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研究的缘起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做基金会研究的缘起。有很多人问过我，我原来是研究美国、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的，怎么想起来研究美国的公益基金会呢？其实，一开始，我不是从为了研究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角度来关注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我的学术思路，可以说有一个转变过程。我的研究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在研究中美关系史和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知道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文化事业有很大关系，北京的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杰作，对中国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而且，到现在为止，从平均水平来看，协和医院在中国还是水平最高的，至少是最高之一。
我在1992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机会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查阅档案。当时，我只是想查一查建立协和医院的详情以及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我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非常震惊地发现，关于中国的资料有好几十盒，不仅涉及协和医院，而且涉及民国时期中国的科研、教育等各个方面。我们知道，那个时期，中国有几十家大学，这些大学几乎都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抗战时期这些大学的迁移，以及抗战胜利之后的复校，都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农业方面，例如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的。我们的第一代科学院院士，在他们学术科研的开始阶段，也就是很关键的阶段，几乎都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或是去美国学习、或是在国内做科研。
翻阅这些资料时，我非常地好奇：为什么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到处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子，而且，还有一些相当理念性的东西，比如，以协和医院为例，建立之初为了培养高级的医学研究人才、建立一流的医学院，力求其精，后来，发现中国太穷，需要大量普及医学和医院，经过广泛调查和讨论，就开始转向面对大众，培养中级医师，并开始建立护士学校，大量培养护士。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注册，1914年就开始派人来中国，1915年开始选址筹建协和医院，从一开始成立，在中国做了很多事情。这些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根据这些资料，我曾写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一文。
另一条思路，是从研究外交史来的。我曾主持写过一本《美国战后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在定稿的时候，我写过一个长的绪论，讲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外交。结尾处，我讲了一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不会改变。可是，拖了一段时间，等到书出版时（1993年），苏联已经解体，雅尔塔格局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件事情，引起我很大的反思：为什么我会判断错误？我发现，以前我们有个传统的想法：一种国际格局都是在一次大的战争中形成的，国际关系史上都是这样，只有等到下一次战争，才能将各方力量重新排进一个格局。我发现这一传统思路有缺陷。苏联并不是由于战争、由于外部原因才解体的，而是内部的原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一个文明、一个制度或者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动力与其发展之间的关系。后来就转到下一部书，即《冷眼向洋》。那是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1997－1998年），当时有“世纪回眸”的风气，各行业和领域都在回顾与展望。我和一些同事、朋友，也在做一些回顾与展望的思考。特别要提到的是，正好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先生陈乐民（他是研究欧洲的）到上海来，同华东师大的冯绍雷教授一起，和汪道涵先生见了面，其间，汪老提到，20世纪苏联是怎样解体的，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我们三人议论了一下，觉得确实应该做这件事。后来有一个年轻学者主动加盟，我们四人合作写了《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启示录》一书。
