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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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说音乐家命短。这简直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放眼望去,莫扎特、舒伯特、肖邦、门德尔松,个个都不过40来岁就香销玉殒。所以,每当向朋友说起自己学音乐,做音乐之类的,必然有人会说及长命百岁的问题。受刺激之余,暗笑朋友的担心实在太多余。那个年代里,莫说是音乐家,就是整天坐在家里,预期寿命也不会超过50岁。整个欧洲社会的人均寿命也就在40岁上下。虽然也有巴赫、海顿、罗西尼、威尔第这类寿星,但在当时,毕竟属于异类。人类平均寿命真正达到70来岁,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所以,20世纪的音乐家大多数命数都不短。除了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原因,很少有音乐家早年夭亡。即便在中国的战火中,还是诞生了两位百岁音乐老人。人均寿命渐长,人们也就不太注意20世纪音乐家的岁数了。掐指头算一算,今年7月13日逝世的卡洛斯·克莱伯已经74岁了。70是古稀之年,古代稀罕之事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稀奇,因此,只有感伤的人,却没有因为克莱伯死得太早而悲痛欲绝的。
  克莱伯在很多人看来,算不得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作为一个指挥,这种个性似乎是一个缺憾。一个要对百来人负责的大师,怎能做出临时放鸽子的举动?但在克莱伯身上,这绝对不是罕事。一般音乐会演出都会需要一定时间让乐团适应场地,特别是像维也纳爱乐这类大乐队,常常奔走欧洲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乐手需要通过排练适应音乐厅的效果,某些演奏法甚至会因为音乐演出地点音响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就在上午还好好的完成走台和排练,一顿晚饭的功夫,这位高个子的大师就不高兴了。没了兴致当然就不能指挥啦,这个理由或许只有克莱伯还在坚持。但是他的顽固绝对不会向那些买票的观众妥协。因此,乐团经理和演出经纪人就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那些无辜的消费者了。
  克莱伯要求音乐方面的绝对权威。70年代,克莱伯曾计划与意大利钢琴家米开朗杰里录制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两人在音乐会上有很好的合作,但在录音室出现了麻烦。蒙特卡罗歌剧院的指挥、EMI唱片公司的制作人John Mordler回忆说:“录音前,大提琴首席问米开郎杰里,你喜欢什么速度?话音刚落,只见克莱伯已甩掉指挥棒走了出去。等到这个突然事件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坐上了去慕尼黑的飞机。”
  鉴于他的这种个性,几乎没有乐团会聘请他担任常任指挥。而他也乐得逍遥自在。说实话,他才不愿意让自己的耳朵忍受排练时反反复复的磨难呢。除了和一流乐队演出那些早已烂熟于胸的作品外,平时他也就只在慕尼黑自己的家中晒晒太阳,尝尝美食。
  评论家一直在努力分析小克莱伯让人难以捉摸的个性,但是都得不到确切结论。克莱伯经常会写一些注释送给歌唱家和演奏家给予提示。他不像一个态度严肃的人那样打拍子,一些乐队演奏员发现他的挥棒技术含糊而且困难,但是效果极好,有惊人的活力和自发性。有时,在演出的狂热中,克莱伯几乎失去了自我控制,达到了疯狂的边缘。
  克莱伯只在他喜欢的时候指挥。他从来不接受采访,对新闻媒体也采取沉默和蔑视的态度。他的录音很少,间隔周期也很长,晚年的克莱伯几乎完全停止了录音活动。生前少量的录音大都集中在德国ORFEO唱片公司和DG公司。以至于许多人现今仍有“克莱伯情节”,疯狂搜购他少得可怜的唱片,并且四处打听他少得可怜的录音作品。
  不过克莱伯也有心血来潮的时候。有次维也纳爱乐乐团进行巡回演出,乐团的设备已经安排完毕,人员也纷纷到齐,克莱伯的经纪人却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询问乐团的行程。然后软磨硬泡地要求增加一场克莱伯大师指挥的演出。乐团经理常常哭笑不得。笑的自然是克莱伯的号召力足以带动乐团的票房收入,哭的则是哪有什么排练时间。不过,好在克莱伯永远也就指挥那几部作品。不是贝多芬就是勃拉姆斯。倘若是歌剧,那么曲目就更加有限。于是经理就要求后勤人员尽快准备所有克莱伯大师可能会演奏的曲目和乐队分谱,保证演出的进行。
  克莱伯的特立独行一定是他最出名的地方。他的这种怪异的行为方式甚至超过他的音乐造诣,而令他颇具传奇色彩。随性而至的艺术或许才是最为真挚动人的东西。克莱伯坚持着这种风格,也就坚持着自己的艺术。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话似乎也只能用来形容克莱伯的离去。只有他这种奇特、怪异、神经质,但又绝对天才的人,才能做出乘鹤离去的潇洒之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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