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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贵族男女，都是既有名又有字的。名是生下来不久之后就有的，字则是到了一定年龄才有。“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
《礼记》
这种风俗礼仪大约在原始氏族社会已有，至周代以后发展趋向完整，成为士大夫阶级一种重要的礼制。《礼记》上还写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由此可见，周人对于名字的称谓是有一系列古规定的。当时名字取字，本有通则，一般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但是后来随着时代不同，风尚各异，上古時代那些崇尚质朴的字，到中近古时期，已经逐渐演变成了特别注重文饰，而且还比较多地取义于经传诗文。
在盛唐时代，为数众多的诗人群体把诗词艺术推向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对于自己名讳的取字也有了更为复杂的考虑。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划分出一些主要类型的。
首先第一种类型，应该是和名字有相应关系的取字。比如说诗风上比较相近的“元白”两人，取字就用的都是近义相协。
元稹，字微之。稹有致密意。《说文·和部》：“稹，种穊也。”段玉裁注：“此与鬒为稠发同也。引申为凡致密之称。”致密则细微，故以“微之”应“稹”。
白居易，字乐天。《礼记·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又《哀公问》：“不能安土，不能乐天。”居易即安土。又《易·繫辭上》：“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这可以说是名与字之间相当直接的联系。
再比如同一时期的孟郊，字东野。《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说文·里部》：“野，四郊之外也。”这几个有关郊外的相近词，在我们的语文课上，肯定被提及过。而“东”又为四方之首，且主春；春为农作之始，郊野为农作之所，所以用“东”饰“野”。
另有一些诗人的取字虽然也是和名有近义相协的关联，但是联系起来要曲折一些，多引经据典。比如：
李商隐，字义山。《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商末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以为“以臣弑君”，叩马而谏，太公称为“义士”，舍而不杀。周朝建国后，“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上”。故以“义山”应“商隐”。此外李商隐的字还有第二种说法，汉初有四个大贤人隐居在商山之中，号为“四皓”，所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能取义于此。
温庭筠，字飞卿。本名岐。“飞卿”与“岐”相协。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岐为周人发祥地，古公亶父始迁于此。至文王，“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羆，所获霸王之辅。”后果遇太公，遂立为师。后姜太公佐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非虎非羆”逐渐讹为“非熊非羆”，又变为“飞熊飞羆”。所以用“飞卿”应“岐”，即取姜太公于岐地，佐武王建立周王朝之典。在我接触到的这么多古代人物名与字之间对应关系当中，温庭筠字的出处，可以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不是晓得这个典故演变的完整过程，实在很难把他的字和名字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联系到一起。
既然有近义相协，那么相对应的第二种类型，自然就是反义相协了。和近义相协大量出现在人名中相比，这种类型并不算普遍。
王昌龄，字少伯。以“少”应“龄”谓在冲幼，以示谦退之意。
王勃，字子安。“勃”和“安”，反义相协。《说文·力部》：“勃，排也。”段玉裁注：“排者，挤也。今俗语谓以力旋转曰勃。”排挤则会动摇，故以“安”应之。这是比较典型的取两个相反字义，分做名和字。
白行简，字退之。《易·繫辞下》：“德行恒简以知阻。”知阻就不会妄进，所以用“知退”来相对应。
而第三种类型比较特别一些，和诗人的出生或是信奉的宗教有密切关系。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唐代两个著名的诗词大家王维和李白的取字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李白，字太白。传说就和他出生时的一些景象有关。《新唐书·文艺传“李白”》：“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长庚又名太白。《史记·天官书》：“太白，白，比狼。”太白星光亮而白，亮度如天狼星。故以“太白”应“白”。
王维，字摩诘。维、摩诘三字连在一起是释迦牟尼之大乘居士，曾以称病为由，向释加牟尼遣来问疾之弟子文殊师利等宣扬大乘深义。王维因为本人笃信佛家，故拆维摩诘以为名、字。
另外还有贺知章，字季真。《国语》：“有能助寡人而退吴者，吾与之共越国之政。”知章，即主持奏章。《说文·匕部》：“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以“真”应“知章”，意欲为仙官，为天帝主持人间上奏之章。和王维信佛相类似，贺颇信道教，所以名字里亦沾道学。
在我自己学习和发掘诗人名与字联系的整个过程中，发现这实在是一门很好玩的学问，在我们古代称之为“姓名解诂”。它能够帮助我们鉴别名与字，区分字号。而且古籍中可能出现一些讹误，我们也可以借助正确解诂人名来进行校勘。这样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喜欢的诗人也是极有帮助的。
