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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早晨六点五十五分 ）
三十八年前的四月二十一日，她揭开了我那段特殊而又平凡的历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豪。什么是财富？艰难困苦就是以后人生最大的财富，谢谢“北大荒”给了我们这个财富。我们理解，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以血泪来谱写我们的青春历史，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与荣幸。
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八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特定的专用词汇正式“定型”，并通过无线电台直接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动员令，“最高指示”在那年月就是命令，立即传遍了大江南北。有人在红旗下雀跃；有人在同学中研讨；也有人在郁闷里思索；但更多的人却在揪心般地疼痛。谁？我们的父母，因为他（她）们已预感到，在朦胧中预感到一场“生离死别”的诀择就要开始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早晨起来母亲的眼圈是红的，一夜未眠呀。她说：“你爸一早就起来了，没吃饭，拿着造反派给的‘白袖章’默默地走了”。为什么？这还用问吗？从小懂事的我，家中的长子，自然最了解大人的心思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特殊年代里，“黑六类”与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来就是任人、任意宰割的“一小撮”嘛，等着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等待吧，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了，全家人在心惊胆颤中熬过了本来就不平静的春节。
刚过完春节，毛主席的“红卫兵”集体转制成“知青”的序幕终于被迅速地拉开了。工宣队、军宣队结伴出动登门动员、宣传“接受再教育”的伟大意义。其实我早从老师的神态中获悉：第一批“光荣名单”上就有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工宣队姓应的手中晃着红宝书与部队的陆指导员登门造访，动员来了，父亲正伏案写他那永远也写不完的“罪行”交待，而我早已被宣布为不受红卫兵欢迎的人，从“二条路线”的斗争中摆脱转入“天线与地线”（自称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悠闲中，母亲接待并按客人提议，领进客厅介绍给户主。
稍加寒暄，直入主题：“你家情况我们清楚，要认清大好形势，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主动把子女送到边疆去，争取立功，获得人民谅解。”脑袋长得像“驴脸”的应师傅一本正经地说。
对付这样的“小毛贼”老爸自然有办法，他指着桌上的“白袖章”和一堆交待材料，苦笑着说：“我现在是人民专政的对象，无权干预子女的事，”说完继续构思他的交待内容，一句话把“应驴脸”嗝噎得够呛。
“学习班”陷入了难堪的局面，母亲不得不出面周旋：“两位的意思我们懂了，能不能宽容几天商量一下，行吗？”
“好的，好的，这也是我们来的目的。”有点风度的那位军人开口说。
然后，他把父亲叫到了里屋，小声地在嘀咕着什么，当然也无非是分配去向、定位方向、政策之类吧。送走了二位不速之客，家中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但“应驴脸”临走时扔下“你们看着办吧”这句沉甸甸的话却在我的脑海中旋转，不停地旋转着。
“你们看着办吧”，它的潜台词是：“别给脸，不要脸，”，这意思不就是在威胁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啊，老爸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也许他在自责，也许他知道，他的儿子会勇敢地面对一切，负起责任，挑起担子，知子莫过父哟。
