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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人凤老师收集、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是张元济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全面的文字史料。从2007年9月开始出版，至2010年11月出齐，共十卷本。按体裁分类编辑，包括书信、诗、文、日记以及古籍研究五类。其中第一、二、三卷是书信，除了收录以前出版物中已有的书信外，增加了后来陆续发现的未曾收录于出版物的书信，总篇幅达到4753件（包括第一至第三卷收录的4475件及第一至第五卷截稿后，又发现的收录于第十卷末补遗的278件）。
尽管张元济先生的书信散失率是比较高的，但在留下的文字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反映了先生务实、勤勉的一生。然而，所留下的近5000件信函中，无一例外全是中文信件。此次首通英文信件的重现，在张元济先生史料研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重现的经过虽无离奇，但也曲折、有趣。
一、信件背景
张元济先生1910年3月17日从上海登轮起程，进行欧美各国考察，至1911年1月回国，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文化、教育、出版、印刷等诸多领域，以世界的眼光，把握教育、出版事业的最高水准，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大有裨益。但这段时间迄今未发现留有日记，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的《环游谈荟》也只记述到抵达伦敦就戛然终止，而当时每到一地寄回家中的明信片也都在“文革”时化为灰烬，因此留下的资料很少。但从仅存的文章和书信等资料中也能够反映出较连贯的考察时间脉络。
1910年10月26日，先生由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介绍，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在保罗·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探险家）陪同下，观看了该馆所藏伯希和搜集的中国敦煌文献。张元济先生回国后在《环球归来之一夕谈》中提到“英人史泰音（今译斯坦因）先在我们敦煌县石洞里得了古书，运到本国，被法国一位博士名叫伯希和的知道了，也亲到敦煌游览，步他的后尘，从一个老道士手中得了许多……”（《张元济年谱长编》第303页）1911年3月23日致汪康年書中也提到，先生在晤见伯希和时“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同上引文）由于“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房密室，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全集》第二卷）。在得知英人斯坦因得有敦煌古书后，便于10月30日“离巴黎，经加来斯渡海返伦敦”。（《张元济年谱长编》第306页）次日 ，张元济先生便请清政府驻英使馆翻译陈贻范先生帮助他与斯坦因取得联系，并介绍他去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搜集品。陈贻范为了将张元济先生介绍给斯坦因，就从清政府驻英使馆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向斯坦因介绍了张元济先生，其中提到“张元济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当他得知我在前文中提及的那些发现时，他便对那些发现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他能够获得一次机会，能亲身去结交您这位伟大的中亚考古学探险家，那他将会把这次机会视作莫大的愉悦。”张元济先生得到陈贻范写的介绍信后，便前往大英博物院，欲和斯坦因会晤，同时调查斯坦因敦煌搜集品。在大英博物院，张元济先生参观了一些馆藏汉文古籍的敦煌文物展览品。由于斯坦因对搜集品有监护权，调查敦煌文献要征得斯坦因的同意，但其间并没有见到斯坦因。经管理员介绍，斯坦因经常往来于伦敦和牛津之间，还把斯坦因在牛津的通信地址告诉了张元济先生，建议张元济先生写信预约见面的时间。（王冀青《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
因此，张元济先生于 1910年 11月 4日在他下榻的伦敦西区中央旅社 ，用印有“伦敦南安普顿路，西区中央旅社”信头的信笺，给斯坦因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地址写了这封英文信件 ，信中还附寄了陈贻范的介绍信。
11月5日，张元济先生在伦敦参观维多利亚和阿尔贝脱博物馆。“先生在伦敦期间，晤斯坦因。斯氏以《新疆路线图》相赠。先生记述云：‘英国斯泰因博士自刊其游历新疆路线图。宣统二年夏，余至伦敦，晤博士于不列颠博物院。博士以此图见贻’”。（《新疆路线图》识语，抄稿，《张元济年谱长编》第307页）并参观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见馆藏敦煌文献。“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密一如法人……其四部书亦已商妥，将来亦可影照也。”（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全集》第二卷）从致汪康年的信中可以推测，张元济先生应该是第一位在法国和英国看到流失敦煌文物的中国学者。
二、信件内容
原件英文录入如下：
West Central Hotel
Southampton Row
London， Nov. 4， 1910
Dr. Stein
Merton College
Oxford
Dear Sir，
I am anxious to see the collection of old Chinese books you discovered in Tun Whang， China， which are now in British Museum in your charge； and more anxious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
To this end， my friend Mr. Ivan Chen has been good enough to give me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to you.
