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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是每一个学子的梦想，于是就有了影响中国1300年的科举制。很多人认为昔日的科举好比今日的高考，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古代的入职考试，只有通过考试的人才能有入仕为官的资格，只有入仕为官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一千年，这些从科举中脱颖而出的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是短命的隋朝除了大运河之外又一件影响深远、毁誉参半的大事。在此之前，无论是先秦的世卿世禄，两汉的“察举”、“征辟”，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都被掌握钱权势力的人所操纵，“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纨绔居高位、贤俊沉下僚”。普通人若只有一身贤才而想出将入相，恐怕只能等到改朝换代重新洗牌，或是能像姜子牙一样钓上一条大鱼。
天子门生：帝王手中的统治工具
史载，唐太宗私幸端门，看到新科进士弹冠相庆，不禁喜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科举的本质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士子们更是甘心“入彀”，两厢情愿。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为统治阶级服务，自然不是简单的事。朱元璋曾制造了一起“南北榜”之争，洪武三十年的会试，52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引起北方学子的强烈不满。经过复查，北方学子仍不满意，朱元璋杀死主考、侍读、状元等人，亲自阅卷，钦定62人为进士，全部是北方人。这场大案，并不是一场科举舞弊。85岁的主考刘三吾见过朱元璋杀功臣的功力，怎可能因为包庇南人这种无价值的小事触犯逆鳞？实际上，朱元璋是要利用此事件笼络北方士大夫，稳定当时并不稳定的北方局面。虽说当时“江南本多俊才”，但这样一个政治策略问题，到了暴君的手里，只有血染科场了。
作为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清朝没有像元朝一样带有种族歧视的左右两榜取进士，不但开了博学鸿词科，还规定了“旗人不占鼎甲”，让科举功名向汉人倾斜。但是也有例外，除了顺治时的两次分榜出现了两位满族状元外，同治四年还出过一位蒙古状元。大臣们把预定的前十名送皇帝御览，不料，打开密封的卷子发现第一名是蒙古旗人崇绮，两宫太后也没了主意。10岁的同治皇帝就学着求签的样子，自己去前十名里抽出状元。连抽三次都是崇绮，最后大臣们只好认同“只论文字，不分旗汉”，崇绮成了清朝唯一的蒙古旗人状元。后来他的女儿又成为了同治皇后，显赫一时。八国联军入侵时，时任盛京将军的他自杀于保定莲池书院。
双喜临门：独一无二的状元驸马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人眼中的人生两大喜事，这两大喜事最登峰造极时，无外乎中了状元同时被皇帝招为驸马。这样的故事在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中非常常见，比如《铡美案》中的陈世美。但现实并非如此，真正被招为驸马的状元只有唐朝的郑颢一人。
千年科举史为什么仅此一人呢？“也知年少登科好，争奈龙头属老成”，古代士子等到状元及第时大多已结婚生子，皇帝当然不肯让堂堂公主屈为妾室。就算有的状元妻室空着，也得看看公主的意思。南宋理宗曾经听从右丞相丁大全的建议，想招赘当年状元周震炎为汉国公主驸马。但是公主偷看了周状元一眼，对其样貌颇为不满，爸爸疼女儿，此事便作罢。
郑颢做这个状元驸马也是颇费周章。唐宣宗李忱自己就是个科举迷，贵为皇帝，非要给自己题了一个“乡贡进士李道龙”，还一门心思的要给女儿万寿公主找一个状元女婿，就让白居易的堂弟、宰相白敏中做媒。旁人眼中的大喜事，郑颢却犯了难，首先是自己已经聘了卢氏，再则本朝曾有太平公主祸害两个夫家的前鉴。郑颢告诉白敏中，自己已经给卢氏送了聘礼，白敏中便派人快马加鞭，把聘礼和堂帖都追了回来。卢氏一家本来因与状元结亲欢天喜地，如今只能哑巴吃黄连了。自此状元与宰相结怨，郑颢没少说白敏中的坏话。
