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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期刊等作为一种容纳文学作品的载体，在文学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这些期刊，能够使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文学文本。这为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构建文学史的脉络提供广阔的视野。
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伴随某种意义上极端革命话语在政治领域的不断收紧，“斗争”态势地不断加剧，笼罩在某种“官方”话语之下的文艺刊物作为一种“政教”手段，也在不断以其刊登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纷纷回应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目的。同时，这些期刊本身的生存状态一定意义上也象征着文学乃至文化在时代中的演变，揭示着文学机制自身的复杂性。在这一过程中，七十年代以复刊的形式发行了一系列省级地方文艺，并以“某某文艺”直接命名。而到了1976年起，这批文艺刊物陆续出现“停刊”的现象。例如，云南文艺、陕西文艺、江西文艺（1966-1978），安徽文艺，新疆文艺等。至1978年更是出现了11部自七十年代以来“地方+文艺”为名创（复）刊的省级刊物集中“停刊”的现象。
一定意义上 “停刊”的这11份期刊可以说也同时占据了70年代以来的“官方”文学期刊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它们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官方”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总体样貌。
这十一个地方刊物按照1970年代以来复（试）刊时序分别是：
广东文艺1972，吉林文艺1972，辽宁文艺1972，天津文艺1972，黑龙江文艺1973，湖北文艺1973，四川文艺1973，河南文艺1974，江苏文艺1975，贵州文艺1975，浙江文艺1975。
在这样的意义上，细致梳理并讨论这些刊物的停刊原因是必要的。首先，在1978年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断代时间节点上发生刊物的集体“停刊”现象是否只是历史的偶然现象？在“停刊”现象的角度重新关照这一已被经典化、常识化的时间概念究竟是“破旧立新”的出发点还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纵深，亦或是某种体制化发展与现代化要求的重新纠缠，等等。其次，这些期刊的杂志的“停刊”是否意味着其出版机构的一同消亡。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期刊的集体变迁能够得见期刊所代表出版单位的归属，其社会属性的状态，从而得见更为“真实”可触的机制命脉。
再其次，这一批作为“官方”杂志的刊物“停刊”本身的出现即令人费解，这是否意味着作为整体的写作规范失去效力？或是已从文化领域初见端倪？又或者是“政治”领域内部的某种“革新”尝试？另外，作为文学的一种生产形态，这些刊物同其他文化流通方式之间在这一时间发生了怎样的相互作用，它们的“停刊”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还是新的共鸣？停刊意味着停办吗？如果是，那么促使其失去读者群体的其他刊物乃至文学文本、潮流有哪些？如果并未停办，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那么如此集中的刊物更名行为又意味着什么？这批曾在“文革”中经历复刊的杂志以“文艺”命名出于什么样的理论主张和考虑，而这一思考在1976年起至1978年集中爆发，这其中“文艺”之名又遭遇了什么？不断地改名本身又说明了什么？最后，不论是停办或是更名，这些刊物的一生都在表达着对“文学”的某种理解，它们不论以何种意识形态参照物的形式存在过，都为文学留下了作为史料的参考价值，为许多知名或无名的书写者提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场所。讨论以这11份刊物为代表的文学期刊能够使我们今天重新看到新中国文学书写历史的方式，以及观察到“重写”本身的某些敞开于遮蔽。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界对于这些地方文艺刊物的研究成果极少。甚至在有关七十年代文学的讨论中也甚少出现对于这些刊物的讨论。即使偶有提及也较多只是提到某个个别的刊物，并且大多是作为参考性的注解一笔略过。例如在王尧的《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一文中，介绍到作家蒋子龙的一篇重要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时，提及作家在同年连载发表于《天津文艺》中的《机电局长》。这首先提示着人们在研究一位当代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时，要尽量仔细的考察其创作经历。而同时作为中短篇小说的主要问世场所，刊物本身的作用和意义也不容忽视。但对于发表在《人民文学》中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和《天津文艺》中的《机电局长》所受到的关注度明显不同。一方面，这是出于研究者们对于研究对象的限定而做出的取舍。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学界对于诸如《天津文艺》这样的文艺刊物的关注力度不够强烈。
