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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笔者有幸参与了《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一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在为杨杏佛哲嗣杨小佛撰写口述历史时接触到大量宋庆龄、陈翰笙致杨小佛的亲笔书信。从《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内容看，的确就像陈翰笙本人说的“什么都谈”[1]，从对当时政治人物的评价到对时事政治的讨论，从对孙中山的回忆到对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追述，从工作到生活……更多的是关于宋庆龄个人病痛和身边人员琐事等等。与同时期宋庆龄致其他人的书信相比，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是最为坦率的，她对老朋友毫不避讳地直抒胸臆，以至于个别涉及她所评价的当事人隐私的内容我们在出版时不得不删除。但是，很明显，更为敏感的话题他们并不在书信中交流，而是当面沟通。而且，她会挑“那些好管闲事的人不在”的时候，请陈翰笙去她的寓所“畅所欲言”。 [2]
遍寻《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杨杏佛关系密切的人物，如蔡元培、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但是就是没有杨杏佛。在回忆萧伯纳访华的内容时，宋庆龄提到所有在场的人，但是唯独没有提全程陪同她迎送萧伯纳的杨杏佛。对照同时期宋庆龄致杨小佛函和陈翰笙致杨小佛函，我们就可以明白，宋庆龄和陈翰笙并不是遗忘了他们的已故战友，而是他们不方便在书信中讨论战友的家事，他们用了当面沟通的方式去讨论如何帮助已故战友杨杏佛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孩子杨小佛。
一、与杨杏佛的知交
陈翰笙与杨杏佛的友谊开始于1929年陈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那时，陈翰笙的公开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员，但实际上他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而杨杏佛则是蔡元培的重要助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蔡元培院长兼任，但是所内具体工作全部由陈翰笙主持，为支持陈翰笙的工作，杨杏佛帮了他不少忙，拨了很多资金给研究所，让他们开展社会调查。陈翰笙遭到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排挤时，得到了蔡元培和杨杏佛的力挺，使陈翰笙非常感激。
陈翰笙与杨杏佛一度是前后门邻居。他们的深厚友谊并非仅源于杨杏佛大力支持陈翰笙的研究所工作，还因他们同在进行秘密工作。1931年春，杨杏佛与夫人赵志道离婚，时人均道是因为赵志道太凶悍，不给丈夫面子所致。而陈翰笙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住在霞飞路，我的房后门对着杨宅前门，两人经常见面，谈话机会多。我对他比较了解。他与夫人最后闹到离婚，就是因他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引起。他夫人赵志道喜欢讲话，喜欢呱呱议论，他怕夫人不能保密，后来不但不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她，而且不许自己朋友与她接触，也不许她与外人多来往。夫人为了丈夫安全，也常阻止丈夫外出。但杨杏佛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不但经常外出，而且广交国内外的朋友，有时活动方式不得不有些诡秘，这就不能不引起赵志道的疑虑。从此，他的家庭无法安宁，因此杨杏佛不得已，只得主动提出离婚。”[3]
其时，杨杏佛和陈翰笙正在进行一项共同的工作，即营救共产国际在华情报人员牛兰夫妇，不过杨杏佛是以公开身份协助宋庆龄公开营救对外声称是泛太平洋工会秘书的牛兰及其夫人，这项工作对杨杏佛而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倒是陈翰笙在这项营救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身份——左尔格小组的2号人物。