Mr. Giles Jr. of the Museum Library told me that you do not frequent Oxford and as I am leaving this country on the 9th just， and much pressed for time，I should deem it a great favour if you would kindly let me have an opportunity of seeing you and also appoint such time and place as best suit your convenience. I beg to forward you enclosed herewith Mr. Ivan Chen's letter.
Yours faithfully
Chang Yuan Chi
中文翻译如下：
致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斯坦因博士
尊敬的斯坦因先生：
我急于希望一睹您在中国敦煌发现并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籍。我也迫切期待有幸认识阁下。
为此，我的朋友伊万·陈先生特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
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小吉尔斯先生处得知您不常去牛津。但事不凑巧，我已定于9日离开贵国，故时间紧迫。如果能蒙您的关照，安排我在您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拜见您，将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请允许我随信奉上伊万·陈先生的介绍信。
您的诚挚的，张元济
1910年11月4日
于伦敦南安普顿路西区中央旅社
三、信件重现
2009年，张人凤老师去美国探亲期间，在网上搜索研究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文章中提到了这封信：“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张元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的信， 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 张人凤老师此时编辑《张元济全集》到了后续阶段，前三卷书信出版后又陆续收集了较大篇幅的信函，准备出补遗，这封信的发现让张人凤老师很是兴奋，因为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封张元济先生的英文信件。此后，张人凤老师一有机会便上网浏览，但苦于对网络技术的陌生，始终未能如愿。遗憾的是至《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出齐，也未能看到这封信。
一直到2013年，张人凤老师查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王冀青教授的《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但网上看不到全文，又不懂如何从一些数据库中获得，也一直没找到文章所在的刊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四期。2014年，张人凤老师在和笔者通信中聊起此事，而我正好在图书馆工作，所以很快就从数字图书馆中找到了王冀青教授《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的全文发给他。文中的几个信息使张人凤老师非常感兴趣：一是张元济先生的这封英文信原件藏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斯坦因档案中；二是文中虽然没有收入英文信原件照片，但有王教授的译文，了解了信件的内容；三是王教授处有英文信的照片，而照片又是荣新江教授赠送给他的。
有了这些信息，接下去的工作笔者就主动承揽了下来。作为张元济图书馆的馆员，收集张元济先生的史料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获取显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2014年下半年以来，断断续续地从网上查找荣教授和王教授的联系方式。后来终于从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编辑部要到了王教授的电子邮箱以及从网上找到了荣教授的电子邮箱。作为小地方的晚辈、末学之人，给大学的教授、博导写信，还是感到冒昧、忐忑。原本抱一试心情，没想到荣教授很快就回了信，“宋先生：附件是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张元济先生英文信札，请查收。祝好。荣新江”。实让晚辈诚惶诚恐，感叹荣教授热情、无私、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
四、信件考证
得到此信件图片后，笔者第一时间发给了张人凤老师，张人凤老师又发给了姐姐张珑。作为张元济先生的孙子孙女，和祖父一起生活了数十年，亲历了无数和祖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对张元济先生的熟悉程度是旁人无法比拟的。张人凤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就从事张元济先生的生平与事业研究，成果丰硕，尤以《张元济全集》《张元济年谱长编》等为代表。张珑老师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在北大任过教，做过翻译，后在建设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主编英文杂志《中国建筑》，有《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风清月明——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等回忆录出版，此英文信就是由张珑老师录入和翻译。凭着对张元济先生的熟知和扎实的英文功底，两位张老师经过考证后一致认为，这封英文信件并非张元济先生亲笔撰写，而是请人代拟的。
张元济先生早年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就积极提倡改革，启迪民智，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并身体力行，学习英文。有关他的英文水平有以下几处描述：
