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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确定了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把中国变为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纲领"。但是这个纲领并没有坚持下去。以往的研究者从制度因素、一些偶发因素(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反右斗争等)、主要领导人的领导责任(如毛泽东)等方面论述原因，本文试图从分析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构成(即年龄、知识结构、性格特征、个性心理)，来探讨它与八大路线中断的关系。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后，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引导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党所面临的新任务。为从组织上团结全党，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到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这就有必要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新确立中央集体的领导。另一方面由于后期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过急、过粗、过快，诱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一度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群众上访等不稳定因素，加上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无疑加深了中共领袖们的忧虑：苏联模式到底灵不灵?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共八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要从理论上、制度上和组织原则上作出明确的回答。
什么样的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执行者?什么样的集体成为经济建设的引路人?这始终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思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也就是说，这次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一般不考虑"三八式"及以后的同志。1956年9月27日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共计170人。其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又选举产生了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以及党的正副主席和总书记。可以说党的八大选举产生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的结构状况肯定会影响它作为指挥机关所发挥的作用。下面即对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构成作一些分析。
首先，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知识结构来看，知识分子和经济建设的专家级人才不多。在170名正式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大多是中央各部委及省级的主要领导，他们大都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有丰富的军事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但是他们中恰恰缺乏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缺乏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以这些经济知识相对匮乏、对现代化大生产了解不够的人充任经济建设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具体实践的领导者，无疑难以适应经济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毛泽东本人对这届中央委员会也流露出不满情绪；"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在执行八大的路线时，由于既缺少科技力量做支撑又不能很好地按经济规律办事，从而发生违背八大路线或因力不从心偏离八大的正确建设方针的情况。
其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阶级出身来看，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来自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较少。毛泽东曾讲过：就我党的主要成分来看"是无产阶级和过去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现在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党员占百分之十二。"这种结构也会影响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农民出身的职业革命家，经过战争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仍时不时地在这些人身上显现出来。小农意识的重热情，轻规律，急躁冒进思想，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迅速膨胀，他们以为单凭热情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就可以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央主要领导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正好迎合了那些带有小农意识的中央委员们，而他们的积极响应以及某些人推波助澜又反过来感染和影响党的主要领导人。这种不良的互动，势必导致"左"的泛滥。因而八大确立的认识很容易动摇和改变，致使八大的正确决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
再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构成和社会心理来看，他们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而军人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他们惯于接受上级领导的命令，同时，他们又是省、地、县级干部的老领导、老上级，也惯于以命令的方式向下级发出指令。这样，在具体贯彻执行八大路线方针时，往往不分条件和时间，只要上面有什么号召、指示，下面就大力推行，科学系统的经济建设变成了群众运动。此外，军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服从权威和迷信上级，特别是对毛泽东，他们有时到了迷信和盲从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服从毛泽东就是服从中央。毛泽东认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认识马上被全党所接受，八大的正确判断马上被抛弃了。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全党"跃进"，全民"跃进"。还有毛泽东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右倾、反党内"走资派"、反修防修等主张，无一例外地被全盘认可。以至后来的"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观念盛行，这虽是阴谋家、别有用心之人的阿谀之词，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包括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荒谬的论调岂可盛行?所以后来有位党的高级干部在检讨时曾说：只要毛主席在思考，全党就不思考。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并非最佳结构，其中毕竟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这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对此不能苛求。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只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这样的条件。长期的革命战争，加入革命队伍的是那些具有较高觉悟的工人、为求翻身做主的广大农民群众和一部分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但长期的战争环境又使他们没有机会坐下来学习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专门知识。建国后，我们党只有依靠现有的这些革命者搞建设，去从事他们很不熟悉的经济建设，虽然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经济建设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显然并不比指挥打仗更容易。但历史只能在已有的条件下展开。
第二，50年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年代，共产党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如日中天。所以，当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第八届中委只选"三八式"以前的老干部时，党的代表们毫不犹豫地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托付给了他们尊敬、信赖的老领导、老上级。
