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学会30年 思考学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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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回顾中国音乐史学会30年发展
  2016年11月初中国音乐史学会年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其中一个核心议项就是“中国音乐史学会成立30周年”,这件事最终体现在《中国音乐史学会30周年(1985—2015)》纪念册?譹?訛和目前“中音史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一系列文章上。去参加史学会是先前与孙继南先生约定的,一定要陪他老人家。在9、10两月去济南看望他的路上,孙先生已经查出癌症,但没有告诉他。所以我的心情很沉重,来回路上 “危机”两字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没想到11月5日正值史学会年会进行当中,孙先生离我们 “云游”去了……?譺?訛
  此前,我们刚刚送走敬爱的俞玉姿教授?譻?訛,前一年我们送走了儒雅的冯文慈先生?譼?訛;回想着史学会30年间送走的吉联抗、吕骥、赵沨、阴法鲁、廖辅叔、蓝玉崧、夏野、黄翔鹏、冯文慈、汪毓和等老前辈,他们的音容笑貌还依稀记得;翻到历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获奖者名单”,当年一起获奖的洛秦教授?譽?訛、陶亚兵教授、王子初教授等,30年来他们成长、成熟,并把中国音乐史事业不断推进;再回想到眼前的一切,我每日所从事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工作,依然会想到“危机”两个字。“危机”不仅来自老先生们的离世,更多来自现实,来自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它的前景还像史学会刚成立时那样耀眼吗?还具备多少能量继续前行呢?
  二、审视当今音乐史学界的状况
  从1985年到今天,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走过了辉煌的三十余年历程,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研究队伍,“中国音乐史”这门必修课在各个艺术院校中不仅是必修课程,而且还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学科,培养着一届又一届青年学者。那么“危机”又从何谈起呢?让我们从学科地位、观念方法以及社会影响力这三方面来观察吧。
  (一)从学科发展内部来观察
  1.音乐学专业——无奈的主修课程
  中西音乐史历来是各艺术院校音乐专业的必修课程,其地位在未来五十年间绝不可动摇,但教授过这门课的老师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无奈!我们经常碰到的现象是:古代音乐史学生们普遍听不懂、不爱听,还被誉为“哑巴音乐史”。对于出土音乐文物、古代音乐文献、古代音乐机构统统生疏,甚至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都觉得没兴趣,古代乐律学知识就更甭提了,绝大多数院校讲到这部分就跳过。当然,历史久远,古代文化知识缺乏也可原谅。等讲到近现代音乐史(20世纪),总算是不“哑巴”了。但他们依然不学,即使有些作品是当今经常演唱演奏的(如《牧童短笛》《黄河大合唱》《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他们依然表示没兴趣。至于在历史影响很大的一些歌曲作品,有很多同学不屑一顾,认为这些怎么与巴赫、贝多芬的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一来,中国音乐史似乎矮了一截。
  从现有的教学设置来看,基本是从西方专业音乐的学习体系拿来的,大多数学校的教学体系都是以培养专门表演人才这一种模式演变过来的,因此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的衡量音乐的标准必然是以西衡中。这一点在原本主科学习中国音乐史的学生中都常常困惑,在他们的意识中,学习音乐史就是学习历史上的精品,而不是学习形成精品的“过程”。甚至很多院校的领导都希望学生中能出现“贝多芬、莫扎特”,因此无论编钟多么优秀,无论《黄河大合唱》多么精彩,都不如天上掉下个“贝多芬”!