如何回顾20世纪？我们有一个想法：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多发达、科技多发达、军事力量多强大，从长远看要看其内部机制是否有生命力，能否持久。我们决定从如何解决或协调作为现代社会基本诉求的发展与平等这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国家和制度的生命力。例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很发达，但是如果贫富差距很大，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就会产生动荡、动乱乃至革命；而如果只是一味地求平等，变成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社会也难以维持。我们可以从这个切入点来看20世纪美国的发展道路。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的发达程度已经超过了欧洲发达国家，但在社会平等方面，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十分尖锐，出现了19世纪中叶曾经在欧洲出现过的、引发了社会革命的社会矛盾。美国是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的？说到底就是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改良模式。《冷眼向洋》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就是从这种渐进的改良模式中，我发现，一个新兴事物在20世纪初兴起，并对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美国的私人公益基金会。这条对公益基金会的研究思路，不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美国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后来，每次有了去美国的机会，我就搜集有关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资料。在《冷眼向洋》一书中专就此写了一章，称为《中介的力量》。写完《冷眼向洋》之后，我又下功夫专门写了一本书来介绍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情况，那就是2003年出版的《散财之道》，也就是《财富的归宿》一书的初版。
《散财之道》一书，原是从研究美国的角度来写的，没想到引来了中国慈善界、企业界的相当关注。我最初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并没有加以太多的关注，也没有注意到公益与慈善正在进入国人的视野。这本书使我接触到国内这一领域，了解到不少情况，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后来，世纪文景设想出版第二版，我就增加了一章“后记”，专门论述中国近年来慈善事业发展的情况，此版书名更改为《财富的归宿》，用以表达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归于社会之意。
二、公益基金会在美国
美国公益基金会是美国进步主义的一部分。美国进步主义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进步主义不是经济上的进步，而是人道主义的进步。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财富的急速增长与聚集，使得那些大的富豪要考虑如何花钱。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使得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凸现，对比的强烈也促使人们思考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问题。此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基金会的成立及其企业化管理提供了条件。美国公益基金会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公益基金会和以往的慈善事业有什么区别呢？一是范围不同；基金会面对全社会，有些大基金会甚至一开始就面对全世界，而慈善的范围则相对小一些。另一个是目的不同；基金会旨在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扶贫，根据他们的理念，解决之道是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也就是授人以渔，而不仅仅是授人以鱼。基金会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也做了很大贡献。他们重视基础学科的投入，这些领域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政府有时没有足够的能力或意愿对这些领域加以投入。纵观大部分基金会的活动，其目标就是创造社会机会的平等，医疗、教育是他们投入的重点，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健康的人接受了同等教育，就具有了平等的竞争机会。在此基础上的成功与失败，则是个人能力的差别了。
基金会对教育的关注，不仅仅在资助穷人上学，其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提高也有普及。例如，卡耐基建立公众图书馆，在全美捐赠了2000多个图书馆，其中多数图书馆是采用和地方图书馆共同建设为主，比如各自出资一半共建图书馆，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公益活动来影响地方政府。现在，在美国的各个市区乃至偏远小镇，随处可见这种公众图书馆，它们完全是免费的，对普及教育起了很大作用。这与卡耐基的创始之功是分不开的。再有一个领域就是战争与和平，例如，卡耐基在基金会之外还建立了一个和平基金，是运作型的，相当于研究所。二战期间，许多后来与制造核武器有关的科学家的研究项目也受到过基金会的资助，后来这些成果制造了原子弹，引起基金会领导对科学作用加以反思。到20世纪末，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大基金会关注的重点，例如环保、人口等问题。总之，基金会把聚集起来的财富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随着形势的变化来调整重点。
很多时候，一个学科的发展也和基金会有很大关系，在中国20世纪前半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影响最大，而改革开放以后，福特基金会首先进入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境外基金会以不同方式与中国发生关系。