对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我们不能苛求，因为历史只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这些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党的领导核心机关和决策机关，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共17人，其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使他们被公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引路人。从政治上讲，这个政治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保证，但从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应承担的责任看，还存在一些遗憾。
首先，政治局委员们的经济知识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作为党的主席和对重大事情有最终决定权的毛泽东曾讲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此外，刘少奇主管党务工作，对经济建设也不太在行；邓小平由地方进入中央不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也缺乏经验。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在政治局里面，只有周恩来、陈云是全面主管经济的，对经济比较懂，但由于时间比较短，又没有很好的经验，对于如何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有时显得力不从心。政治局里除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不多几位同志还具备一些经济知识和经济经验，其他领导人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知识更少一些。他们之中有些人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积累了少许的经验外，对现代化大生产的知识和规律知之甚少。所以，政治局作为全国经济建设总指挥机关，组织、指挥、协调、规划等功能未能发挥出来，这势必影响八大路线的推行，以至中断。
其次，政治局委员的思维方式和领导工作方式有些也不利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书，曾讲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搞经济建设就不如炮击金门那样得心应手?这固然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规律还不熟悉，没有经验，但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出一种思维方式：将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相类比，以为经济建设也像战争一样，一两个战役就可以决出胜负。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指挥经济建设工作的人在党内大有人在。毛泽东就曾说过：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建设比打仗更难?而且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企图依靠一两次大的群众运动就会改变我国的面貌："超英赶美"一声令下，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万马奔腾；人民公社化运动，举国风行。以这种突击式的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固然在短时间内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轻视经济规律的行为，必然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大跃进"的后果是大倒退，"共产风"的结果是人心的恐慌和全民的贫困。使政治局委员们意想不到的是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宝贵经验，今天却成为经济建设的障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党的八大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召开的，需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注重量才录用。可是毛泽东提出的"三八式"干部一般不选的原则，被代表们所接受。结果还是陷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反对的"论资排辈"的误区，把一大批有才华、具备现代化科技、懂管理的中青年干部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对八大路线中断不能没有影响。反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一大批德高望重具有丰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老同志和一些掌握现代科技、善经营、会管理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他们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更是着眼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托"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更多的年轻有为、通晓各种知识的专门人才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专家治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保证。
[载自《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作者黎见春 居仓摘编]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后，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引导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党所面临的新任务。为从组织上团结全党，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到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这就有必要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新确立中央集体的领导。另一方面由于后期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过急、过粗、过快，诱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一度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群众上访等不稳定因素，加上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无疑加深了中共领袖们的忧虑：苏联模式到底灵不灵?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共八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要从理论上、制度上和组织原则上作出明确的回答。
什么样的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执行者?什么样的集体成为经济建设的引路人?这始终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思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也就是说，这次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一般不考虑"三八式"及以后的同志。1956年9月27日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共计170人。其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又选举产生了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以及党的正副主席和总书记。可以说党的八大选举产生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的结构状况肯定会影响它作为指挥机关所发挥的作用。下面即对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构成作一些分析。
首先，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知识结构来看，知识分子和经济建设的专家级人才不多。在170名正式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大多是中央各部委及省级的主要领导，他们大都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有丰富的军事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但是他们中恰恰缺乏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缺乏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以这些经济知识相对匮乏、对现代化大生产了解不够的人充任经济建设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具体实践的领导者，无疑难以适应经济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毛泽东本人对这届中央委员会也流露出不满情绪；"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在执行八大的路线时，由于既缺少科技力量做支撑又不能很好地按经济规律办事，从而发生违背八大路线或因力不从心偏离八大的正确建设方针的情况。
其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阶级出身来看，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来自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较少。毛泽东曾讲过：就我党的主要成分来看"是无产阶级和过去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现在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党员占百分之十二。"这种结构也会影响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农民出身的职业革命家，经过战争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仍时不时地在这些人身上显现出来。小农意识的重热情，轻规律，急躁冒进思想，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迅速膨胀，他们以为单凭热情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就可以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央主要领导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正好迎合了那些带有小农意识的中央委员们，而他们的积极响应以及某些人推波助澜又反过来感染和影响党的主要领导人。这种不良的互动，势必导致"左"的泛滥。因而八大确立的认识很容易动摇和改变，致使八大的正确决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