而母亲，一位善良而又勤劳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破碎的家庭又将要支离，自已却无回天之力时，除了眼泪，还是眼泪。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还有喋喋不休的地方，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此时却连喋喋不休的地方也找不到啊。
晚上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我，你打算咋办，我咋办？我还能咋办！一个字“去”！“去”字一出口，大把大把的眼泪顺着母亲的脸额不断地往下流。
“孩子，过完生日，你再去报名行吗？” 她几乎用哀求的口气恳求着她的孩子，一个原本就属于她的孩子。
尊重母亲的意思，半月后我来到了学校，在光荣榜上签下了名字，顺便领回了一朵用丝绸做的大红花，在家静候分配何处的通知。那天是我刚过完二十周岁生日。
约三月下旬吧，在敲锣打鼓声中送来了喜报：我被光荣地批准去黑龙江省萝北县太平沟公社太平沟大队插队落户，并定于四月二十一日早晨七点出发。当时所谓的分配，其实就是按各人的家庭出身划线，即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去边疆建设兵团或农场；出身“黑六类”家庭的子女或家庭有严重问题的去内地集贤县插队；出身或社会关系多少有点问题及“文革”中受到冲击尚未定性的子女去边境萝北县插队，而且萝北是首批。
接下来就是迁户口，准备行装……。
明天就要走了，当晚，父亲来到我床边沉重地说：“对不起，孩子，是我的问题牵累了你。”“爸，你这么能这样说呢，又不是我一个人去。”当晚我们父子谈了很多、很多，直到母亲多次催促让我休息，才依依作别，别时父亲又加重了语气：“你不仅要照顾好自已，也要尽力照应好同行的伙伴，老师把你的情况已经与我们谈过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眯眯糊糊地睡过去了，在母亲轻轻的唤呼声中醒来，一家人早就在等候即将“远征的战士”了。发红的眼眶告诉我，昨晚父母又是一个通霄未眠。
匆匆吃完早点，该上路了，在大门口，父亲拉着我的手，掏出一版八分面值的邮票放到我随身携带的军用式的黄背包中：“孩子，我不便送你到车站了，但请你相信，爸以后一定补上。”我怕控制不住自已的感情，慢慢地低下了头，心中默默地祈求着：“爸，你也要保重啊！”
母亲等陪伴着我来到了学校，上了送站的专车。
南站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在醒目的大幅标语下，聚集着一群前来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广播声、鼓乐声把“知青”及送行的人群推进了车厢，找到了各自的座位。
突然，只见有位中年妇女一手扯着一个个不高、体挺瘦弱的，鼻梁还带着一付眼睛的孩子拼命地往我这儿挤，来到跟前，用另一只颤抖的手紧紧地拉住了我，双眼早已流满泪水：“你是大哥哥，又是排长（付），拜托你无论如何要照应、照应我的儿子，他还不到十六岁呀。”这是位在绝望中发出哀求的母亲的声音，这是位在无奈中发出乞求的母亲的心音，她把亲生骨肉托付给一个自身也难保的陌生的同行者身上；她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自身也难保的同命运者身上。苍天啊？我照应、照应他？可谁来照料、照料我啊？湿润的双眼我终于无法控制，泪水夺眶而出。
时间快到了，亲人们却仍在相互拥抱着，在倾诉，在流泪，在诉说着同一个话题：“孩子啊，独自在外要当心，要多来信，别惦念家里。”虽已说过上百次、上千次，可还在绵绵不断地继续着。尽管广播在拼命地喊叫着，让送行的人群下车，但亲人们却无离去的动向。
也许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吧，解放军上来了，来到了各车厢，动员与强制相结合，死拖硬拉地把送行的人群强行“押”下了车。在车厢，早已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也不是好惹的，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遇，战士的领章撕了，纽扣掉了，军帽没了，但他们忍了，无奈的军人最后拖着疲倦的身驱关上了车门。