1896年4月至5月，“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才智太短，进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断不中止。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前月业已从师，拟即日迁寓馆中矣”。（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年谱长编》第40页）
1897年初，“弟习英文尚无所得，第亦不觉其难”。（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年谱长编》第42页）
“在20世纪初，国内恐怕还没有把世界各国的名稱全部翻译成中文，世界地图恐怕也都是从国外来的。所以讲到某些国外地名时，祖父往往都用英文。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祖父和父亲谈话时说Lebanon，我听不懂。后来才明白原来Lebanon就是黎巴嫩！祥保姐姐在一篇回忆祖父的短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家里的书，除了线装书、中文书以外，也还有外文书。我上了中学后，在一个柜子里发现各种学科的英文书，政、经、法、文、史、哲、天文、地理各科都有，如赫胥黎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有些书中叔祖还加上了蝇头小字的眉批。’”（《风清月明——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第42页）
可以想象，从1896年初学英文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元济先生的英文水平已达到精通的程度。1910年出访欧美时，已习十多年，应该也能运用流利。但是，先生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一生用毛笔写字，甚至练就了用秃笔写蝇头小楷的本事。英文书写不可能用毛笔，而在两位张老师的记忆里，找不出祖父曾用硬笔书写英文的片段。因此，张元济先生的英文书写水平不可能达到如信件中行云流水般西化的程度。
据《张元济年谱长编》1910年3月17日记载：“启程，赴欧、美考察教育、出版、印刷事业。柯师太福偕行。”柯师太福，爱尔兰人，1900年来华，任海关医官，与张元济先生相交甚深。但至爱尔兰之后，柯师医生就与张元济先生作别回家，之后的行程并没有柯师医生的陪伴，所以这封英文信件也不可能是柯师太福执笔。
另据张珑老师分析，这封英文信件是按照一般公文格式书写，行文流畅，但用词并不十分讲究。好像是随手写下的一封信或一个便条。这可能是因为张元济行程时间紧迫，急于要安排和斯坦因见面所致。从整封信的行文看，书写者的英文是不错的。但从“just”这个字的用法看，可能是出于匆忙而漏写，后来才补上的，有点缺憾。从书写的流畅程度看，书写者应该是一个常用英文书写的人。但大概是个中国人，而非母语国家的人。因为“just”如确系漏写，后来补上的，那么以英语为母语者出于对语言的直觉也不会把它补在句末那个地方。从表达方式看，除了那一处瑕疵之外，应该是完全符合英语习惯的。而且书法流畅，不常用英文书写的人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按照这些现象分析，这封以张元济先生名字署名的信是请别人代写的。代写者很可能就是中国驻外使馆里的或是陈贻范手下的工作人员。
尽管张元济先生的书信散失率是比较高的，但在留下的文字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反映了先生务实、勤勉的一生。然而，所留下的近5000件信函中，无一例外全是中文信件。此次首通英文信件的重现，在张元济先生史料研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重现的经过虽无离奇，但也曲折、有趣。
一、信件背景
张元济先生1910年3月17日从上海登轮起程，进行欧美各国考察，至1911年1月回国，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文化、教育、出版、印刷等诸多领域，以世界的眼光，把握教育、出版事业的最高水准，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大有裨益。但这段时间迄今未发现留有日记，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的《环游谈荟》也只记述到抵达伦敦就戛然终止，而当时每到一地寄回家中的明信片也都在“文革”时化为灰烬，因此留下的资料很少。但从仅存的文章和书信等资料中也能够反映出较连贯的考察时间脉络。
1910年10月26日，先生由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介绍，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在保罗·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探险家）陪同下，观看了该馆所藏伯希和搜集的中国敦煌文献。张元济先生回国后在《环球归来之一夕谈》中提到“英人史泰音（今译斯坦因）先在我们敦煌县石洞里得了古书，运到本国，被法国一位博士名叫伯希和的知道了，也亲到敦煌游览，步他的后尘，从一个老道士手中得了许多……”（《张元济年谱长编》第303页）1911年3月23日致汪康年書中也提到，先生在晤见伯希和时“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同上引文）由于“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房密室，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全集》第二卷）。在得知英人斯坦因得有敦煌古书后，便于10月30日“离巴黎，经加来斯渡海返伦敦”。（《张元济年谱长编》第306页）次日 ，张元济先生便请清政府驻英使馆翻译陈贻范先生帮助他与斯坦因取得联系，并介绍他去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搜集品。陈贻范为了将张元济先生介绍给斯坦因，就从清政府驻英使馆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向斯坦因介绍了张元济先生，其中提到“张元济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当他得知我在前文中提及的那些发现时，他便对那些发现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他能够获得一次机会，能亲身去结交您这位伟大的中亚考古学探险家，那他将会把这次机会视作莫大的愉悦。”张元济先生得到陈贻范写的介绍信后，便前往大英博物院，欲和斯坦因会晤，同时调查斯坦因敦煌搜集品。在大英博物院，张元济先生参观了一些馆藏汉文古籍的敦煌文物展览品。由于斯坦因对搜集品有监护权，调查敦煌文献要征得斯坦因的同意，但其间并没有见到斯坦因。经管理员介绍，斯坦因经常往来于伦敦和牛津之间，还把斯坦因在牛津的通信地址告诉了张元济先生，建议张元济先生写信预约见面的时间。（王冀青《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
