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19日，新华基金发布公告称，基金经理王滨已于当日离任。至此，2021年以来，新华基金离任的基金经理达到三位，前两位是于泽雨和钟俊，离任时间分别为2月和4月。
Wind资讯显示，于泽雨的基金经理年限为8.17年，离任之前是新华基金资历最老的基金经理。王滨和钟俊的基金经理年限分别为5.34年和1.57年。新华基金的“基金经理平均年限”是3.10年。离任之前，王滨、于泽雨及钟俊管理的基金数量（仅计主基金）分别为8只、3只和2只，涉及到的持有人合计77万户（2020年年报）。
根据公告，上述三位基金经理的离任皆为“个人原因”。不过，若对新华基金控股股东的股权变更，以及公司近期的经营状况及高层变动做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王滨离任前、于泽雨及钟俊离任后不久，新华基金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5月8日，新华基金发布的公告显示，翟晨曦已接替张宗友，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此之前的4月9日，翟晨曦刚刚接替张宗友成为新华基金董事长。张宗友是因“工作安排”而卸任，“转任本公司联席董事长”，联席董事长”正是翟晨曦接任董事长之前的主要职务。
根据公告，翟晨曦生于1979年，2004年中南大学硕士毕业后（5年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入职国家开发银行，历任投资业务局、评审三局项目经理，资金交易部交易员、副处长和处长。2014年，她加入天风证券，次年3月被任命为副总裁，兼管公司固定收益总部。
2020年9月18日，翟晨曦进入新华基金董事会，成为联席董事长。11月30日，新华基金总经理刘全胜离任，翟晨曦代任总经理一职。
也就是说，自翟晨曦进入董事会之后，在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原新华基金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全部出局。
上述高层人事变动，与新华基金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动有直接关系。新华基金前身是新世纪基金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1亿元，注册地为重庆，发起人股东新华信托投资股份公司（2008年更名为新华信托股份公司）、山东海化集团及深圳市泰丰通讯电子公司分别持股48%、30%和22%。
2008年，深圳市泰丰通讯电子公司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上海隽基环境产业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次年9月，新世纪基金更名为新华基金。2010年，第二大股东山东海化集团又将所持股份转让给陕西蓝潼电子投资公司。
2011年，新华基金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6亿元，新股东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认购出资1320万元。于是，公司股权结构变为：新华信托持股48%，陕西蓝潼电子投资公司、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分别持股30%、13.75%和8.25%。
2013年10月，陕西蓝潼投资公司及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恒泰证券股份公司（下称“恒泰证券”），新华基金股权结构变为：新华信托、恒泰证券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分别持股48%、43.75%和8.25%。
2015年7月，新华基金再度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1.60亿元增至2.175亿元，恒泰证券出资认购了全部新增注册资本，一举成为控股股东，恒泰证券、新华信托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8.62%、35.31%和6.07%。
同年9月，恒泰证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恒泰证券前身为内蒙古呼和浩特证券公司，成立于1988年，1992年更名为内蒙古证券公司，2002年更名为恒泰证券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恒泰证券股份公司。
由于在上市之前，以及上市后的最初几年，恒泰证券第一大股东包头华资实业股份公司由明天控股间接控股，第九大股东中昌恒远控股公司及第十大股东（2018年退为第十二大股东）上海怡达科技投资公司又在2009年与明天控股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因此，恒泰证券被视为“明天系”一员。
由于新华信托几大主要股东皆为“明天系”成员或一致行动人，因此，新华基金也免不了被打上“明天系”的烙印。
不过，随着天风证券成为恒泰证券第一大股东，恒泰证券及新华基金的“明天系”烙印渐渐消退。2019年6月，天风证券与恒泰证券多位股东（包括第二、第四、第八大股东，以及上述与明天控股达成一致行动协议的第九大股东和第十二大股东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完成后将持有恒泰证券29.99%的股权。截至2020年4月13日，天风证券已经受让恒泰证券26.49%的股权，“剩余3.50%股权收购将有序完成过户”。
正是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2019年11月，天风证券副总裁翟晨曦被任命为恒泰证券联席总裁，并于次年9月代表控股股东进入新华基金董事会。
与前任董事长及总经理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翟晨曦是投研出身。而且，有报道称，她在国家开发银行资金交易部做交易员、副处长及处长时，曾有“IRS（利率互换）市场女王”的称号。
而新华基金前任董事长张宗友（2019年但任董事长之前曾担任总经理），以及2020年11月辞职的总经理刘全胜，皆非投研出身。他们都是恒泰证券的老人，进入新华基金之前的管理经验主要来自人力资源部和营业部。
因此，翟晨曦掌舵新华基金之后，无论是站在股东层面还是专业层面，对公司高层及投研团队进行大换血势在必然。