从车窗口望去，只见一位母亲，一位知青的母亲一手紧紧地抓住车门的把手，另一手在拼命地拍打着车门，撕声力竭的叫喊着：“开门，快开门，让我上去，我要与我的孩子一起去插队呀。”这撕心裂肺的一声声呐喊，像一把把锋利的钢刀，直扎在一颗颗孩子们幼稚的跳动着的心。这位让人敬重的母亲用自已的双手剖开自已的胸膛，捧着那颗鲜血淋淋的心在责问天下：这是为什么呀！也在昭示天下：还我孩子！然这位让人敬重的知青的母亲被她的子弟兵拖劝走了。
自古道：“子行千里母担忧”。不！这仅仅是“忧”吗？这是心的呵护、爱的奉献、真情的流露。谢谢您，伟大的母亲！孩子们谢谢您了。谢谢您不仅给予了我们生命，而且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到今天，当孩子们即将要成材成梁分担您的忧愁，报答您的养育之恩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展翅高飞，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去吃天下苦、去遭天下罪、去受天下累，而让母亲如此牵肠挂肚，痛心疾首，作为孩子于心不忍啊。
问苍天：母亲何罪？孩子何罪？竟遭此罪孽！问大地：公理何在！天理何在！然而这世道哪有公理？哪来天理？唯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指导、规范着我们的言行。
两排解放军不得不胳膊拧胳膊筑成双层人墙，以阻挡涌向车窗、车门的送行人群。
列车就要启动了，它将载着800多名“宁波知识青年”奔向远方。宁波历史上一场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大迁移”就要在这儿始发，奔向远方的“北大荒”。
列车的汽笛声响了，人群又开始进入了新的骚动，叫声、哭声、喊声，车上车下联成一片；此情、此景撼天地，天地为之动容；泣鬼神，鬼神为之鸣哀。
随着列车的汽笛声，一声声喊叫，一把把眼泪，一双双视线模糊的眼睛与还在挥舞着颤抖的双手，就像一幅幅震人心魄的画卷永远收藏在我们的脑海中，直到今天还常要翻腾出来。
宁波市首批赴黑龙江省萝北县插队落户的列车就从这儿起程。时间定格在这一刻 ——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早晨六点五十五分，比原定计划提前五分钟发车。
列车在缓缓地向前移动，我们的父母、亲人、朋友早已冲破了双层防线，挥动着双臂追着、喊着、叫着直到消失在视野中……
列车在“吭嚓、吭嚓”声中由慢到快飞逝而去，知青们开始慢慢地安静下来了，车过余姚，哭声也由大变小，最后基本消失在迷惘之中。
毕竟我们年轻气盛，立志建设边疆；毕竟我们天真纯洁，对祖国忠心可表；毕竟我们朝气蓬勃，憧憬美好想往未来。平静以后车厢内就活跃起来了，有打牌的、下棋的、唱歌的、嬉闹的、看书的，当然也有学吸烟的。邻座一个初识的朋友扔给我一支“飞马”牌，虽呛个不停，但我还是坚持做到没浪费，从此与它结上了不解之缘，直到一年多前因身体原因，医生忠告才算终止了吸烟的历史。
车过绍兴，有一同学悄悄告诉我：“阿涛车一开就躲进厕所内，这么长时间还没出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战士出征含笑行，眼泪过后笑补上”吗？我大步流星地赶到厕所门口，边敲边喊，门终于慢慢地打开了，只见他用单臂护着双眼，用另一只手默默地递给我一封信，打开一看，哇？难怪这“臭小子”比别人哭得更伤心，就连哭声也与别人不一样，原来是封诀别的“情书”，“英雄难过美人关”竟活生生的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还记得开头几句：“涛：我的幻想和希望随着飞奔的列车已逝去，请原谅我的无能，因为爸、妈坚决不同意我去东北插队……”
面对这位寻死觅活的同学，早熟的朋友，我束手无策，如何安慰自身没有经验，可这正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关健时刻，不能退缩，草民只得另辟蹊径。于是我大包大揽地说：“不怕，校工宣队在车上，我去与他谈，不是萝北还有下批吗？（当时是这样讲的）叫她下批非过来不可，这就得了嘛。”“真的，”破涕为笑的朋友也乐了，很快融入了我们这个坚强的团队。
当然我得实现自已的承诺，晚上找到了市建筑公司的陈师傅，说明经过，请他帮忙，效果不错，一口答应。事后证实陈师傅回来后，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最终因她父母坚决反对，后去了“铁字号”兵团。天渐渐地黑了，列车在轨道上奔驰前进，知青们也累了、困了。第一天就这样，我在列车上慢慢的进入了梦中，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似乎又回到了风起云涌的“文革”初期大串连的激情岁月。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知青。