陈翰笙说的杨杏佛的秘密工作另有他指。陈翰笙曾说杨杏佛因为与邓演达关系接近，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后，蒋介石亲信陈立夫和陈果夫不让杨杏佛担任上海市市长。[4] 杨杏佛当时的确与邓演达有秘密往来。1930年，邓演达乘中原大战之乱回国，在上海积极行动，于8月9日借用音乐家黎锦晖的住宅秘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杨杏佛当时写信告诉了宋庆龄此事。[5]从陈翰笙的口气来判断，杨杏佛应该是参与了第三党的建立，而杨杏佛独自搬到中央研究院居住与赵志道分居恰在第三党成立之后的秋天。1931年春，杨赵正式离婚，杨杏佛继续进行他的秘密工作。
1931年6月，杨杏佛随蒋介石前往江西，实地考察苏区红军现状。回到南京后，杨杏佛写成《赤祸与中国之存亡》一文，并译成英文，题为“The Communist Situation in China”（《中国共产党现状》）。中文本于7月17日至21日在《民國日报》上连载；英文本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文章比较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成长和战斗的历史，要求以民族存亡为重，“避免内战，以促成全国之团结，共赴国难”。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美国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而当局的反应则是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
赴江西前，杨杏佛曾与邓演达和蔡元培商定拟借赴赣的机会，策应十九路军共同建立对应于宁粤双方的第三势力。据时任国民党“剿赤”右翼集团军总司令的陈铭枢日后回忆，8月份，杨杏佛代表蔡元培再到江西，赴吉安与陈铭枢密商。他们希望借助蔡元培的政治威望、邓演达的群众基础和陈铭枢的军事力量，三方合作建立第三势力以控制整个局势。他们甚至约定好了通讯“暗语”，但此事后因邓演达被捕和九一八事变发生而作罢。[6] 陈翰笙与邓演达也有往来，陈翰笙1927年在莫斯科结识宋庆龄，正是邓演达介绍的。作为情报人员，陈翰笙应该清楚邓演达在上海成立“第三党”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他是否参与其中就不得而知了。至少，陈翰笙知道杨杏佛是参与其中的。
同时，杨杏佛又与宋庆龄、蔡元培等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杨杏佛等人的一系列举动惹恼了当局，为了杀杨儆宋，1933年6月18日，蓝衣社特务将杨杏佛暗杀于中央研究院门口。杨杏佛遇害后，赵志道带着长子杨小佛打开了杨杏佛存在银行里的两个保险箱，结果发现里面没有钱，全是信和文件，还有订购军火的合同。他们于是将这些东西全部托人交给了宋庆龄。
杨杏佛遇刺后，陈翰笙因傅斯年的排挤，在中央研究院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在杨遇刺两个月后辞职。 二、对杨小佛的关怀
杨杏佛遇刺时，杨子小佛与父亲同车，是父亲扑在他身上，小佛才幸免于难。新中国成立后，在航务局船舶科工作的杨小佛参加了解放嵊泗列岛的支前工作，回来后光荣地参加了庆功大会，并领受了解放嵊泗列岛纪念证和铜质纪念章。却不料，这之后半年还不到，杨小佛突然惹上官司，被判刑劳改。
1951年，杨小佛因代写船行登记文件收受报酬一事，被以贪污罪判刑三年，在服刑時又遭人举报曾在汪伪政府任职，被以汉奸罪加刑两年。对贪污罪杨小佛从不承认，这是他的劳动所得，也是他养家糊口的救命钱，他和同事们一贯如此操作，就连解放军的船来了，让他代写登记文书，也是主动将报酬请他的科长转交给他的。对于汉奸罪杨小佛也很是冤枉，他只是财务处秘书，纯粹是混口饭吃养家糊口而已，况且时间也不长，完成法租界交接工作后他就又失业了。
杨小佛刑满释放后，靠编写摄影小册子和在市政协翻译组翻译科技短文聊资生活。1960年2月，杨小佛开始给宋庆龄写信，申述自己冤屈。宋庆龄秘书代为回信说：“宋副主席知道了你能克服困难，从事编写工作；又能从各项义务劳动中改造自己；并知道你现在的家庭情况。她感到很安慰！”并告诉他：“你的来信我们已转去市人民委员会处理了。”虽然信转出去后石沉大海，但宋庆龄以后每年元旦都给杨小佛寄来新年贺卡，以示关爱。
1962年底，眼看父亲殉难30周年将至，杨小佛开始撰写回忆文章，他分别给时在上海的宋庆龄和北京的陈翰笙写信，询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若干问题。宋庆龄秘书立即回复说宋庆龄看到杨小佛为纪念父亲而努力感到很高兴，嘱送上200元人民币聊助纸笔之需，并说由于历时已久，宋庆龄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具体事实已记不起。而该盟的文件又在抗日战争时被人毁去，无从查悉了。陈翰笙接到杨小佛的信也马上回复说：“一时记不清楚。拟日内走访在京诸友，核对事实，然后回复。”1963年2月10日，陈翰笙再次复函，这一次他用端端正正的小楷书写，认认真真地回复了杨小佛的问题。不过从目前已公开的史料来看，陈翰笙的回答几乎都错了。不过他在信末特地提到胡兰畦是由他和杨杏佛一起护送离沪的。而胡兰畦经历复杂身份多变，她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年是由左翼文化人成仿吾和周钦岳护送上船的。但是陈翰笙确认这件事，也许陈翰笙判断胡兰畦和自己一样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所以不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别强调这件事是由史沫特莱安排的（不过陈翰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杨杏佛）[7]， 而且多年后还在向宋庆龄打探胡兰畦的身份，结果同样不明真相的宋庆龄告诉他胡兰畦“从不属于我们的组织” 。[8]
