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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肉汤是指我们生活中所有精致的乐趣，一旦失去这些小确幸，我们会沦为抽象观念的信徒
“秋风起，蟹黄肥”，最近正是吃蟹好时节。说到这爱蟹，中国古人里无过于李渔，这厮每年于螃蟹未上市时即储钱以待，自称购蟹之钱为“买命钱”。
而西人爱蟹，大概无过于德国诗人海涅（网传“西方人不吃蟹”，谬也）。对，就是那个绣口吐出“死亡是清凉夏夜”的家伙。他还说过，“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三样：自由、平等、蟹肉汤。”把“自由”“平等”这样高大上的理念跟“蟹肉汤”这种小事物放一起，是不是觉得奇怪？哲学家齐泽克却慧眼识珠，“在这句话中，蟹肉汤是指我们生活中所有精致的乐趣，一旦失去这些小确幸，我们就会变得与恐怖分子无异——我们会沦为抽象观念的信徒，并会丝毫不顾具体情境将这些观念付诸现实。”（见齐泽克《事件》）
海涅这句话让我有触电的感觉，可不是吗，现实中喝蟹肉汤的人很多，精神食谱里有“蟹肉汤”的却稀少。欣慰的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属于难得的少数。在1960年代，《答案在风中飘》等作品，使二十多岁的迪伦迅速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但有一天，当记者问迪伦是否参加反越战游行时，他说，“我今晚很忙。”
个体拒绝被社会标签和宏大观念绑架，迪伦可谓海涅的异代知己。可有些国人就跟不上迪伦的脚印了，比如，“网红”写手王五四前不久就批评中国民谣缺乏迪伦的“反抗精神”，以致连“吸毒”都不配！
迪伦怎么会是“政治正确”的棍子呢？他抗议歌手的形象只存在于前三张专辑，可他迄今足足出了三十七张专辑呀！村上春树也不止一次夸迪伦的歌，他听歌的感觉是“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定定注视下雨似的”，想起的是女孩和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启迪。村上春树对迪伦的理解，无疑比王五四们“健康”多了。
似乎也是这批“王五四们”，对作家野夫接受跪拜收徒同样横加指责，“下跪有违自由主义原则。”逼得野夫不得不回应：“民间私学，私相授受，行个跪拜礼，是仪式，是良俗，是对学问的尊重。两厢情愿，碍不着天下人的权利。所谓自由，这才是自由。”好在支持野夫的网友也有，“野夫从出道就是一身江湖气，收徒跪拜义薄云天的关二哥再正常不过了，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读者突然很激动。当年金庸拜师聂卫平不也要三跪九叩吗？各人有各人的江湖，只管看他的作品好了。 ”
的确，自由主义只是根据世界主流文明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的一套价值系统和制度模式，核心是自由、民主、法治。但人都是活生生的，不可能总活得跟教科书一样。是人就有气味，这气味是人生标签除不尽的余数，不能像阑尾一样说割除就割除。既然王怡可以有牧师气，秋风可以有儒者气，野夫在最困难时靠江湖兄弟救济、帮扶而安顿心灵，又为什么不可以有江湖气？所谓“道不远人”，根据自己与生俱来的秉性、习气、传承向着自由民主法治努力就是了。
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个性化”，即“自性实现”。《中庸》有言：“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尽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挥潜能、实现“自性”（见冯川《荣格精神》）。又根据郭店儒家简里“情气为性”的观点，“情气”就是“性”发动时的外在风貌。所以，一个没有“情气”的人谈不上自我实现。
再看看中国文化史上那些个性人物，无不带着“除不尽的情气”——曹操有奸雄气，刘备有影帝气，张飞有杀猪气;刘伶有酒气，张岱有茶气，郑板桥有竹气;鲁迅有鬼气，周作人有苦气，胡兰成有妖气;钱钟书有狐狸气，王朔有痞子气，李敖有流氓气……
既如此，文坛添一分野夫的“江湖气”，又何惧之有？但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蟹肉汤”。