三十八年前的四月二十一日，她揭开了我那段特殊而又平凡的历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豪。什么是财富？艰难困苦就是以后人生最大的财富，谢谢“北大荒”给了我们这个财富。我们理解，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以血泪来谱写我们的青春历史，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与荣幸。
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八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特定的专用词汇正式“定型”，并通过无线电台直接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动员令，“最高指示”在那年月就是命令，立即传遍了大江南北。有人在红旗下雀跃；有人在同学中研讨；也有人在郁闷里思索；但更多的人却在揪心般地疼痛。谁？我们的父母，因为他（她）们已预感到，在朦胧中预感到一场“生离死别”的诀择就要开始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早晨起来母亲的眼圈是红的，一夜未眠呀。她说：“你爸一早就起来了，没吃饭，拿着造反派给的‘白袖章’默默地走了”。为什么？这还用问吗？从小懂事的我，家中的长子，自然最了解大人的心思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特殊年代里，“黑六类”与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来就是任人、任意宰割的“一小撮”嘛，等着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等待吧，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了，全家人在心惊胆颤中熬过了本来就不平静的春节。
刚过完春节，毛主席的“红卫兵”集体转制成“知青”的序幕终于被迅速地拉开了。工宣队、军宣队结伴出动登门动员、宣传“接受再教育”的伟大意义。其实我早从老师的神态中获悉：第一批“光荣名单”上就有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工宣队姓应的手中晃着红宝书与部队的陆指导员登门造访，动员来了，父亲正伏案写他那永远也写不完的“罪行”交待，而我早已被宣布为不受红卫兵欢迎的人，从“二条路线”的斗争中摆脱转入“天线与地线”（自称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悠闲中，母亲接待并按客人提议，领进客厅介绍给户主。
稍加寒暄，直入主题：“你家情况我们清楚，要认清大好形势，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主动把子女送到边疆去，争取立功，获得人民谅解。”脑袋长得像“驴脸”的应师傅一本正经地说。
对付这样的“小毛贼”老爸自然有办法，他指着桌上的“白袖章”和一堆交待材料，苦笑着说：“我现在是人民专政的对象，无权干预子女的事，”说完继续构思他的交待内容，一句话把“应驴脸”嗝噎得够呛。
“学习班”陷入了难堪的局面，母亲不得不出面周旋：“两位的意思我们懂了，能不能宽容几天商量一下，行吗？”
“好的，好的，这也是我们来的目的。”有点风度的那位军人开口说。
然后，他把父亲叫到了里屋，小声地在嘀咕着什么，当然也无非是分配去向、定位方向、政策之类吧。送走了二位不速之客，家中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但“应驴脸”临走时扔下“你们看着办吧”这句沉甸甸的话却在我的脑海中旋转，不停地旋转着。
“你们看着办吧”，它的潜台词是：“别给脸，不要脸，”，这意思不就是在威胁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啊，老爸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也许他在自责，也许他知道，他的儿子会勇敢地面对一切，负起责任，挑起担子，知子莫过父哟。
