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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可利用全球金融体系调整和改革的时机，增大中国的发言权。努力发展亚洲地区经济和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走出去”。
近日，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霍舍姆闭幕。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与会者一致认为，应采取进一步行动恢复全球增长和支持放贷，同时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当务之急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大经济刺激措施的力度，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峰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说：“现行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已经被动摇，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适应今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这次危机折射出现行的金融体制亟待改革。世界金融领域应该加强合作，在达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切实彻底的改革，建立一个全新的、更透明、更公开的金融合作体系。”
稳定金融体系
卢峰告诉《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经济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此前10年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资本流动性日益增长；市场参与者过度追逐高收益，缺乏风险评估和未能履行相应责任。”
据悉，此次G20伦敦峰会上比较紧迫的议题是恢复金融市场信心和杜绝贸易保护主义。除了发出倡议之外，G20国家能否做出承诺，也会影响集团的全球协调作用。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各国领袖需强调国际协调与合作。她建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扩大CDS（credit defo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清算范围，稳定世界金融体系。金融业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位。监管当局也要严格控制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除纯经济业务和结算业务外，所有的业务均应有资本约束。要加强场外市场交易的监管，加强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此外，还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也提出建议，让主要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当局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可以通过主要国际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货币机制来实现。
服务实体经济
“在美国，政府、企业均举债消费或生产，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很多启示，首先是金融改革与创新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在完善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发展市场和发展中介不可偏废。”商务部国际观察部主任赵齐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拿外汇储备投资问题来说，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是选择之一。但美国金融危机让人们反思金融发展和创新战略，需要构建新的国际货币制度。
目前，金融与实体经济“疏远化”倾向在国内也有所表现。例如，债券市场主要服务对象是金融机构自身。此外，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上市，其合理性也遭到质疑。这些机构的行为被资本市场动态所左右，它们的主营业务已经模糊，并产生了一系列后果。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市场与中国实体经济不挂钩，但却左右了人民币升值预期。
赵齐认为，由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没有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可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条件下，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可利用全球金融体系调整和改革的时机，加大中国的发言权。要努力发展亚洲地区经济和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并在亚洲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制度上，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政策。在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应牢记为企业、居民和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卢峰表示。
反对贸易保护
卢峰说：“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美、欧都不能再用老的方法应对全球事务，必须探索新的机制和合力。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应采取一切措施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应致力于避免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进行更加公平与开放的贸易，这将是应对金融危机蔓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
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及贸易政策参赞邓肯表示，希望各国领导者在G20伦敦峰会上能够做出三项重大承诺。“第一，必须采取所有必需的行动来稳定金融市场，重振世界经济，杜绝保护主义；第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地区开发银行等；第三，完成最近一轮世界贸易的谈判，推动低碳的增长模式，保证这次危机之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能获益。”邓肯说。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师龚方雄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协调，市场期待政府间的协调和协作、来共同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此外，加强金融监管与保护市场机制的平衡也非常重要，这也需要国家间的协作。
赵齐认为：“对中国来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有两手准备。一方面，中国是贸易大国，贸易政策的任何调整和变化，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预警监控和应诉机制，鼓励商会多与国外业界沟通、交流，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积极应诉，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观察：共同刺激经济成为首要主题
黄小鹏
眼下金融动荡已度过了最狂暴的时刻，虽然某些国家的金融稳定仍未见起色，但经济复苏的重任已开始摆在各国面前。在此情况下，采取步调统一的刺激经济政策已成为此次会议的首要主题，美国总统、各国财经要员以及东道国代表都表达了类似的意图。
在追求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成为各国政府的第一选项，尽管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批评声浪，各国政府仍然普遍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因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而声名狼藉的IMF，在饱受批评之后为了自己的生存也180度大转弯，转而投向凯恩斯主义的怀抱，公开宣扬财政刺激的功效。面对危机，凯恩斯主义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决策者的一致选择，这恐怕是在过往历次全球性危机中都未曾出现过的“盛景”。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各国刺激政策方向一致、步调一致、力度足够，以保证全球经济尽早复苏。尽管这次会议很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某种形式的口头或书面一致，但要真正做到琴瑟和鸣殊非易事，这既因为存在利益的不同，也有意识形态阻挠和各国内部政治派别的牵制。但无论如何，在这次会议和4月初的G20峰会上，向全世界人民重申携手刺激经济的决心，仍然是有必要，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臭名昭著，是大萧条留给人们最大的教训之一。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借尸还魂是此次会议的另一大任务。在当前的危机中，掀起类似“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已无可能，但对五花八门的变种保护主义不能掉以轻心。在自私和短视本能的驱使下，全球各地的保护主义分子正在蠢蠢欲动，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宣扬自己教义的好时机。新的保护主义更可能会体现在政府采购、金融救援、劳工就业等领域，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程度深浅，但都是在开全球化的倒车，于长远不利，也直接有碍当前各国的复苏大计。中国经济是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保护主义对中国的伤害尤其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此问题上的立场颇有几分含糊，人们需要他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的公开承诺。
毫无疑问，在避免重蹈当年覆辙上人们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全球化深化和全球治理的完善绝非一帆风顺的直线型，其中的波折亦同样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想。对于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人们对其取得成果特别是短期议题上取得成果，可以抱持一定的希望，但同时亦不要低估了其难度。