与战友共度的那段血雨腥风的经历使得陈翰笙特别关照杨杏佛用生命护佑下来的儿子。“文革”中，杨小佛再度失业在家，家中生计困难，陈翰笙曾想介绍他去上海市革委会做翻译，不过此事未成。
1976年8月，陈翰笙因北京有地震消息到上海来暂避，便到杨小佛家探视，亲眼目睹杨家情况后，陈翰笙知道杨小佛的生活实在困难。1977年春节时还特地给杨小佛寄了一笔钱，以作春节贺金。那个时候，为了接济杨小佛的生活，陈翰笙还介绍了复旦大学教授汪熙给他认识，让他为汪熙抄写稿子。后来陈翰笙还叫杨小佛同汪熙一起为他编文集，文集出版后，杨小佛有了一笔几百元钱的经济收入。
杨小佛眼看自己快60岁了，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不会有退休金，将要拖累家人一辈子。他要就业，首先得解决他的政治身份问题。于是他再次写信给宋庆龄和陈翰笙求援。1977年9月15日，陈翰笙回信告诉杨小佛，为了解决杨小佛工作的事情，他已经在北京和诸位友人商量，大家认为中央事务繁忙，是顾不上此事的，可以让中央转上海市办理。但是陈翰笙同时告诉杨小佛：“孙夫人与彭冲同志并无来往，不愿为此事去通知他。”在杨小佛的一再要求下，宋庆龄后来还是将杨小佛的申诉信转给了上海市，1978年9月21日，宋庆龄秘书回复他：“我们将你的两封来信转给上海市公安局，请他们征询上海法院意见处理或者你自己直接向市公安局和市法院申诉。由你自己决定。首长不了解你的情况，不是当权者，不可能直接处理你信中的要求。”不过，在宋庆龄的直接举荐下，这一年杨小佛通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考试，得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辞典》编写组的工作，但这还是一份临时工。
1979年，杨小佛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的工作，虽然不是正式职工，但是相对稳定多了。陈翰笙由衷地为杨小佛高兴，特地写信来向他道贺。不久，在上海社科院世经所领导的关心下，杨小佛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同时，陈翰笙一直在关心杨小佛在社科院的编制转正问题，为此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副书记王惠珍特地写信向她的老师陈翰笙汇报，关于杨小佛转正事他们正在催办。
1983年是杨杏佛遇害50周年，上海市政协曾隆重举行了杨杏佛殉难五十周年座谈会。杨杏佛墓已在“文革”中被毁，这一年，中央统战部决定在万国公墓，也就是宋庆龄陵园，为杨杏佛重新建墓。杨小佛写信征询陈翰笙意见，希望他能为杨杏佛题写墓碑，但陈翰笙建议杨小佛还是请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题写，结果胡耀邦同志亲自回信给杨小佛，说自己政治资历不够，“一生将不写任何永久性的题词”，婉言谢绝了杨小佛的要求。
陈翰笙是经济学大师，他对杨小佛在世经所的工作十分感兴趣。杨小佛经常将一些世经所发行的刊物以及他本人搜集的资料和撰写的文章邮寄给他看，他很高兴。
在陈翰笙持续不断的直接关照和杨小佛的自身努力下，杨小佛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港澳经济的研究专家。1987年12月，杨小佛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终身参事，可以终身不退休。杨小佛立足本研究领域，积极发挥了上海市政府“智囊”的作用。
杨小佛称翰笙老伯为“仁者”，陈翰笙的仁者风范不仅体现在对故友杨杏佛之子的关爱上，而且惠及众多同仁晚辈，一辈子做好事的陈翰老是大家公认的大家。
注释：
[1]田森著：《三个世纪的陈翰笙》，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54页。
[2]见1971年10月11日函，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1月版，第3-4页。
[3]陈翰笙：《回忆革命勇士杨杏佛》，江西省政协樟树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第38辑《杨杏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19-120页。
[4]陈翰笙：《追忆吾友杨杏佛》，《文汇报》1983年9月1日第3版。