而母亲，一位善良而又勤劳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破碎的家庭又将要支离，自已却无回天之力时，除了眼泪，还是眼泪。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还有喋喋不休的地方，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此时却连喋喋不休的地方也找不到啊。
晚上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我，你打算咋办，我咋办？我还能咋办！一个字“去”！“去”字一出口，大把大把的眼泪顺着母亲的脸额不断地往下流。
“孩子，过完生日，你再去报名行吗？” 她几乎用哀求的口气恳求着她的孩子，一个原本就属于她的孩子。
尊重母亲的意思，半月后我来到了学校，在光荣榜上签下了名字，顺便领回了一朵用丝绸做的大红花，在家静候分配何处的通知。那天是我刚过完二十周岁生日。
约三月下旬吧，在敲锣打鼓声中送来了喜报：我被光荣地批准去黑龙江省萝北县太平沟公社太平沟大队插队落户，并定于四月二十一日早晨七点出发。当时所谓的分配，其实就是按各人的家庭出身划线，即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去边疆建设兵团或农场；出身“黑六类”家庭的子女或家庭有严重问题的去内地集贤县插队；出身或社会关系多少有点问题及“文革”中受到冲击尚未定性的子女去边境萝北县插队，而且萝北是首批。
接下来就是迁户口，准备行装……。
明天就要走了，当晚，父亲来到我床边沉重地说：“对不起，孩子，是我的问题牵累了你。”“爸，你这么能这样说呢，又不是我一个人去。”当晚我们父子谈了很多、很多，直到母亲多次催促让我休息，才依依作别，别时父亲又加重了语气：“你不仅要照顾好自已，也要尽力照应好同行的伙伴，老师把你的情况已经与我们谈过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眯眯糊糊地睡过去了，在母亲轻轻的唤呼声中醒来，一家人早就在等候即将“远征的战士”了。发红的眼眶告诉我，昨晚父母又是一个通霄未眠。
匆匆吃完早点，该上路了，在大门口，父亲拉着我的手，掏出一版八分面值的邮票放到我随身携带的军用式的黄背包中：“孩子，我不便送你到车站了，但请你相信，爸以后一定补上。”我怕控制不住自已的感情，慢慢地低下了头，心中默默地祈求着：“爸，你也要保重啊！”
母亲等陪伴着我来到了学校，上了送站的专车。
南站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在醒目的大幅标语下，聚集着一群前来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广播声、鼓乐声把“知青”及送行的人群推进了车厢，找到了各自的座位。
突然，只见有位中年妇女一手扯着一个个不高、体挺瘦弱的，鼻梁还带着一付眼睛的孩子拼命地往我这儿挤，来到跟前，用另一只颤抖的手紧紧地拉住了我，双眼早已流满泪水：“你是大哥哥，又是排长（付），拜托你无论如何要照应、照应我的儿子，他还不到十六岁呀。”这是位在绝望中发出哀求的母亲的声音，这是位在无奈中发出乞求的母亲的心音，她把亲生骨肉托付给一个自身也难保的陌生的同行者身上；她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自身也难保的同命运者身上。苍天啊？我照应、照应他？可谁来照料、照料我啊？湿润的双眼我终于无法控制，泪水夺眶而出。
时间快到了，亲人们却仍在相互拥抱着，在倾诉，在流泪，在诉说着同一个话题：“孩子啊，独自在外要当心，要多来信，别惦念家里。”虽已说过上百次、上千次，可还在绵绵不断地继续着。尽管广播在拼命地喊叫着，让送行的人群下车，但亲人们却无离去的动向。
也许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吧，解放军上来了，来到了各车厢，动员与强制相结合，死拖硬拉地把送行的人群强行“押”下了车。在车厢，早已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也不是好惹的，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遇，战士的领章撕了，纽扣掉了，军帽没了，但他们忍了，无奈的军人最后拖着疲倦的身驱关上了车门。
从车窗口望去，只见一位母亲，一位知青的母亲一手紧紧地抓住车门的把手，另一手在拼命地拍打着车门，撕声力竭的叫喊着：“开门，快开门，让我上去，我要与我的孩子一起去插队呀。”这撕心裂肺的一声声呐喊，像一把把锋利的钢刀，直扎在一颗颗孩子们幼稚的跳动着的心。这位让人敬重的母亲用自已的双手剖开自已的胸膛，捧着那颗鲜血淋淋的心在责问天下：这是为什么呀！也在昭示天下：还我孩子！然这位让人敬重的知青的母亲被她的子弟兵拖劝走了。
