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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使企业家自身以及企业变得更加丰满。以前我们谈赚钱，现在我们更多谈的是如何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大利益。未来我们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做更多的事情和改变，慢慢积累，积小事为大事”
在公众的视野里，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讲话风趣，被公认为是“地产界的思想家”。近几年中，他更多关注公益活动，成为一个“公益布道者”。
“公益让我往纯洁的方向靠，接触到的都是好人，让我觉得人活着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比活在新闻联播里还幸福。”冯仑说，因为公益，他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人都打过交道。
如果给冯仑的公益路线画一条时间轴，2004年就是这条轴的起点。
那一年，时任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的刘晓光联系冯仑等人创立了致力于防治荒漠化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组织此后经历了从“治沙”到“与自然共存”的观念转变。自阿拉善生态协会成立起，冯仑相继履任过两届执行理事、一届章程委员会主席，第四任会长等职务。而从此以后，冯仑至今共参与和发起9个公益慈善机构。
在6月5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企业绿色契约论坛”上，冯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我们一直在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在怎样的機缘下开始从事公益事业的？
冯仑：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2004年，刘晓光在他的朋友圈里发起筹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活动。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机构具体在做什么，所以就决定去看看。
最初，外界对这个企业家组成的公益机构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大家不知道究竟这个机构该怎么治理。当时刘晓光曾掏出一张纸说“我当会长”。当时我就不干了，就起哄，因为我觉得要是那么玩就没意思了，大家也都陪着鼓掌。
晓光怕大家闹事，后来就改变规则，说大家都可以提名、选举还有投票。这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一次的选举就产生了。民主选举奠定了这个公益机构此后十二年的治理模式，而民主治理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热情。所以，今天的阿拉善队伍像扫帚尾巴一样长，蔚为壮观。
我们一直在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大概十多年前，国外开始流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我们那时候也开始参与研究，包括找国外研究社会责任的教授、商学院老师探讨，访问国外的公益机构，同时开始思考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我们只想着挣钱，后来我们发现挣钱、花钱、捐钱三件事情都要干。捐钱就是要理性地奉献社会、回馈社会，然后通过一个好的治理方式使公益组织能够健康成长，这是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的初心是希望通过公益使企业的发展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使企业和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更好的对话氛围，同时也回馈给中间的利益相关者，这样的话企业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发展道路。
这些都是初心，但真正持续做公益还是要靠自己的坚守，把初心上升到理性的坚持，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凭冲动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做生意的人从道德角度来看，95分就行，但只有百分之百的好人才能做公益”。此话怎讲？
冯仑：比如说一个买卖人，他做得很好、企业很赚钱，我给他打95分，那剩下的5分是公益分、社会责任分。企业家如果不关注公益和社会责任，也可以做成一个成功的企业，但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这中间差了“非常”两个字，这非常两个字就值5分。
比如说，咱俩是邻居，你把脏水泼到我这里，虽然你也挣钱，你能说你是非常好的企业吗？你只能说你是非常赚钱的企业，因为周围的人被你泼了污水以后都非常“凑合”，大家都在批评你，但是拿着你的钱没有办法。
就像“你可以说我是混蛋，但是你必须对我口袋里的钱表示敬意”，所以我们可以对你有钱表示敬意，但是你通过赚钱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却无法苟同，而且我们还要批评，这样的企业家当然不会得到满分。
“此消彼长，喜新厌旧”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的公办和民营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程度各自如何？
冯仑：可以用八个字形容：此消彼长、喜新厌旧。所谓此消彼长就是说在大概五年前，公办的公益慈善机构比民办的要多一点。但是，现在每天出现两家民办机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6000家公益慈善机构中三分之二是民办的，公办机构数量比较小。
另外，此消彼长是指公益捐款越来越多地进到民间公益组织，而给公办的捐款越来越少。以前，大家希望捐款却没有渠道，现在开放了《慈善法》以及很多渠道，注册公益组织也越来越方便。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都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何必再给别人呢？
目前公办的公益组织募款要比民办的困难很多，所以叫此消彼长。所谓喜新厌旧就是指善款都是追着新的公益组织，而旧的公办公益组织，越来越没人关注，这个变化在未来会加剧。如果要推动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发展公益组织，让公益组织容纳更多就业的同时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这是未来中国社会进步特别重要的一个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公益机构应该如何提高效率、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次次的募捐和公益活动上？