而且，从新华基金的产品结构——以固收业务为主——来看，翟晨曦应该很容易看出这家公司的不足之处。Wind资讯显示，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新华基金公募管理规模为513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13亿元，混合型基金124亿元，债券型基金240亿元，货币市场基金136亿元。
而从历史来看，新华基金以固收业务为主的特征并非最初的设定。在2012年之前，公司旗下只有混合型基金，直至2012年才有债券型基金，2013年才有货币市场型基金，2014年才有股票型基金。 直至明星基金经理王卫东、曹名长等人先后于2014年及2015年——正好是恒泰证券入主新华基金后不久——选择离开之后，新华基金的“弱权益”特征才日益明显。
Wind资讯显示，2014年年底，新华基金公募规模192亿元，其中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合计115亿元，占比59.90%，至2021年一季度末已降至26.71%。
与之相应的是公募规模排名的下滑：2014年年末，公司排名第43位，2017年降至第55位，2019年甚至降至第73位，2021年一季度末排在第64位。
站在股东的角度审视，新华基金2020年——众所周知的公募大年——的表现可能也难称如意，尽管其公募规模同比有大幅增长：截至2020年年末，新华基金公募规模541亿元，比2019年同期（233亿元）增长了132.19%。
但是，其同期管理费收入却出现背离：2020年，新华基金管理费收入合计21725万元，与2019年（19725万元）相比仅增长9.99%。而公募管理机构整體规模（14.70万亿元增至20.06万亿元）增幅为36.46%，合计管理费收入（633.71亿元增至937.96亿元）增幅为48.01%。
若与2017年相比，则新华基金的管理费与公募规模“背离”的特征更加明显：2017年年底，新华基金公募规模440亿元，管理费收入为30983.99万元;也就是说，尽管到了2020年年末，其公募规模增长了22.95%，但管理费收入却只有2017年的70.12%。同期公募管理机构整体规模（11.55万亿元增至20.06万亿元）增幅为73.68%，合计管理费收入（由551.95亿元增至937.96亿元）增幅为69.94%。
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在某种程度上与公募规模发生变化的时点有关。
例如，尽管新华基金2020年年底的公募规模有541亿元，同比增加了308亿元，但其中有189亿元的增量（占比61.36%）来自第四季度，因此报告期贡献的管理费收入较少。
另一个原因则在产品结构上。根据Wind资讯，2017-2020年年末，在新华基金公募规模的101亿元的增量中，有78.51亿元来自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基金，占比77.73%，这两类基金的管理费率相对较低。
而同期在整个公募规模的增量（8.51万亿元）中，有47.36%（4.03万亿元）来自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
至于翟晨曦将如何改革新华基金尚待观察。
此前有报道称，翟晨曦有意请中再资产管理股份公司总经理于春玲加盟新华基金担任总经理一职。截至发稿，公司未予证实。
Wind资讯显示，于泽雨的基金经理年限为8.17年，离任之前是新华基金资历最老的基金经理。王滨和钟俊的基金经理年限分别为5.34年和1.57年。新华基金的“基金经理平均年限”是3.10年。离任之前，王滨、于泽雨及钟俊管理的基金数量（仅计主基金）分别为8只、3只和2只，涉及到的持有人合计77万户（2020年年报）。
根据公告，上述三位基金经理的离任皆为“个人原因”。不过，若对新华基金控股股东的股权变更，以及公司近期的经营状况及高层变动做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
高层变动去“明天系”
在王滨离任前、于泽雨及钟俊离任后不久，新华基金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5月8日，新华基金发布的公告显示，翟晨曦已接替张宗友，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此之前的4月9日，翟晨曦刚刚接替张宗友成为新华基金董事长。张宗友是因“工作安排”而卸任，“转任本公司联席董事长”，联席董事长”正是翟晨曦接任董事长之前的主要职务。
根据公告，翟晨曦生于1979年，2004年中南大学硕士毕业后（5年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入职国家开发银行，历任投资业务局、评审三局项目经理，资金交易部交易员、副处长和处长。2014年，她加入天风证券，次年3月被任命为副总裁，兼管公司固定收益总部。
2020年9月18日，翟晨曦进入新华基金董事会，成为联席董事长。11月30日，新华基金总经理刘全胜离任，翟晨曦代任总经理一职。
也就是说，自翟晨曦进入董事会之后，在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原新华基金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全部出局。
上述高层人事变动，与新华基金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动有直接关系。新华基金前身是新世纪基金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1亿元，注册地为重庆，发起人股东新华信托投资股份公司（2008年更名为新华信托股份公司）、山东海化集团及深圳市泰丰通讯电子公司分别持股48%、30%和22%。
2008年，深圳市泰丰通讯电子公司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上海隽基环境产业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次年9月，新世纪基金更名为新华基金。2010年，第二大股东山东海化集团又将所持股份转让给陕西蓝潼电子投资公司。
2011年，新华基金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6亿元，新股东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认购出资1320万元。于是，公司股权结构变为：新华信托持股48%，陕西蓝潼电子投资公司、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分别持股30%、13.75%和8.25%。
