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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鲜的文化传承自中华文化，在近两千年的传播和吸纳过程中，在朝鲜，早期的儒学逐渐衰败，朱熹理学渐居主导。在理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朝鲜的大儒起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儒学，理学，朝鲜理学
朝鲜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华，在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中国文化的立本之学——儒学，以及后来的理学，在朝鲜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其间，尤以理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为盛，并最终移植成为朝鲜的立本之学。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in Korea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Korea came from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 near two－thousand years, the early Confucianism gradually collapsed and Zhu Xi’s Li Xue began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Korea. The famous Confucian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he Confucianism, Li Xue, Li Xue in Korea
一
儒学传播到朝鲜始于汉代。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设置四郡1。自此到西晋末年，朝鲜成为中国郡县大约四百年。汉代的郡县都设有学官，朝鲜四郡，当然也不例外。“五胡乱华”之后，中国退出朝鲜半岛，朝鲜人的自主政权逐渐成长，形成高勾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北史》里说：“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1]《旧唐书》也说：“其书有五经。”[2]《旧唐书》还写道：“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国之法。”[3]三国之中，设立太学最早的是高勾丽。高丽朝史家金富轼所写的《三国史记》里说：“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3年），立太学，教子弟。”[4]
在高勾丽设立太学两年后，百济也开始设置博士，朝鲜史家徐居正在《东国通鉴》里说：“晋宁康二年（374年），百济以高兴为博士。百济自开国未有文字，至是始有书记。”[5]
据此，百济从4世纪下半叶开始设置博士，不过百济兴起于汉代郡县的故地，所以儒学应当早已随着汉人传播至此，这里只能说是百济政府正式设置博士的年代。百济既然在4世纪末就有向国外输出儒学的能力，所以儒学在它本国必定已有相当的基础。由于历史记载的不完整，当时的详情已不得而知。现在只知道百济在梁武帝时，曾经有人上表请求设置毛诗博士，唐贞观以后，曾不断派遣子弟赴唐留学。
新罗兴起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隅，接受中国文化不太方便，所以儒学的传入，比高勾丽和百济要迟。新罗智证王四年（503年），始称王号，定国号为“新罗”。“新”的意思是“德业日新”，“罗”的意思是“网罗四方”。这说明6世纪，新罗已受到儒学的某种影响。到贞德女主五年（651年），设置“大舍”二人，据《东国文献备考》考证，“大舍”是国学之官[6]，说明新罗在7世纪中叶，已有学官讲授儒学。当时不仅贵族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似乎民间俊秀也有接受儒学教育的机会了。
唐朝灭了百济、高勾丽，但战果却为新罗所独吞。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更加积极地推行儒学教育。神文王二年（682年），确立国学。孝昭王元年（692年），因为薛聪博学能文，让他用方言讲解九经，做“吏读”。这是推进儒学大众化的初步努力。景德王六年（747年），设立通文博士及助教，国王亲临国学听讲，当时的太学里就有十位贤者和七十二名弟子。新罗文化教育的兴盛，已引起唐玄宗的注意。据《旧唐书》记载：“上谓寿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7]