因此，张元济先生于 1910年 11月 4日在他下榻的伦敦西区中央旅社 ，用印有“伦敦南安普顿路，西区中央旅社”信头的信笺，给斯坦因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地址写了这封英文信件 ，信中还附寄了陈贻范的介绍信。
11月5日，张元济先生在伦敦参观维多利亚和阿尔贝脱博物馆。“先生在伦敦期间，晤斯坦因。斯氏以《新疆路线图》相赠。先生记述云：‘英国斯泰因博士自刊其游历新疆路线图。宣统二年夏，余至伦敦，晤博士于不列颠博物院。博士以此图见贻’”。（《新疆路线图》识语，抄稿，《张元济年谱长编》第307页）并参观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见馆藏敦煌文献。“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密一如法人……其四部书亦已商妥，将来亦可影照也。”（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全集》第二卷）从致汪康年的信中可以推测，张元济先生应该是第一位在法国和英国看到流失敦煌文物的中国学者。
二、信件内容
原件英文录入如下：
West Central Hotel
Southampton Row
London， Nov. 4， 1910
Dr. Stein
Merton College
Oxford
Dear Sir，
I am anxious to see the collection of old Chinese books you discovered in Tun Whang， China， which are now in British Museum in your charge； and more anxious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
To this end， my friend Mr. Ivan Chen has been good enough to give me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to you.
Mr. Giles Jr. of the Museum Library told me that you do not frequent Oxford and as I am leaving this country on the 9th just， and much pressed for time，I should deem it a great favour if you would kindly let me have an opportunity of seeing you and also appoint such time and place as best suit your convenience. I beg to forward you enclosed herewith Mr. Ivan Chen's letter.
Yours faithfully
Chang Yuan Chi
中文翻译如下：
致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斯坦因博士
尊敬的斯坦因先生：
我急于希望一睹您在中国敦煌发现并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籍。我也迫切期待有幸认识阁下。
为此，我的朋友伊万·陈先生特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
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小吉尔斯先生处得知您不常去牛津。但事不凑巧，我已定于9日离开贵国，故时间紧迫。如果能蒙您的关照，安排我在您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拜见您，将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请允许我随信奉上伊万·陈先生的介绍信。
您的诚挚的，张元济
1910年11月4日
于伦敦南安普顿路西区中央旅社
三、信件重现
2009年，张人凤老师去美国探亲期间，在网上搜索研究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文章中提到了这封信：“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张元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的信， 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 张人凤老师此时编辑《张元济全集》到了后续阶段，前三卷书信出版后又陆续收集了较大篇幅的信函，准备出补遗，这封信的发现让张人凤老师很是兴奋，因为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封张元济先生的英文信件。此后，张人凤老师一有机会便上网浏览，但苦于对网络技术的陌生，始终未能如愿。遗憾的是至《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出齐，也未能看到这封信。
一直到2013年，张人凤老师查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王冀青教授的《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但网上看不到全文，又不懂如何从一些数据库中获得，也一直没找到文章所在的刊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四期。2014年，张人凤老师在和笔者通信中聊起此事，而我正好在图书馆工作，所以很快就从数字图书馆中找到了王冀青教授《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的全文发给他。文中的几个信息使张人凤老师非常感兴趣：一是张元济先生的这封英文信原件藏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斯坦因档案中；二是文中虽然没有收入英文信原件照片，但有王教授的译文，了解了信件的内容；三是王教授处有英文信的照片，而照片又是荣新江教授赠送给他的。