[5]见宋庆龄1930年8月30日致杨杏佛函，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6]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73-74页。
[7]见陈翰笙著：《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53页。
[8]见宋庆龄1978年8月26日函，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第165页。陈翰笙知道宋庆龄的身份，他晚年明确告诉照顾他起居的外甥女童瑜琼女士，宋庆龄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遍寻《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杨杏佛关系密切的人物，如蔡元培、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但是就是没有杨杏佛。在回忆萧伯纳访华的内容时，宋庆龄提到所有在场的人，但是唯独没有提全程陪同她迎送萧伯纳的杨杏佛。对照同时期宋庆龄致杨小佛函和陈翰笙致杨小佛函，我们就可以明白，宋庆龄和陈翰笙并不是遗忘了他们的已故战友，而是他们不方便在书信中讨论战友的家事，他们用了当面沟通的方式去讨论如何帮助已故战友杨杏佛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孩子杨小佛。
一、与杨杏佛的知交
陈翰笙与杨杏佛的友谊开始于1929年陈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那时，陈翰笙的公开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员，但实际上他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而杨杏佛则是蔡元培的重要助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蔡元培院长兼任，但是所内具体工作全部由陈翰笙主持，为支持陈翰笙的工作，杨杏佛帮了他不少忙，拨了很多资金给研究所，让他们开展社会调查。陈翰笙遭到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排挤时，得到了蔡元培和杨杏佛的力挺，使陈翰笙非常感激。
陈翰笙与杨杏佛一度是前后门邻居。他们的深厚友谊并非仅源于杨杏佛大力支持陈翰笙的研究所工作，还因他们同在进行秘密工作。1931年春，杨杏佛与夫人赵志道离婚，时人均道是因为赵志道太凶悍，不给丈夫面子所致。而陈翰笙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住在霞飞路，我的房后门对着杨宅前门，两人经常见面，谈话机会多。我对他比较了解。他与夫人最后闹到离婚，就是因他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引起。他夫人赵志道喜欢讲话，喜欢呱呱议论，他怕夫人不能保密，后来不但不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她，而且不许自己朋友与她接触，也不许她与外人多来往。夫人为了丈夫安全，也常阻止丈夫外出。但杨杏佛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不但经常外出，而且广交国内外的朋友，有时活动方式不得不有些诡秘，这就不能不引起赵志道的疑虑。从此，他的家庭无法安宁，因此杨杏佛不得已，只得主动提出离婚。”[3]
其时，杨杏佛和陈翰笙正在进行一项共同的工作，即营救共产国际在华情报人员牛兰夫妇，不过杨杏佛是以公开身份协助宋庆龄公开营救对外声称是泛太平洋工会秘书的牛兰及其夫人，这项工作对杨杏佛而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倒是陈翰笙在这项营救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身份——左尔格小组的2号人物。
陈翰笙说的杨杏佛的秘密工作另有他指。陈翰笙曾说杨杏佛因为与邓演达关系接近，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后，蒋介石亲信陈立夫和陈果夫不让杨杏佛担任上海市市长。[4] 杨杏佛当时的确与邓演达有秘密往来。1930年，邓演达乘中原大战之乱回国，在上海积极行动，于8月9日借用音乐家黎锦晖的住宅秘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杨杏佛当时写信告诉了宋庆龄此事。[5]从陈翰笙的口气来判断，杨杏佛应该是参与了第三党的建立，而杨杏佛独自搬到中央研究院居住与赵志道分居恰在第三党成立之后的秋天。1931年春，杨赵正式离婚，杨杏佛继续进行他的秘密工作。