好在万寿公主不是太平公主，宣宗也不是武则天，郑颢的状元驸马还算顺利，夫妻也较为和睦。有一次，郑颢的弟弟生了重病，一家人焦急万分，公主却自己跑到慈恩寺看戏了。宣宗得知后大发雷霆，严厉申斥了公主，打掉了她最后一点公主架子。郑颢的官也做的不错，清正廉明，口碑不错，也算没有辱没状元驸马的名声。
重文轻武：易被忽略的武举考试
文武双璧，本应是科举的两大科目，但武试往往被人们忽视。武举考试晚于文科，到武则天时才出现，武举人在官职任命、档案资料等方面也落后于文举人。武举考试也因多种原因时兴时废，唐德宗时，谏议大夫田登上奏说：“武举人持弓挟矢，数千百人入皇城，恐非所宜。”于是唐德宗就停了武举。宋朝直到仁宗才在司马光的建议下开了武举，到辽金元时为了防止汉人造反，索性停了武举，只许汉人舞文弄墨而不许舞刀弄枪。
这种走走停停的武举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重文轻武。宋朝名将狄青官拜枢密副使，但因不是文科进士而受到轻视，他自己也曾说，和韩琦相比他只差了一个进士及第。宋真宗时，一位契丹使臣喜爱射箭，想要宋朝派人伴射。真宗觉得事关国家体面，一定得找一个文、武、貌俱佳的人来，满朝文武只有状元出身的翰林学士陈尧咨符合条件。真宗许诺，如果他愿意改当武官陪契丹使臣射箭，一定厚加封赏。陈尧咨回家请示老母，其母拿起拐杖就打：“你是状元，你父子皆以文章而为朝廷大臣，现在却贪恋富贵辱没家门！”可见当时重文轻武风气之深。
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官领导武将。《藤阴杂记》里讲了一个富翁的两个女婿，一个是守备，后来提了副将，富翁越发喜爱他；另一个是秀才，没什么名堂。但后来秀才蟾宫折桂，被任命为御史来地方巡视阅兵。副将女婿戎装披挂，远郊迎接，报名晋谒，第二天进帐恭请。这位进士连襟得意非凡，赋诗曰：“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
再不受重视，武举人也是国家栋梁，小说《说岳全传》中，岳飞枪挑小梁王夺了武举状元，虽是杜撰，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英雄的美好幻想。在历代武举人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异姓王郭子仪，另一位则是荡平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武举选拔的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武夫，而是首先知晓孙吴大义，同时又有弓马骑射的大将。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是短命的隋朝除了大运河之外又一件影响深远、毁誉参半的大事。在此之前，无论是先秦的世卿世禄，两汉的“察举”、“征辟”，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都被掌握钱权势力的人所操纵，“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纨绔居高位、贤俊沉下僚”。普通人若只有一身贤才而想出将入相，恐怕只能等到改朝换代重新洗牌，或是能像姜子牙一样钓上一条大鱼。
天子门生：帝王手中的统治工具
史载，唐太宗私幸端门，看到新科进士弹冠相庆，不禁喜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科举的本质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士子们更是甘心“入彀”，两厢情愿。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为统治阶级服务，自然不是简单的事。朱元璋曾制造了一起“南北榜”之争，洪武三十年的会试，52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引起北方学子的强烈不满。经过复查，北方学子仍不满意，朱元璋杀死主考、侍读、状元等人，亲自阅卷，钦定62人为进士，全部是北方人。这场大案，并不是一场科举舞弊。85岁的主考刘三吾见过朱元璋杀功臣的功力，怎可能因为包庇南人这种无价值的小事触犯逆鳞？实际上，朱元璋是要利用此事件笼络北方士大夫，稳定当时并不稳定的北方局面。虽说当时“江南本多俊才”，但这样一个政治策略问题，到了暴君的手里，只有血染科场了。