有了这些信息，接下去的工作笔者就主动承揽了下来。作为张元济图书馆的馆员，收集张元济先生的史料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获取显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2014年下半年以来，断断续续地从网上查找荣教授和王教授的联系方式。后来终于从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编辑部要到了王教授的电子邮箱以及从网上找到了荣教授的电子邮箱。作为小地方的晚辈、末学之人，给大学的教授、博导写信，还是感到冒昧、忐忑。原本抱一试心情，没想到荣教授很快就回了信，“宋先生：附件是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张元济先生英文信札，请查收。祝好。荣新江”。实让晚辈诚惶诚恐，感叹荣教授热情、无私、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
四、信件考证
得到此信件图片后，笔者第一时间发给了张人凤老师，张人凤老师又发给了姐姐张珑。作为张元济先生的孙子孙女，和祖父一起生活了数十年，亲历了无数和祖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对张元济先生的熟悉程度是旁人无法比拟的。张人凤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就从事张元济先生的生平与事业研究，成果丰硕，尤以《张元济全集》《张元济年谱长编》等为代表。张珑老师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在北大任过教，做过翻译，后在建设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主编英文杂志《中国建筑》，有《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风清月明——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等回忆录出版，此英文信就是由张珑老师录入和翻译。凭着对张元济先生的熟知和扎实的英文功底，两位张老师经过考证后一致认为，这封英文信件并非张元济先生亲笔撰写，而是请人代拟的。
张元济先生早年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就积极提倡改革，启迪民智，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并身体力行，学习英文。有关他的英文水平有以下几处描述：
1896年4月至5月，“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才智太短，进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断不中止。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前月业已从师，拟即日迁寓馆中矣”。（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年谱长编》第40页）
1897年初，“弟习英文尚无所得，第亦不觉其难”。（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年谱长编》第42页）
“在20世纪初，国内恐怕还没有把世界各国的名稱全部翻译成中文，世界地图恐怕也都是从国外来的。所以讲到某些国外地名时，祖父往往都用英文。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祖父和父亲谈话时说Lebanon，我听不懂。后来才明白原来Lebanon就是黎巴嫩！祥保姐姐在一篇回忆祖父的短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家里的书，除了线装书、中文书以外，也还有外文书。我上了中学后，在一个柜子里发现各种学科的英文书，政、经、法、文、史、哲、天文、地理各科都有，如赫胥黎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有些书中叔祖还加上了蝇头小字的眉批。’”（《风清月明——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第42页）
可以想象，从1896年初学英文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元济先生的英文水平已达到精通的程度。1910年出访欧美时，已习十多年，应该也能运用流利。但是，先生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一生用毛笔写字，甚至练就了用秃笔写蝇头小楷的本事。英文书写不可能用毛笔，而在两位张老师的记忆里，找不出祖父曾用硬笔书写英文的片段。因此，张元济先生的英文书写水平不可能达到如信件中行云流水般西化的程度。
据《张元济年谱长编》1910年3月17日记载：“启程，赴欧、美考察教育、出版、印刷事业。柯师太福偕行。”柯师太福，爱尔兰人，1900年来华，任海关医官，与张元济先生相交甚深。但至爱尔兰之后，柯师医生就与张元济先生作别回家，之后的行程并没有柯师医生的陪伴，所以这封英文信件也不可能是柯师太福执笔。
另据张珑老师分析，这封英文信件是按照一般公文格式书写，行文流畅，但用词并不十分讲究。好像是随手写下的一封信或一个便条。这可能是因为张元济行程时间紧迫，急于要安排和斯坦因见面所致。从整封信的行文看，书写者的英文是不错的。但从“just”这个字的用法看，可能是出于匆忙而漏写，后来才补上的，有点缺憾。从书写的流畅程度看，书写者应该是一个常用英文书写的人。但大概是个中国人，而非母语国家的人。因为“just”如确系漏写，后来补上的，那么以英语为母语者出于对语言的直觉也不会把它补在句末那个地方。从表达方式看，除了那一处瑕疵之外，应该是完全符合英语习惯的。而且书法流畅，不常用英文书写的人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按照这些现象分析，这封以张元济先生名字署名的信是请别人代写的。代写者很可能就是中国驻外使馆里的或是陈贻范手下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