1931年6月，杨杏佛随蒋介石前往江西，实地考察苏区红军现状。回到南京后，杨杏佛写成《赤祸与中国之存亡》一文，并译成英文，题为“The Communist Situation in China”（《中国共产党现状》）。中文本于7月17日至21日在《民國日报》上连载；英文本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文章比较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成长和战斗的历史，要求以民族存亡为重，“避免内战，以促成全国之团结，共赴国难”。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美国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而当局的反应则是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
赴江西前，杨杏佛曾与邓演达和蔡元培商定拟借赴赣的机会，策应十九路军共同建立对应于宁粤双方的第三势力。据时任国民党“剿赤”右翼集团军总司令的陈铭枢日后回忆，8月份，杨杏佛代表蔡元培再到江西，赴吉安与陈铭枢密商。他们希望借助蔡元培的政治威望、邓演达的群众基础和陈铭枢的军事力量，三方合作建立第三势力以控制整个局势。他们甚至约定好了通讯“暗语”，但此事后因邓演达被捕和九一八事变发生而作罢。[6] 陈翰笙与邓演达也有往来，陈翰笙1927年在莫斯科结识宋庆龄，正是邓演达介绍的。作为情报人员，陈翰笙应该清楚邓演达在上海成立“第三党”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他是否参与其中就不得而知了。至少，陈翰笙知道杨杏佛是参与其中的。
同时，杨杏佛又与宋庆龄、蔡元培等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杨杏佛等人的一系列举动惹恼了当局，为了杀杨儆宋，1933年6月18日，蓝衣社特务将杨杏佛暗杀于中央研究院门口。杨杏佛遇害后，赵志道带着长子杨小佛打开了杨杏佛存在银行里的两个保险箱，结果发现里面没有钱，全是信和文件，还有订购军火的合同。他们于是将这些东西全部托人交给了宋庆龄。
杨杏佛遇刺后，陈翰笙因傅斯年的排挤，在中央研究院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在杨遇刺两个月后辞职。 二、对杨小佛的关怀
杨杏佛遇刺时，杨子小佛与父亲同车，是父亲扑在他身上，小佛才幸免于难。新中国成立后，在航务局船舶科工作的杨小佛参加了解放嵊泗列岛的支前工作，回来后光荣地参加了庆功大会，并领受了解放嵊泗列岛纪念证和铜质纪念章。却不料，这之后半年还不到，杨小佛突然惹上官司，被判刑劳改。
1951年，杨小佛因代写船行登记文件收受报酬一事，被以贪污罪判刑三年，在服刑時又遭人举报曾在汪伪政府任职，被以汉奸罪加刑两年。对贪污罪杨小佛从不承认，这是他的劳动所得，也是他养家糊口的救命钱，他和同事们一贯如此操作，就连解放军的船来了，让他代写登记文书，也是主动将报酬请他的科长转交给他的。对于汉奸罪杨小佛也很是冤枉，他只是财务处秘书，纯粹是混口饭吃养家糊口而已，况且时间也不长，完成法租界交接工作后他就又失业了。
杨小佛刑满释放后，靠编写摄影小册子和在市政协翻译组翻译科技短文聊资生活。1960年2月，杨小佛开始给宋庆龄写信，申述自己冤屈。宋庆龄秘书代为回信说：“宋副主席知道了你能克服困难，从事编写工作；又能从各项义务劳动中改造自己；并知道你现在的家庭情况。她感到很安慰！”并告诉他：“你的来信我们已转去市人民委员会处理了。”虽然信转出去后石沉大海，但宋庆龄以后每年元旦都给杨小佛寄来新年贺卡，以示关爱。
1962年底，眼看父亲殉难30周年将至，杨小佛开始撰写回忆文章，他分别给时在上海的宋庆龄和北京的陈翰笙写信，询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若干问题。宋庆龄秘书立即回复说宋庆龄看到杨小佛为纪念父亲而努力感到很高兴，嘱送上200元人民币聊助纸笔之需，并说由于历时已久，宋庆龄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具体事实已记不起。而该盟的文件又在抗日战争时被人毁去，无从查悉了。陈翰笙接到杨小佛的信也马上回复说：“一时记不清楚。拟日内走访在京诸友，核对事实，然后回复。”1963年2月10日，陈翰笙再次复函，这一次他用端端正正的小楷书写，认认真真地回复了杨小佛的问题。不过从目前已公开的史料来看，陈翰笙的回答几乎都错了。不过他在信末特地提到胡兰畦是由他和杨杏佛一起护送离沪的。而胡兰畦经历复杂身份多变，她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年是由左翼文化人成仿吾和周钦岳护送上船的。但是陈翰笙确认这件事，也许陈翰笙判断胡兰畦和自己一样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所以不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别强调这件事是由史沫特莱安排的（不过陈翰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杨杏佛）[7]， 而且多年后还在向宋庆龄打探胡兰畦的身份，结果同样不明真相的宋庆龄告诉他胡兰畦“从不属于我们的组织” 。[8]
与战友共度的那段血雨腥风的经历使得陈翰笙特别关照杨杏佛用生命护佑下来的儿子。“文革”中，杨小佛再度失业在家，家中生计困难，陈翰笙曾想介绍他去上海市革委会做翻译，不过此事未成。
