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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是周耀林从事档案保护技术研究20余年来的成果总结与升华。在该书中，作者系统阐述了可移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进行了全面的学科体系构架，并对实践中的组织管理及其实施程序等命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可移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实践
随着“中国记忆工程”的深入开展和“申遗”浪潮的掀起，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如何面对当前形势的发展更好地保护档案文献遗产?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论研究课题。
周耀林教授撰著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充分总结我国档案、图书、文物等遗产方面的成就，广泛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从而架构了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研究”成果之一，该书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在该书中，周耀林从“大文献”、“大保护”视角系统地阐述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并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置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之上，是在大遗产保护背景下的一种更为广阔、更为宏观的理念和方法。从这个角度上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不仅是他20余年来从事档案保护研究成果的沉淀，也是他近年来从事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结晶。
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主要侧重于库房建筑、防火、防水、防盗、防霉、防虫与托裱方面，处于零散的、片断的、经验的、封闭的、初级的研究层次上，也缺乏系统的整理”。该书则在界定档案文献遗产及其保护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对象、发展简史、学科体系及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保存环境、保护技术、组织管理及保护实践等理论与实践各方面的内容，提出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不仅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涉及档案文献保护过程中与组织、管理、规章等相关的问题”’等重要论断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为当代档案保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视野。
纵观全书，作者无论从视角的把握还是资料的来源、内容的论述上都是上乘的，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视野、创新的思维理念。笔者在览读该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下面就书中内容谈几点感想：
首先，著作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视角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理念和实施方法。创新是做学问的根本。宋代朱熹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清清流水要保持其清澈的本性，就需要有不断的活水来补充，这也正是做学问的根本所在。作者通过本身的阅历和知识结构，博取众家之长，并深刻反思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不足，与时下社会发展动态紧密相连，不局限于档案学这一个学科内，而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精华，从而提出自己的档案保护新理论——大文献、可移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起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为了架构这样一个广阔平台，作者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机构和组织对档案文献的界定，论证了“档案文献遗产归属于可移动文化遗产，即‘人工制作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或社会价值的藏品的集合’。或者说，档案文献遗产属于可移动文化遗产集合中的一部分”。从而完成了可移动文化遗产平台上的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作者利用层析法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区分为整体价值、部分价值和个体价值，从而构建一个层次合理的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层析图。从整体价值到部分价值、个体价值，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过程，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把握、理解档案文献遗产价值，不至于顾此失彼，有所遗漏。基于这样的分析，周耀林进一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构建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广义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是指从宏观角度对档案文献保护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分类组合，分为理论档案文献保护学和应用档案文献保护学两个方面。而狭义的则从微观角度出发，是基于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的一种继承和延伸。他强调档案保护与图书保护、馆藏文物保护结合于一体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平台，实现资源贡献、技术共享。
其次，理论的更新也带动了实践的新举措。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不是在泛泛而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可移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平台上，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不能再像传统档案保护那样仅仅局限于对档案制成材料的研究上。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可持续的、动态的活动，更强调其组织管理。“当代文献遗产保护及其研究工作也暴露出一些缺陷，诸如对文献遗产的结构与分布研究不够、对保护基础工作的重视不够、部门各自为政、部门间保护工作失衡、专指性保护法律缺位、专门性教育匮乏、技术研究项目重复、科研机构设置不合理等。”正由于这些不足也影响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推进的质量，因此，周耀林提出“档案文献保护坚持以技术为‘龙头’”，“统筹兼顾档案文献保护的相关方面”，“促进档案文献保护各个因素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档案文献保护策略”。还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管理机制以加大部门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完善法律和教育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学发展的“软环境”。尤其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的完善，我国现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与专业建设严重不平衡，且与文博系统保护人才“脱钩”，出现了档案保护人才缺失的现象，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应该进行“宽口径”人才培养，需要独立发展，更需要相融相通，应该实现在可移动文化遗产框架下的技术和人才培养的交流和合作。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在我国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虽然先后推出了“中国记忆工程”、“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工程”、“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等重大工程，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问题也颇多。基于此，作者提出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科学化实施的程序。一个科学化的实施程序应该包括调查评估、确定保护计划、实施保护计划、检查、验收五个步骤，保证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的顺利推进，需要建立一整套的保障机制，包括政策保障、组织保障、标准保障、信息保障四个方面。需要承认，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尤其是组织管理方面存在着缺失和不足，也势必影响到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不断完善。