这些大资本家为什么要捐钱？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有人说他们是为了沽名钓誉，有人说是为了免税，还有人说他们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用这种方式是为了买得心安。我认为人性是有两面的，一则“在商言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本能，当然必须在合法的框架内。但人性还有另外一面，不可能用商业原则来对待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人自始就有一个慈善救助的传统。比如在美国，卡耐基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财富的福音》，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卡耐基认为，财富的积聚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必要的，社会不能再回到平均主义，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也必须加以解决。因此，上帝给了他赚钱的能力，他就有责任在满足个人需要之外，为劳苦兄弟谋福利。他认为花钱所需要的智慧和才能并不亚于赚钱。他反对给穷人布施，认为这会培养懒人。他提出了七大应该关注的领域，如教育、医疗等等。其他的慈善家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想法。
富豪们捐钱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他们的成功都得益于社会，因此他们热爱这个社会和国家，不希望社会解体。卡耐基明确反对把社会拆掉重建的主张，而在当时的欧洲，这种主张的势力已经很大。美国的富人们要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不仅如此，他们还给政府提出建议，比如要求政府出匹配资金来共建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富豪们还有一种满足感——捐出去的钱能发挥大的作用，让他们很满足。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做的项目，在非洲和其他贫困国家消灭钩虫病；还有协助弗莱明发明青霉素，都能使不仅是出资人、而且操作者有很大的成就感。在美国，富人们并不想把钱遗赠给孩子，他们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剥夺了后代的创业机会，后人也不认为从父辈那里继承财产有多光荣。
不仅仅是作为基金会创始人的第一代富人们有远见，他们请来的会长也极有远见。在私人基金会的第一代，起决定作用的一般是出资者，以后则逐步脱离家族影响，董事会由社会名流组成，实际负责人是由董事会聘请的会长，大多是有抱负、有能力的社会精英，其作用大略相当于企业的CEO，但是其主要工作是花钱而不是赚钱，董事们也无利可图，所以也不像企业董事会那样起监督作用。这时，基金会已变成公共财产，既不是私有，也不是国有，原来的出资者和政府都没有支配权。会长有很大的决策余地，他支配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在利益上是超然的，但责任重大。他用自己的理念来使用这笔钱，实现社会理想。因此，可以看出，基金会的关注领域和会长所关注的领域有很大关系。这些社会精英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更加具有理想主义。有的则表现出非凡的远见。举一个例子：二战之前，希特勒上台不久，开始迫害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会长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应该抢救欧洲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是战后欧洲复兴的主要力量，于是，就把此事纳入基金会的规划，像爱因斯坦等大批顶级知识分子的转移和工作，都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读过许多诸如洛克菲勒和福特等基金会的年度报告，常常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前景展望，以及对历史的反思，有的相当深刻。比如他们反思资助的科研项目，认为当初没料到原子弹的制造，会用来屠杀人类，这与他们的初衷是违背的。他们经过反思后认为，科技的发明是没有禁区的，不能因为将来会被应用在坏的地方而不去从事发明，如何运用科技是政治家的事，而不是科学家的事。因此，他们又大力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重点之一是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其他基金会还把和平与反对核武器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重点资助内容。当然，以为这些研究就能影响决策未免太理想化，但是这方面研究的繁荣和深化，与基金会决策者的眼光却是分不开的。
三、公益慈善事业在中国
中国和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相似之处，就是发展的背景相同，也是在经济突飞猛进、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通俗一些讲，就是让先富起来的人把钱捐出来给穷人。我国有一些政府办的基金会也逐渐独立出来，国家的基金会管理也逐渐向境外学习，开始立法。现在民间有很多草根的基金会也逐渐发展起来。近年来，出现了两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承认私有财产，宪法修订时明确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其二，是慈善观念的改变。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慈善是“伪善”；如今，政府也意识到不可能包办一切事务，适当发挥社会力量不但有益而且必要。
但是在发展的轨迹上，中国和美国并不一样。在美国，从一开始政府就对福利几乎什么都不管，后来政府负起了责任，现在则承担起基本福利的主要部分。而在中国，一开始是政府几乎什么都管，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后来政府意识到不可能全包，于是就逐步放弃一些职责，希望由社会力量来填补空白。