1976年8月，陈翰笙因北京有地震消息到上海来暂避，便到杨小佛家探视，亲眼目睹杨家情况后，陈翰笙知道杨小佛的生活实在困难。1977年春节时还特地给杨小佛寄了一笔钱，以作春节贺金。那个时候，为了接济杨小佛的生活，陈翰笙还介绍了复旦大学教授汪熙给他认识，让他为汪熙抄写稿子。后来陈翰笙还叫杨小佛同汪熙一起为他编文集，文集出版后，杨小佛有了一笔几百元钱的经济收入。
杨小佛眼看自己快60岁了，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不会有退休金，将要拖累家人一辈子。他要就业，首先得解决他的政治身份问题。于是他再次写信给宋庆龄和陈翰笙求援。1977年9月15日，陈翰笙回信告诉杨小佛，为了解决杨小佛工作的事情，他已经在北京和诸位友人商量，大家认为中央事务繁忙，是顾不上此事的，可以让中央转上海市办理。但是陈翰笙同时告诉杨小佛：“孙夫人与彭冲同志并无来往，不愿为此事去通知他。”在杨小佛的一再要求下，宋庆龄后来还是将杨小佛的申诉信转给了上海市，1978年9月21日，宋庆龄秘书回复他：“我们将你的两封来信转给上海市公安局，请他们征询上海法院意见处理或者你自己直接向市公安局和市法院申诉。由你自己决定。首长不了解你的情况，不是当权者，不可能直接处理你信中的要求。”不过，在宋庆龄的直接举荐下，这一年杨小佛通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考试，得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辞典》编写组的工作，但这还是一份临时工。
1979年，杨小佛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的工作，虽然不是正式职工，但是相对稳定多了。陈翰笙由衷地为杨小佛高兴，特地写信来向他道贺。不久，在上海社科院世经所领导的关心下，杨小佛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同时，陈翰笙一直在关心杨小佛在社科院的编制转正问题，为此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副书记王惠珍特地写信向她的老师陈翰笙汇报，关于杨小佛转正事他们正在催办。
1983年是杨杏佛遇害50周年，上海市政协曾隆重举行了杨杏佛殉难五十周年座谈会。杨杏佛墓已在“文革”中被毁，这一年，中央统战部决定在万国公墓，也就是宋庆龄陵园，为杨杏佛重新建墓。杨小佛写信征询陈翰笙意见，希望他能为杨杏佛题写墓碑，但陈翰笙建议杨小佛还是请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题写，结果胡耀邦同志亲自回信给杨小佛，说自己政治资历不够，“一生将不写任何永久性的题词”，婉言谢绝了杨小佛的要求。
陈翰笙是经济学大师，他对杨小佛在世经所的工作十分感兴趣。杨小佛经常将一些世经所发行的刊物以及他本人搜集的资料和撰写的文章邮寄给他看，他很高兴。
在陈翰笙持续不断的直接关照和杨小佛的自身努力下，杨小佛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港澳经济的研究专家。1987年12月，杨小佛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终身参事，可以终身不退休。杨小佛立足本研究领域，积极发挥了上海市政府“智囊”的作用。
杨小佛称翰笙老伯为“仁者”，陈翰笙的仁者风范不仅体现在对故友杨杏佛之子的关爱上，而且惠及众多同仁晚辈，一辈子做好事的陈翰老是大家公认的大家。
注释：
[1]田森著：《三个世纪的陈翰笙》，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54页。
[2]见1971年10月11日函，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1月版，第3-4页。
[3]陈翰笙：《回忆革命勇士杨杏佛》，江西省政协樟树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第38辑《杨杏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19-120页。
[4]陈翰笙：《追忆吾友杨杏佛》，《文汇报》1983年9月1日第3版。
[5]见宋庆龄1930年8月30日致杨杏佛函，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6]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73-74页。
[7]见陈翰笙著：《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53页。
[8]见宋庆龄1978年8月26日函，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第165页。陈翰笙知道宋庆龄的身份，他晚年明确告诉照顾他起居的外甥女童瑜琼女士，宋庆龄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