再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构成和社会心理来看，他们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而军人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他们惯于接受上级领导的命令，同时，他们又是省、地、县级干部的老领导、老上级，也惯于以命令的方式向下级发出指令。这样，在具体贯彻执行八大路线方针时，往往不分条件和时间，只要上面有什么号召、指示，下面就大力推行，科学系统的经济建设变成了群众运动。此外，军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服从权威和迷信上级，特别是对毛泽东，他们有时到了迷信和盲从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服从毛泽东就是服从中央。毛泽东认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认识马上被全党所接受，八大的正确判断马上被抛弃了。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全党"跃进"，全民"跃进"。还有毛泽东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右倾、反党内"走资派"、反修防修等主张，无一例外地被全盘认可。以至后来的"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观念盛行，这虽是阴谋家、别有用心之人的阿谀之词，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包括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荒谬的论调岂可盛行?所以后来有位党的高级干部在检讨时曾说：只要毛主席在思考，全党就不思考。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并非最佳结构，其中毕竟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这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对此不能苛求。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只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这样的条件。长期的革命战争，加入革命队伍的是那些具有较高觉悟的工人、为求翻身做主的广大农民群众和一部分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但长期的战争环境又使他们没有机会坐下来学习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专门知识。建国后，我们党只有依靠现有的这些革命者搞建设，去从事他们很不熟悉的经济建设，虽然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经济建设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显然并不比指挥打仗更容易。但历史只能在已有的条件下展开。
第二，50年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年代，共产党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如日中天。所以，当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第八届中委只选"三八式"以前的老干部时，党的代表们毫不犹豫地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托付给了他们尊敬、信赖的老领导、老上级。
对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我们不能苛求，因为历史只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这些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党的领导核心机关和决策机关，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共17人，其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使他们被公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引路人。从政治上讲，这个政治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保证，但从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应承担的责任看，还存在一些遗憾。
首先，政治局委员们的经济知识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作为党的主席和对重大事情有最终决定权的毛泽东曾讲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此外，刘少奇主管党务工作，对经济建设也不太在行；邓小平由地方进入中央不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也缺乏经验。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在政治局里面，只有周恩来、陈云是全面主管经济的，对经济比较懂，但由于时间比较短，又没有很好的经验，对于如何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有时显得力不从心。政治局里除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不多几位同志还具备一些经济知识和经济经验，其他领导人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知识更少一些。他们之中有些人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积累了少许的经验外，对现代化大生产的知识和规律知之甚少。所以，政治局作为全国经济建设总指挥机关，组织、指挥、协调、规划等功能未能发挥出来，这势必影响八大路线的推行，以至中断。
其次，政治局委员的思维方式和领导工作方式有些也不利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书，曾讲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搞经济建设就不如炮击金门那样得心应手?这固然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规律还不熟悉，没有经验，但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出一种思维方式：将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相类比，以为经济建设也像战争一样，一两个战役就可以决出胜负。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指挥经济建设工作的人在党内大有人在。毛泽东就曾说过：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建设比打仗更难?而且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企图依靠一两次大的群众运动就会改变我国的面貌："超英赶美"一声令下，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万马奔腾；人民公社化运动，举国风行。以这种突击式的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固然在短时间内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轻视经济规律的行为，必然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大跃进"的后果是大倒退，"共产风"的结果是人心的恐慌和全民的贫困。使政治局委员们意想不到的是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宝贵经验，今天却成为经济建设的障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党的八大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召开的，需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注重量才录用。可是毛泽东提出的"三八式"干部一般不选的原则，被代表们所接受。结果还是陷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反对的"论资排辈"的误区，把一大批有才华、具备现代化科技、懂管理的中青年干部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对八大路线中断不能没有影响。反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一大批德高望重具有丰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老同志和一些掌握现代科技、善经营、会管理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他们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更是着眼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托"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更多的年轻有为、通晓各种知识的专门人才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专家治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保证。
[载自《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作者黎见春 居仓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