《礼记》
这种风俗礼仪大约在原始氏族社会已有，至周代以后发展趋向完整，成为士大夫阶级一种重要的礼制。《礼记》上还写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由此可见，周人对于名字的称谓是有一系列古规定的。当时名字取字，本有通则，一般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但是后来随着时代不同，风尚各异，上古時代那些崇尚质朴的字，到中近古时期，已经逐渐演变成了特别注重文饰，而且还比较多地取义于经传诗文。
在盛唐时代，为数众多的诗人群体把诗词艺术推向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对于自己名讳的取字也有了更为复杂的考虑。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划分出一些主要类型的。
首先第一种类型，应该是和名字有相应关系的取字。比如说诗风上比较相近的“元白”两人，取字就用的都是近义相协。
元稹，字微之。稹有致密意。《说文·和部》：“稹，种穊也。”段玉裁注：“此与鬒为稠发同也。引申为凡致密之称。”致密则细微，故以“微之”应“稹”。
白居易，字乐天。《礼记·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又《哀公问》：“不能安土，不能乐天。”居易即安土。又《易·繫辭上》：“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这可以说是名与字之间相当直接的联系。
再比如同一时期的孟郊，字东野。《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说文·里部》：“野，四郊之外也。”这几个有关郊外的相近词，在我们的语文课上，肯定被提及过。而“东”又为四方之首，且主春；春为农作之始，郊野为农作之所，所以用“东”饰“野”。
另有一些诗人的取字虽然也是和名有近义相协的关联，但是联系起来要曲折一些，多引经据典。比如：
李商隐，字义山。《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商末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以为“以臣弑君”，叩马而谏，太公称为“义士”，舍而不杀。周朝建国后，“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上”。故以“义山”应“商隐”。此外李商隐的字还有第二种说法，汉初有四个大贤人隐居在商山之中，号为“四皓”，所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能取义于此。
温庭筠，字飞卿。本名岐。“飞卿”与“岐”相协。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岐为周人发祥地，古公亶父始迁于此。至文王，“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羆，所获霸王之辅。”后果遇太公，遂立为师。后姜太公佐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非虎非羆”逐渐讹为“非熊非羆”，又变为“飞熊飞羆”。所以用“飞卿”应“岐”，即取姜太公于岐地，佐武王建立周王朝之典。在我接触到的这么多古代人物名与字之间对应关系当中，温庭筠字的出处，可以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不是晓得这个典故演变的完整过程，实在很难把他的字和名字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联系到一起。
既然有近义相协，那么相对应的第二种类型，自然就是反义相协了。和近义相协大量出现在人名中相比，这种类型并不算普遍。
王昌龄，字少伯。以“少”应“龄”谓在冲幼，以示谦退之意。
王勃，字子安。“勃”和“安”，反义相协。《说文·力部》：“勃，排也。”段玉裁注：“排者，挤也。今俗语谓以力旋转曰勃。”排挤则会动摇，故以“安”应之。这是比较典型的取两个相反字义，分做名和字。
白行简，字退之。《易·繫辞下》：“德行恒简以知阻。”知阻就不会妄进，所以用“知退”来相对应。
而第三种类型比较特别一些，和诗人的出生或是信奉的宗教有密切关系。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唐代两个著名的诗词大家王维和李白的取字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李白，字太白。传说就和他出生时的一些景象有关。《新唐书·文艺传“李白”》：“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长庚又名太白。《史记·天官书》：“太白，白，比狼。”太白星光亮而白，亮度如天狼星。故以“太白”应“白”。
王维，字摩诘。维、摩诘三字连在一起是释迦牟尼之大乘居士，曾以称病为由，向释加牟尼遣来问疾之弟子文殊师利等宣扬大乘深义。王维因为本人笃信佛家，故拆维摩诘以为名、字。
另外还有贺知章，字季真。《国语》：“有能助寡人而退吴者，吾与之共越国之政。”知章，即主持奏章。《说文·匕部》：“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以“真”应“知章”，意欲为仙官，为天帝主持人间上奏之章。和王维信佛相类似，贺颇信道教，所以名字里亦沾道学。
在我自己学习和发掘诗人名与字联系的整个过程中，发现这实在是一门很好玩的学问，在我们古代称之为“姓名解诂”。它能够帮助我们鉴别名与字，区分字号。而且古籍中可能出现一些讹误，我们也可以借助正确解诂人名来进行校勘。这样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喜欢的诗人也是极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