自古道：“子行千里母担忧”。不！这仅仅是“忧”吗？这是心的呵护、爱的奉献、真情的流露。谢谢您，伟大的母亲！孩子们谢谢您了。谢谢您不仅给予了我们生命，而且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到今天，当孩子们即将要成材成梁分担您的忧愁，报答您的养育之恩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展翅高飞，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去吃天下苦、去遭天下罪、去受天下累，而让母亲如此牵肠挂肚，痛心疾首，作为孩子于心不忍啊。
问苍天：母亲何罪？孩子何罪？竟遭此罪孽！问大地：公理何在！天理何在！然而这世道哪有公理？哪来天理？唯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指导、规范着我们的言行。
两排解放军不得不胳膊拧胳膊筑成双层人墙，以阻挡涌向车窗、车门的送行人群。
列车就要启动了，它将载着800多名“宁波知识青年”奔向远方。宁波历史上一场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大迁移”就要在这儿始发，奔向远方的“北大荒”。
列车的汽笛声响了，人群又开始进入了新的骚动，叫声、哭声、喊声，车上车下联成一片；此情、此景撼天地，天地为之动容；泣鬼神，鬼神为之鸣哀。
随着列车的汽笛声，一声声喊叫，一把把眼泪，一双双视线模糊的眼睛与还在挥舞着颤抖的双手，就像一幅幅震人心魄的画卷永远收藏在我们的脑海中，直到今天还常要翻腾出来。
宁波市首批赴黑龙江省萝北县插队落户的列车就从这儿起程。时间定格在这一刻 ——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早晨六点五十五分，比原定计划提前五分钟发车。
列车在缓缓地向前移动，我们的父母、亲人、朋友早已冲破了双层防线，挥动着双臂追着、喊着、叫着直到消失在视野中……
列车在“吭嚓、吭嚓”声中由慢到快飞逝而去，知青们开始慢慢地安静下来了，车过余姚，哭声也由大变小，最后基本消失在迷惘之中。
毕竟我们年轻气盛，立志建设边疆；毕竟我们天真纯洁，对祖国忠心可表；毕竟我们朝气蓬勃，憧憬美好想往未来。平静以后车厢内就活跃起来了，有打牌的、下棋的、唱歌的、嬉闹的、看书的，当然也有学吸烟的。邻座一个初识的朋友扔给我一支“飞马”牌，虽呛个不停，但我还是坚持做到没浪费，从此与它结上了不解之缘，直到一年多前因身体原因，医生忠告才算终止了吸烟的历史。
车过绍兴，有一同学悄悄告诉我：“阿涛车一开就躲进厕所内，这么长时间还没出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战士出征含笑行，眼泪过后笑补上”吗？我大步流星地赶到厕所门口，边敲边喊，门终于慢慢地打开了，只见他用单臂护着双眼，用另一只手默默地递给我一封信，打开一看，哇？难怪这“臭小子”比别人哭得更伤心，就连哭声也与别人不一样，原来是封诀别的“情书”，“英雄难过美人关”竟活生生的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还记得开头几句：“涛：我的幻想和希望随着飞奔的列车已逝去，请原谅我的无能，因为爸、妈坚决不同意我去东北插队……”
面对这位寻死觅活的同学，早熟的朋友，我束手无策，如何安慰自身没有经验，可这正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关健时刻，不能退缩，草民只得另辟蹊径。于是我大包大揽地说：“不怕，校工宣队在车上，我去与他谈，不是萝北还有下批吗？（当时是这样讲的）叫她下批非过来不可，这就得了嘛。”“真的，”破涕为笑的朋友也乐了，很快融入了我们这个坚强的团队。
当然我得实现自已的承诺，晚上找到了市建筑公司的陈师傅，说明经过，请他帮忙，效果不错，一口答应。事后证实陈师傅回来后，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最终因她父母坚决反对，后去了“铁字号”兵团。天渐渐地黑了，列车在轨道上奔驰前进，知青们也累了、困了。第一天就这样，我在列车上慢慢的进入了梦中，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似乎又回到了风起云涌的“文革”初期大串连的激情岁月。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