冯仑：其实很简单，运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就可以了。企业家最大的本事有两个：第一，花最少钱办最大事，也就是投资回报要高;第二，执行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能使公益更有效，因为企业家既会做又会卖，卖的有效益就是企业家的能力。
企业家还会组织创新，通过各自企业的系统使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能把每一个会员的企业都变成绿色企业，并把效益全部发挥出来。比如供应链管理，这些都是从盈利企业管理方法当中借鉴的。
再举个例子来说，某公益基金会也是我参与发起的最大的全球儿童心脏病的基金会，它也很有效率。通过一个晚宴就可以募集1亿7千万人民币，最近连续几年每年都能募集超过一个亿，效率很高。不仅如此，这个基金会的治病效率也很高，每年通过这个基金会的帮助做手术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有一万多人。这个基金会还借鉴了商业平台上的模式，一边是病患一边是医院，再利用互联网整合资源。所以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公益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有一个在经济学上比较火的概念叫“杠杆”，如果说把杠杆原理运用到公益基金上，你如何看待杠杆在公益资金使用管理中的作用？
冯仑：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公益效率，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去治理这一项污染需要计算花多少钱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我拿出50万去推动法规的改变，组织人去游说政府的法规制定部门、去跟他们谈论，最后制定了新的法规条款使这件事情变成政府强制性的要求，会让这件事情的效果放大很多倍。国外的公益组织特别重视智库的作用，这些智库会增大公益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三五十万解决几百亿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由于某公益组织每年治愈很多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现在倒逼政府决定为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的贫困家庭负担医疗费用，这样的话该公益组织每年做的手术量就开始减少。因为政府重视这件事情了，公益组织就拿这些钱去做别的，这个杠杆作用就很明显。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现在是公益慈善3.0时代，也是一个改变基因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公益行为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冯仑：我认为有三个最重要的不同点：一是最好的公益组织都是企业家为主体的;二是民众的公益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草根公益就是大众都能参与的公益，体量很大。就像壹基金，每人每个月捐一块钱。人人公益可以有非常大的群众基础，公众价值观的改变带来社会氛围上的改变;三是政府的政策支持改变，十年前政府没有任何正式的法律条例支持，今天有了《慈善法》，社会接受、政府监管部门也接受，实际上政府开出一条大路来，有了这条大路，公益机构做事也堂而皇之、理所当然，而且循序渐进往前走，没有什么障碍，这是最近很大的一个不同。
未来中国公益事业一定是总量上不断增长，细分市场越来越多。例如解救拐卖儿童之类的机构、反家暴公益组织、失独家庭公益组织等等，越专业完成使命的效果就越好，我认为，这是今后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在公众的视野里，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讲话风趣，被公认为是“地产界的思想家”。近几年中，他更多关注公益活动，成为一个“公益布道者”。
“公益让我往纯洁的方向靠，接触到的都是好人，让我觉得人活着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比活在新闻联播里还幸福。”冯仑说，因为公益，他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人都打过交道。
如果给冯仑的公益路线画一条时间轴，2004年就是这条轴的起点。
那一年，时任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的刘晓光联系冯仑等人创立了致力于防治荒漠化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组织此后经历了从“治沙”到“与自然共存”的观念转变。自阿拉善生态协会成立起，冯仑相继履任过两届执行理事、一届章程委员会主席，第四任会长等职务。而从此以后，冯仑至今共参与和发起9个公益慈善机构。
在6月5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企业绿色契约论坛”上，冯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我们一直在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在怎样的機缘下开始从事公益事业的？
冯仑：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2004年，刘晓光在他的朋友圈里发起筹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活动。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机构具体在做什么，所以就决定去看看。
最初，外界对这个企业家组成的公益机构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大家不知道究竟这个机构该怎么治理。当时刘晓光曾掏出一张纸说“我当会长”。当时我就不干了，就起哄，因为我觉得要是那么玩就没意思了，大家也都陪着鼓掌。
晓光怕大家闹事，后来就改变规则，说大家都可以提名、选举还有投票。这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一次的选举就产生了。民主选举奠定了这个公益机构此后十二年的治理模式，而民主治理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热情。所以，今天的阿拉善队伍像扫帚尾巴一样长，蔚为壮观。
我们一直在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大概十多年前，国外开始流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我们那时候也开始参与研究，包括找国外研究社会责任的教授、商学院老师探讨，访问国外的公益机构，同时开始思考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我们只想着挣钱，后来我们发现挣钱、花钱、捐钱三件事情都要干。捐钱就是要理性地奉献社会、回馈社会，然后通过一个好的治理方式使公益组织能够健康成长，这是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的初心是希望通过公益使企业的发展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使企业和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更好的对话氛围，同时也回馈给中间的利益相关者，这样的话企业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发展道路。