近日，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霍舍姆闭幕。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与会者一致认为，应采取进一步行动恢复全球增长和支持放贷，同时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当务之急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大经济刺激措施的力度，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峰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说：“现行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已经被动摇，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适应今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这次危机折射出现行的金融体制亟待改革。世界金融领域应该加强合作，在达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切实彻底的改革，建立一个全新的、更透明、更公开的金融合作体系。”
稳定金融体系
卢峰告诉《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经济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此前10年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资本流动性日益增长；市场参与者过度追逐高收益，缺乏风险评估和未能履行相应责任。”
据悉，此次G20伦敦峰会上比较紧迫的议题是恢复金融市场信心和杜绝贸易保护主义。除了发出倡议之外，G20国家能否做出承诺，也会影响集团的全球协调作用。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各国领袖需强调国际协调与合作。她建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扩大CDS（credit defo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清算范围，稳定世界金融体系。金融业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位。监管当局也要严格控制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除纯经济业务和结算业务外，所有的业务均应有资本约束。要加强场外市场交易的监管，加强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此外，还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也提出建议，让主要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当局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可以通过主要国际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货币机制来实现。
服务实体经济
“在美国，政府、企业均举债消费或生产，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很多启示，首先是金融改革与创新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在完善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发展市场和发展中介不可偏废。”商务部国际观察部主任赵齐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拿外汇储备投资问题来说，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是选择之一。但美国金融危机让人们反思金融发展和创新战略，需要构建新的国际货币制度。
目前，金融与实体经济“疏远化”倾向在国内也有所表现。例如，债券市场主要服务对象是金融机构自身。此外，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上市，其合理性也遭到质疑。这些机构的行为被资本市场动态所左右，它们的主营业务已经模糊，并产生了一系列后果。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市场与中国实体经济不挂钩，但却左右了人民币升值预期。
赵齐认为，由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没有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可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条件下，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可利用全球金融体系调整和改革的时机，加大中国的发言权。要努力发展亚洲地区经济和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并在亚洲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制度上，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政策。在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应牢记为企业、居民和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卢峰表示。
反对贸易保护
卢峰说：“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美、欧都不能再用老的方法应对全球事务，必须探索新的机制和合力。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应采取一切措施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应致力于避免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进行更加公平与开放的贸易，这将是应对金融危机蔓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
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及贸易政策参赞邓肯表示，希望各国领导者在G20伦敦峰会上能够做出三项重大承诺。“第一，必须采取所有必需的行动来稳定金融市场，重振世界经济，杜绝保护主义；第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地区开发银行等；第三，完成最近一轮世界贸易的谈判，推动低碳的增长模式，保证这次危机之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能获益。”邓肯说。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师龚方雄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协调，市场期待政府间的协调和协作、来共同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此外，加强金融监管与保护市场机制的平衡也非常重要，这也需要国家间的协作。
赵齐认为：“对中国来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有两手准备。一方面，中国是贸易大国，贸易政策的任何调整和变化，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预警监控和应诉机制，鼓励商会多与国外业界沟通、交流，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积极应诉，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观察：共同刺激经济成为首要主题
黄小鹏
眼下金融动荡已度过了最狂暴的时刻，虽然某些国家的金融稳定仍未见起色，但经济复苏的重任已开始摆在各国面前。在此情况下，采取步调统一的刺激经济政策已成为此次会议的首要主题，美国总统、各国财经要员以及东道国代表都表达了类似的意图。
在追求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成为各国政府的第一选项，尽管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批评声浪，各国政府仍然普遍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因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而声名狼藉的IMF，在饱受批评之后为了自己的生存也180度大转弯，转而投向凯恩斯主义的怀抱，公开宣扬财政刺激的功效。面对危机，凯恩斯主义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决策者的一致选择，这恐怕是在过往历次全球性危机中都未曾出现过的“盛景”。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各国刺激政策方向一致、步调一致、力度足够，以保证全球经济尽早复苏。尽管这次会议很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某种形式的口头或书面一致，但要真正做到琴瑟和鸣殊非易事，这既因为存在利益的不同，也有意识形态阻挠和各国内部政治派别的牵制。但无论如何，在这次会议和4月初的G20峰会上，向全世界人民重申携手刺激经济的决心，仍然是有必要，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臭名昭著，是大萧条留给人们最大的教训之一。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借尸还魂是此次会议的另一大任务。在当前的危机中，掀起类似“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已无可能，但对五花八门的变种保护主义不能掉以轻心。在自私和短视本能的驱使下，全球各地的保护主义分子正在蠢蠢欲动，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宣扬自己教义的好时机。新的保护主义更可能会体现在政府采购、金融救援、劳工就业等领域，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程度深浅，但都是在开全球化的倒车，于长远不利，也直接有碍当前各国的复苏大计。中国经济是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保护主义对中国的伤害尤其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此问题上的立场颇有几分含糊，人们需要他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的公开承诺。
毫无疑问，在避免重蹈当年覆辙上人们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全球化深化和全球治理的完善绝非一帆风顺的直线型，其中的波折亦同样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想。对于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人们对其取得成果特别是短期议题上取得成果，可以抱持一定的希望，但同时亦不要低估了其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