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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聚焦十八世纪英国圈地中的奥斯汀家族，通过对史料记载的分析，发现奥斯汀家族中既有从圈地中获取利益的牧师，更有直接进行圈地行为的大庄园主。奥斯汀的生活与创作都处于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其作品从诸多细微之处显露了其影响与作者的微妙态度。
关键词：简·奥斯汀 圈地运动 圈地者
奥斯汀家族出身古老，是靠着早期圈地时期的羊毛业致富，赚钱买了土地，成了乡绅阶级，后来又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十八世纪大范围的土地圈围中：或者是参与1793年后少量荒野废地的圈围;或者是从事圈围以后的整理改进工作。整个家族中有史料记载的圈地者、奥斯汀一家与圈地阶层的社交联系以及奥斯汀父兄的经济收益来源都证明简·奥斯汀属于圈地浪潮中受益的一方——乡绅阶层。
1.圈地中的牧师们
奥斯汀家族中的几位牧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圈地中，却都从圈地中获取了可观的利益。
简的父亲乔治·奥斯汀的斯蒂文顿教区不在当时的圈地名册中，但是迪恩教区的公田先后在1733年和1773年被圈围，并有史料记载直接涉及乔治·奥斯汀的利益分配：“……乔治·奥斯汀将拥有迪恩公田周围散落的土地并从中获利，包括波斯特农场、布兰德利农场、卡普戴尔农场的霍尔农场、以及迪恩教区中小布里士高地和奥尔德高地在内的开阔高地……其享有自主改造的全部权利”。[1]这证实了奥斯汀像这个时期的众多牧师一样，参与到了圈地中。奥斯汀的托马斯舅舅是艾德稠普教区的牧师，也是狂热的圈地分子，在当地的圈地中获取了最大分额的利益。简幼年时，托马斯教士经常前往斯蒂文顿，每次都会给孩子们买5到10先令的礼物，这样一笔钱在当时相当于农业工人一周酬劳的一到两倍。
圈地对牧师来说是恩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必再费力征收什一税。牧师原本需要从教区的土地收成中获取相应比例的收入，而圈地极大地简化了牧师们赖以为生的复杂经济链：圈地法案中取代什一税的土地一般是地主持有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在快速圈占的地区，教会附属地平均呈两倍或三倍的增长。《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牧师将什一税看得比获得凯瑟琳夫人的恩准更为重要，因为他的教区是在都铎王朝时期完成的土地圈围，仍然推行着什一税，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做个绅士。与之相反，奥斯汀笔下的牧师埃德蒙·伯特伦和亨利·蒂尔尼就像乔治一样，安心地住在牧师居所中，周围环绕教会附属地，不必再担心如何追讨什一税，当一位有教养的绅士。因此，圈地改变了牧师的生活，他们不仅仅是偶然的受益者，而是圈地中的核心人物。
牧师对教会附属土地的热衷还出于对圈地开销的考虑。牧师也必须依照议会圈地法案的规定遵循对地主的同样要求：当分割土地时，必须修沟渠，排水沟、树篱和篱笆。大多数地主可以选择一代或是两代人来分期偿还改良土地的花费，土地的增值可以弥补开销，而且其后人可以繼承家族产业。[2]牧师依靠教会土地为生，不能传给子孙。虽然奥斯汀先生比起农夫来更像学者，但是如何从自己的土地中获得收入远比收取什一税对他有吸引力。[3]当詹姆斯接替这份工作时，他比父亲更擅长从农场中获利。1808年，奥斯汀写信给姐姐，说：“詹姆斯打算用收入增长的利润来养三匹马，……我们现在可以非常确定詹姆斯的收入在拨除助理牧师的薪水后是1100英镑，这个确定以及这个收入都让我们高兴”（27-28 December 1808）。《诺桑觉寺》中的亨利·蒂尔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亨利在比琴崖俯瞰巴斯时对凯瑟琳的一通演讲中，大多是从农业到林业、经济到政治学的改良观点，[4]如何打理自己的土地并使其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他头脑中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在浪漫的约会中都忍不住谈及。
2.奥斯汀身边的大圈地者们
虽然奥斯汀的父兄不是直接的圈地者，但是家族中不乏大圈地者的存在。
1806年奥斯汀太太带着两个女儿搬去乔顿，这里便是其父老托马斯在1741年圈围，他从630英亩圈地中获取299英亩。[5]奥斯汀母亲的娘家利家族中颇有几个积极的土地圈围者，其中以格洛斯特郡的艾德稠普的庄园主最为著名。艾德稠普庄园在1759-1762年完成了大规模改建。詹姆斯·利随即着手准备一项圈地法案，将租赁户与公簿持有者从1763年的8户降至1774年的2户。他还预先起草了两则买卖通知书，阐述了此次土地圈围将把土地产值从每英亩10先令提至每英亩15先令。[6]教区内1307英亩土地，926英亩被圈，所圈土地分割为三个农场，占地分别是258英亩、250英亩和45英亩。仅1777年一年，利家族在布洛德韦尔圈占274英亩，1792年进一步通过私人法案从该郊区的1816英亩土地圈围1203英亩。1795年，詹姆斯·亨利·利在拉夫伯勒教区圈围1551英亩。[7]这次圈围的“整个过程十分现代、充满资本主义色彩”：一切都是为了租金的提高，以白纸黑字上的数字为准。[8]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简·奥斯汀在小说中对数字的精准与敏感。