后来玄宗巡幸四川，新罗使者乘水路到成都朝贡，玄宗亲笔御题“五言十韵诗”赐予新罗王，其中有“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的话，足见当时新罗已够得上“奉礼”“尊儒”的“君子之国”了[7]。元圣王四年（788年），设立读书出身科，依据儒学成绩录取人才，这是朝鲜科举的起源，儒学因此也受到社会的尊崇。据《三国史记》记载：“元圣王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8]
新罗不但在国内尽力推行儒学教育，并且不断派遣留学生赴唐留学。据《册府元龟》记载：“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五月庚辰，新罗国王金彦升奏：先在太学生崔利贞、金叔贞、朴季业四人，请放还蕃。其新赴朝贡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请留在宿卫，仍请配国子监习业，鸿胪寺给资粮。从之。”[9]又《唐会要》云：“开成……五年（840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其质子及年满和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10]当时唐朝一次放还的新罗学生就有一百多人，反映了当时新罗是如何热心吸收中国文化的。此后朝鲜儒学的兴盛，的确应当归功于新罗的开创之举。
高丽兴起以后，历代国王虽然信奉佛教，但对儒学也不是漠不关心。高丽太祖开国伊始，就比较注意儒学教育，创建了学院，会聚六部的学徒讲学，后来又制定了训要十条，谆谆告诫其子孙要“博观经史，鉴古戒今”。高丽光宗时，采纳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开始科举取士（958年），仿照唐朝设立制述（进士）、明经二科。制述科考试的内容为诗赋策，明经科考试的内容为五经。但高丽显宗以后，契丹人屡次入侵，国家多难，官学也就渐渐衰败了。侍中崔冲对此深表忧虑，广收门徒，聚集了四方子弟。当时，聚徒授业的名儒，还有郑倍杰、庐旦、金尚时等11人，和崔冲一起并称“十二公徒”。一时间儒学得以维持不致衰败，的确应归功于这种私学教育。高丽睿宗时，又试图重振官学，在太学里设置七齐，并设立养贤库供养贤能。但宋朝南下以后，高丽国内开始动荡不安，外面又有金元先后入侵，国运系于旦夕，因此也就顾不上文化教育，那些有志研究儒学的人只能向僧侣学习。
二
正当儒学在朝鲜渐趋衰败之时，理学开始传入。到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学者安晦轩跟随忠烈王出访元大都，得到新版朱熹全书带回国内，这是宋儒理学第一次东传到高丽。忠宣王的时候，有位叫白颐正的学者到元大都学习程朱理学，回国后传授于李齐贤、朴忠佐二人。不久，忠肃王又采纳权溥的建议，下令秘书省书籍所出版发行《四书集注》。于是理学开始在高丽传播，最终发展成为朝鲜的正统学术。
但理学传入之时，正值佛教兴盛，理学未能立即发生影响。经过半个多世纪，有位叫郑梦周（1338—1392年）的人尊信性理之学。他一面从事政治改革，一面立学堂，设乡校，又到太学讲述朱熹理学，并且以朱熹家礼行冠婚丧祭，以取代佛教的仪式。当时明朝已经开国，郑梦周暗地里试图废弃蒙古服饰，采用大明衣冠文物，他的所作所为，为朝鲜理学的兴起开辟了先河。所以一般都以郑梦周为朝鲜理学之祖。李朝开国前后，郑道传（?—1398年）奋起讲学，为李朝开国功臣和儒学大家，在军事、外交、性理学、历史、行政、著述等方面多有建树。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以“崇儒斥佛”为立国之本。他先写了《佛氏杂辨》一书，正面驳斥佛家学术的荒诞，后来又写了《心气理篇》，比较佛学与儒学的优劣，为儒学在朝鲜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后，儒学成为国教，而实际上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开始流行。接着，吉再、金淑滋、金宗直、郑汝昌、金宏弼、赵光祖等名儒辈出。在初期阶段，一些学者大都重视身体力行，经世致用，他们的影响大多在政治体制方面。但从儒生议政带来狱祸时起，他们渐离政治，转而研讨义理。这一连串政治上的失败，反而成了理学兴起的契机。
李朝开国一百多年以后，一直到16世纪，迎来朝鲜理学的黄金时期。当时出了许多伟大的理学家，其中尤以徐敬德、李彦迪、李晃、李珥最为重要。徐敬德（1489—1546年）是朝鲜理学史上惟一较有特色的人物，他虽然不反对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却在理气二元之上，又立太虚一元，以太虚为元气，因此他的学说和朱熹不太相同，而比较接近张横渠，他是18世纪实学派思想的先驱。他的著述，如《原理气说》、《理气说》、《太虚说》、《鬼神死生说》、《复其见天地之心说》，都是精辟的短篇。
李彦迪（1491—1553年）是朝鲜最早研究朱熹理学而有成就的人。他领悟过人，天资聪明，精于性理之学。他在27岁时，就立下畏天、养心、敬身、改过、笃志五句箴言。他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尽欤？为君亲有未诚欤？持心有未正欤？”[11]
但真正让朱熹理学在朝鲜大放异彩的是李退溪和李珥，二人被称为朝鲜二贤。朝鲜理学也因二人而分为两派，此后的朝鲜儒生研究朱熹理学，无不受到这两派的影响。