诚然，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有着自己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富人们捐出来的钱还是太少。为什么捐得少呢？首先，虽然私有财产已经明确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富人们还是不能大笔捐赠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现在还是存在一些人赚了钱，把钱转移到国外去。（我这里所讲转移财产的前提是合法的，形形色色非法的犯罪行为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其次，不少富人们还不知道如何去做好事，虽然他们可以把财产捐出来，但事实上，依据现行的法规条例政策，他们还不可能仿效洛克菲勒，因为在中国，每一个基金会都必须有一个主管单位才能合法注册；这是基金会发展的一个不小的障碍。当然，把财产捐献给政府办的慈善基金会，是受到鼓励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所有捐赠者都自愿这样做……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减免税收的问题没有可操作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只有向几家经过特许的基金会捐钱，才能得以免税；这仍然不够合理。因此，现在民间的基金会生存仍然困难。要让人做好事，首先就要做起来方便，如果不方便，就很难鼓励人们大规模地去做善事。
中国现在对民间公益机构的政策已经有不少改善。防范还是鼓励，两方面其实并不一定存在矛盾。事实上，如果出现了弊病，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监督机制和法规来加以解决，同时，立足点应放在鼓励上，不能因为防止少数人做坏事，而妨碍多数人做好事。在那些我所了解的发达国家，政府对基金会的管理，就是立法规定公益范围，在这些范围内，基金会享受非营利组织的免税待遇，政府只管其是否从事违背免税组织的活动，而不管其他。在监督方面，则是全民监督，包括国会、媒体等等的监督。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完全透明的，任何人都可以查基金会的账，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我所概括的“捐赠文化”：不一定只是富人，也不一定只是特别有慈善心的人才捐钱，一般人只要有余钱，最方便的途径就是捐给某项公益事业，或者自己成立基金会，因为所有这些渠道都十分通畅。
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企业，把捐款和提高自己企业的知名度简单联系在一起，捐款成了变相的广告行为。这样做也许可以救一时之急，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不健康、不利于发展社会公益意识的。中国的市场和法治还不尽完善，社会尚缺乏诚信，人们对捐赠疑虑重重，受授双方的观念和心态都有待进一步正常化……所有这些，都是发展公益事业需要克服的障碍。
当然，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己经进步很大。例如，企业界已经有意识地在倡导企业公民观念，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且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机构、论坛、网站等等，从各个方面来促进和宣扬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益的观念。民间公益人士和组织在艰难曲折中发挥了创造性和独特智慧，使社会公益慈善事业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整个社会中不可忽视的新事物。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民间有这个资源和意愿，发达国家有足资借鉴的先例，公益基金会这种事物，在中国的特有条件下一定可以发展起来。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做基金会研究的缘起。有很多人问过我，我原来是研究美国、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的，怎么想起来研究美国的公益基金会呢？其实，一开始，我不是从为了研究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角度来关注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我的学术思路，可以说有一个转变过程。我的研究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在研究中美关系史和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知道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文化事业有很大关系，北京的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杰作，对中国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而且，到现在为止，从平均水平来看，协和医院在中国还是水平最高的，至少是最高之一。
我在1992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机会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查阅档案。当时，我只是想查一查建立协和医院的详情以及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我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非常震惊地发现，关于中国的资料有好几十盒，不仅涉及协和医院，而且涉及民国时期中国的科研、教育等各个方面。我们知道，那个时期，中国有几十家大学，这些大学几乎都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抗战时期这些大学的迁移，以及抗战胜利之后的复校，都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农业方面，例如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的。我们的第一代科学院院士，在他们学术科研的开始阶段，也就是很关键的阶段，几乎都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或是去美国学习、或是在国内做科研。
翻阅这些资料时，我非常地好奇：为什么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到处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子，而且，还有一些相当理念性的东西，比如，以协和医院为例，建立之初为了培养高级的医学研究人才、建立一流的医学院，力求其精，后来，发现中国太穷，需要大量普及医学和医院，经过广泛调查和讨论，就开始转向面对大众，培养中级医师，并开始建立护士学校，大量培养护士。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注册，1914年就开始派人来中国，1915年开始选址筹建协和医院，从一开始成立，在中国做了很多事情。这些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根据这些资料，我曾写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一文。
