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杰陪我们一起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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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上世纪1954年或1955年光景的事吧,我刚从京剧团调到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正遇到语文分离成“文学”和“汉语”两个科目。文学选的文章是按文学史分期先后编辑而成的。凑巧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许杰先生带领学生前来实习。经过研究,教研组搞一次“公开课”来迎接实习生的到来。
  经过一番研究,將杜甫的名作《登高》诗作为公开课的教材。教研组长是纪渊,他是众望所归的公开课的执教老师,况且他与许杰又有师生之谊,早在抗战时代,许杰一度在福建建阳任暨南大学教授一职,纪渊正在该校读书,谈起当年的师生情就格外亲切。
  我与许杰先生也有点交往,我在震旦读书时,许先生在复旦任教,他平时也来震旦任教,他与梅林、贾植芳等也有交情,在交流会上见过面,谈过话,后来华师大成立了,在震旦任过教的施蛰存、费明君等因院校调整后都调到师大去了。我与他谈起这些,都很亲切。因此许先生与我言笑,都比较放松。
  曾听人说,许杰为人厚道,乐善好施,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如今看来果然如此。他的一言一行,都引起我们的关注。一天近黄昏,他慨然和我们说,要和我们一起备公开课,说着就把我们(纪渊、顾恒和我)领到上海万航渡路上的一家茶楼,一边品茗,一边备课,形式新鲜,不拘一格。他说,要讲好课,贵在知己、知彼、知作者,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如“盲人识日”失其真、变其样,欲有所成,不啻痴人说梦。他还说,袁枚有言:“做人不可以有我,作文不可以无我”,“不可无我者”作者才能有创意、有坚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不然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还有什么新意可言?教学上也当如此啊!说着,他还把近作《鲁迅小说讲话》(泥土社出版)分赠给我们留作纪念。语文课本里选用鲁迅作品较多,送我们此书,对我们而言礼物正中下怀。我们纷纷表示感谢!
  我作为试教者,在与他交谈、他赐予的书中得到不少启迪。我知道,他送书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及至纪渊上公开课,他一上台就滔滔不绝发挥超常,引得下面听课的师生阵阵掌声。许杰先生对此评之曰:纪是红花,我是绿叶,红花虽艳,还得绿叶扶啊!我说的是玩笑话,别当真。然而大家却心服口服。
  世事多变,好景不常,“反右”运动中华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被打成右派分子。纪渊因是许杰的学生,也被打成右派,加之家庭失和,承受双重打击,整日一副很沮丧的样子。顾恒也因任单位民盟组织委员,平时说话不太注意,被枪打出头鸟——划为右派。我呢,因单位领导认为我年轻,就网开一面,幸免于难。
  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每当读杜诗《登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就会想起许杰陪我们备课的往事。他诲人不倦的亲切身影与有着诚挚友谊的纪渊、顾恒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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