  2.中国音乐学研究——无视的基础
  作为学习音乐学专业的学生,中国音乐史的学习都是他们未来从事音乐学研究的基础。历史一向被当做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奠定将会对未来的研究形成一个纵深的视野,特别是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或以研究中国音乐为核心的领域,历史的掌握将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可以说中国音乐史是学习、研究中国音乐必备的“基础”。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虽然建立较晚,但在学科融合性上是目前所有音乐学研究分支中最强的。从研究史料来分析,它囊括了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境内从古至今各民族音乐),它与千百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衔接,又与以欧洲艺术音乐为主体的西方音乐和20世纪盛行的欧美流行音乐相交,同时它包括生存在当今社会中的种种音乐现象。正因为此,学习这段历史就可以体会和感受每个音乐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和境况,这个基础坚实与否将直接影响对研究课题的认识深浅。近些年整个社会对人文学科的忽视,对历史学的轻视导致研究的空洞和虚浮。
  3.国际音乐学交流——无声的学问
  中国音乐史学科的真正建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前辈的努力奋斗下,成果卓著,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史、当代音乐研究等多个门类,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音乐事业的发展,音乐史学研究也发展迅速,很多历史研究成果问世。可以说,每年每个学历层次的中国音乐史毕业论文就形成无可估量的学术成果库,但这些成果长期以来一直以中文状态存于国内的各大图书馆或各学校教学部门。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成果缺少好的翻译,国内培养的学者,特别是从事中国音乐史专业的,外语只能一般性交流及查阅资料,翻译自己著作是达不到的。另外,外出参加学会会议不仅在语言上,在经费上无法保证。长此以往,国际音乐学界似乎对于中国音乐史越来越冷淡。这种无声状态很容易被认为是研究成果的“不足”,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全国正规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就非常庞大,学术成果也是日新月异。
  (二)从学科发展外部来观察
  1.观念与方法:大历史学发展——研究方法推进
  尽管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但就研究观念及方法与大历史学比较起来仍显得较为基础,特别是在近现当代这个部分,仅史料的梳理不足、认识不清,便已造成了学科发展的滞后。中国古代音乐史过去研究由于主要依赖文献史料,因此在研究观念及方法上与大历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到了共和国阶段,随着国家的发展,考古发现愈来愈丰富,出土音乐文物逐步成为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相比较而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最初发展阶段就比较强调音乐创作在历史中的體现,从研究方法观念上受传统西方音乐史学(特别是苏联音乐史学)影响较突出,对创作产生影响的社会背景及人文思想的发展采取有针对性的关注和挖掘,这样一来,近现代音乐史忽视大历史学方面应有素养及方法的关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特别是“重写音乐史”提出之后,在史料挖掘和史观方面都得以一定的改善。   我们应该看到近现代史学在近三十余年的发展非常迅速,如晚清改良、洋务运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抗战等诸多历史节点都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共和国时期也如此。但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吸收的内容还是相当不足的。以各院校中国音乐史专业学生论文为参照,大部分学生不知该如何利用大历史学成果,大多数论文仅限作品研究,无法揭示作品与时代的历史关系。
  2.社会影响
  (1)文化自信缺失、人才流失——失去专业研究的延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科技、经济金融发展都非常显著,人文社科的发展也是如此,但从目前高校就业率来讲,似乎人文社科专业普遍被看低,音乐学专业也不例外。仅就音乐学专业本身来观察,研究传统音乐、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等似乎比研究中国音乐史的前景乐观一些。有些院校的领导认为,中国音乐史无需专业人才来教,找个搞中国文学的即可。也有些艺术院校长期忽视对学生艺术修养的培养,一味地追求学生获奖,对史论课程不重视,千方百计压缩史论课程教学时间,为了降低教学成本,把史论课开成上百人的大课。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学生厌烦史论课,尤其是对于中国音乐史课,学生在接受过程中体会不到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只是把这门课当做一般性基础课看待。长此以往,便会出现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反倒不知道中国音乐或轻视中国音乐的现象,从对中国音乐史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来讲将面临人才流失,或导致专业人才缺失断档等现象;从更大范围来讲,会造成整个社会对中国音乐文化自信的缺失。
  如果仅仅是口头上要重视中国音乐文化传承发展,而思想上并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那么这样的口头重视毫无作用,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按目前的学制,从本科生读到博士研究生要花费10年或超过10年的时间,这对于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音乐史专业来讲,如能重视并发挥好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给他们以更大的发展空间,不失为影响未来中国音乐发展的良策。
  (2)与现实音乐生活脱节
  事实上,中国音乐研究与中国人现实生活应该是紧密关联的,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细微变化都反映出中国人对于世界认识的变化及思考,记录历史、增强人们对音乐的深度关注,恰恰是音乐史专业可施展才能的方面。反观这些年中国音乐史研究,总让人感到有些不尽人意。特别是近现代部分,似乎投向专业音乐创作及发展的目光多了些,对于百姓音乐生活的关注较少。究其原因,似乎与研究史料及研究方法的获得难易程度有关。专业音乐研究,主要依赖乐谱及作曲家,作品影响范围不大,但专业圈似乎特别看重。例如近现代音乐史中最重要的音乐体裁就是歌曲,特别是大众歌曲,影响面极大。在音乐史研究中,对于艺术歌曲创作及合唱曲创作的关注度还不错,对于大众歌曲的关注度则非常低,研究者往往觉得这里没有太强技巧性,不值得“研究”。其实,历史价值判断与创作技巧发挥并不是成正比的,对音乐史研究片面化的理解必将影响我们对中国音乐的认识以及中国人音乐生活的认识,也必将反应到社会对我们的认识,即缺乏对现实音乐生活的关注必然导致社会对史学研究的忽视。