关键词：可移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实践
随着“中国记忆工程”的深入开展和“申遗”浪潮的掀起，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如何面对当前形势的发展更好地保护档案文献遗产?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论研究课题。
周耀林教授撰著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充分总结我国档案、图书、文物等遗产方面的成就，广泛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从而架构了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研究”成果之一，该书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在该书中，周耀林从“大文献”、“大保护”视角系统地阐述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并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置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之上，是在大遗产保护背景下的一种更为广阔、更为宏观的理念和方法。从这个角度上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不仅是他20余年来从事档案保护研究成果的沉淀，也是他近年来从事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结晶。
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主要侧重于库房建筑、防火、防水、防盗、防霉、防虫与托裱方面，处于零散的、片断的、经验的、封闭的、初级的研究层次上，也缺乏系统的整理”。该书则在界定档案文献遗产及其保护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对象、发展简史、学科体系及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保存环境、保护技术、组织管理及保护实践等理论与实践各方面的内容，提出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不仅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涉及档案文献保护过程中与组织、管理、规章等相关的问题”’等重要论断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为当代档案保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视野。
纵观全书，作者无论从视角的把握还是资料的来源、内容的论述上都是上乘的，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视野、创新的思维理念。笔者在览读该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下面就书中内容谈几点感想：
首先，著作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视角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理念和实施方法。创新是做学问的根本。宋代朱熹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清清流水要保持其清澈的本性，就需要有不断的活水来补充，这也正是做学问的根本所在。作者通过本身的阅历和知识结构，博取众家之长，并深刻反思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不足，与时下社会发展动态紧密相连，不局限于档案学这一个学科内，而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精华，从而提出自己的档案保护新理论——大文献、可移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起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为了架构这样一个广阔平台，作者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机构和组织对档案文献的界定，论证了“档案文献遗产归属于可移动文化遗产，即‘人工制作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或社会价值的藏品的集合’。或者说，档案文献遗产属于可移动文化遗产集合中的一部分”。从而完成了可移动文化遗产平台上的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作者利用层析法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区分为整体价值、部分价值和个体价值，从而构建一个层次合理的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层析图。从整体价值到部分价值、个体价值，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过程，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把握、理解档案文献遗产价值，不至于顾此失彼，有所遗漏。基于这样的分析，周耀林进一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构建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广义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是指从宏观角度对档案文献保护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分类组合，分为理论档案文献保护学和应用档案文献保护学两个方面。而狭义的则从微观角度出发，是基于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的一种继承和延伸。他强调档案保护与图书保护、馆藏文物保护结合于一体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平台，实现资源贡献、技术共享。
其次，理论的更新也带动了实践的新举措。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不是在泛泛而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可移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平台上，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不能再像传统档案保护那样仅仅局限于对档案制成材料的研究上。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可持续的、动态的活动，更强调其组织管理。“当代文献遗产保护及其研究工作也暴露出一些缺陷，诸如对文献遗产的结构与分布研究不够、对保护基础工作的重视不够、部门各自为政、部门间保护工作失衡、专指性保护法律缺位、专门性教育匮乏、技术研究项目重复、科研机构设置不合理等。”正由于这些不足也影响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推进的质量，因此，周耀林提出“档案文献保护坚持以技术为‘龙头’”，“统筹兼顾档案文献保护的相关方面”，“促进档案文献保护各个因素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档案文献保护策略”。还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管理机制以加大部门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完善法律和教育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学发展的“软环境”。尤其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的完善，我国现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与专业建设严重不平衡，且与文博系统保护人才“脱钩”，出现了档案保护人才缺失的现象，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应该进行“宽口径”人才培养，需要独立发展，更需要相融相通，应该实现在可移动文化遗产框架下的技术和人才培养的交流和合作。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在我国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虽然先后推出了“中国记忆工程”、“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工程”、“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等重大工程，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问题也颇多。基于此，作者提出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科学化实施的程序。一个科学化的实施程序应该包括调查评估、确定保护计划、实施保护计划、检查、验收五个步骤，保证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的顺利推进，需要建立一整套的保障机制，包括政策保障、组织保障、标准保障、信息保障四个方面。需要承认，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尤其是组织管理方面存在着缺失和不足，也势必影响到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