纷纷、饥寒交迫的乱世，人与人之间强化身份等级观念的世风渐起，嚣张跋扈、滥用职务之便等侵犯人权的现象更是普遍，因此素不相识的生命个体之间点滴关怀都显得尤為质朴和珍贵。睡梦之中，“我”不禁发出慨叹：警察是中国人，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实用价值、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时代的流转、险象环生的客观环境以及童年父爱缺失的精神烙印决定了“我”不会畅想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乌托邦似的慷慨爽直、从容秀拔和亲善友爱的人性之光能够全然普照，却越发敏感于一丝一毫对爱的言传和细微的生命体验。
初冬时节与弟弟偶遇，弟弟对于“我”的同情，“那黑色的眼睛，充满着祈祷和愿望”，在清冷昏暗的现实环境中，令人感到冷冽彻骨的不仅是环境的寒冷和缺乏物质上的补给，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心与心之间让人不寒而栗的隔阂感，这更让人绝望。但“我”没有放弃对亲情的向往和对人性温存的追寻，在仅有的爱意中求得光影，映照在心间上无形的冰凌，渴望融化悲观和绝望。“这在散漫与孤独的留档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初冬》）
三、在绝望中做个人尊严的捍卫
在无意义的思索中无数次重复着等待，等待朗华从饥饿中把“我”拯救（《雪天》），受着对门悬挂的“列巴圈”的引诱充涨着“偷”的信念，最终仍然屈服于坚守自我尊严和道德人性的强大信念，生理、心理在双重诱惑中考量生命意志的不可撼动。（《饿》）面对可能被饿死的风险能够战胜潜在的卑劣欲望，持有对于“无人性地苟活”的蔑视并在一息尚存时疯狂探示在道德底线的边缘，这何尝不是对于人性普遍存在的自我肯定和对自我实现的充分确证。《当铺》 中“我”将新赶制的旗袍送去典当却丝毫未有委屈不平，理直气壮地和老板周旋后，“对于手一点也不感到痛惜……”“我”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力求在现实客观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挖掘潜能的必胜信念和顽强个性力透纸背。支撑彼此同生共难的无疑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对于个人尊严的誓死维护，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在肯定和无可辩驳的决绝姿态。 四、在苦难中做献身意志的表达
《商市街》是萧红早前的散文作品，并没有在启蒙视角下为民众的苦难命运哀悼，只是对个人与民族的生存困境以平实质朴的映照。不仅是停留于对日常生活求职谋生、柴米油盐的复刻写实。《一条铁路地完成》中为民族危亡奔走相告的一群群青年喷发起民族的血气，发出“不怕死”的宣言，却没有过多宣泄悲痛的语调，萧红和一代青年人在日伪时期的哈尔滨实践的是对生存尊严的自我捍卫和在苦难中告别青春的成长，怀揣着人道主义情怀以宽慰苦难，又在苦难中做献身意志的表达。
女性的敏感多思转化为理性主义的坚守和内在情感的压抑。生活的一切带给“我”的印象是“这不是孩子的时候了，是在过日子”。在饥饿中正视一切“完全被青春迷惑了！ ……追逐实际吧！”面对着饥寒、脚冻，打算大哭一场发泄出来，又脱去女孩子固有的娇气“但过了好久，眼泪也没有流出，因为已经不是娇子，哭什么？”（《最末的一块木柈》）压抑着女性对于绝望心绪发泄的生理渴求，在苦难面前，感性情感抒发只会显得脆弱，在残忍的自我情感反驳中却渗透着对现实苦难的挑战。这种竭尽全力摆脱客观环境和自我局限制约下的理性主义亦是个人献身意志的韧性表达。
五、 在伤痛中做仁爱胸怀的延传
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人道主义的三大标志。对着那将死的小鱼“眼泪都跑上眼睛来，再不能看了”，“我”不忍心吃了小鱼，“每天在火边烧饭，一边看着它，像自己的孩子似的，更爱惜一点”。在萧红的世界中，爱的延续对象包含着一切生命。博爱观念的前提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发展可能性的最大程度的坚持。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使“我”感到“沉重的悲哀压住了我的头，好象亲手让我完成一件丧仪”。推想到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无数为抗日事业垂死挣扎的民众同胞和热血青年们，无数鲜活的生命沦落。
《商市街》 在萧红对人生的个性化体悟中升华其精神内蕴。在细枝末节的体察和“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的笔触”中融入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感知，在琐碎繁杂的底层视角叙述中不流于平淡世俗，而是在对现实苦难饱含热泪的书写和真诚深刻的生命感悟和对一切生命主体的深切关怀中注入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气质，可以说是其所有作品中在个体生存体验上所做的最伟大的灵魂注脚。
参考资料：
[1] 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7.
[2]萧红.萧红精选集[M].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作 者： 宋艺焱，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本科生。
編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