李退溪（1501—1570年），名晃，字景浩，晚号退溪，比李彦迪仅小10岁，但他的学问受李彦迪影响颇深。退溪曾任艺文馆提学，超脱于党派之争，以研究朱熹学为毕生事业，世人称之为“海东朱熹”，著有《朱熹书节要》、《理学通论》、《启蒙传疑》、《退溪集》等。有人认为退溪论学的精密，在宋元明朱熹学派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学说曾给当时的日本朱熹学以相当的影响。退溪的业绩，可从破邪和显正两方面来看。所谓破邪，便是排斥中国陆王之学，抨击朝鲜卢（守慎）、徐（敬德）诸家之说。所谓显正，就是谋求振作赵光祖殉难以来萎靡的士气，发扬光大朱熹之学。自朱熹理学传入朝鲜，经二百余年的积累，终于成就了李退溪这一代理学宗匠。
据退溪年谱及其言行录来看，退溪之学，大多仿学朱熹。退溪仿学朱熹，可谓诚心诚意，亦步亦趋，他一生的举止、著述、居官、讲学，都以朱熹为榜样，其戒之慎之，敬谨为厚的精神，在朱熹的门人后学之中，似乎也罕见。退溪幼年就能背诵论语及其集注，从第一章到末篇不差一字。19岁时初学《性理大全》，读后觉得大开眼界，慢慢地才理解其中义理。随后又读《朱熹全书》，足不出户，日复一日，并随手记下读书笔记，编成《朱熹书节要》二十卷，此书后来对韩日两国学者影响很大。
退溪学术对后世的影响，其一为“修己”的工夫，即道德实践方面，也就是朱熹居敬思想的传承与实践。其二为“理气”的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四端七情”的论辩1，退溪分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这一点对以后的韩儒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李珥（1536—1584年），字叔献，号栗谷，又号石潭。李珥从小受教于母亲，四书五经样样精通。13岁时参加进士初试，文章日益声名远扬，但李珥仍专心圣学不屑于此，已显示出大家风范。19岁时告别友人到金刚山研究佛学，研究了一年的禅学以后，领悟了佛学“勿作增减想”的真意，明白了佛学不适合于自己，又回归儒家致力于圣学的研究。
李珥承袭孔孟“修己治人”的根本思想，认为“修己治人”就是儒者的使命和本领，二者均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成为真儒、大儒。儒者除自我人格和学问、修学以外，更要积极服务社会和国家，施展抱负实现理想。
因此，李珥的学说多从实际出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论辩性，这一点与孔子至朱熹“述而不作”的传统有所不同，因此他“讲说道理，精微透彻，多阐先儒所未发者”[12]。其学说在继承朱熹学说基础上独具个人特色。李珥的主要学术观点有：
1.“致中和”。李珥指出，“致中和之功，止于一家则一家之天地位，万物育而明德明于一家，一家岂别有天地万物乎，只是父子夫妇兄弟，各正其分，是天地位气象，慈孝友恭唱随，各尽其情，是万物育气象，止于一国，则一国之天地位，万物育而明德明于一国，及于天下，则天下之天地位，万物育而明德明于天下矣。”[13]可见李珥着意强调的“致中和”的功效，可以使家庭和谐，国家昌明，天下太平。
2.以“诚”为本的修为观。“诚”在“致中和”中，同样处在“中庸”的地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4]而“修身为本”，这样“诚”就成为“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的关键。
3.理气妙合观。李珥说：“有问谥臣者曰，理气题一物，是二物，臣答曰考诸前训，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气浑然无关无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气，虽不相离而浑然之中，实不相亲，不可指为一物，故朱熹曰，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亲，合二说而玩索，则理气之妙，庶乎见之矣。”[15]李珥治学一向重视理想与现实关系，先后、本末的关系，分析综合适宜处理一切，其理气妙合论同样贯彻这一分析综合的原则，以达理论性与实践经验性的调和。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和理学在向朝鲜的传播过程中，朝鲜本土化的进程随之亦步亦趋，并逐渐形成朝鲜自身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朝鲜的大儒在诠释、发展中国文化和学以致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收稿时间】2002年8月
【作者简介】李相圭，韩国釜山圣心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副教授。
【责任编辑倪金荣】
参考文献：
[1]《北史·高勾丽传》。
[2]《旧唐书·高丽传》。
[3]《旧唐书·百济传》。
[4]《三国史记》卷十八《高丽本纪》第六。
[5]《东国通鉴》卷四。
[6]《东国文献备考》注。
[7]《旧唐书·新罗传》。
[8]《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第十。
[9]《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10]《唐会要》卷九十五《新罗》条。
[11]《晦斋集·行状》。
[12]《栗谷全书》卷三十五《行状》。
[13]《栗谷全书》卷十九，《圣学辑要》(一)，“统说”篇。