作为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清朝没有像元朝一样带有种族歧视的左右两榜取进士，不但开了博学鸿词科，还规定了“旗人不占鼎甲”，让科举功名向汉人倾斜。但是也有例外，除了顺治时的两次分榜出现了两位满族状元外，同治四年还出过一位蒙古状元。大臣们把预定的前十名送皇帝御览，不料，打开密封的卷子发现第一名是蒙古旗人崇绮，两宫太后也没了主意。10岁的同治皇帝就学着求签的样子，自己去前十名里抽出状元。连抽三次都是崇绮，最后大臣们只好认同“只论文字，不分旗汉”，崇绮成了清朝唯一的蒙古旗人状元。后来他的女儿又成为了同治皇后，显赫一时。八国联军入侵时，时任盛京将军的他自杀于保定莲池书院。
双喜临门：独一无二的状元驸马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人眼中的人生两大喜事，这两大喜事最登峰造极时，无外乎中了状元同时被皇帝招为驸马。这样的故事在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中非常常见，比如《铡美案》中的陈世美。但现实并非如此，真正被招为驸马的状元只有唐朝的郑颢一人。
千年科举史为什么仅此一人呢？“也知年少登科好，争奈龙头属老成”，古代士子等到状元及第时大多已结婚生子，皇帝当然不肯让堂堂公主屈为妾室。就算有的状元妻室空着，也得看看公主的意思。南宋理宗曾经听从右丞相丁大全的建议，想招赘当年状元周震炎为汉国公主驸马。但是公主偷看了周状元一眼，对其样貌颇为不满，爸爸疼女儿，此事便作罢。
郑颢做这个状元驸马也是颇费周章。唐宣宗李忱自己就是个科举迷，贵为皇帝，非要给自己题了一个“乡贡进士李道龙”，还一门心思的要给女儿万寿公主找一个状元女婿，就让白居易的堂弟、宰相白敏中做媒。旁人眼中的大喜事，郑颢却犯了难，首先是自己已经聘了卢氏，再则本朝曾有太平公主祸害两个夫家的前鉴。郑颢告诉白敏中，自己已经给卢氏送了聘礼，白敏中便派人快马加鞭，把聘礼和堂帖都追了回来。卢氏一家本来因与状元结亲欢天喜地，如今只能哑巴吃黄连了。自此状元与宰相结怨，郑颢没少说白敏中的坏话。
好在万寿公主不是太平公主，宣宗也不是武则天，郑颢的状元驸马还算顺利，夫妻也较为和睦。有一次，郑颢的弟弟生了重病，一家人焦急万分，公主却自己跑到慈恩寺看戏了。宣宗得知后大发雷霆，严厉申斥了公主，打掉了她最后一点公主架子。郑颢的官也做的不错，清正廉明，口碑不错，也算没有辱没状元驸马的名声。
重文轻武：易被忽略的武举考试
文武双璧，本应是科举的两大科目，但武试往往被人们忽视。武举考试晚于文科，到武则天时才出现，武举人在官职任命、档案资料等方面也落后于文举人。武举考试也因多种原因时兴时废，唐德宗时，谏议大夫田登上奏说：“武举人持弓挟矢，数千百人入皇城，恐非所宜。”于是唐德宗就停了武举。宋朝直到仁宗才在司马光的建议下开了武举，到辽金元时为了防止汉人造反，索性停了武举，只许汉人舞文弄墨而不许舞刀弄枪。
这种走走停停的武举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重文轻武。宋朝名将狄青官拜枢密副使，但因不是文科进士而受到轻视，他自己也曾说，和韩琦相比他只差了一个进士及第。宋真宗时，一位契丹使臣喜爱射箭，想要宋朝派人伴射。真宗觉得事关国家体面，一定得找一个文、武、貌俱佳的人来，满朝文武只有状元出身的翰林学士陈尧咨符合条件。真宗许诺，如果他愿意改当武官陪契丹使臣射箭，一定厚加封赏。陈尧咨回家请示老母，其母拿起拐杖就打：“你是状元，你父子皆以文章而为朝廷大臣，现在却贪恋富贵辱没家门！”可见当时重文轻武风气之深。
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官领导武将。《藤阴杂记》里讲了一个富翁的两个女婿，一个是守备，后来提了副将，富翁越发喜爱他；另一个是秀才，没什么名堂。但后来秀才蟾宫折桂，被任命为御史来地方巡视阅兵。副将女婿戎装披挂，远郊迎接，报名晋谒，第二天进帐恭请。这位进士连襟得意非凡，赋诗曰：“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
再不受重视，武举人也是国家栋梁，小说《说岳全传》中，岳飞枪挑小梁王夺了武举状元，虽是杜撰，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英雄的美好幻想。在历代武举人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异姓王郭子仪，另一位则是荡平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武举选拔的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武夫，而是首先知晓孙吴大义，同时又有弓马骑射的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