另外，18世纪圈地浪潮中的先锋地沃里克郡的丽石庄园的利勋爵也是奥斯汀太太的亲戚。1735年，利勋爵在哈尼汉姆圈地中大量购买自由农手中的田地，1755年他又在肯纳尔沃思进行圈地。[9]利勋爵成了当时最大的地主之一，在1790年拥有土地就有25000英亩，土地收入从1762年的7496英镑升至1818年的28876英镑，在1784-1818年间达到125%的涨幅。[10]但是勋爵并无子嗣，便将庞大的家产交由奥斯汀的托马斯舅舅继承。1806年，托马斯说服奥斯汀一家陪同他立即前往，确保遗产顺利继承。托马斯虽然已经上了年纪，还是继续他喜爱的圈地活动：1813年到1816年通过了一项议会法案，在丽石附近圈围523英亩土地。[11]此时，奥斯汀正在着手写作《曼斯菲尔德庄园》。虽然圈地一词没有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直接提及，但是与之相关的景象却贯穿小说。
3.结语
奥斯汀将关于圈地运动的政治争论留在了绅士聚集的餐厅里，就算她对此表达意见，也不会是完全谴责的态度。毕竟，她的牧师父亲、表兄、兄弟们都极其依赖于土地上的收入。但是，她的书信和小说也表达了她对老树的喜爱远胜过时髦房屋和伐木利润。同时，她对自私和贪欲的蔑视，使我们相信她对圈地在历史上和现代对农村穷人的剥削并非视若无睹。她生活和创作都处于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影响最为深渊的时期，尽管她对其指涉极其微妙，她也绝没有忽视其影响。 注 释
[1]“Award for Enclosing the Common Fields at Dean”.Hampshire Record Office， 12M49/Box3.
[2]Turner， Baptist Noel. An Argumentative Appeal Addressed to the Right Reverend the Bishops， and the body of Parochial Clergy， on the modes of raising mone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urch Lands， in Cases of Enclosure. London， 1788.
[3]Collins， Irene. Jane Austen and the Clergy. London： Hambledon， 1993，pp.52.
[4]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诺桑觉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90页.
[5]Chapman，John
关键词：简·奥斯汀 圈地运动 圈地者
奥斯汀家族出身古老，是靠着早期圈地时期的羊毛业致富，赚钱买了土地，成了乡绅阶级，后来又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十八世纪大范围的土地圈围中：或者是参与1793年后少量荒野废地的圈围;或者是从事圈围以后的整理改进工作。整个家族中有史料记载的圈地者、奥斯汀一家与圈地阶层的社交联系以及奥斯汀父兄的经济收益来源都证明简·奥斯汀属于圈地浪潮中受益的一方——乡绅阶层。
1.圈地中的牧师们
奥斯汀家族中的几位牧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圈地中，却都从圈地中获取了可观的利益。
简的父亲乔治·奥斯汀的斯蒂文顿教区不在当时的圈地名册中，但是迪恩教区的公田先后在1733年和1773年被圈围，并有史料记载直接涉及乔治·奥斯汀的利益分配：“……乔治·奥斯汀将拥有迪恩公田周围散落的土地并从中获利，包括波斯特农场、布兰德利农场、卡普戴尔农场的霍尔农场、以及迪恩教区中小布里士高地和奥尔德高地在内的开阔高地……其享有自主改造的全部权利”。[1]这证实了奥斯汀像这个时期的众多牧师一样，参与到了圈地中。奥斯汀的托马斯舅舅是艾德稠普教区的牧师，也是狂热的圈地分子，在当地的圈地中获取了最大分额的利益。简幼年时，托马斯教士经常前往斯蒂文顿，每次都会给孩子们买5到10先令的礼物，这样一笔钱在当时相当于农业工人一周酬劳的一到两倍。
圈地对牧师来说是恩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必再费力征收什一税。牧师原本需要从教区的土地收成中获取相应比例的收入，而圈地极大地简化了牧师们赖以为生的复杂经济链：圈地法案中取代什一税的土地一般是地主持有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在快速圈占的地区，教会附属地平均呈两倍或三倍的增长。《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牧师将什一税看得比获得凯瑟琳夫人的恩准更为重要，因为他的教区是在都铎王朝时期完成的土地圈围，仍然推行着什一税，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做个绅士。与之相反，奥斯汀笔下的牧师埃德蒙·伯特伦和亨利·蒂尔尼就像乔治一样，安心地住在牧师居所中，周围环绕教会附属地，不必再担心如何追讨什一税，当一位有教养的绅士。因此，圈地改变了牧师的生活，他们不仅仅是偶然的受益者，而是圈地中的核心人物。