[14]《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15]《栗谷全书》卷二十，《圣学辑要》（二），《修身》第二，“穷理”章。
[关键词]儒学，理学，朝鲜理学
朝鲜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华，在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中国文化的立本之学——儒学，以及后来的理学，在朝鲜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其间，尤以理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为盛，并最终移植成为朝鲜的立本之学。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in Korea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Korea came from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 near two－thousand years, the early Confucianism gradually collapsed and Zhu Xi’s Li Xue began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Korea. The famous Confucian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he Confucianism, Li Xue, Li Xue in Korea
一
儒学传播到朝鲜始于汉代。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设置四郡1。自此到西晋末年，朝鲜成为中国郡县大约四百年。汉代的郡县都设有学官，朝鲜四郡，当然也不例外。“五胡乱华”之后，中国退出朝鲜半岛，朝鲜人的自主政权逐渐成长，形成高勾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北史》里说：“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1]《旧唐书》也说：“其书有五经。”[2]《旧唐书》还写道：“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国之法。”[3]三国之中，设立太学最早的是高勾丽。高丽朝史家金富轼所写的《三国史记》里说：“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3年），立太学，教子弟。”[4]
在高勾丽设立太学两年后，百济也开始设置博士，朝鲜史家徐居正在《东国通鉴》里说：“晋宁康二年（374年），百济以高兴为博士。百济自开国未有文字，至是始有书记。”[5]
据此，百济从4世纪下半叶开始设置博士，不过百济兴起于汉代郡县的故地，所以儒学应当早已随着汉人传播至此，这里只能说是百济政府正式设置博士的年代。百济既然在4世纪末就有向国外输出儒学的能力，所以儒学在它本国必定已有相当的基础。由于历史记载的不完整，当时的详情已不得而知。现在只知道百济在梁武帝时，曾经有人上表请求设置毛诗博士，唐贞观以后，曾不断派遣子弟赴唐留学。
新罗兴起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隅，接受中国文化不太方便，所以儒学的传入，比高勾丽和百济要迟。新罗智证王四年（503年），始称王号，定国号为“新罗”。“新”的意思是“德业日新”，“罗”的意思是“网罗四方”。这说明6世纪，新罗已受到儒学的某种影响。到贞德女主五年（651年），设置“大舍”二人，据《东国文献备考》考证，“大舍”是国学之官[6]，说明新罗在7世纪中叶，已有学官讲授儒学。当时不仅贵族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似乎民间俊秀也有接受儒学教育的机会了。
唐朝灭了百济、高勾丽，但战果却为新罗所独吞。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更加积极地推行儒学教育。神文王二年（682年），确立国学。孝昭王元年（692年），因为薛聪博学能文，让他用方言讲解九经，做“吏读”。这是推进儒学大众化的初步努力。景德王六年（747年），设立通文博士及助教，国王亲临国学听讲，当时的太学里就有十位贤者和七十二名弟子。新罗文化教育的兴盛，已引起唐玄宗的注意。据《旧唐书》记载：“上谓寿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7]
后来玄宗巡幸四川，新罗使者乘水路到成都朝贡，玄宗亲笔御题“五言十韵诗”赐予新罗王，其中有“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的话，足见当时新罗已够得上“奉礼”“尊儒”的“君子之国”了[7]。元圣王四年（788年），设立读书出身科，依据儒学成绩录取人才，这是朝鲜科举的起源，儒学因此也受到社会的尊崇。据《三国史记》记载：“元圣王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8]
