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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的读者也许早已注意到了：这张报纸第二版下角，常常出现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非正式讣告。写的简略之至，不赞一词——讣告本来也是无须多费笔墨的。姓名见之于这一角的，多半是没有资格在报上发表正式讣告的人。名字在这里出现是不幸的，报纸能为知识分子辟此一角，却是可喜的。能在这个角落登个姓名，对死者与生者多少也是安慰。
你可知道，批准《光明日报》辟此一角，专为辞世的高级知识分子刊登非正式讣告一一逝世简讯的是谁？是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怀念并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啊！
周恩来总理批复的原件，珍藏在《光明日报》的档案柜中。我有一份复印件，记不清读过多少次，我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今天，我又取出来重新阅读。
那是1973年9月19日深夜。《光明日报》七层大楼除二楼几个窗户映出发黄的灯光外，是一片漆黑。一个是收报室，在收新华社播发的模写稿；一个是临时办报小组办公室——“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军宣队领导的办报组织。编辑、记者的大多数拉出去走五七道路了，留下少数人坚持出报。我被留在办公室工作，职务叫“勤务员”，说不上是什么职衔，可管事不少。大致有：上下联系、外事内参、定稿拼版、组织采访、外兼收发传达。可是，办公室只有我和徐凯翔同志两个人，累的我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还担惊受怕。
这时，我正在为凌晨两点上班的后夜班准备交接班事宜，有人送来一封印有国务院字样的急件。里面是中国科学院“关于何鲁病故，拟在报纸上发表消息的请示报告”。报告上有一个批语： “ 似可考虑在光明日报登一下。”签名者是：刘西尧、周荣鑫、吴庆彤。按常规，有领导同志批示，报纸照登就是了。可是，1973年的9月，是什么年月啊！过来人都不会忘记。“四人帮"中的姚文元主宰着宣传大权， 《光明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哪篇文章都得他画圈。以自稿的形式刊登这类高级知识分子逝世的消息，“文革”开始后没有先例，姚文元要追查起来，刘西尧、周荣鑫等同志也担待不起。当时办报稍有不慎，便会遭来横祸。但如果将此急件送到姚文元处，准会石沉大海。
怎么办？关键时刻我们自然而然想到求助总理，向一直爱护、尊重知识分子的周恩来总理报告。我想，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今后《光明日报》就能为辞世的知识分子在版面上留出一席之地得以告慰亲朋好友。我深信，给总理写报告一定会批复，更深信总理是最理解和体谅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为此事向他写报告请示的原因和苦衷。于是，我起草了给总理的信。
总理：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何鲁（行政八级，二级教授）于1973年9月13日病故。
刘西尧、周荣鑫、吴庆彤同志在科学院《关于何鲁病故，拟在报上发表消息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似可考虑在光明日报登一下。
我报过去除选择刊登新华社发的讣告消息以外，没有自己发过讣告消息。因此，这条消息我们是否需要刊用，今后，类似消息光明日报要否刊用，请予审示。
此致
敬礼！
《光明日报》编辑部
1973年9月19日
我写这份报告的日期虽然是9月19日，实际上已经是20日凌晨。信件是随清晨往中南海送报纸一起送去的。令我不敢相信的是，20日当晚11点左右，周总理的批复信件已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总理在原件上批示：
一般的政协委员、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逝世消息和有全国性的，似可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何鲁先生病故即属此类。妥否，请批。
周恩来（20/9/1973）
我读后热泪盈眶，连呼“知人民者总理也”。请示报告中不宜直说或多说的“潜台词"，被总理炯炯目光穿透。总理不仅答复了何鲁先生的逝世消息可以登，而且，类似消息今后均可以刊出。总理的批语最后四个字“妥否，请批”，问的是姚文元。从这里也不难窥见当时总理的处境多难啊。
当时周总理已身患重病，“四人帮”又十分猖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总理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而我却仿佛看到总理握笔很费劲。批示，我认真读了几遍，总理在我写的报告上，有一些句子下面划了杠杠，许多标点符号上有点过的笔迹，何鲁先生逝世消息稿中，我漏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字，总理也给加上了。我真后悔不该因匆忙中的笔误打扰总理。然而总理对我无声的教育，是我永远忘怀不了的。
总理批示至今已经40多年，光明日报社已从原址永安路搬到珠市口东大街，更换了多任总编辑和编委会，虽然报纸扩版了，报纸内容更加丰富了，但面向知识界、建设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宗旨没有变；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也一直坚持执行至今。
