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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关键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当前,中国经济情况具有很强的两面性。虽然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经济运行并不强劲,市场投资并未完全启动,是需要把各项刺激政策落实的时期,此时期尤为关键。”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7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强调,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针对“关键时期”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等专家学者近日分别接受了《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采访。
什么是“关键时期”?如何在积极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寻找平衡?
所谓“关键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当前,中国经济情况具有很强的两面性。虽然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经济运行并不强劲,市场投资并未完全启动,是需要把各项刺激政策落实的时期,此时期尤为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此‘关键时期’是克服困难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研究员林跃勤则认为,“关键时期”主要指经济拐点,是经济从低位向高位转换的转型时期。
林跃勤分析:“在关键时期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加大投资与税率的降低是保持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举措。那么,如何抵消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会很重要。如果说未来有通货膨胀的预期,那么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候就必须找到一个与之对应的平衡点。例如,政府投资到一般的生产领域,投资民生与社保等,尽量避免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此问题上,刘元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刘元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矛盾。短期来看,通胀的压力并不大,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是通胀的根源尚且需要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注意‘积极’两字,‘积极’也应该包括根据经济形式的变化做出积极的调整,因为‘继续坚持’并不是‘持续坚持’。”
关键时期,我们将如何解决我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与扩大消费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从2008年的4万亿拉动内需直到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的大力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扩大消费。然而,除政府投资外,面临的又一个问题是,我们将如何解决我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与扩大消费之间的矛盾?
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韩秀申说:“要促进消费,就要充分释放居民现实消费能力。当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着政府和企业所占份额偏高,居民所占份额偏低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幅度,GDP增长赶不上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制约了消费能力的提高,进而又会制约到经济的增长。”
袁钢明分析:“中国大部分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如果政府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提高中小企业的效益,自然工人就能够拿到更多的工资,扩大消费水到渠成。”
“提供和推出适合现消费阶段和消费水平的支柱性消费品和先导性消费品,是扩大消费、释放现实购买力的一个最重要途径。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计划,目的也在缓解购买力不强的事实。”刘元春说。
韩秀申认为,“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医保制度的完善,逐步在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只有配套措施同步到位,矛盾才能渐渐化解。”
关键时期,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如何处理“保增长”与“保环境”之间的关系?到今天为止,外贸企业外贸下滑还没有见底,如何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就业市场?
与此同时,在扩大内需的旗帜下,振兴产业可能会引起“两高一资”项目借机卷土重来。那么,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如何处理“保增长”与“保环境”关系等问题又被拉到了台前。
刘元春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如何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是关键。为此,环保部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政策出台后,已经有多个存在环境隐患的项目不予批复。”
对于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展取向偏重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的增长,对环境保护、生态建设重视不够的问题。林跃勤提出,务必在保增长的同时,注意“调结构”。
然而,在注重“调结构”的同时,到今天为止,外贸企业出口下滑还没有见底,一方面众多企业面临减薪裁员的压力,另一方面保证就业也被政府提上日程。如何进一步扩大就业市场成为当前经济环境下又一棘手问题。
刘元春说:“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其实并不紧密相连。如何实现保增长与保就业的统一尤为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以就业促增长。”
“外贸企业的劳动密集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部分就业率,但是保就业的途径是多样的,在尽量稳定出口的同时,我国政府出台的大力度拉动内需政策,将带来不少新增就业机会和岗位供毕业生选择。近年来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也吸收了大量的就业。同时,农村基层岗位和中西部地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缺口依然给就业开辟了新的途径。”韩秀申进一步分析。
林跃勤说:“多行业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外贸企业的产业结构转型等,都是希望通过稳定外贸企业,把由于外贸的影响导致的失业降到最低限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7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强调,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针对“关键时期”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等专家学者近日分别接受了《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采访。
什么是“关键时期”?如何在积极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寻找平衡?
所谓“关键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当前,中国经济情况具有很强的两面性。虽然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经济运行并不强劲,市场投资并未完全启动,是需要把各项刺激政策落实的时期,此时期尤为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此‘关键时期’是克服困难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研究员林跃勤则认为,“关键时期”主要指经济拐点,是经济从低位向高位转换的转型时期。
林跃勤分析:“在关键时期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加大投资与税率的降低是保持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举措。那么,如何抵消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会很重要。如果说未来有通货膨胀的预期,那么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候就必须找到一个与之对应的平衡点。例如,政府投资到一般的生产领域,投资民生与社保等,尽量避免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此问题上,刘元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刘元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矛盾。短期来看,通胀的压力并不大,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是通胀的根源尚且需要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注意‘积极’两字,‘积极’也应该包括根据经济形式的变化做出积极的调整,因为‘继续坚持’并不是‘持续坚持’。”
关键时期,我们将如何解决我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与扩大消费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从2008年的4万亿拉动内需直到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的大力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扩大消费。然而,除政府投资外,面临的又一个问题是,我们将如何解决我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与扩大消费之间的矛盾?
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韩秀申说:“要促进消费,就要充分释放居民现实消费能力。当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着政府和企业所占份额偏高,居民所占份额偏低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幅度,GDP增长赶不上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制约了消费能力的提高,进而又会制约到经济的增长。”
袁钢明分析:“中国大部分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如果政府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提高中小企业的效益,自然工人就能够拿到更多的工资,扩大消费水到渠成。”
“提供和推出适合现消费阶段和消费水平的支柱性消费品和先导性消费品,是扩大消费、释放现实购买力的一个最重要途径。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计划,目的也在缓解购买力不强的事实。”刘元春说。
韩秀申认为,“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医保制度的完善,逐步在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只有配套措施同步到位,矛盾才能渐渐化解。”
关键时期,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如何处理“保增长”与“保环境”之间的关系?到今天为止,外贸企业外贸下滑还没有见底,如何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就业市场?
与此同时,在扩大内需的旗帜下,振兴产业可能会引起“两高一资”项目借机卷土重来。那么,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如何处理“保增长”与“保环境”关系等问题又被拉到了台前。
刘元春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如何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是关键。为此,环保部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政策出台后,已经有多个存在环境隐患的项目不予批复。”
对于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展取向偏重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的增长,对环境保护、生态建设重视不够的问题。林跃勤提出,务必在保增长的同时,注意“调结构”。
然而,在注重“调结构”的同时,到今天为止,外贸企业出口下滑还没有见底,一方面众多企业面临减薪裁员的压力,另一方面保证就业也被政府提上日程。如何进一步扩大就业市场成为当前经济环境下又一棘手问题。
刘元春说:“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其实并不紧密相连。如何实现保增长与保就业的统一尤为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以就业促增长。”
“外贸企业的劳动密集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部分就业率,但是保就业的途径是多样的,在尽量稳定出口的同时,我国政府出台的大力度拉动内需政策,将带来不少新增就业机会和岗位供毕业生选择。近年来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也吸收了大量的就业。同时,农村基层岗位和中西部地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缺口依然给就业开辟了新的途径。”韩秀申进一步分析。
林跃勤说:“多行业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外贸企业的产业结构转型等,都是希望通过稳定外贸企业,把由于外贸的影响导致的失业降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