新罗不但在国内尽力推行儒学教育，并且不断派遣留学生赴唐留学。据《册府元龟》记载：“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五月庚辰，新罗国王金彦升奏：先在太学生崔利贞、金叔贞、朴季业四人，请放还蕃。其新赴朝贡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请留在宿卫，仍请配国子监习业，鸿胪寺给资粮。从之。”[9]又《唐会要》云：“开成……五年（840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其质子及年满和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10]当时唐朝一次放还的新罗学生就有一百多人，反映了当时新罗是如何热心吸收中国文化的。此后朝鲜儒学的兴盛，的确应当归功于新罗的开创之举。
高丽兴起以后，历代国王虽然信奉佛教，但对儒学也不是漠不关心。高丽太祖开国伊始，就比较注意儒学教育，创建了学院，会聚六部的学徒讲学，后来又制定了训要十条，谆谆告诫其子孙要“博观经史，鉴古戒今”。高丽光宗时，采纳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开始科举取士（958年），仿照唐朝设立制述（进士）、明经二科。制述科考试的内容为诗赋策，明经科考试的内容为五经。但高丽显宗以后，契丹人屡次入侵，国家多难，官学也就渐渐衰败了。侍中崔冲对此深表忧虑，广收门徒，聚集了四方子弟。当时，聚徒授业的名儒，还有郑倍杰、庐旦、金尚时等11人，和崔冲一起并称“十二公徒”。一时间儒学得以维持不致衰败，的确应归功于这种私学教育。高丽睿宗时，又试图重振官学，在太学里设置七齐，并设立养贤库供养贤能。但宋朝南下以后，高丽国内开始动荡不安，外面又有金元先后入侵，国运系于旦夕，因此也就顾不上文化教育，那些有志研究儒学的人只能向僧侣学习。
二
正当儒学在朝鲜渐趋衰败之时，理学开始传入。到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学者安晦轩跟随忠烈王出访元大都，得到新版朱熹全书带回国内，这是宋儒理学第一次东传到高丽。忠宣王的时候，有位叫白颐正的学者到元大都学习程朱理学，回国后传授于李齐贤、朴忠佐二人。不久，忠肃王又采纳权溥的建议，下令秘书省书籍所出版发行《四书集注》。于是理学开始在高丽传播，最终发展成为朝鲜的正统学术。
但理学传入之时，正值佛教兴盛，理学未能立即发生影响。经过半个多世纪，有位叫郑梦周（1338—1392年）的人尊信性理之学。他一面从事政治改革，一面立学堂，设乡校，又到太学讲述朱熹理学，并且以朱熹家礼行冠婚丧祭，以取代佛教的仪式。当时明朝已经开国，郑梦周暗地里试图废弃蒙古服饰，采用大明衣冠文物，他的所作所为，为朝鲜理学的兴起开辟了先河。所以一般都以郑梦周为朝鲜理学之祖。李朝开国前后，郑道传（?—1398年）奋起讲学，为李朝开国功臣和儒学大家，在军事、外交、性理学、历史、行政、著述等方面多有建树。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以“崇儒斥佛”为立国之本。他先写了《佛氏杂辨》一书，正面驳斥佛家学术的荒诞，后来又写了《心气理篇》，比较佛学与儒学的优劣，为儒学在朝鲜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后，儒学成为国教，而实际上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开始流行。接着，吉再、金淑滋、金宗直、郑汝昌、金宏弼、赵光祖等名儒辈出。在初期阶段，一些学者大都重视身体力行，经世致用，他们的影响大多在政治体制方面。但从儒生议政带来狱祸时起，他们渐离政治，转而研讨义理。这一连串政治上的失败，反而成了理学兴起的契机。
李朝开国一百多年以后，一直到16世纪，迎来朝鲜理学的黄金时期。当时出了许多伟大的理学家，其中尤以徐敬德、李彦迪、李晃、李珥最为重要。徐敬德（1489—1546年）是朝鲜理学史上惟一较有特色的人物，他虽然不反对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却在理气二元之上，又立太虚一元，以太虚为元气，因此他的学说和朱熹不太相同，而比较接近张横渠，他是18世纪实学派思想的先驱。他的著述，如《原理气说》、《理气说》、《太虚说》、《鬼神死生说》、《复其见天地之心说》，都是精辟的短篇。
李彦迪（1491—1553年）是朝鲜最早研究朱熹理学而有成就的人。他领悟过人，天资聪明，精于性理之学。他在27岁时，就立下畏天、养心、敬身、改过、笃志五句箴言。他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尽欤？为君亲有未诚欤？持心有未正欤？”[11]
但真正让朱熹理学在朝鲜大放异彩的是李退溪和李珥，二人被称为朝鲜二贤。朝鲜理学也因二人而分为两派，此后的朝鲜儒生研究朱熹理学，无不受到这两派的影响。
李退溪（1501—1570年），名晃，字景浩，晚号退溪，比李彦迪仅小10岁，但他的学问受李彦迪影响颇深。退溪曾任艺文馆提学，超脱于党派之争，以研究朱熹学为毕生事业，世人称之为“海东朱熹”，著有《朱熹书节要》、《理学通论》、《启蒙传疑》、《退溪集》等。有人认为退溪论学的精密，在宋元明朱熹学派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学说曾给当时的日本朱熹学以相当的影响。退溪的业绩，可从破邪和显正两方面来看。所谓破邪，便是排斥中国陆王之学，抨击朝鲜卢（守慎）、徐（敬德）诸家之说。所谓显正，就是谋求振作赵光祖殉难以来萎靡的士气，发扬光大朱熹之学。自朱熹理学传入朝鲜，经二百余年的积累，终于成就了李退溪这一代理学宗匠。