  三、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综上所述,并不是要抱怨什么“今不如昔”,也不是要呻吟“生不逢时”。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根据今天的社会发展状况,重新调整中国音乐史学教学的方式;设法把中国音乐历史的精华体现在社会音乐结构和人们音乐生活中,调整我们的状态及观念,才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音乐未来发展。
  (一)扩大研究视野,关注现实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起步于上世紀40年代,成型于50年代末,当时所关注的历史时限为1840至1949这一百年间,因此根据当时的理论分为1940—1919的“近代部分”和“1919—1949”的“现代部分”。随着历史的迅速推进,到了80年代中期,以中央音乐学院为首推出了“中国当代音乐史”课程,并于90年代初期形成了汪毓和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譾?訛和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譿?訛两本教材性论著。此后二十余年,中央音乐学院始终坚持在全院中国音乐史教学中贯穿整个20世纪,特别考虑20世纪下半叶音乐创作极大丰富,所占教学时间应与前一个历史时期(1940—1949)基本一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目光逐步从“遥远”拉到“近前”,以期学生们能够关注当前的中国音乐创作,关注他们所生存的时代,发挥近现代音乐史的“近距离观察历史”的特长,从而引发他们对未来的思考。纵览全国艺术院校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具备开设当代音乐史课的学校非常有限。最重要的是缺乏相应的音响乐谱资料,其实汪毓和2009年编写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2000)》中已附带音响CD,相关曲谱的寻找并不是很困难。最重要的是各学校切实重视音乐史教学,给予教师和教学更大的空间和条件。
  除了从时限上延续,还希望在教学内容上从原有以音乐创作为主的视角,扩大到社会音乐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与一般人音乐生活息息相关的流行歌曲、电影音乐问题,或与表演相关的表演艺术家、乐谱版本、录音制品等,事实上,音乐史所承载的内容就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丰富的音乐生活历史才能真正地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当然要做到这些,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必须调整,要真正做到全面关注历史,还必须打破原有的思想认识,“改变了以往把历史的多样性化约为单一线条的写法”?讀?訛,也许打破目前“通史性”教学逻辑,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能有助于改变音乐史教学。
  (二)后备力量培养
  教师素质的培养是教学前进的保障,如何改变学生们对传统史论课的认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丰富课堂,多样化地解读历史、呈现历史。首先,音乐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艺术,也就是说没有实践性的参与到音乐之中也不可能体会得到音乐的魅力。其实学生们是非常喜欢参与音乐的唱、奏、演活动的,要使今天的人们感受到音乐历史的独特魅力,参与音乐表演之中绝对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这样做法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因此必须对现有教学任务进行“减负”,那种大而全的教学内容事实上是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教学观念的遗存。   其次,扩大对音乐史的关注面,灵活地掌握历史和看待历史,透过日常细小的生活揭示历史的变化。著名历史学家黄朴民在谈到“历史的‘冷’与‘热’”?讁?訛中说:这种“热”(指历史)并不肇始于今日,至少在唐宋的瓦舍勾栏里,历史的通俗化与大众化就全面上路了,“或笑张飞胡,或谑邓艾吃”(李商隐《骄儿诗》,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说;……恐怕专业正统的历史学家都会把这种历史传播方式视为歪门邪道,不值一哂。但是,它毕竟是历史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比之所谓的“正史”的影响要大得多,范围要宽得多,群众基础也要广泛得多。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学术使命,要想实现这个理想,我们不仅要“把目光投向人”?輥?輮?訛,还应走向广大的音乐人及社会人群之中,使之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关注大众,关注所有历史细节,深刻体会历史的精神。我们还应做到中外历史的会通,它既是未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途径,也应该是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
  戴嘉枋主编《中国音乐史学会三十周年1985—2015》,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内部发行)2016年版。
  孙继南先生(1926—2016)原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史学家,曾著有《黎锦晖评传》《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纪年》于2016年11月5日病逝于济南。
  俞玉姿先生(1929—2016)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授,于2016年10月19日病逝于北京。
  冯文慈先生(1926—2015)原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授,于2015年7月病逝于北京。冯先生生前曾任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外音乐交流史》等。
  洛秦: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
  汪毓和、陈永连、徐士家、朱代红等合著《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一1986)》,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
  梁茂春《中國当代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新写法、新史识、新论断》,北京日报,2007年5月28日第20版“理论周刊”。
  黄朴民《历史的“冷”与“热”》,爱思想:历史学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780.html。
  引自郭乃安先生的“音乐学,请把目标投向人”,《中国音乐学》 1991年第1期,第5—9页。
  蒲方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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