这些实际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现状中的几个表现。首先是对七十年代文学整体的研究和关注力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从研究文学史顺序的角度出发，对七十年代文学的讨论较多化约在看待“40-70年代”的整体范畴中，在与“新时期”文学构成参照的脉络中它才具备文学史地位。同时，相比较对“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热潮来看，关于七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则十分稀少。并且，就一些文献来看，出现这一厚此薄彼的状况往往體现着某些研究思路上的二元对立倾向。在一些文献的描述中关于七、八十年代这两个时间临近的时期，评论者往往加以态度鲜明的区分，或者对七十年代的描述显得比较模糊不明。但是这些只言片语也成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线索。
在《天津文学的历史足迹》一书中，作者较为详细的描述了自五十年代起，发生在天津文艺界的重大事件，以及书刊出版物情况。这为人们研究天津的文学情况以及重要历史事件都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参照。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天津的文学状况”一节中，作者有意略去了1966至1976年“文革”期间的内容。关于作者略去相关年份的用意，笔者无从了解。但遗憾之处在于这一省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者对天津文学发展轨迹的整体样貌出现缺失。从历史脉络的角度看，这也使得本书作为史料参考的线索出现中断。另外，在对1978年的描述中，提到2月10日孙犁的《编辑笔记》发表于1978年《天津文艺》这部杂志的第7期和《新港》的第8期中。有意思的是，在介绍六十年代的天津文学情况时，《新港》作为天津市作协的机关刊物被不断提及。而此处出现的《天津文艺》这部杂志实际创刊于1972年，直到1978年停刊。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省略关于“文革”时期的著录情况恰好是这部刊物的主要存在时期。一方面，由于略去的部分使得这一刊物出现在1978年的记叙中稍显突兀。另一方面，这表明作者对于这份刊物存在及历史地位的实际认可。在这个意义上所省略的年代当中相关事件及出版情况的意义更为凸显。这些也提示着人们在研究方法上追求全面和详细的重要性，以及打开七十年代文学梳理的紧迫性。
作者简介：
现当代文学硕士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伴随某种意义上极端革命话语在政治领域的不断收紧，“斗争”态势地不断加剧，笼罩在某种“官方”话语之下的文艺刊物作为一种“政教”手段，也在不断以其刊登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纷纷回应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目的。同时，这些期刊本身的生存状态一定意义上也象征着文学乃至文化在时代中的演变，揭示着文学机制自身的复杂性。在这一过程中，七十年代以复刊的形式发行了一系列省级地方文艺，并以“某某文艺”直接命名。而到了1976年起，这批文艺刊物陆续出现“停刊”的现象。例如，云南文艺、陕西文艺、江西文艺（1966-1978），安徽文艺，新疆文艺等。至1978年更是出现了11部自七十年代以来“地方+文艺”为名创（复）刊的省级刊物集中“停刊”的现象。
一定意义上 “停刊”的这11份期刊可以说也同时占据了70年代以来的“官方”文学期刊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它们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官方”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总体样貌。
这十一个地方刊物按照1970年代以来复（试）刊时序分别是：
广东文艺1972，吉林文艺1972，辽宁文艺1972，天津文艺1972，黑龙江文艺1973，湖北文艺1973，四川文艺1973，河南文艺1974，江苏文艺1975，贵州文艺1975，浙江文艺1975。
在这样的意义上，细致梳理并讨论这些刊物的停刊原因是必要的。首先，在1978年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断代时间节点上发生刊物的集体“停刊”现象是否只是历史的偶然现象？在“停刊”现象的角度重新关照这一已被经典化、常识化的时间概念究竟是“破旧立新”的出发点还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纵深，亦或是某种体制化发展与现代化要求的重新纠缠，等等。其次，这些期刊的杂志的“停刊”是否意味着其出版机构的一同消亡。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期刊的集体变迁能够得见期刊所代表出版单位的归属，其社会属性的状态，从而得见更为“真实”可触的机制命脉。