另一条思路，是从研究外交史来的。我曾主持写过一本《美国战后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在定稿的时候，我写过一个长的绪论，讲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外交。结尾处，我讲了一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不会改变。可是，拖了一段时间，等到书出版时（1993年），苏联已经解体，雅尔塔格局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件事情，引起我很大的反思：为什么我会判断错误？我发现，以前我们有个传统的想法：一种国际格局都是在一次大的战争中形成的，国际关系史上都是这样，只有等到下一次战争，才能将各方力量重新排进一个格局。我发现这一传统思路有缺陷。苏联并不是由于战争、由于外部原因才解体的，而是内部的原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一个文明、一个制度或者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动力与其发展之间的关系。后来就转到下一部书，即《冷眼向洋》。那是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1997－1998年），当时有“世纪回眸”的风气，各行业和领域都在回顾与展望。我和一些同事、朋友，也在做一些回顾与展望的思考。特别要提到的是，正好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先生陈乐民（他是研究欧洲的）到上海来，同华东师大的冯绍雷教授一起，和汪道涵先生见了面，其间，汪老提到，20世纪苏联是怎样解体的，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我们三人议论了一下，觉得确实应该做这件事。后来有一个年轻学者主动加盟，我们四人合作写了《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启示录》一书。
如何回顾20世纪？我们有一个想法：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多发达、科技多发达、军事力量多强大，从长远看要看其内部机制是否有生命力，能否持久。我们决定从如何解决或协调作为现代社会基本诉求的发展与平等这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国家和制度的生命力。例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很发达，但是如果贫富差距很大，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就会产生动荡、动乱乃至革命；而如果只是一味地求平等，变成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社会也难以维持。我们可以从这个切入点来看20世纪美国的发展道路。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的发达程度已经超过了欧洲发达国家，但在社会平等方面，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十分尖锐，出现了19世纪中叶曾经在欧洲出现过的、引发了社会革命的社会矛盾。美国是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的？说到底就是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改良模式。《冷眼向洋》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就是从这种渐进的改良模式中，我发现，一个新兴事物在20世纪初兴起，并对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美国的私人公益基金会。这条对公益基金会的研究思路，不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美国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后来，每次有了去美国的机会，我就搜集有关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资料。在《冷眼向洋》一书中专就此写了一章，称为《中介的力量》。写完《冷眼向洋》之后，我又下功夫专门写了一本书来介绍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情况，那就是2003年出版的《散财之道》，也就是《财富的归宿》一书的初版。
《散财之道》一书，原是从研究美国的角度来写的，没想到引来了中国慈善界、企业界的相当关注。我最初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并没有加以太多的关注，也没有注意到公益与慈善正在进入国人的视野。这本书使我接触到国内这一领域，了解到不少情况，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后来，世纪文景设想出版第二版，我就增加了一章“后记”，专门论述中国近年来慈善事业发展的情况，此版书名更改为《财富的归宿》，用以表达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归于社会之意。
二、公益基金会在美国
美国公益基金会是美国进步主义的一部分。美国进步主义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进步主义不是经济上的进步，而是人道主义的进步。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财富的急速增长与聚集，使得那些大的富豪要考虑如何花钱。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使得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凸现，对比的强烈也促使人们思考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问题。此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基金会的成立及其企业化管理提供了条件。美国公益基金会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公益基金会和以往的慈善事业有什么区别呢？