牧师对教会附属土地的热衷还出于对圈地开销的考虑。牧师也必须依照议会圈地法案的规定遵循对地主的同样要求：当分割土地时，必须修沟渠，排水沟、树篱和篱笆。大多数地主可以选择一代或是两代人来分期偿还改良土地的花费，土地的增值可以弥补开销，而且其后人可以繼承家族产业。[2]牧师依靠教会土地为生，不能传给子孙。虽然奥斯汀先生比起农夫来更像学者，但是如何从自己的土地中获得收入远比收取什一税对他有吸引力。[3]当詹姆斯接替这份工作时，他比父亲更擅长从农场中获利。1808年，奥斯汀写信给姐姐，说：“詹姆斯打算用收入增长的利润来养三匹马，……我们现在可以非常确定詹姆斯的收入在拨除助理牧师的薪水后是1100英镑，这个确定以及这个收入都让我们高兴”（27-28 December 1808）。《诺桑觉寺》中的亨利·蒂尔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亨利在比琴崖俯瞰巴斯时对凯瑟琳的一通演讲中，大多是从农业到林业、经济到政治学的改良观点，[4]如何打理自己的土地并使其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他头脑中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在浪漫的约会中都忍不住谈及。
2.奥斯汀身边的大圈地者们
虽然奥斯汀的父兄不是直接的圈地者，但是家族中不乏大圈地者的存在。
1806年奥斯汀太太带着两个女儿搬去乔顿，这里便是其父老托马斯在1741年圈围，他从630英亩圈地中获取299英亩。[5]奥斯汀母亲的娘家利家族中颇有几个积极的土地圈围者，其中以格洛斯特郡的艾德稠普的庄园主最为著名。艾德稠普庄园在1759-1762年完成了大规模改建。詹姆斯·利随即着手准备一项圈地法案，将租赁户与公簿持有者从1763年的8户降至1774年的2户。他还预先起草了两则买卖通知书，阐述了此次土地圈围将把土地产值从每英亩10先令提至每英亩15先令。[6]教区内1307英亩土地，926英亩被圈，所圈土地分割为三个农场，占地分别是258英亩、250英亩和45英亩。仅1777年一年，利家族在布洛德韦尔圈占274英亩，1792年进一步通过私人法案从该郊区的1816英亩土地圈围1203英亩。1795年，詹姆斯·亨利·利在拉夫伯勒教区圈围1551英亩。[7]这次圈围的“整个过程十分现代、充满资本主义色彩”：一切都是为了租金的提高，以白纸黑字上的数字为准。[8]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简·奥斯汀在小说中对数字的精准与敏感。
另外，18世纪圈地浪潮中的先锋地沃里克郡的丽石庄园的利勋爵也是奥斯汀太太的亲戚。1735年，利勋爵在哈尼汉姆圈地中大量购买自由农手中的田地，1755年他又在肯纳尔沃思进行圈地。[9]利勋爵成了当时最大的地主之一，在1790年拥有土地就有25000英亩，土地收入从1762年的7496英镑升至1818年的28876英镑，在1784-1818年间达到125%的涨幅。[10]但是勋爵并无子嗣，便将庞大的家产交由奥斯汀的托马斯舅舅继承。1806年，托马斯说服奥斯汀一家陪同他立即前往，确保遗产顺利继承。托马斯虽然已经上了年纪，还是继续他喜爱的圈地活动：1813年到1816年通过了一项议会法案，在丽石附近圈围523英亩土地。[11]此时，奥斯汀正在着手写作《曼斯菲尔德庄园》。虽然圈地一词没有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直接提及，但是与之相关的景象却贯穿小说。
3.结语
奥斯汀将关于圈地运动的政治争论留在了绅士聚集的餐厅里，就算她对此表达意见，也不会是完全谴责的态度。毕竟，她的牧师父亲、表兄、兄弟们都极其依赖于土地上的收入。但是，她的书信和小说也表达了她对老树的喜爱远胜过时髦房屋和伐木利润。同时，她对自私和贪欲的蔑视，使我们相信她对圈地在历史上和现代对农村穷人的剥削并非视若无睹。她生活和创作都处于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影响最为深渊的时期，尽管她对其指涉极其微妙，她也绝没有忽视其影响。 注 释
[1]“Award for Enclosing the Common Fields at Dean”.Hampshire Record Office， 12M49/Box3.
[2]Turner， Baptist Noel. An Argumentative Appeal Addressed to the Right Reverend the Bishops， and the body of Parochial Clergy， on the modes of raising mone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urch Lands， in Cases of Enclosure. London， 1788.
[3]Collins， Irene. Jane Austen and the Clergy. London： Hambledon， 1993，pp.52.
[4]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诺桑觉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90页.
[5]Chapman，J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