再其次，这一批作为“官方”杂志的刊物“停刊”本身的出现即令人费解，这是否意味着作为整体的写作规范失去效力？或是已从文化领域初见端倪？又或者是“政治”领域内部的某种“革新”尝试？另外，作为文学的一种生产形态，这些刊物同其他文化流通方式之间在这一时间发生了怎样的相互作用，它们的“停刊”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还是新的共鸣？停刊意味着停办吗？如果是，那么促使其失去读者群体的其他刊物乃至文学文本、潮流有哪些？如果并未停办，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那么如此集中的刊物更名行为又意味着什么？这批曾在“文革”中经历复刊的杂志以“文艺”命名出于什么样的理论主张和考虑，而这一思考在1976年起至1978年集中爆发，这其中“文艺”之名又遭遇了什么？不断地改名本身又说明了什么？最后，不论是停办或是更名，这些刊物的一生都在表达着对“文学”的某种理解，它们不论以何种意识形态参照物的形式存在过，都为文学留下了作为史料的参考价值，为许多知名或无名的书写者提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场所。讨论以这11份刊物为代表的文学期刊能够使我们今天重新看到新中国文学书写历史的方式，以及观察到“重写”本身的某些敞开于遮蔽。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界对于这些地方文艺刊物的研究成果极少。甚至在有关七十年代文学的讨论中也甚少出现对于这些刊物的讨论。即使偶有提及也较多只是提到某个个别的刊物，并且大多是作为参考性的注解一笔略过。例如在王尧的《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一文中，介绍到作家蒋子龙的一篇重要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时，提及作家在同年连载发表于《天津文艺》中的《机电局长》。这首先提示着人们在研究一位当代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时，要尽量仔细的考察其创作经历。而同时作为中短篇小说的主要问世场所，刊物本身的作用和意义也不容忽视。但对于发表在《人民文学》中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和《天津文艺》中的《机电局长》所受到的关注度明显不同。一方面，这是出于研究者们对于研究对象的限定而做出的取舍。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学界对于诸如《天津文艺》这样的文艺刊物的关注力度不够强烈。
这些实际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现状中的几个表现。首先是对七十年代文学整体的研究和关注力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从研究文学史顺序的角度出发，对七十年代文学的讨论较多化约在看待“40-70年代”的整体范畴中，在与“新时期”文学构成参照的脉络中它才具备文学史地位。同时，相比较对“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热潮来看，关于七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则十分稀少。并且，就一些文献来看，出现这一厚此薄彼的状况往往體现着某些研究思路上的二元对立倾向。在一些文献的描述中关于七、八十年代这两个时间临近的时期，评论者往往加以态度鲜明的区分，或者对七十年代的描述显得比较模糊不明。但是这些只言片语也成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线索。
在《天津文学的历史足迹》一书中，作者较为详细的描述了自五十年代起，发生在天津文艺界的重大事件，以及书刊出版物情况。这为人们研究天津的文学情况以及重要历史事件都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参照。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天津的文学状况”一节中，作者有意略去了1966至1976年“文革”期间的内容。关于作者略去相关年份的用意，笔者无从了解。但遗憾之处在于这一省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者对天津文学发展轨迹的整体样貌出现缺失。从历史脉络的角度看，这也使得本书作为史料参考的线索出现中断。另外，在对1978年的描述中，提到2月10日孙犁的《编辑笔记》发表于1978年《天津文艺》这部杂志的第7期和《新港》的第8期中。有意思的是，在介绍六十年代的天津文学情况时，《新港》作为天津市作协的机关刊物被不断提及。而此处出现的《天津文艺》这部杂志实际创刊于1972年，直到1978年停刊。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省略关于“文革”时期的著录情况恰好是这部刊物的主要存在时期。一方面，由于略去的部分使得这一刊物出现在1978年的记叙中稍显突兀。另一方面，这表明作者对于这份刊物存在及历史地位的实际认可。在这个意义上所省略的年代当中相关事件及出版情况的意义更为凸显。这些也提示着人们在研究方法上追求全面和详细的重要性，以及打开七十年代文学梳理的紧迫性。
作者简介：
现当代文学硕士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