一是范围不同；基金会面对全社会，有些大基金会甚至一开始就面对全世界，而慈善的范围则相对小一些。另一个是目的不同；基金会旨在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扶贫，根据他们的理念，解决之道是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也就是授人以渔，而不仅仅是授人以鱼。基金会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也做了很大贡献。他们重视基础学科的投入，这些领域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政府有时没有足够的能力或意愿对这些领域加以投入。纵观大部分基金会的活动，其目标就是创造社会机会的平等，医疗、教育是他们投入的重点，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健康的人接受了同等教育，就具有了平等的竞争机会。在此基础上的成功与失败，则是个人能力的差别了。
基金会对教育的关注，不仅仅在资助穷人上学，其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提高也有普及。例如，卡耐基建立公众图书馆，在全美捐赠了2000多个图书馆，其中多数图书馆是采用和地方图书馆共同建设为主，比如各自出资一半共建图书馆，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公益活动来影响地方政府。现在，在美国的各个市区乃至偏远小镇，随处可见这种公众图书馆，它们完全是免费的，对普及教育起了很大作用。这与卡耐基的创始之功是分不开的。再有一个领域就是战争与和平，例如，卡耐基在基金会之外还建立了一个和平基金，是运作型的，相当于研究所。二战期间，许多后来与制造核武器有关的科学家的研究项目也受到过基金会的资助，后来这些成果制造了原子弹，引起基金会领导对科学作用加以反思。到20世纪末，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大基金会关注的重点，例如环保、人口等问题。总之，基金会把聚集起来的财富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随着形势的变化来调整重点。
很多时候，一个学科的发展也和基金会有很大关系，在中国20世纪前半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影响最大，而改革开放以后，福特基金会首先进入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境外基金会以不同方式与中国发生关系。
这些大资本家为什么要捐钱？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有人说他们是为了沽名钓誉，有人说是为了免税，还有人说他们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用这种方式是为了买得心安。我认为人性是有两面的，一则“在商言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本能，当然必须在合法的框架内。但人性还有另外一面，不可能用商业原则来对待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人自始就有一个慈善救助的传统。比如在美国，卡耐基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财富的福音》，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卡耐基认为，财富的积聚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必要的，社会不能再回到平均主义，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也必须加以解决。因此，上帝给了他赚钱的能力，他就有责任在满足个人需要之外，为劳苦兄弟谋福利。他认为花钱所需要的智慧和才能并不亚于赚钱。他反对给穷人布施，认为这会培养懒人。他提出了七大应该关注的领域，如教育、医疗等等。其他的慈善家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想法。
富豪们捐钱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他们的成功都得益于社会，因此他们热爱这个社会和国家，不希望社会解体。卡耐基明确反对把社会拆掉重建的主张，而在当时的欧洲，这种主张的势力已经很大。美国的富人们要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不仅如此，他们还给政府提出建议，比如要求政府出匹配资金来共建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富豪们还有一种满足感——捐出去的钱能发挥大的作用，让他们很满足。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做的项目，在非洲和其他贫困国家消灭钩虫病；还有协助弗莱明发明青霉素，都能使不仅是出资人、而且操作者有很大的成就感。在美国，富人们并不想把钱遗赠给孩子，他们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剥夺了后代的创业机会，后人也不认为从父辈那里继承财产有多光荣。
不仅仅是作为基金会创始人的第一代富人们有远见，他们请来的会长也极有远见。在私人基金会的第一代，起决定作用的一般是出资者，以后则逐步脱离家族影响，董事会由社会名流组成，实际负责人是由董事会聘请的会长，大多是有抱负、有能力的社会精英，其作用大略相当于企业的CEO，但是其主要工作是花钱而不是赚钱，董事们也无利可图，所以也不像企业董事会那样起监督作用。这时，基金会已变成公共财产，既不是私有，也不是国有，原来的出资者和政府都没有支配权。会长有很大的决策余地，他支配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在利益上是超然的，但责任重大。他用自己的理念来使用这笔钱，实现社会理想。因此，可以看出，基金会的关注领域和会长所关注的领域有很大关系。这些社会精英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更加具有理想主义。有的则表现出非凡的远见。举一个例子：二战之前，希特勒上台不久，开始迫害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会长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应该抢救欧洲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是战后欧洲复兴的主要力量，于是，就把此事纳入基金会的规划，像爱因斯坦等大批顶级知识分子的转移和工作，都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读过许多诸如洛克菲勒和福特等基金会的年度报告，常常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前景展望，以及对历史的反思，有的相当深刻。