（本文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国是咨询》供稿，特此致谢。）
（口述者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
你可知道，批准《光明日报》辟此一角，专为辞世的高级知识分子刊登非正式讣告一一逝世简讯的是谁？是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怀念并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啊！
周恩来总理批复的原件，珍藏在《光明日报》的档案柜中。我有一份复印件，记不清读过多少次，我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今天，我又取出来重新阅读。
那是1973年9月19日深夜。《光明日报》七层大楼除二楼几个窗户映出发黄的灯光外，是一片漆黑。一个是收报室，在收新华社播发的模写稿；一个是临时办报小组办公室——“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军宣队领导的办报组织。编辑、记者的大多数拉出去走五七道路了，留下少数人坚持出报。我被留在办公室工作，职务叫“勤务员”，说不上是什么职衔，可管事不少。大致有：上下联系、外事内参、定稿拼版、组织采访、外兼收发传达。可是，办公室只有我和徐凯翔同志两个人，累的我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还担惊受怕。
这时，我正在为凌晨两点上班的后夜班准备交接班事宜，有人送来一封印有国务院字样的急件。里面是中国科学院“关于何鲁病故，拟在报纸上发表消息的请示报告”。报告上有一个批语： “ 似可考虑在光明日报登一下。”签名者是：刘西尧、周荣鑫、吴庆彤。按常规，有领导同志批示，报纸照登就是了。可是，1973年的9月，是什么年月啊！过来人都不会忘记。“四人帮"中的姚文元主宰着宣传大权， 《光明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哪篇文章都得他画圈。以自稿的形式刊登这类高级知识分子逝世的消息，“文革”开始后没有先例，姚文元要追查起来，刘西尧、周荣鑫等同志也担待不起。当时办报稍有不慎，便会遭来横祸。但如果将此急件送到姚文元处，准会石沉大海。
怎么办？关键时刻我们自然而然想到求助总理，向一直爱护、尊重知识分子的周恩来总理报告。我想，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今后《光明日报》就能为辞世的知识分子在版面上留出一席之地得以告慰亲朋好友。我深信，给总理写报告一定会批复，更深信总理是最理解和体谅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为此事向他写报告请示的原因和苦衷。于是，我起草了给总理的信。
总理：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何鲁（行政八级，二级教授）于1973年9月13日病故。
刘西尧、周荣鑫、吴庆彤同志在科学院《关于何鲁病故，拟在报上发表消息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似可考虑在光明日报登一下。
我报过去除选择刊登新华社发的讣告消息以外，没有自己发过讣告消息。因此，这条消息我们是否需要刊用，今后，类似消息光明日报要否刊用，请予审示。
此致
敬礼！
《光明日报》编辑部
1973年9月19日
我写这份报告的日期虽然是9月19日，实际上已经是20日凌晨。信件是随清晨往中南海送报纸一起送去的。令我不敢相信的是，20日当晚11点左右，周总理的批复信件已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总理在原件上批示：
一般的政协委员、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逝世消息和有全国性的，似可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何鲁先生病故即属此类。妥否，请批。
周恩来（20/9/1973）
我读后热泪盈眶，连呼“知人民者总理也”。请示报告中不宜直说或多说的“潜台词"，被总理炯炯目光穿透。总理不仅答复了何鲁先生的逝世消息可以登，而且，类似消息今后均可以刊出。总理的批语最后四个字“妥否，请批”，问的是姚文元。从这里也不难窥见当时总理的处境多难啊。
当时周总理已身患重病，“四人帮”又十分猖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总理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而我却仿佛看到总理握笔很费劲。批示，我认真读了几遍，总理在我写的报告上，有一些句子下面划了杠杠，许多标点符号上有点过的笔迹，何鲁先生逝世消息稿中，我漏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字，总理也给加上了。我真后悔不该因匆忙中的笔误打扰总理。然而总理对我无声的教育，是我永远忘怀不了的。
总理批示至今已经40多年，光明日报社已从原址永安路搬到珠市口东大街，更换了多任总编辑和编委会，虽然报纸扩版了，报纸内容更加丰富了，但面向知识界、建设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宗旨没有变；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也一直坚持执行至今。
（本文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国是咨询》供稿，特此致谢。）
（口述者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