这些都是初心，但真正持续做公益还是要靠自己的坚守，把初心上升到理性的坚持，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凭冲动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做生意的人从道德角度来看，95分就行，但只有百分之百的好人才能做公益”。此话怎讲？
冯仑：比如说一个买卖人，他做得很好、企业很赚钱，我给他打95分，那剩下的5分是公益分、社会责任分。企业家如果不关注公益和社会责任，也可以做成一个成功的企业，但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这中间差了“非常”两个字，这非常两个字就值5分。
比如说，咱俩是邻居，你把脏水泼到我这里，虽然你也挣钱，你能说你是非常好的企业吗？你只能说你是非常赚钱的企业，因为周围的人被你泼了污水以后都非常“凑合”，大家都在批评你，但是拿着你的钱没有办法。
就像“你可以说我是混蛋，但是你必须对我口袋里的钱表示敬意”，所以我们可以对你有钱表示敬意，但是你通过赚钱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却无法苟同，而且我们还要批评，这样的企业家当然不会得到满分。
“此消彼长，喜新厌旧”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的公办和民营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程度各自如何？
冯仑：可以用八个字形容：此消彼长、喜新厌旧。所谓此消彼长就是说在大概五年前，公办的公益慈善机构比民办的要多一点。但是，现在每天出现两家民办机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6000家公益慈善机构中三分之二是民办的，公办机构数量比较小。
另外，此消彼长是指公益捐款越来越多地进到民间公益组织，而给公办的捐款越来越少。以前，大家希望捐款却没有渠道，现在开放了《慈善法》以及很多渠道，注册公益组织也越来越方便。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都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何必再给别人呢？
目前公办的公益组织募款要比民办的困难很多，所以叫此消彼长。所谓喜新厌旧就是指善款都是追着新的公益组织，而旧的公办公益组织，越来越没人关注，这个变化在未来会加剧。如果要推动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发展公益组织，让公益组织容纳更多就业的同时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这是未来中国社会进步特别重要的一个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公益机构应该如何提高效率、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次次的募捐和公益活动上？
冯仑：其实很简单，运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就可以了。企业家最大的本事有两个：第一，花最少钱办最大事，也就是投资回报要高;第二，执行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能使公益更有效，因为企业家既会做又会卖，卖的有效益就是企业家的能力。
企业家还会组织创新，通过各自企业的系统使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能把每一个会员的企业都变成绿色企业，并把效益全部发挥出来。比如供应链管理，这些都是从盈利企业管理方法当中借鉴的。
再举个例子来说，某公益基金会也是我参与发起的最大的全球儿童心脏病的基金会，它也很有效率。通过一个晚宴就可以募集1亿7千万人民币，最近连续几年每年都能募集超过一个亿，效率很高。不仅如此，这个基金会的治病效率也很高，每年通过这个基金会的帮助做手术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有一万多人。这个基金会还借鉴了商业平台上的模式，一边是病患一边是医院，再利用互联网整合资源。所以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公益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有一个在经济学上比较火的概念叫“杠杆”，如果说把杠杆原理运用到公益基金上，你如何看待杠杆在公益资金使用管理中的作用？
冯仑：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公益效率，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去治理这一项污染需要计算花多少钱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我拿出50万去推动法规的改变，组织人去游说政府的法规制定部门、去跟他们谈论，最后制定了新的法规条款使这件事情变成政府强制性的要求，会让这件事情的效果放大很多倍。国外的公益组织特别重视智库的作用，这些智库会增大公益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三五十万解决几百亿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由于某公益组织每年治愈很多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现在倒逼政府决定为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的贫困家庭负担医疗费用，这样的话该公益组织每年做的手术量就开始减少。因为政府重视这件事情了，公益组织就拿这些钱去做别的，这个杠杆作用就很明显。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现在是公益慈善3.0时代，也是一个改变基因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公益行为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冯仑：我认为有三个最重要的不同点：一是最好的公益组织都是企业家为主体的;二是民众的公益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草根公益就是大众都能参与的公益，体量很大。就像壹基金，每人每个月捐一块钱。人人公益可以有非常大的群众基础，公众价值观的改变带来社会氛围上的改变;三是政府的政策支持改变，十年前政府没有任何正式的法律条例支持，今天有了《慈善法》，社会接受、政府监管部门也接受，实际上政府开出一条大路来，有了这条大路，公益机构做事也堂而皇之、理所当然，而且循序渐进往前走，没有什么障碍，这是最近很大的一个不同。
未来中国公益事业一定是总量上不断增长，细分市场越来越多。例如解救拐卖儿童之类的机构、反家暴公益组织、失独家庭公益组织等等，越专业完成使命的效果就越好，我认为，这是今后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