比如他们反思资助的科研项目，认为当初没料到原子弹的制造，会用来屠杀人类，这与他们的初衷是违背的。他们经过反思后认为，科技的发明是没有禁区的，不能因为将来会被应用在坏的地方而不去从事发明，如何运用科技是政治家的事，而不是科学家的事。因此，他们又大力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重点之一是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其他基金会还把和平与反对核武器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重点资助内容。当然，以为这些研究就能影响决策未免太理想化，但是这方面研究的繁荣和深化，与基金会决策者的眼光却是分不开的。
三、公益慈善事业在中国
中国和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相似之处，就是发展的背景相同，也是在经济突飞猛进、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通俗一些讲，就是让先富起来的人把钱捐出来给穷人。我国有一些政府办的基金会也逐渐独立出来，国家的基金会管理也逐渐向境外学习，开始立法。现在民间有很多草根的基金会也逐渐发展起来。近年来，出现了两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承认私有财产，宪法修订时明确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其二，是慈善观念的改变。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慈善是“伪善”；如今，政府也意识到不可能包办一切事务，适当发挥社会力量不但有益而且必要。
但是在发展的轨迹上，中国和美国并不一样。在美国，从一开始政府就对福利几乎什么都不管，后来政府负起了责任，现在则承担起基本福利的主要部分。而在中国，一开始是政府几乎什么都管，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后来政府意识到不可能全包，于是就逐步放弃一些职责，希望由社会力量来填补空白。
诚然，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有着自己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富人们捐出来的钱还是太少。为什么捐得少呢？首先，虽然私有财产已经明确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富人们还是不能大笔捐赠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现在还是存在一些人赚了钱，把钱转移到国外去。（我这里所讲转移财产的前提是合法的，形形色色非法的犯罪行为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其次，不少富人们还不知道如何去做好事，虽然他们可以把财产捐出来，但事实上，依据现行的法规条例政策，他们还不可能仿效洛克菲勒，因为在中国，每一个基金会都必须有一个主管单位才能合法注册；这是基金会发展的一个不小的障碍。当然，把财产捐献给政府办的慈善基金会，是受到鼓励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所有捐赠者都自愿这样做……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减免税收的问题没有可操作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只有向几家经过特许的基金会捐钱，才能得以免税；这仍然不够合理。因此，现在民间的基金会生存仍然困难。要让人做好事，首先就要做起来方便，如果不方便，就很难鼓励人们大规模地去做善事。
中国现在对民间公益机构的政策已经有不少改善。防范还是鼓励，两方面其实并不一定存在矛盾。事实上，如果出现了弊病，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监督机制和法规来加以解决，同时，立足点应放在鼓励上，不能因为防止少数人做坏事，而妨碍多数人做好事。在那些我所了解的发达国家，政府对基金会的管理，就是立法规定公益范围，在这些范围内，基金会享受非营利组织的免税待遇，政府只管其是否从事违背免税组织的活动，而不管其他。在监督方面，则是全民监督，包括国会、媒体等等的监督。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完全透明的，任何人都可以查基金会的账，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我所概括的“捐赠文化”：不一定只是富人，也不一定只是特别有慈善心的人才捐钱，一般人只要有余钱，最方便的途径就是捐给某项公益事业，或者自己成立基金会，因为所有这些渠道都十分通畅。
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企业，把捐款和提高自己企业的知名度简单联系在一起，捐款成了变相的广告行为。这样做也许可以救一时之急，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不健康、不利于发展社会公益意识的。中国的市场和法治还不尽完善，社会尚缺乏诚信，人们对捐赠疑虑重重，受授双方的观念和心态都有待进一步正常化……所有这些，都是发展公益事业需要克服的障碍。
当然，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己经进步很大。例如，企业界已经有意识地在倡导企业公民观念，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且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机构、论坛、网站等等，从各个方面来促进和宣扬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益的观念。民间公益人士和组织在艰难曲折中发挥了创造性和独特智慧，使社会公益慈善事业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整个社会中不可忽视的新事物。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民间有这个资源和意愿，发达国家有足资借鉴的先例，公益基金会这种事物，在中国的特有条件下一定可以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