资深媒体人，
著有《快刀文章可下酒》
“秋风起，蟹黄肥”，最近正是吃蟹好时节。说到这爱蟹，中国古人里无过于李渔，这厮每年于螃蟹未上市时即储钱以待，自称购蟹之钱为“买命钱”。
而西人爱蟹，大概无过于德国诗人海涅（网传“西方人不吃蟹”，谬也）。对，就是那个绣口吐出“死亡是清凉夏夜”的家伙。他还说过，“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三样：自由、平等、蟹肉汤。”把“自由”“平等”这样高大上的理念跟“蟹肉汤”这种小事物放一起，是不是觉得奇怪？哲学家齐泽克却慧眼识珠，“在这句话中，蟹肉汤是指我们生活中所有精致的乐趣，一旦失去这些小确幸，我们就会变得与恐怖分子无异——我们会沦为抽象观念的信徒，并会丝毫不顾具体情境将这些观念付诸现实。”（见齐泽克《事件》）
海涅这句话让我有触电的感觉，可不是吗，现实中喝蟹肉汤的人很多，精神食谱里有“蟹肉汤”的却稀少。欣慰的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属于难得的少数。在1960年代，《答案在风中飘》等作品，使二十多岁的迪伦迅速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但有一天，当记者问迪伦是否参加反越战游行时，他说，“我今晚很忙。”
个体拒绝被社会标签和宏大观念绑架，迪伦可谓海涅的异代知己。可有些国人就跟不上迪伦的脚印了，比如，“网红”写手王五四前不久就批评中国民谣缺乏迪伦的“反抗精神”，以致连“吸毒”都不配！
迪伦怎么会是“政治正确”的棍子呢？他抗议歌手的形象只存在于前三张专辑，可他迄今足足出了三十七张专辑呀！村上春树也不止一次夸迪伦的歌，他听歌的感觉是“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定定注视下雨似的”，想起的是女孩和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启迪。村上春树对迪伦的理解，无疑比王五四们“健康”多了。
似乎也是这批“王五四们”，对作家野夫接受跪拜收徒同样横加指责，“下跪有违自由主义原则。”逼得野夫不得不回应：“民间私学，私相授受，行个跪拜礼，是仪式，是良俗，是对学问的尊重。两厢情愿，碍不着天下人的权利。所谓自由，这才是自由。”好在支持野夫的网友也有，“野夫从出道就是一身江湖气，收徒跪拜义薄云天的关二哥再正常不过了，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读者突然很激动。当年金庸拜师聂卫平不也要三跪九叩吗？各人有各人的江湖，只管看他的作品好了。 ”
的确，自由主义只是根据世界主流文明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的一套价值系统和制度模式，核心是自由、民主、法治。但人都是活生生的，不可能总活得跟教科书一样。是人就有气味，这气味是人生标签除不尽的余数，不能像阑尾一样说割除就割除。既然王怡可以有牧师气，秋风可以有儒者气，野夫在最困难时靠江湖兄弟救济、帮扶而安顿心灵，又为什么不可以有江湖气？所谓“道不远人”，根据自己与生俱来的秉性、习气、传承向着自由民主法治努力就是了。
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个性化”，即“自性实现”。《中庸》有言：“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尽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挥潜能、实现“自性”（见冯川《荣格精神》）。又根据郭店儒家简里“情气为性”的观点，“情气”就是“性”发动时的外在风貌。所以，一个没有“情气”的人谈不上自我实现。
再看看中国文化史上那些个性人物，无不带着“除不尽的情气”——曹操有奸雄气，刘备有影帝气，张飞有杀猪气;刘伶有酒气，张岱有茶气，郑板桥有竹气;鲁迅有鬼气，周作人有苦气，胡兰成有妖气;钱钟书有狐狸气，王朔有痞子气，李敖有流氓气……
既如此，文坛添一分野夫的“江湖气”，又何惧之有？但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蟹肉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