据退溪年谱及其言行录来看，退溪之学，大多仿学朱熹。退溪仿学朱熹，可谓诚心诚意，亦步亦趋，他一生的举止、著述、居官、讲学，都以朱熹为榜样，其戒之慎之，敬谨为厚的精神，在朱熹的门人后学之中，似乎也罕见。退溪幼年就能背诵论语及其集注，从第一章到末篇不差一字。19岁时初学《性理大全》，读后觉得大开眼界，慢慢地才理解其中义理。随后又读《朱熹全书》，足不出户，日复一日，并随手记下读书笔记，编成《朱熹书节要》二十卷，此书后来对韩日两国学者影响很大。
退溪学术对后世的影响，其一为“修己”的工夫，即道德实践方面，也就是朱熹居敬思想的传承与实践。其二为“理气”的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四端七情”的论辩1，退溪分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这一点对以后的韩儒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李珥（1536—1584年），字叔献，号栗谷，又号石潭。李珥从小受教于母亲，四书五经样样精通。13岁时参加进士初试，文章日益声名远扬，但李珥仍专心圣学不屑于此，已显示出大家风范。19岁时告别友人到金刚山研究佛学，研究了一年的禅学以后，领悟了佛学“勿作增减想”的真意，明白了佛学不适合于自己，又回归儒家致力于圣学的研究。
李珥承袭孔孟“修己治人”的根本思想，认为“修己治人”就是儒者的使命和本领，二者均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成为真儒、大儒。儒者除自我人格和学问、修学以外，更要积极服务社会和国家，施展抱负实现理想。
因此，李珥的学说多从实际出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论辩性，这一点与孔子至朱熹“述而不作”的传统有所不同，因此他“讲说道理，精微透彻，多阐先儒所未发者”[12]。其学说在继承朱熹学说基础上独具个人特色。李珥的主要学术观点有：
1.“致中和”。李珥指出，“致中和之功，止于一家则一家之天地位，万物育而明德明于一家，一家岂别有天地万物乎，只是父子夫妇兄弟，各正其分，是天地位气象，慈孝友恭唱随，各尽其情，是万物育气象，止于一国，则一国之天地位，万物育而明德明于一国，及于天下，则天下之天地位，万物育而明德明于天下矣。”[13]可见李珥着意强调的“致中和”的功效，可以使家庭和谐，国家昌明，天下太平。
2.以“诚”为本的修为观。“诚”在“致中和”中，同样处在“中庸”的地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4]而“修身为本”，这样“诚”就成为“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的关键。
3.理气妙合观。李珥说：“有问谥臣者曰，理气题一物，是二物，臣答曰考诸前训，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气浑然无关无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气，虽不相离而浑然之中，实不相亲，不可指为一物，故朱熹曰，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亲，合二说而玩索，则理气之妙，庶乎见之矣。”[15]李珥治学一向重视理想与现实关系，先后、本末的关系，分析综合适宜处理一切，其理气妙合论同样贯彻这一分析综合的原则，以达理论性与实践经验性的调和。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和理学在向朝鲜的传播过程中，朝鲜本土化的进程随之亦步亦趋，并逐渐形成朝鲜自身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朝鲜的大儒在诠释、发展中国文化和学以致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收稿时间】2002年8月
【作者简介】李相圭，韩国釜山圣心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副教授。
【责任编辑倪金荣】
参考文献：
[1]《北史·高勾丽传》。
[2]《旧唐书·高丽传》。
[3]《旧唐书·百济传》。
[4]《三国史记》卷十八《高丽本纪》第六。
[5]《东国通鉴》卷四。
[6]《东国文献备考》注。
[7]《旧唐书·新罗传》。
[8]《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第十。
[9]《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10]《唐会要》卷九十五《新罗》条。
[11]《晦斋集·行状》。
[12]《栗谷全书》卷三十五《行状》。
[13]《栗谷全书》卷十九，《圣学辑要》(一)，“统说”篇。
[14]《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15]《栗谷全书》卷二十，《圣学辑要》（二），《修身》第二，“穷理”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