2013年10月，陕西蓝潼投资公司及上海大众环境产业公司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恒泰证券股份公司（下称“恒泰证券”），新华基金股权结构变为：新华信托、恒泰证券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分别持股48%、43.75%和8.25%。
2015年7月，新华基金再度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1.60亿元增至2.175亿元，恒泰证券出资认购了全部新增注册资本，一举成为控股股东，恒泰证券、新华信托及杭州永原网络科技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8.62%、35.31%和6.07%。
同年9月，恒泰证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恒泰证券前身为内蒙古呼和浩特证券公司，成立于1988年，1992年更名为内蒙古证券公司，2002年更名为恒泰证券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恒泰证券股份公司。
由于在上市之前，以及上市后的最初几年，恒泰证券第一大股东包头华资实业股份公司由明天控股间接控股，第九大股东中昌恒远控股公司及第十大股东（2018年退为第十二大股东）上海怡达科技投资公司又在2009年与明天控股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因此，恒泰证券被视为“明天系”一员。
由于新华信托几大主要股东皆为“明天系”成员或一致行动人，因此，新华基金也免不了被打上“明天系”的烙印。
不过，随着天风证券成为恒泰证券第一大股东，恒泰证券及新华基金的“明天系”烙印渐渐消退。2019年6月，天风证券与恒泰证券多位股东（包括第二、第四、第八大股东，以及上述与明天控股达成一致行动协议的第九大股东和第十二大股东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完成后将持有恒泰证券29.99%的股权。截至2020年4月13日，天风证券已经受让恒泰证券26.49%的股权，“剩余3.50%股权收购将有序完成过户”。
正是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2019年11月，天风证券副总裁翟晨曦被任命为恒泰证券联席总裁，并于次年9月代表控股股东进入新华基金董事会。
新舵手投研出身
与前任董事长及总经理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翟晨曦是投研出身。而且，有报道称，她在国家开发银行资金交易部做交易员、副处长及处长时，曾有“IRS（利率互换）市场女王”的称号。
而新华基金前任董事长张宗友（2019年但任董事长之前曾担任总经理），以及2020年11月辞职的总经理刘全胜，皆非投研出身。他们都是恒泰证券的老人，进入新华基金之前的管理经验主要来自人力资源部和营业部。
因此，翟晨曦掌舵新华基金之后，无论是站在股东层面还是专业层面，对公司高层及投研团队进行大换血势在必然。
而且，从新华基金的产品结构——以固收业务为主——来看，翟晨曦应该很容易看出这家公司的不足之处。Wind资讯显示，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新华基金公募管理规模为513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13亿元，混合型基金124亿元，债券型基金240亿元，货币市场基金136亿元。
而从历史来看，新华基金以固收业务为主的特征并非最初的设定。在2012年之前，公司旗下只有混合型基金，直至2012年才有债券型基金，2013年才有货币市场型基金，2014年才有股票型基金。 直至明星基金经理王卫东、曹名长等人先后于2014年及2015年——正好是恒泰证券入主新华基金后不久——选择离开之后，新华基金的“弱权益”特征才日益明显。
Wind资讯显示，2014年年底，新华基金公募规模192亿元，其中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合计115亿元，占比59.90%，至2021年一季度末已降至26.71%。
与之相应的是公募规模排名的下滑：2014年年末，公司排名第43位，2017年降至第55位，2019年甚至降至第73位，2021年一季度末排在第64位。
未来在何方？
站在股东的角度审视，新华基金2020年——众所周知的公募大年——的表现可能也难称如意，尽管其公募规模同比有大幅增长：截至2020年年末，新华基金公募规模541亿元，比2019年同期（233亿元）增长了132.19%。
但是，其同期管理费收入却出现背离：2020年，新华基金管理费收入合计21725万元，与2019年（19725万元）相比仅增长9.99%。而公募管理机构整體规模（14.70万亿元增至20.06万亿元）增幅为36.46%，合计管理费收入（633.71亿元增至937.96亿元）增幅为48.01%。
若与2017年相比，则新华基金的管理费与公募规模“背离”的特征更加明显：2017年年底，新华基金公募规模440亿元，管理费收入为30983.99万元;也就是说，尽管到了2020年年末，其公募规模增长了22.95%，但管理费收入却只有2017年的70.12%。同期公募管理机构整体规模（11.55万亿元增至20.06万亿元）增幅为73.68%，合计管理费收入（由551.95亿元增至937.96亿元）增幅为69.94%。
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在某种程度上与公募规模发生变化的时点有关。
例如，尽管新华基金2020年年底的公募规模有541亿元，同比增加了308亿元，但其中有189亿元的增量（占比61.36%）来自第四季度，因此报告期贡献的管理费收入较少。
另一个原因则在产品结构上。根据Wind资讯，2017-2020年年末，在新华基金公募规模的101亿元的增量中，有78.51亿元来自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基金，占比77.73%，这两类基金的管理费率相对较低。
而同期在整个公募规模的增量（8.51万亿元）中，有47.36%（4.03万亿元）来自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
至于翟晨曦将如何改革新华基金尚待观察。
此前有报道称，翟晨曦有意请中再资产管理股份公司总经理于春玲加盟新华基金担任总经理一职。截至发稿，公司未予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